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的爱心，朴素的人生

我的父亲臧克家如今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从1925年起便在文坛耕耘的他，不仅为中国文学宝库留下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以他人格的魅力，做人处世的高尚胸襟赢得了人们的崇敬。身为他的大女儿，父亲身上那些熠熠闪光的精神和一件件感人至深的往事，更令我受益终生。

严于律己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父亲为人处世的一个信条。

父亲是在1957年由周总理点名，从出版总署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在这并不算短的日子里，他无论是担任书记处书记、顾问、名誉副主席，还是当人大代表、政协常委，都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向组织开口提个人要求。逢年过节，常有中央有关单位和中国作协的领导亲自登门，关切地询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每当这时，父亲事先必定再三叮嘱我们：“一定不要给国家和组织添一点麻烦，不准提‘困难’二字！”

然而，父亲在生活中当真没有一点儿困难吗？就拿住房来说，从父亲到作协工作后，一直是自己解决住房问题。先是租别人的房子住，1962年他自己出钱买了一座已经很旧的小四合院。由于房子年代久远又无力大修给全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由于下水道不畅，面对天降大雨时“水漫金山”的险情，全家的壮劳力曾一字排开奋力向大门外舀了半夜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家中能上房的男人便忙着用塑料布和砖块遮着房顶，女人则在屋中漏雨处安放接水的脸盆；从厕所墙缝中渗出的污水肆虐时，我们不得不在地面垫上砖块；就连六七十岁的母亲，也常常爬到房上去修补房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多次生病住院的父亲看住房实在潮湿阴冷，极不利于病体康复，才在91岁那年住进了由单位出面借来的楼房，直到今天，他还感念着组织上对他的这些照顾。

日子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了，诸如住房这样的困难，都没能成为父亲向组织开口的理由。

严于律己的父亲一向把金钱、地位、名誉看得极淡。记得五十年代定级别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已被评为文艺一级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转为行政级。这样一来，每月的工资收入一下少了近百元，在那个工资水平很低的年代，这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父亲对此只是淡然一笑。近些年，有的作家又将行政级改为文艺级，从而提高了收入，但父亲依旧对此不置一顾。平心而论，身为工薪阶层的父亲收入并不丰厚，许多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儿刊、辈的小青年的薪金，都比他高出许多。记得1996年父亲住院时，一位看护他的年轻护士不慎将她的工资条丢在父亲的病房里，当她从父亲开玩笑的谈话中得知眼前这位享誉中外的大作家的工资收入远远比不上自己时，惊诧得半天合不拢嘴。对于这一切，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父亲常常真心实意地感慨着对我们说：“比比过去，比比中国的大多数人，我是非常非常地满足了。”

父亲在生活上非常俭朴。他的饮食穿戴，丝毫无异于普通老百姓。大约是出于山东人的习惯，只要有大葱大蒜花生米，他就会心满意足地吃得津津有味。现在年纪大了，几样荤素搭配的小菜和大半碗小米稀饭，是他可口的佳肴。许多客人都曾不约而同地感慨过老人饭菜的简单平常。在穿着上，父亲更是从不挑剔。他的衣帽鞋袜，真正是完全彻底地做到了“物尽其用”，不到实在不能穿戴，绝不丢弃。1948年他花五块钱从小摊上买来的一件呢子大衣，至今在“超期服役”。算一算，它的年龄比我还大一岁，真可以放进“家庭历史博物馆”了。又有谁能相信，我的父亲至今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裤和袜子呢？

俭朴的生活是父亲质朴人生的一个缩影，严于律己的信条使他的人生更多了一份光彩。这一切给予我的，是对“身教胜于言教”的深深感悟，是耳濡目染后对自己人生与灵魂的诘问：我应该怎样做人？

宽以待人

严于律已的父亲一向宽以待人。他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对人要宽厚，要多为别人着想，为他人创造一个宽松、宽泛的生活、工作环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我家工作了近二十年的老保姆，干活儿勤快为人可靠，就是脾气太坏，不仅对我们做儿女的态度不好，有时还顶撞我的母亲。气不过的我有时劝父亲换个保姆算了，而父亲对此却投反对票。他说看人要看大节，谁能没有缺点呢？在父亲的感激下，我们全家人都宽以待人，把她看成这个家庭的一员。过春节不仅每人都额外补贴一些钱给她，她儿子结婚，除全家人都送了贺礼，父亲还亲自为新婚夫妇写了贺词。这位保姆的老家安徽闹水灾时，父母亲又给她家寄了钱。当她最后离开我家时，两位老人还给了她一笔安家费。而这位脾气不好的老保姆后来到其他人家工作，都没有做长久过。我想如果不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宽厚地对待她，她可能不会在这儿一千二十来年，不会至今还留恋着我们吧？

就是对待伤害过反对过自己的人，父亲也是一视同仁，初衷不改。有两件小事，至今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文革初始，一位与我家关系十分融洽的亲戚，由于生活窘迫，仍像以前一样来信求助。若在往日，父亲会毫不犹豫地送上一份关怀。但此时，父母亲处于危境，被造反派克扣后的生活费少得可怜，全家人生活十分艰难。我不忍心让亲戚失望，就好心地将一件自己正穿着御寒的棉大衣拆洗干净，又一针一针地缝好了，从可怜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钱给她寄了去。谁知，却遭到对方的讽刺和奚落：“你们是在打发叫花予呀！”曾天天穿着这棉衣的我，那样真切地感到心的深处被狠狠地刺伤了，自认为更加看清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文革后，这位亲戚又后悔不迭地想与我家接上联系，仍旧耿耿于怀的我说了些颇有情绪的话，父亲听到了，立即严肃地对我说：“因为历史和社会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误解，不应当由某个人去承担，难道还要因为那种岁月，而失去更多的东西吗？”父亲的一席话，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还有一位文革前和父亲关系不错的年轻人，与父亲在同一单位工作。文革中为了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在批斗父亲时格外严厉，并有些出格的举动。文革结束之后，他多次登门，对父亲毕恭毕敬，连父亲讲的话，都要拿出小本子一一记下。父亲不计前嫌，亲切和蔼地劝他打消顾虑，并诚恳地表示“我们今后仍旧是朋友”，从而与他恢复了友谊与往来。多年后，这位已调到外地工作的忘年交定职称时，来信请父亲为他写业务鉴定。父亲不顾年迈体衰杂事缠身，热情认真、字斟句酌地为他写去了中肯的评语，令他深受感动。我想，这位已不再年轻的朋友，一定于鉴定之外，还得到了受用一生的馈赠。

博大的爱心

1905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父亲，亲身经历了中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睹了，日中国的黑暗和劳苦大众（尤其是贫苦农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切，使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走上了追求光明与解放的道路。极深刻的切身感受，令父亲发自内心地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这爱，是父亲一切行动的根源与出发点。他的所做所为，使人们看到了他怀揣的那颗博大的爱心。

1993年8月的一天，年近九旬的父亲收到了一封寄自甘肃武威市的来信，写信的人是素不相识的失学少女常清玉。这个中考成绩达到594．5分、平日学习刻苦的好学生，却因父母离异家庭生活困难而无法升学。求学的热望使她拿起笔，给远在京城的老诗人写了一封长信。这封在绝望之中写出的信，深深震撼了父亲的心。他立即亲自用毛笔在宣纸上为这个身处逆境的孩子，题写了“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来日方长”十六个情深意切的大字，又嘱托我的母亲马上给清玉回信，鼓励她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要勇敢地与困难和命运做顽强的抗争，去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随即又汇去了钱款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父亲还放心不下，又给甘肃《少年文史报》主编吴辰旭写去一封信，他满怀真情地写道：“有件事十分牵连我的心绪，甚为不安。你省武威市一位小姑娘（16岁），初中毕业考第一，因为父母离婚……使她有大志，不得升高中，情绪恶劣。希望你就近能对她有所帮助，或加以鼓励，使她有点安慰，叫她知道人间并非冰窑，还有温暖。即使不能升高中，在工作上，在人生道路上鼓勇气，不消沉。这是我的一件心事。你们每次寄我《少年文史报》同期两份，望分出一份给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寄去。”

在父亲的带动和感召下，《少年文史报》、《甘肃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教育报》、《新闻出版报》等报刊，先后报导了这件事。父亲那片炽热的爱心，给求学无门的常清玉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素昧平生的人，都纷纷加入这支爱的行列。当常清玉顺利地升入武威一中高中的消息从一纸飞鸿传来的时候，父亲笑了。然而，口中不住地念叨着“这下我就放心了”的老人家，并没有真正放下心来。孩子在新的学习环境中生活得怎样？成绩好吗？是否保持了那股顽强刻苦的精神？这份牵挂，仍旧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时常叮嘱母亲给清玉和她的班主任写信，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当得知清玉学习比较吃力时，父亲立即去信鼓励她不要灰心气馁，要迎头赶上，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国家需要的有用之才；得知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她有时只买半个馒头充饥时，父亲心疼得寝食不安，立即将过去不定期地在经济上资助她改为每月补贴100元。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父亲倾注了多少关怀和爱！这绵绵不尽的爱，正是从他那永不枯竭的爱心的泉眼中涌流出来的呵！

这只是经常发生在父亲身上的类似事情中的一件。已经走过了九十六个春秋的他，历经世间沧桑，饱览人生百态，却始终以一颗摒弃了世俗与功利的爱心和满腔真情，关注着周围的世界和人们，这是他处世与做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记得多年以前，孩子们企盼的乐园——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破土动工，为了购买寓教于乐的科技仪器，筹备组的同志四处筹款。父亲毫不犹豫地将刚刚拿到手的出版文集的一万元稿酬，全部捐献出来。活动中心正式落成那天，父亲被欢乐的孩子们簇拥着，胸前飘动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望着一代新苗如花的笑脸，父亲觉得自己得到了极大的回报！

在我们全家居住了近四十年的那条胡同里，父亲爱孩子是出了名的。他的衣兜里总是放着些糖果，出门散步时便分给他们。有许多孩子是吃着父亲的糖果长大的。有一次，一位刚刚被送到我家附近的幼儿园日托的三四岁的小男孩，哭闹着就是不愿去。父亲见了，心中十分不忍，百般劝慰后又给了他一大把糖果，男孩才抽噎着进了幼儿园的大门。父亲后来几次走到这大门边，要听听还有没有男孩的哭声。第二天一早，又特意在我家大门外等候，看他没有再哭闹，才安下心来。又有一次，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学生，拿着自己的一篇作文，腼腼腆腆地请父亲“提提意见”。父亲十分上心地看了，很喜爱这篇出自于稚嫩手笔的小文章，于是又十分上心地将它推荐到一家少儿刊物上发表了。当这位小作者拿着生平第一次得到的40元稿酬来报喜时，父亲真比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还高兴。像这样的事，父亲做过何止一件两件。不少孩子在举家迁入新居之后，还和父母一块来看望他们喜爱的“臧爷爷”。由于父亲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客人来访，一般要事先约好时间。但是有几个父亲看着长大的孩子，却偏偏有种特权，可以不分时间理直气壮地破门而入。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头一扬，稚气十足地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找臧爷爷说几句话。”在孩子的心目中，臧爷爷既是尊敬的长者，也是可以讲知心话的朋友。

由于父亲是著名作家，慕名来访和请他办各种事情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就有十几份之多，这对父亲来讲，真是很大的负担。但父亲在身体、精力许可的条件下，总是无偿而尽力地做这些事，而且做得非常仔细认真，有时为人写条幅，一连写了八幅才满意。因为，他总是把这些额外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渠道。多为他人做事，做好事，他乐此不疲。如果有些文学青年，尤其是想通过文学创作来改变自己处境的农村青年，一头大汗、一身尘土地不远千里来叩响我家的大门，父亲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关切地叫家人打来洗脸水，端上热饭菜。并再三叮嘱他们要脚踏实地地在生活中提高文学素养，积累文学素材，绝不能指望通过获得成功秘诀而在文学创作上一蹴而就。对于生活困难的，父亲还会送上归途的路费。但父亲的爱决不是无原则的，当他为别人（尤其是年青人）的文章、书籍写评论和序言时，一贯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提出优点的同时指明不足。他认为，这才是对朋友和青年人的真正的爱护与负责，“捧杀”照样是误人的。

不仅如此，每次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的时候，父亲总是所在单位名列前茅的积极响应者；“希望工程”刚刚实施，父亲就和母亲一道资助了数名失学的小学生。他曾多次为重病、伤残、失去父母的孩子捐款，就在他重病住院、病情危急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再三叮嘱家人，别忘了给常清玉寄去生活费和补贴她全家过春节的钱……

父亲关心的事还很多很多

街坊邻里哪家的年轻人结婚，只要他听说了，必亲自送去份贺礼；

发现大门口花坛中盛开的鲜花被人摘走，他会心痛地马上返回家中，亲笔写一块“好花共赏，大家爱护”的告示，贴在醒目的地方；

如果散步中的父亲发现附近垃圾站的地上太脏，他甚至会拿来扫帚打扫干净……

父亲在暮年曾写过一首短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怀着如火的爱心，给他人送去光明与温暖；在爱的圣火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父亲。

（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