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史怀哲

第3章　阿尔伯特·史怀哲——非洲之父

史怀哲在中国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在西方，却称得上家喻户晓。

他25岁就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却在30岁时立志学医，3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远赴非洲行医，不畏艰难险恶，创办丛林诊所并竭尽所能为穷困黑人服务50年。

他同时是高超的管风琴演奏家，多次在欧洲和非洲巡回演出，以筹措维持诊所的经费。

他著述丰富，思想深刻，有多种哲学论著。他不仅在理论上，更在行动和实践上，成为当世及后来的环境保护、动物权利及志愿者运动的先驱。

1953年，以7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史怀哲已经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爱因斯坦说，像史怀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顽童转性

1875年，阿尔伯特·史怀哲出生于德国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中。

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我们并不陌生，所有中国孩子都学过的课文《最后一课》，描写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普法战争后，法国痛苦地将阿尔萨斯割让给普鲁士，那个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因此感动了全世界无数读者。

生活在双语环境，史怀哲从小就能自如地使用两种语言。同家人交流写信用法语，对外著述和演讲用德语。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得以吸取两种文化的长处，并具备更加开放和开阔的视野。后来他与法语作家罗曼·罗兰、德语作家茨威格都有很深的交往并维持了终身的友谊。

不过，作为牧师家的少爷，虽然家境优渥，少年史怀哲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的顽皮和不驯，颇令父母头痛，因为功课差，有一次校长甚至还把他父亲请到学校，希望他把这个顽童带走。

情况在俾麦老师出现后有了转机。俾麦老师知识渊博，备课充分，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精心安排，他为史怀哲打开了一扇知识和思想的大门。从此这个耽于幻想的懵懂少年转了性，爱上了读书和思考，走上踏踏实实做人做事的路，成绩也名列前茅。俾麦老师对史怀哲一生影响深远，直到远赴非洲行医，偶尔回国，他第一位要看望的人一定还是他的俾麦老师。

天性淳正

有几件小事，颇能显示少年史怀哲敏感内省、淳厚正直的天性，以及成长为一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端倪。

他很排斥衣着上的与众不同。父亲用自己的旧外套给他改制了一件披风，穿上很合体，俨然一个小绅士，但村里其他同伴都没有这样的衣服，他就坚决不穿。为此不惜激怒父亲，惹来一顿老拳。母亲带他去买帽子、手套，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

有一次，同伴邀他用弹弓去打鸟。对这项男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他并不喜欢，但如果拒绝，势必遭来嘲笑，无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可是，就在同伴拉紧弹弓瞄准小鸟的一刻，史怀哲后来回忆，突然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这声音好像来自天上”，深深震撼并打动了他，他丢掉弹弓，大喊着吓走小鸟，然后掉头奔回家中。

这以后，他再也不去参与打鸟钓鱼这类残忍的游戏，也不再介意被同伴嘲讽为“多愁善感”。在遇到不幸的人或被虐待的牲畜时，他总是陷入烦恼和痛苦，并在晚祷时为这些可怜的生灵向上帝虔诚祷告。

多年以后，史怀哲在非洲丛林中完成了著作《敬畏生命》，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在伤害到其他生命时，必须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须而不可避免。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回家的路上，却不应随意践踏任何一棵路旁的小花。

史怀哲“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被誉为“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一思想的种子，无疑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

多才多艺

中学毕业后，史怀哲进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

斯特拉斯堡，虽是位于法德边境的小城，却人文荟萃，是法国国歌《马赛曲》的诞生之地，如今更是欧洲政治中心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歌德的母校，生物学家巴斯德也曾在这里执教，学校风气开明，思想活跃。

在大学里，史怀哲在哲学、历史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26岁，他不但顺利地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而且在音乐演奏、理论研究方面斩露头角。

由于家庭影响，史怀哲8岁时就开始弹奏教会的管风琴，那时他的脚还够不到管风琴的踏板。18岁，也就是他刚刚进入大学那一年，有一次遇到当时法国著名的管风琴家魏多，这位大师级人物在听了史怀哲的演奏后，大加赞赏，一改只收音乐专业学生的惯例，破格收他当了学生。

30岁之前，史怀哲完美地完成了几乎所有的人生功课：拿到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后者是他用法、德两种语言写成的，直到今日仍然是研究巴赫的经典之作。后来他还拜杜劳特曼为师学习钢琴，后者是李斯特的高足。

毕业后，母校邀请他回校任教，尼古拉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他的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将来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一切都顺顺当当。

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牧师、艺术家，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史怀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三十学医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缘于一篇小小的文章。

在宿舍的书桌上，史怀哲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法属赤道非洲严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召募前往这个地区服务的自愿者。他突然发现自己要做什么了。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和朋友们。

一个神学教授，去做医学院的学生？父母亲友强烈反对；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接受他，认为他脑子进了水，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

经过四处奔走努力，他才获得旁听资格并被允许参加考试。

即便再聪明，即便有再强烈的道德支撑，三十学医，都太晚了一点。化学、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临床诊断……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工作，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史怀哲后来用“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来概括这一段生活。6年后，1911年10月，他通过了毕业考试。以后两年，他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撰写论文，一边为远行做准备。直到1913年，历经8年他辞去大学教授和牧师的职位。

1913年3月，史怀哲和新婚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以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

鸡舍中的诊所

经过一个多月辗转可怕的水陆旅途，最后，一只独木舟载着他们到达目的地——兰巴伦，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1960年独立为加蓬共和国）。

那是一个辽远、富饶、充满神秘感的原始丛林，也是一个蚊虫肆虐、物资匮乏、穷困无助的蛮荒之地。

史怀哲原准备用两三周的时间来筹备诊所，但医师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病患蜂拥而至。无奈，他只好把自己所住木屋边原来的鸡舍充当临时诊所，在狭小、闷热的空间和烈日的照射下开始自己的工作。

心脏病、肺病、精神病、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昏睡病、麻风病、日晒症、疥癣……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

疥癣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但这种皮肤病像梦魇般困扰着当地人，奇痒无比，寝食难安。医治并不困难，用硫磺粉末调入一些椰子油和肥皂，涂抹两三次就见效。可如果缺医少药，病人不断抓痒导致溃疡化脓，常常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

比起癣疥之疾，热带溃疡就难对付多了。沙蚤常寄生在脚趾皮肤下，形成疤块，奇痒难当，一旦抓伤感染，极易形成坏疽，因此初到非洲时，史怀哲几乎看不到十趾齐全的当地黑人。最麻烦的是，如果溃疡蔓延到身体其他部位，就难以治愈了。人们闻之色变，通常的做法是，将病人隔离在小木屋中，任凭他渐渐衰竭，在痛苦中死去。史怀哲从收治一个病人到医治好，常常要用几个月时间，有时仅纱布就要用去整整一箱！

昏睡病也是一种极难对付的热带疾病。一种比普通苍蝇大得多的采采蝇，叮咬人或动物，吸食血液，并将锥体寄生虫注入体内，引起昏睡病。病人发高烧、全身疼痛、昏睡不醒，很快死亡。这种四处孳生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时至今日，非洲每年仍有6万人死于此病。唯一有效办法，是穿上白色衣服，白色使采采蝇不敢靠近。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

在上世纪初的非洲丛林，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到达兰巴伦之前，别人告诫说：“非洲的阳光是人类的敌人！”史怀哲认为言过其实。亲身经历之后，他才知道此言毫不夸张。一个人在房间缝隙中的阳光下呆几分钟，就高烧发病；另一个人在独木舟上帽子掉进水里，他很快意识到不能直晒阳光，马上用上衣遮住头部，可是就这片刻工夫，已经患上日晒病，昏了过去。由于太阳辐射直接作用于头部导致脑组织充血而引起的日晒病，可令患者剧烈痉挛，迅速死亡。在非洲，这是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凶险的病。

仁心仁术

从一开始，史怀哲的丛林诊所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

每天一早，从各处赶来的病患就挤满院子。史怀哲找来一个做过厨师懂一点法语的黑人充当翻译，不厌其烦地将诊所规则念给他们听：一、不得在诊所附近随地吐痰；二、不可大声喧哗；三、装药的瓶罐用完后必须归还……

非洲高温炎热，药品必须装在用软木塞密封的瓶罐中，否则很快就变质。虽然每次都反复叮嘱，但病人还是常常将瓶罐遗失或留下不还，因此很快就不敷所需，史怀哲每次给欧洲朋友写信，总不忘要他们帮助收集瓶瓶罐罐。

病人用药，叮咛再三，还是会搞错。他们总是自做主张地将分几天吃完的一瓶药一口气灌下去，要不然就是把内服的药末涂在身上，或者将外贴的膏药吞下肚去。黑人很少吃药，因此往往见效神速。特别是一些折磨他们多时的疾病，药到病除，令他们备感惊奇，把史怀哲尊崇为“欧刚加”——巫师或者神人。医生的名气迅速传播开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甚至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星期时间赶来看病。

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与他共同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负。她除了日常家务，还要管理药品，并协助医生诊疗。非洲严酷的环境和长期劳累，在后来的日子里，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自己的朋友和教会那里筹措到的。

筹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的或断然的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在此后的50年里，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敬畏生命

史怀哲遭遇的困难不仅仅在金钱方面，文化上的差异也不易应付。

那时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普遍对黑人抱有偏见，认为黑人懒惰、偷窃成性而且没有责任心。史怀哲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必须面对遇到的问题。

有一次，史怀哲发现诊所里一只木箱遭了白蚁，他急忙叫工人丢弃到河里，否则会殃及整个诊所。工人答应了。但当夜里他忙碌完毕去查看时，木箱却赫然与扩建诊所存放的木料放在一起！而其实距离河边不过10米远。

扩建医院时，史怀哲请了几个黑人帮工，一连几天，进度工程非常缓慢，他非常吃惊。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别生气，生气是没有用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们工作时，你在一旁监督，我们便会做得很好。”史怀哲后来认识到，这话千真万确，屡试不爽。

充当翻译的黑人约瑟夫提醒他，即便离开几分钟，也必须把药房的门锁好。实际情形是，稍一疏忽，必定遭到偷窃。凡是有可能引起当地人兴趣的东西，都要上锁，只要有工人在房间工作，史怀哲夫人就要留在附近。甚至每天厨房所用材料，米多少，油多少，也必须当面一一交付清楚。工人并不认为是侮辱，反而要求主人这样做，因为如此他们就免去了责任。

这样的麻烦并没有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因为当地人并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在非洲，作为主食的香蕉和其他食物都不难获得，因此他们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去工作，而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其实并不了解。

他们的财物观念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约瑟夫这样解释他的族人的偷窃行为：“对于不上锁的人，偷他的东西是无所谓的，这是他自己的错。”因此，约瑟夫只是提醒主人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并不指责偷东西的人。

史怀哲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有极大不同的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可以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达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

了解这样的背景，可能我们会更深刻领会史怀哲“敬畏生命”的思想。他对非洲土著的爱是不存偏见、真心尊重的。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这样的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非洲之子

很多人把他的无私奉献归结为“基督精神”，认为他是“听从上帝的召唤”，但史怀哲却笑言：“他们的听力比我好。”实际上，史怀哲虽然有很深的神学背景，他的“敬畏生命”的思想却在伟大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超越了基督教范畴，将西方与东方融合为一。这一点，从他最后的遗著《中国思想史》（此书中译本于今年出版）中不难看出端倪。

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史怀哲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也燃烧到非洲丛林，医院曾被迫关闭，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他不仅要做医生、护士，也要做泥水工、木工的工作。

医院逐渐有了起色。他几度扩建，增加病房，并使精神病房、传染病房与普通病房隔离开。他很认真地摸索热带病诊疗技术与初级卫生制度的建构，建起了手术室、检验室，虽然简陋得没什么现代化医疗设施，但一切都经过他精心安排和设计，能够保证在低成本条件下为当地提供最大范围的医疗保障。

有一次，一群热心人捐助医院9万法郎添置一台X光机。这的确是医院需要的，但他怎么建X光室？又去哪里找专门的X光医师呢？最后，他说服了捐助者，改为用这笔款项购买医院更急需也更切实际的药品。

最困难的时候是二战时期。因外援中断，他的医院几度濒临绝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述说自己的心境：“我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

孤独而长久的坚持，史怀哲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也为他的丛林医院赢得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1945年1月14日，英德两国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博士——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到1947年，医院已经拥有45栋病房，除他本人外，还有另外3名医生、7名护士。

1953年10月30日，史怀哲在兰巴伦听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之后，他把奖金全部用来改善医院条件和建立“麻风病区”。

80岁以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外，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然工作，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然守在手术台旁。

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充满博大爱心的史怀哲逝世。他被葬在医院旁边他夫人的墓边。简朴的墓前，经常有黑人前来，送上鲜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忠于信仰的科学圣徒

爱因斯坦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爱过、思考过、获得过思想的乐趣的人。他一生求索，寻找他亲爱的难以捉摸的上帝的脉搏。他的贡献已部分地融入到我们生存的物质基底和文化背景；而作为怀有“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崇高信仰的爱因斯坦，他将为每一个人，提供永远的精神力量。

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爱因斯坦太需要“孤独”了。他绝不会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爱因斯坦传》的作者赖泽对此深有感触：“他的声望并没有使他的本质的人性发生一点变化。他一直逃避这种声誉所能带来的一切的荣华和危险。这种声誉，从前他感到厌恶，现在依然如此。”

另一位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J·伯恩斯坦也说：“每一个人，只要他同爱因斯坦有过真正的交往，那么在告辞而去时，都会为这个人的高尚品质所感动……在他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丝毫没有那种常有的残酷竞争的意识，从不争夺科学上的发明权。而这种意识和争夺却常常控制着科学家们，有时甚至毁掉他们的一生。”是的，即使像伽利略、牛顿这些划时代的大科学家，也无法摆脱名利的诱惑。

相比之下，在个人品质上，爱因斯坦确是自然科学家中当之无愧的最光辉、最杰出的代表，他终生弃绝名利，以高尚的人格和可贵的治学精神献身科学。

早在少年时，爱因斯坦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这些世人费尽心机追求的庸俗目标，在他看来是可鄙的。他追求的是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认为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处世思想：“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这就是爱因斯坦，他的信仰，他的箴言，他的人格力量，单纯得像透明的水晶，在无限的时空里永远放射出眩目的光芒！

爱因斯坦的深刻本质藏在他的质朴个性之中；而他科学的本质藏在他的艺术性之中——他对美的非凡感觉。

——巴内什·霍夫曼

他的声望并没有使他的本质的人性发生一点变化。他一直逃避这种声誉所能带来的一切的荣华和危险。这种声誉，从前他感到厌恶，现在依然如此。

——《爱因斯坦传》的作者　赖泽

每一个人，只要他同爱因斯坦有过真正的交往，那么在告辞而去时，都会为这个人的高尚品质所感动……在他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丝毫没有那种常有的残酷竞争的意识，从不争夺科学上的发明权。而这种意识和争夺却常常控制着科学家们，有时甚至毁掉他们的一生。

——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　伯恩斯坦

他最出名的当然是他的相对论，那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伴随名声而来的是一种爱因斯坦感到难以理解的盲目崇拜。令他惊讶的是，他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神话，一个真实的民族英雄。他被人看作一个奇迹，并得到皇室人员、政治家和其他名人的招待，公众和新闻界把他当做一个电影明星而不是科学家。

——巴内什·霍夫曼

对于一个毕生努力追求一点真理的人来说，如果他看到有别人真正理解并欣赏自己的工作，那就是最美好的回报了。

——爱因斯坦写给一个美国学生的信

1879年3月14日，在德国乌尔姆小城。这一天，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有多少生命带着茫然的神情降生？但历史注定要把这一天变得无比神圣。倘若茫茫宇宙中果真有无数存在智慧的星球，并在某一天和地球上的人类沟通了文明的信息，他们也会为这一天脱帽致敬。

这一天的荣耀，就来自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婴孩的第一声啼哭。遗憾的是，人类在经历伟大瞬间时，又总生不出伟大的感觉。平凡、普通，没有喧哗也无激动，爱因斯坦的降生日，最初只不过给他的父母带来常人的欢乐。

爱因斯坦的童年、少年时代，恰逢慕尼黑大发展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开拓进取的人格意志，通过各种渠道，浸润着小爱因斯坦的心田。小爱因斯坦似乎天生醉心于大自然，他常常瞪着两只好奇的眼睛，紧闭双唇，默默地跟着父母，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自然景色。自然界的美与神秘，一次次冲撞着爱因斯坦的心扉。大自然的静谧养成爱因斯坦独自沉思的生活、研究方式，也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启迪，给了他排除人世纷繁烦恼的慰藉。

1946年，业已67岁的爱因斯坦在《自述》中依然毫无顾忌地说：

“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

这当然不是浅薄的自我标榜，甚至不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开导，他只会永远按着自己的个性以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评判一切。所以，他并非因想鹤立鸡群而显得孤独，而是他从来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去效法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群人在黑暗中摸索出路时，所有的人朝一个方向前进，而爱因斯坦独自一人走向另一个方向，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信念的坚定使得爱因斯坦从不惧怕孤独的痛苦，他只想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人们：看，这才是正确的出路。

1950年12月初，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收到拉特格斯大学一位19岁的大学生亲笔写来的长信，这个学生在信中说：“先生，我的问题是‘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他排除了诸如挣钱发财、博取功名或助人为乐之类的答案，他认为人活着“什么目的也没有”。

这位大学生恳请爱因斯坦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说明理由。他说：“请你不要照顾情面，如果你认为我已误入歧途，烦请你把我引入正路。”

在回答这一强烈的求援声时，爱因斯坦并不是敷衍一番，他相信自己的指教肯定会使那位大学生振奋起来，并减轻他的疑虑给他自己孤独的心灵所施加的重压。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为了探索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生活目的，你进行了如此认真的努力，这使我深受感动。

……

“尽管如此，我们都认为，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容否认，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里，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

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言：“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来自一种想要了解自然奥秘的无法抑制的渴望，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我对正义的热爱以及为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努力奋斗，则与我的科学兴趣无关。”他一生都在这个的问题上不断地探索着。

1955年4月，爱因斯坦的生命到了尽头。13日，他说：“当我必须走时，就应该走。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我已尽了我的责任，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会走得很体面的。”他坚持不注射吗啡。18日凌晨1时15分，爱因斯坦停止了呼吸。当天下午，12位爱因斯坦最亲近的人聚集在一起，与他告别。其中一人吟诵了歌德的诗句。诗曰：“我们全都因他受益，他的教诲惠及全球，那专属他个人的东西，早已传遍人间。他如将陨的彗星，光华四射，无尽的光芒与他永伴。”随后，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是思想者爱因斯坦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精神财富。

崇敬“生命神圣”

“在我们的经验之外，隐藏着为我们心灵所不可企及的东西，它的美和崇高只能间接地，通过微弱的反光抵达我们。满怀惊异地预感和寻求这种神秘，谦恭地在心灵上把握存在的庄严结构的暗淡摹本，对我来说，已是足够了。”

爱因斯坦曾如此庄重地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信仰》。能写下这样文字的人，我想像，他的眼睛一定明亮而深邃。在我举目可见的书桌墙上，安静地挂着这位伟人的肖像，目光直指人心。且让我透过这目光，透过这道墙，遨游于他曾仰望的星空，去窥探他的往事：虽已尘埃落定，仍旧耐人寻味。

幼年时第一次看到指南针，针尖是受谁的指引，如此固执地指向南天；又为何如此忠实地紧随磁铁？从那时起，在真理的磁场中，他便是一支不由自主的磁针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客观，是他的宿命。12岁时他便不再信仰上帝，摧毁一种信仰的痛苦，惟有重塑另一种信仰方能拯救。新的信仰来自理智，他将它叫做科学。科学陪伴他从此以后的全部生命，他们相互间从未放弃；这科学的信仰在他去世后依然存活，至今仍在寻找渴求他的灵魂以期依附，我不清楚那是不是你。

真正的大师拥有平民化的品格，会微笑，亦会说笑。他飘垂的蓬发，浅色的套头毛衫，灰色的烟斗，以及拉着小提琴时轻轻松松的样子，更像是一个街头的流浪艺术家。他朴素的外表下，是最充实的灵魂，把自己最好的观察和研究能力，奉献给客观的、非时间性的现象，他饱尝了这种幸福。那些享受着物理学的应用成果，并对此不怀任何惊异和感激的人，被他取笑为吃着草的母牛，因为它们对植物学也一窍不通。享乐与安逸是他的敌人，他从未与之亲近过。只要一息尚存，他便不会停止他所钟爱的事：研究，演算，拉小提琴，开玩笑，以及由衷地微笑。

爱因斯坦的生命观何等崇高！他以恭敬、谦卑、崇拜的心态、博大的睿智，沉醉于探索和赞扬大自然宇宙的无限奥秘之中。爱因斯坦将这份大自然情怀表述为“只是对宇宙中无限高明的精神所怀有的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心情。这种精神对于我们这些智力如此微弱的人只显露出我们所能领会的极微小的一点”。

爱因斯坦是位充满犹太民族理想，并集希伯来文明精萃的人，他不皈依任何宗教，可以说是位无神论者。但他对大自然的崇拜之情达到了宗教虔诚的信仰境地。这种不具宗教色彩又具宗教感情的信仰，便是爱因斯坦独具的真诚的“宇宙宗教感情”。“宇宙宗教感情”的人文精神和大自然情怀与科学实践和谐的包容与统一，铸就了爱因斯坦伟大又平凡的一生。

面对社会巨大的变革，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价值观念在更新变位；社会财富在有形或无序地重新分配；社会盛行宣扬、追崇财富的时尚；物质高消费既支撑着社会现代化的大厦又隐藏着深重的物欲极度膨胀的诱惑；社会公正与秩序的失落；高尚与卑劣的变形；天良与责任的滑坡；人格与尊严坚守的艰辛……更为甚者，道德的沦丧，导致科学技术与毁灭性武器的迅猛发展的结果，它既可能赋予了优化“生命神圣”庄重的使命，又成为人类追逐贪婪与邪恶并扼杀“生命神圣”的凶具。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各种诱惑的世界。因为诱惑的存在，人们整日被捆绑在金钱、地位、权势等问题上不停地奔忙着。疲于奔走，忙于应对；成功和失败，喜悦与烦躁等等社会内容的存在，构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浮躁情绪。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不少人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管身边无视世界，时代迷漫着欢腾与悲怆，使得“今朝有酒今朝醉”已成为时髦的实用主义的哲学。人们丧失了一种生活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让人很少有清静的心态和冷静的思考。

生活的大舞台，使得处于社会各式各类角色的人物，或多或少地都怀有惴惴难宁的浮躁失衡的心态，这是人性中本性的真诚、善良与私虚、丑恶的冲突。正是还有这些是是非非的矛盾冲突，才更应该相信：真诚并未泯灭；善良依然是人本性中的主流；善思善待“生命神圣”的信念，寻求人生意义真情的感悟；不断完善扭曲的人格，以文明和道德充实心灵，终究是人间孜孜以求的圣洁大道。

拥有信仰的人，其心胸是开阔的，思维是冷静而理智的，因为他是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以开阔的视野来看待生命，来理解人生。他懂得了生命的真实的存在意义与方式；拥有信仰的人是不惧怕死亡的，因为他明白，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在整个生命长河中的一小段过程而已，而真正的归宿不在这里；拥有信仰的人是不孤独的，因为他的灵魂是和其他的心灵相通的，他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拥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他明白，生命与生命之间，就应该是那种不加遮掩的坦诚相待，真心相容，而生命的一切是随缘而得，他不会为低俗的名利去刻意伪装，苦苦相斗，更不会为身外之物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拥有信仰的人是文明的，因为他明白，生命虽然有等级之分，但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尊严和美丽，都值得去尊敬、关爱与珍惜，在尊敬、关爱别人的过程中，会体会到生命的美好与意义。爱因斯坦正是这样的人。

当我立足于今天，试图对他做一个评价，我要说的是，爱因斯坦的光辉，不仅在于他开创的科学新纪元对人类生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也在于他所具有的正义感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大师的风范。即使有一天，相对论在某种场合不再应验，不容置疑，他已与历史同在。我再次抬望爱因斯坦的肖像，凝视他睿智的眼睛和孩子般的笑容，不容置疑，他已与我的一生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