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治学”

3.感觉“治学”

南宋大儒朱熹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意味隽永的诗《观书有感》，可谓道尽了读书的感觉和好书的奥妙：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喜欢该诗，亦崇仰朱子，于是为我的依时下流行的说法是“虚拟”的书屋取名“半亩园”。当然，此名亦有兼言书屋之小和憧憬田园之意。有位朋友曾经故意打趣地问：“‘半亩’难道还小吗？”我说：“‘半’字比喻很少或很小，你肯定不喜欢别人说你是‘半瓶醋’。”我这样回答，他连“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不过，事实上，对我来说，很小的书屋，现在也是“莫须有”的。

无论“半亩园”书屋是否实有其所，需要在书屋里做的事情确实在进行着。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杨澜说：“我问故我在。”我说：“我做故我在——我做故我书屋在。”我的即将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读了上面这段话，对我说：“爸爸，我玩儿故我在。”她的说法还算符合目前倡导的教育观念……

治学大抵始于困厄，也一直贯穿着困厄，并且需要与困厄为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赋《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困厄造就了多少英才精品！困厄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却写出了传世佳作《陋室铭》，那其中的名言经常帮助我解除友人莅临寒舍时所产生的尴尬：“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看来，他的困厄主要是物质性的。史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一边状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绮丽美景，一边感叹“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的人生际遇。看来，他的困厄主要是精神性的，而其代表作《滕王阁序》便是这种困厄的结晶。不过，困厄，首先是面对未知领域的茫然和面对“已知”世界的疑惑。人，在本质上是拒绝无知的。人类正是因为具有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成为万物之灵长，思想者正是因为不断地揭示真理而赢得人们的信仰。困厄，是对“已知”的挑战，是解析未知的机遇，是接近真理的先导，是思想诞生前的孕育和“阵痛”。治学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地摆脱困厄又不断地遭遇新的困厄的过程。歌德说：“怀疑会随着知识一道增长。”困厄郁结于心，亦必外化于形，于是便有了尼采的癫狂，李白的放浪，黑格尔的老态，陈景润的痴迷……几年前，一个外校学生来电话说想考我的研究生。为了表达虔诚拜师的心情，她不仅说明了对我的学术状态的了解，而且坦言：“据说老师不大注意穿着。”对此，我“颇有风度”、“颇为机智”地自我解嘲说：“这样才可以专心致志地思索问题。我这是‘形散而神不散’，正像散文一样……”

治学应该终于明达，也一直贯穿着明达，并且需要与明达为侣。治学不仅要了解已知，而且要怀疑已知；不仅要知人所知，而且要探索未知。在怀疑与探索当中，人们逐渐认识真理，增长智慧。治学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地析疑解惑又不断地获得真知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成果，应当是这个过程的真实反映和客观记录。取得了这种科研成果的人，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资格被称作“学者”。那些有着经天纬地的建树和彪炳史册的著述的人，则不仅是造诣精深的学者，而且是洞明、练达的贤哲、圣人。明达澄澈于心，亦必外化于形，于是便有了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姜太公的怡然垂钓，毛泽东的“闲庭信步”……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困厄与明达是相反相成、相生相随的。它们纠葛交错，起承转合，螺旋上升，层层递进，在否定之否定当中实现认识的飞跃，在山重水复当中走向柳暗花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古人用以描写其对心目中的恋人“欲求不得，欲罢不忍”的心态的诗句，也可以恰切地用于形容治学过程中由困厄到明达，再由明达到困厄如此循环往复的感受——无法穷尽的学理，仿佛在水一方的“伊人”，你可以追求她、趋近她，却无法完全拥有她、掌握她……如此说来，柏拉图的精神恋爱法不正是他的哲人气质和智慧的反映吗？

治学需要有精神、境界、品格。热衷于名利，不足以治学；沉迷于逸乐，不足以治学；醉心于钻营，不足以治学；倾情于机巧，不足以治学；习惯于标榜，不足以治学；甘愿于逢迎，不足以治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胸褊狭，不可能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个性矫情，不可能有公允的学术立论；格调低俗，不可能有高雅的学术志趣；品行猥琐，不可能有端庄的学术风范。治学应该有并且需要有“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洒脱通达的境界”。

治学的目的与效果是双重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价值观，虽然有些消极，但是概括了读书治学的功用。“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正在读小学和中学的我总是获得老师和同学们这样的评语：“读书目的明确。”因为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读书”的问题时，我总是清楚而坚定地回答：“为革命读书！”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个世纪过去了，已经成为教授、博士的我反思这句答语，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时的我懂得什么叫“革命”吗？“百废待兴”的祖国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肩上沉甸甸”地走进大学校园。在写给父母和启蒙老师的信中，我由衷而质朴地表明了自己读书的目的：“为祖国出力，为人民服务。”后来，它又成为我从事教学、科研、编辑以及其他革命工作的精神动力。自然，孝敬父母，报答老师，也涵盖其中了。不过，坦率地说，在潜意识中，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读书治学的个人目的与效果。不久前，我曾经对我的研究生们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个人而言，一切活动、经历、际遇、情思的终极意义和根本目的在于：完成自己。成败得失，荣辱顺逆，都是外在的和现象的，都是过程和手段；而素质修养的提高，人格状态的完善，精神境界的升华，心灵感觉的充盈，则是内在的和本质的，是目标和结果。”可以说，只有首先完成自己，然后才能有功于社会；只有有功于社会，才能真正彻底地完成自己。读书治学作为人的一种活动和经历，也同样应该具有这种目的和效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学子的“终极关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理解，我为我的“半亩园”题写了一副联语并请朋友将其制成了藏书印章：“鱼水虎翼，善身济世。”

……

一介书生，不敢妄谈治学，只能是“感觉”。有感而发，试填《忆秦娥》一首，也好回应先哲精神的感召：

惜时节，书林深处追日月。追日月，曲折多少，苦甘谁解？

雄才自古多磨劫，艰难玉成千秋业。千秋业，滴滴更漏，斑斑心血！

[200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