写作,是中国教育短板

不会动笔的中国教育是很可怕的。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共同主编的《中华腾飞的百道难题》一书提及:我国大学毕业生不会写文章早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写作已成为中华腾飞的一种阻碍。曾几何时,“对案至不能就一札”(郑板桥语)在古代文化人那里,决不单是一个人能力的匮乏问题,而是直指他道德、人格的一种巨大缺陷,是件极其丢脸的事情。写作,事实上已成为如今中国能力的一块短板。

这个时代似乎不大瞧得起人文学科。其实,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方面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培养出顶级科技人才的问题,一方面也强调了与这些大师科技成就相匹配的深厚人文素养的重要性,而后者更容易被忽略。汪曾祺曾感慨:“解放后的教育过于急功近利。搞自然科学的只知道埋头于本科,成了科技匠,较之上一代的科学家的清通渊博风流儒雅相去远矣。自然科学界如此,治人文科学者也差不多。”我们有过非常成功的大学西南联大,汪曾祺有幸接受它的精神滴沥,他曾深情地强调西南联大的学风——“博”“雅”。

一个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就能把世间的许多事情做好。“半部论语治天下”,从文章学角度也能得到有力佐证。写作能力代表一个人对文明的掌握程度,代表一个人对技能的认知高度,代表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深度,这种能力的形成,需要一个逐渐完善、发展的漫长流程,需要打破课上课下的严格界线,需要实现从“以文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切实超越,需要内外因素相互作用摆脱一种封闭式系统,对于这些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写作是现代人缺之不可的基本能力、基础能力,是思维习惯和创新能力的逻辑起点,是衡量民族创造力的关键指标、主要观测点。对它,我们应当上升到强化全民素质、维护国家安全的认识高度。

写作是关于先进思想的精致言说,书面语是更易保留的文明物证。作为诗经楚辞的传人,我们这个民族曾是很有写作心得的,可惜始于发蒙几乎贯穿一生的这种宝贵经验成了历史记忆。比之其他民族,现代中国人写作的童子功可能是最差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掉队者。写作是或唯美或实用或深刻的回望,只要与写作哪怕只结一小段儿尘缘,我们的人生就会不同,这就是写作的意义。文章承担着人文教育的各个方面,甚至全部的社会教育,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最终也要以文章的形式呈现,所以我们学校应该拿出合格的写作教育,要让写作能力培养成为大中小学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突破口。

如果说中小学写作因牵涉很多一下子不容易转身,那么至少大学可以做到快速松绑。可当下的中国大学很少有重视写作课的,甚至规模越大的大学越轻视写作,这实在不失为一桩咄咄怪事。“学院派”说“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强调写作的中文系在全国也找不见几个,至于说到偶尔还要动笔,不是出于考试,也必是出于研究的考虑。大学对写作课程明显轻视,大幅度压缩课时,写作优秀师资不断流失,现有的培养方式收效甚微,这些早已使写作步履维艰,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中国写作人才的严重不足,那些有写作特长的学生在就业时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可谓一直供不应求。写作能力培养应该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第一要务。

中国的事情常是这样,国家重视了就做得好些,国家不重视就会做得差些。众所周知,写作学目前仍不是二级学科,它常颠沛于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羽翼下,没有机会直接走到前台来,也就没有机会获得相关专业建设的政策倾斜,这种逼仄、边缘的学科处境使写作学一时难以寻到出路。许多年来,写作学一直被称做“综合性学科”,因为它与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等都有着一种明显的联系,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也的确能找出很多证据,可是这样的学科指认与定位,也几乎使写作在“综合”中彻底迷失了自己。

儒雅成了禁区,文采成了奢侈品,写作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相关的惩罚、报复已经到来。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专业人士”的表现。稍微花上一点儿时间,我们就能知道铺天盖地的理论著作、学术论文,到底有多少才情,到底有多少是“还说得过去”“还读得下去”的“文章”。不用看也猜得到,因为写作很难无师自通。那么我们的文学呢?有人说以1990年为界,之前的作家都是诗人,之后的作家都是故事家,“诗意”在时下的文学作品里已难得一见,从一定意义上讲,诗意的丧失就是作家写作能力的丧失,毕竟“诗意”是文学的灵魂。

各级学校现行的写作授课模式有着太多的篱笆,除了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的矛盾之外,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展台之间,甚至传统与现代之间都没做到很好地打通。只有拆除了各种各样的篱笆,写作才能放开手脚,才能彻底克服扁平、单一的授课模式,才能切实有所作为。当然,解决了更新教学理念、开放培养体系、运用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问题的同时,还应吁请国家真正提升写作的学科地位、人文地位,这会是写作能否大展身手的最后瓶颈。这决不是一个小事情,理应引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警觉。

中国,请拿起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