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展示自己才能、德行的权利，有才华可以尽情展露，有嘉言便可以道出，有懿行也可以自然表现。但是，我们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怀珠不露，嘉言懿行不彰显，固然不足取，然处处炫耀，如孔雀动辄展示自己的羽毛，做得太过火，以致失真走味儿，也是不合适的。怀珠握瑜而秘不示人，锦衣而夜行，自己的可爱之处不得展示，便不会被人们所尊重和赞同，谁愿意与一无所取的人相知共话呢？然而，到处炫耀自己，处处时时表现自己技压群雄之优势，目中无人，同样也会让人反感，令人不愉快。
可见，在生活中，我们要活得潇洒，活得有人缘，做事便不能无所顾忌、任性而为，而要掌握好“度”，既不能“不及”，也不能太“过”。古语云：过犹不及。就是说，“不及”固然会令人不满，而太“过”亦会让人生厌。
但是，生活中，常见一些人做事，易失其度。故而或被人轻视，或被人视若狂妄之徒。
被人轻视，大多由于处事未能达到一定的准则：本可干成之事，你却不去努力争取，结果失去了时机；别人有困难，你举手便可为他分忧解困，你却不主动，让人觉得你缺乏同情心；在别人诽谤之时，你本可据理相争，为自己讨个公道，而你却畏畏葸葸、窝囊忍受、敢怒不敢言，给人以软弱无能的印象，让人看不起，遭人白眼；心中有怨愤，只是窝在心里；大家认为你有才能干某事，你却推辞作谦；凡事皆退一步想，被赞扬你无所表示，遭诬陷你胆怯不分辩。诸如此类，皆没有在做事中达到应有的准则。这样，人们自然会看不起。
反过来，在生活中，你处处显能争胜，为达目的，用种种过火的手段，欲赢得人们的称赞，也会适得其反，被人耻笑。
流沙河先生在《新民晚报》撰文言及国学大师黄侃之父黄云鹄的行为，便有做事过火之嫌。
黄云鹄在清末入蜀为官，为了作出亲民姿态，便终日敞开署衙大门，以迎百姓观览。于是便有小贩挑担在署衙大声叫卖。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在绵雨之中，去郊外迎太夫人，穿官袍，经过烂泥之中，还叫下属随他一同跪下，弄得污泥满身，令人哂笑。他又亲自与壮婢抬轿，让太夫人游园。黄云鹄去成都作官，拜印之时，他忽然抱印大哭，众大小官员面面相觑，不知何故，便询问。他解释说：“上次回成都，老母还在世，这次来，母已不在。因而触景生情，就禁不住伤心泪下。”询问者摇头说：“哭亡母应有时，何必在官场上号啕呢？”
显然，黄云鹄的举动实在太过火了。欲亲民只要真心以待，敬民如父，百姓自会心领神会，把官署弄得如同自由市场，大可不必。为表孝心，什么不能做，偏要跪烂泥、亲自抬轿，又抱印号啕于官员面前以明自己是在念亡母。说白了，这一切做出来，或许也有真情，然而，这些举动让人觉得不过是做出来给大家看的。即使情真意切，但也不乏矫饰之情。而这种矫饰过火的举动，遭人非议，似也未必是众人不恭。
事实上，做事要把握好度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努力去实行，也未必不能做到。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活动中风度翩翩，说话行事皆能灵活自如却又不失其规矩，故而许多轶事皆被人们传诵、例如有一次，一个外国人问周恩来：“中国人为什么走路常弯着腰？”不论这是否是事实，但其问话中包含着对中国人的轻蔑似毫无疑问。面对这种貌似平和而内含利刺的问话，避而不答是畏缩，径直发怒是失礼。而周恩来却一笑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走上坡路，故而弯腰而行；你们西方人挺直腰杆，实因在走下坡路。”一语双关，既得体又不失其度。又如一次外交活动中，周恩来同外国人握手毕，外国人掏出手帕擦了擦手，而后将手帕装入衣袋。这一细小的动作并未逃过周恩来的眼睛，他即刻掏出手帕，擦了手后扔进了垃圾箱里。这种行动，显然是对外国人的不恭的有力回答，但由于他做得温文尔雅，在不言中显示出民族的尊严，故而令人肃然起敬。两例虽是轶闻，但颇见总理风范，也告诉人们：有度，就是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在我们生活中，要既赢得人们的尊敬，又让人们愿和你相交相知，就必须掌握好做事的度。既不能达不到标准，也不能超过人之常情。尤其不要像黄云鹄那样，用过火的行为沽名钓誉，做出一些稀奇古怪令人哂笑的事来。而应像周恩来那样，凡事既不卑不亢，又能柔中含刚，灵活机智而不逾矩。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在生活中受人欢迎的人。
（田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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