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

第4章　伊莎多拉·邓肯——崇尚自由的舞者

追求个性张扬的邓肯不能满足芭蕾舞中的那些制压，她创造的舞蹈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于自由的向往，而这种领悟与执著正如圣母玛利亚接受神的意旨时那份有些迷茫但决然承担的坚信。

她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舞蹈学校的舞蹈大师。这个从6岁起就在家中举办舞蹈班的女人，天生拥有为舞蹈而生的思想。她出生在芭蕾舞盛行的年代，却痛恨芭蕾舞的严格定律，认为那样的和谐是不自然的，做作的。当她看到学舞蹈的孩子们在暗无天日的练功房里，像照数学坐标一样地磨练自己的身体时，她发誓要培养真正的舞蹈人才。她丢弃了足尖鞋，扔掉束胸衣，赤着脚到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去跳舞。她就是“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

上帝不但赐予了邓肯灵慧的艺术细胞、敏锐的感受力，让她生来就与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息息相通，而且还在她的血液里注入了浓烈的反抗因子和冒险属性——桀骜不驯、狂热坚韧，来保证她在这个世界上的特立独行，以保证自己始终是一个宇宙而不是一颗行星。她的一生之所以有意义，全在于她的拒绝和反对：“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谁想评论我，就让他说去吧！但是如果要评论，首先还是去责怪自然和上帝吧！是上帝让人们觉得这一时刻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和所经历的更有价值，更让人渴望。”

单薄的邓肯在内心中孕育着巨大的力量。她坚决抵抗着芭蕾舞的冲击，用自己的舞蹈作为革命的武器，反对社会的僵化和虚伪。她的舞蹈是发自于内心的，她的舞蹈是诗歌、是音乐、是自然、是生命本身——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

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梦幻般理想的艺术家，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始终坚信自己的梦想，相信明天会更好。不问结果，只是勇往直前。敢于和当时的社会规范及传统礼教对抗，需要何等勇气！邓肯燃烧自己，亲身示范摒弃沉重的过去，如此个性也为她的一生铺陈出跌宕不羁的精彩际遇：自创的舞蹈方式大受欢迎、勇于追求爱情致使恋情恒常伴随左右、拒绝婚姻加诸女性枷锁而拥有两名非婚生儿女……种种行径和际遇，就是一件新女性自觉和现代舞蹈交织而成的艺术品。

不论懂不懂艺术、喜不喜欢舞蹈，热爱生命亟需突破重围的你，前方有邓肯正在微笑等待，她会告诉你：“即使走进一条无人小径，虽然独行，你也不感到寂寞。”她的舞蹈不是一种娱乐节目，而是一种个性的表现，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它无比丰富，激励着我们努力实现自己命定要实现的事业。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

伊莎多拉的舞蹈给人间所有的美都投下了光。

——作家　艾迪·沃敦

看邓肯小姐跳舞，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黎明时刻。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表达；那时动作的韵和声音的律和谐一体；那时人体的动作与海合而为一；那时女子的胳膊美妙一摆是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落在芳草地上的脚则是落叶在地球上轻盈的漂浮。

——美国《艺术》杂志的评论

她毫不保留的自我剖析，坦率得令人发窘，生动得让我们感到一个亮丽生命的耀现。

——林语堂

1877年5月26日，伊莎多拉·邓肯在美国的旧金山降临人世。按照伊莎多拉自己的说法，她的性格在娘胎里就已经定了，她在娘胎里便开始跳舞。母亲怀她的时候，痛苦得经常说：“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而且预料会生下一个怪物。

伊莎多拉一生下来，似乎就开始手舞足蹈。母亲此时不由得大叫：“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后来，伊莎多拉成了全家和朋友们的笑料：他们给她穿上衣服，放在桌子上，然后演奏音乐曲子，于是她便随着舞起来。

伊莎多拉大约6岁时，便召集了六七个街坊上的孩子——他们小得还不会走路——让他们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她在干嘛，她说这是自己办的舞蹈学校。邓肯夫人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面为她弹奏乐曲。后来，这个“学校”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大受欢迎，邻居的小姑娘都来了。他们的父母给伊莎多拉一点儿钱，让她教她们。伊莎多拉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舞蹈教师”。

18岁那年，她加入了著名的戴利舞蹈剧团。但没有多久，她便指责戴利在浪费她的天才，愤然离去。在伊莎多拉看来，戴利舞蹈剧团被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她的理想。她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她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她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她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离开了戴利，伊莎多拉回到卡内基会堂的工作室。这时的伊莎多拉已被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斯尔伯特·奈温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住，并为他的音乐《那吉苏斯》《奥菲莉亚》《水仙女》等创作了舞蹈。

然而埃斯尔伯特并不买账，他找到邓肯并大声嚷道：“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谁也不许用它来跳舞！”

伊莎多拉拉着他的手，领他到一把椅子旁边。

“请坐，”她说，“我要用你的乐曲跳个舞给你瞧礁，要是你不喜欢，我发誓以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

于是伊莎多拉用他的《那吉苏斯》跳给他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于年轻的那吉苏斯的想像：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花。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没有消逝，埃斯尔伯特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来一把把她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埃斯尔伯特完全陶醉了，立即建议跟伊莎多拉在一起，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行演出，并将亲自为她伴奏。埃斯尔伯特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并且每天晚上都来跟伊莎多拉一起排演。

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伊莎多拉以身姿和舞意震动纽约舞蹈界。她的舞蹈新颖，打破了古典舞的规范。一年以后，她前往欧洲，立刻在伦敦和巴黎成名。不久，她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取得更大的成功。“伊莎多拉的德国狂热派”由此诞生。伊莎多拉回忆当年在德国的情形：“在演出之后，我离开那些疯狂的观众。我穿着长长的白色裙子，身旁放着一杯白色的牛奶，我便坐在漆黑的深夜里，自己完全进入了康德的《对纯理智的批评》。”

伊莎多拉一生里，除了舞蹈以外，她最爱的是她的两个孩子。不幸的是，她的孩子——一个3岁另一个6岁时，他们乘坐的汽车掉进巴黎的塞纳河，同时被淹死。伊莎多拉悲痛欲绝：“没有任何姿态或表情可以表达我的悲伤。这如同古希腊女王娜尔彼由于悲痛变成石像，我只能坐下来盼望我能在死亡里消失。”

伊莎多拉50岁那年，一天，她走进一个车库，坚持要一位年轻修车工带她试开一辆跑车。车子启动了，瞬间，她的围巾缠在车轮中，仅仅几秒钟，她的脖子断了，伊莎多拉就这样告别了尘世。

活出你自己

我相信没有人能拒绝这个超越了岁月的女人，只要仍存感动，没有谁能在邓肯那辉煌又悲伤的一生面前麻木。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忍不住要对她多打量几眼。初闻邓肯，是和叶赛宁有关的，知道她是一个美国人，可是却嫁给了一个苏维埃的诗人，知道这一点，心中感到的是一种激动的情绪而且钦佩至极。她不顾世俗观点，敢作敢为，而且是一个女性，这本身就是件浪漫而纯真的事，这里面也有一种美的本质，冲破一切世间的阻力而去追求美的本身就是美的。伊莎多拉·邓肯时常身披薄如蝉翼的舞衣赤足舞蹈。她说芭蕾舞者是扭曲的畸形的躯体，毫无美感，这对当时芭蕾风靡的年代无疑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她那种对生活、爱情的随心所欲更是引起众人侧目。邓肯的恣意放纵自然有别于圣母的简素内敛，然而看邓肯的一生中，对舞蹈的领悟执著正如玛利亚接受神的意旨时那份有些迷茫但决然承担的坚信。

我们能从伊莎多拉·邓肯神秘的命运中把握点什么，天才的轨迹，它偏离我们普通人聚集的中心，处于常人达不到的最外端，在理智与疯狂的边缘，在人神的交界处，它独立、不受人气地相互熏染，因而能以其纯洁性最鲜明最完整地昭示出命运的意图。

命运总有一个意图，老天让我们生下来是为了什么？伊莎多拉·邓肯在她的一生里，常常显示出她对这意图的极端自觉和极端盲目。当她的舞蹈不被人理解时，她是自觉的。只有一次，因为穷得实在扛不过去了，她才跳起那种迎合观众胃口的“带劲儿”的舞蹈，这一个星期让她恶心得要命。后来，她得到了一些艺术家和名人的赏识，但在商业上仍无成功，经济上依旧很拮据。这时有一个德国的经理自认为给邓肯带来了天大的幸运，请她去游艺场演出，每晚500马克（后加到1000马克）。邓肯叫他快走。她说，她将来会去柏林，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真正的音乐殿堂里跳。三年后，邓肯的这些“大话”果然实现了，在科隆歌剧院，爱乐乐团为她伴奏。在未得到之前，就敢于放弃，这种惊人的自信，一般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大多数人都缺乏她那种与生俱来的明确目标和叛逆性。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将青春、革命、诗歌等同起来时，他力图向我们揭示青春的危险性、残酷性和悲剧性。年轻时的崇拜不仅虚幻、缺乏理性，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地指向极端的一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口号世世代代以不同语言、不同形式在青年中流传。尽管我们从来没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新世界，但永远也无法阻止年轻人对旧世界的恨，所以青年心目中英雄的共同特性是蔑视一切，狂放不羁。邓肯正符合这个条件，但她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她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做出各种随意的姿势，向陈腐的古典芭蕾旧世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当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发展到一定成熟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超越的一个山峰，让后人都用仰视的角度来对待它。内心的焦虑与挣扎都只是为了能在有朝一日到达这一顶峰，或是超越这座山峰。这种挣扎有时会让缺乏意志的艺术家在浓浓的焦虑中将自己彻底淹没，也使得那些信心不足的艺术家半途而废。只有当这些心力交瘁的艺术家们，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艺术的表达方式不仅仅只是唯一的一种时，眼前忽然闪过一道亮光。于是，他们试想着另辟蹊径，跟随着他们心中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山峰挺进。

追求个性张扬的邓肯如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一样，自然不能满足于芭蕾舞中的那些压制，邓肯创造的这种全新舞蹈就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于自由的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舞步应似流水般的流畅。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而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份精华。要成为你自己，就必须找到你的与众不同的长处，并尽全力发展它。邓肯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榜样。

任何一位成功者固然可以向你昭示他们如何成功，却无法代替你追求成功。惟有你根据自己的特点去设计成功、追求成功，才可能得到属于你的那份成功。人要走自己的路，就必然面临层层阻力。面对错误，要勇于说“不”，绝不妥协与屈服。早年就相当独立而叛逆的邓肯，对于虚伪的社会道德的规范一概嗤之以鼻。无论多少人士批评她，都无损她在舞蹈艺术上的贡献，在舞蹈史上，她绝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邓肯自由的舞姿是由心灵召唤而来的，美国《艺术》杂志的评论说：“看邓肯小姐跳舞，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黎明时刻。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表达；那时动作的韵和声音的律和谐一体；那时人体的动作与海合而为一；那时女子的胳膊美妙一摆是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落在芳草地上的脚则是落叶在地球上轻盈的漂浮。”今天虽然我无缘目睹她曼妙的舞姿，但一个勇于追求的舞者的形象早就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虽然还很朦胧，可是我仿佛看到一个青春的躯体，赤足，不戴任何珠宝，携一股英雄的刚毅，理想政治家的正义、仁慈和纯洁以及母亲发自凡心的爱和温柔，在林间，在山涧舞蹈着，她的手臂柔软，双腿匀称，她如同音乐家跳动的音符，她不去想，可是就在这种舞蹈中，凭着一种直觉，一种非凡的感受力，表达了所要表达的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我看她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就像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花园里蹦蹦跳跳，在摘拾着自己喜欢的美丽的花朵一样。”

一个人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当自己行将告别人生时，突然惊觉：天哪，我怎么一直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谁也不会比你更懂得自己。尤其不会比你更懂得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既然生命属于你，你就应该对它负责。而对生命负责，首先就应该对心灵负责。只有那些最能听从自己心灵呼唤的人，才会活得快乐，并具有追求成功的最大动力。

从邓肯身上我感到即使有机会很快接近另一位巨人那样的水平，也宁可当第一的自己，而不当巨人第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占一席。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倘若力争成为真正的“自己”还不能超过前人，也就不会产生如邓肯这样的人了。

特里莎修女——尘世间仁慈的天使

特蕾莎修女以博爱的精神，默默地关注着贫穷的人，使他们感受到尊重、关怀和爱。特蕾莎修女，没有高深的哲理，只用诚恳、服务而有行动的爱，来医治人类最严重的病源：自私、贪婪、享受、冷漠、残暴、剥削等恶行；也为通往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她不曾像摩西那样叫红海分开，两边立起如垒，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去。

她不曾用食物喂饱五千人，叫许多人跟在她后头拥护她。

她不曾搞过叫天地变色的社会革命，她不是个翻天覆地的伟人。她所做的，是每一个有手有脚的平凡人都有能力做到的事：照顾垂死的病人，为他们洗脚、抹身，当他们被不幸的命运践踏如泥的时候，还给他们一个人的尊严，如此而已。

她就是特蕾莎修女，她的一生都在追寻着这样一个真理：我们都不是最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

特蕾莎修女一生的使命既简单又直接，就是服侍穷人中的穷人。她认为人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乃是不被需要与没有人爱。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感觉自己没有人要，是人类所经验到最糟糕的一种疾病。”因为别的病有药可医，唯独“不被需要”，除了一双愿意服侍的手与一颗充满爱的心肠外，再没有一帖药可医治。

特蕾莎的一生，都在带领仁爱修女会一起服侍世人。她并没有达官显要在背后作为支持，修女会也没有获得社会名流的积极赞助，她只是单纯地依靠她那份几乎是无限的、但却是坚韧的爱。

在特蕾莎修女朴素的装束下，隐藏着一个高贵的灵魂。她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特殊的人物，也是最令人景仰的女性中的一个。她靠着无限的爱去服务穷人中的穷人，以她的一生，实际彰显伟大的爱。

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她个人成功地弥合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她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设了一座桥梁。

——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公报

她是一位永生的伟大的圣人！

——伊斯兰教长　布哈里

特蕾莎修女是代表和平、代表牺牲、代表欢乐的象征。

——菲律宾红衣主教　梅辛

特蕾莎修女于1910年出生在塞尔维亚，本名阿格尼丝。她的家庭很富有，家中连特蕾莎共有三个孩子。她小小年纪就开始思索人生，12岁时感悟到自己的天职是帮助穷人，这决定了她被称为“活圣人”的一生。17岁时，她决定到爱尔兰的劳莱德修女院学习。1928年，她来到印度大吉岭工作，担任当地学校的老师，教授地理及历史。大吉岭位于喜马拉雅山与加尔各答的山脚下。1937年，特蕾莎完成了修会的训练，正式宣誓成为修女，并被指派到隶属加尔各答的圣玛丽亚女校中担任校长。该校是个贵族学校，学生皆来自孟加拉的上流阶层。

然而，特蕾莎并不想让自己停留在圣玛丽亚女中。当地的士绅把孩子送入这个学校，期望在学校能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在加尔各答圣玛丽亚女校的墙外却布满了脏乱、污秽的贫民窟。特蕾莎看见这贫民窟与贵族学校的对比，她心中深受责备。她知道，贫民窟才是她要去的地方。她要进入最穷苦、最低贱的人群当中。

特蕾莎修女在修道院十年了，她知道修道院的生活既舒适又稳定。特蕾莎承认，离开修道院走入贫民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对她而言，脱离修道院的痛苦与煎熬，更胜过她当年离开家人与朋友，进入修道院的决定。

特蕾莎要离开修道院时，修会的上司曾与她约谈并试图劝阻。其实，特蕾莎清楚知道，一旦脱去修会的修女袍，她就失去了修会的支持，也没有什么人来帮助她，但她依然坚持出走这个决定。最后，修会终于点头同意。

离开修会后，特蕾莎进入最破烂的贫民窟，在那里用几卢比租下一间房子，接待贫民窟里饥寒交迫的孩童。为了他们，她自己亲身到街上乞讨食物并送药，帮助他们清洗身体。在这个屋里，没有桌子、椅子，也没有黑板。她以地板为黑板，教孩子们一些孟加拉字母。

这时她完全依赖心中的感动而工作，只要她觉得哪里有最大的需要，她就到那里去帮助人。有一次，她看见街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她焦急地四处求告，敲遍医院、诊所的大门，竟无一人理会。最后好不容易求到一点药品，回来时却发现那人已死去了。

另有一回她遇见一个人身上都是脓包、伤口，脓包上竟是蠕动的蛆和虱子。她沉痛地感叹：“狗与猫都过得比这人更好，人为何如此卑贱地走向死亡呢？”之后，她到警察局请求他们拨一处地方，使她可以接待那些无家可归者，能够帮他们清洗身体、洗净流脓的伤口再加以包扎，好让孤苦无依者有个安静面对死亡之所。她觉得这么做，至少能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可以感受到被需要、被爱与被照顾。就这样，特蕾莎创办了死者之家——Nirmalahriday，意思是纯洁的心之地。她借用加尔各答一家香火鼎盛的庙旁招待香客的一间禅房，开始来收容垂死的游民。

秉持同样信念，特蕾莎又创办了弃婴之家，专门收容被丢弃在路上、警察局门口、垃圾桶里和儿童之家门口的婴孩。有一日在倾盆大雨中，在及膝的水里，一个贫穷的妇人手上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因为她付不出房租，屋主拆毁了屋顶，妇人、孩子无助地立在雨中，无处避雨。特蕾莎伤痛地说：“想想看，只是因为缴不出8卢比的房租，一个孩子竟要死在大雨之中。”

除此之外，特蕾莎又创办了麻风病之家。当时，特蕾莎听说一个修女会所支助的麻风病院将被迫拆除。她立即前往孟加拉市市府为他们向市长求情。后来市长将一块位于市郊的土地拨给特蕾莎作为麻风病人之家，这就是麻风病之家的由来。在其中的麻风病人得以受到妥善照顾。

1979年，特蕾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年也获得印度政府颁发的全国最高荣誉奖。全世界许多的大学争相颁授荣誉学位予特蕾莎，各地也纷纷邀请她去演讲。一夕之间，特蕾莎修女竟成为拥有众多头衔的名人。但是，她从未被这些虚荣迷惑，她穿著朴素，单纯地接受这些由人而来的赞美与光荣。她代表穷人发表简单的感言，词句里充满了爱与感谢。她这样说道：“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所以，把这笔巨额奖金全部用来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们办事，这对她来说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1997年9月特蕾莎逝世，葬于加尔各答。特蕾莎去世的噩耗传来，引起了全世界更大的震动：在印度，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悼念他们敬爱的“特蕾莎嬷嬷”，政府宣布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总统为此宣布取消官方活动，总理亲往加尔各答敬献花圈、发表吊唁演说；从新加坡到英国，从新西兰到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表讲话，为这位“仁慈天使”的逝世感到悲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发表声明向她致敬，罗马教廷专门举行弥撒为她追思；菲律宾红衣主教梅辛称她为“代表和平、代表牺牲、代表欢乐”的象征，甚至印度最大的清真寺的伊斯兰教长布哈里也说，她是一位“永生的伟大的圣人”！

心怀大爱做小事

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它永远纯粹，这丝毫无可置疑。而人总有向善的一面，纯粹的爱能以光明之灯为黑暗指路。人可以不善，但必须有爱。无爱之源，便无生命之根。特蕾莎修女说：“我们在工作时，往往有一种危机，就是为工作而工作。只有我们为基督而工作的时候，尊重、爱心、热忱才会出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事办得更尽善尽美。”

现在我们在工作与学习中蕴藏着一个生计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让我们对生活中诸种善美熟视无睹，因而不能发现生活意义的美好。而心灵之所以虚泛动摇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定的信仰。我们对这个世界抱以冷眼的旁观，对爱的宣扬不敢苟同。我们活着孤独，而微笑就在自己的嘴边，物质却让它蒙蔽。

在书中特蕾莎修女还举了一个例子：“澳洲一个有六七个孩子的家庭。他们开家庭会议，决定不买一部新电视机。他们希望能够彼此相亲相爱。他们需要的，已经彼此满足了……他们终于摆脱了妨碍互助互爱，并得着爱的欢乐的东西了。”

而对于爱的理解，在人们心中存在着迥异的态度。举母爱为范例：对孩子的希望与失败，有的母亲会说：相信你自己，你会成功的，并给他以亲切的吻；有的母亲则会忧心忡忡地叹息一番，然后以严肃的口吻告诉孩子：再不努力，以后只能去扫厕所当清洁工被人看不起。如果是在外人面前，出于面子的需要，则难保不讪讪地长叹自己的孩子天生笨、没办法之类的话语。倘若成功则一定是“光耀门楣”、“光宗耀族”诸语。她们爱孩子只想给他们以名利的武装。而有的母亲却必会祝贺他们：孩子，你终于成功，好样的，这是你努力的成果。就像那个故事：在美国一位记者采访某总统的母亲，问她一定为她儿子的成功而自豪吧。那个母亲却这么说：“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我也为他自豪。”平等的爱是尊重人性的，而不应以利害为衡量的标准。

北村曾在《爱是幸福的宽慰——爱的沉思之二》中说，“拥有一件东西和爱一件东西是两回事”，“爱需要和奉献联系在一起，爱是不需要回报的”。如果有一种爱蕴涵着自私、不义，这是不是爱呢？特蕾莎修女的回答如此之简单：爱是基督给我们的回报。确实，当一个人爱着别人的时候，他是不会孤独的，他相信着爱，并拥有了爱。和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难道不是幸福的吗？但爱有大爱与小爱的区分。所谓的“爱蕴涵着自私，不义”是在大爱与小爱的冲突中所促全的小爱。所以爱需要奉献，以成就大爱。

“不要等待带领，自发地逐个服侍吧。”

“我们感到所做的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成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

“我们不要说太多话：那么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拿起扫把，清理他人的房子，这就足够了。”

特蕾莎修女不但阐述纯粹的爱是一种信念，更说明了履现这个信念要自觉从小事做起，马上行动，而非被动地希翼一下成就大事，把时间浪费在空谈上。她的做法比许多耽于玄思冥想的人更具有实践与实际的态度。

朴素的语言，明了的道理：活着就是为了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