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圣人”都有过去

第7章　任何“圣人”都有过去——一个国家的财富与信仰

本刊记者乔格里

从约翰·D·洛克菲勒和J·P·摩根开始，在经过300多年的披荆斩棘后，这块新大陆积累起最庞大的社会财富，建立起一种相对而言较为完善的社会体制，出现最多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的富豪们……这使得在100多年里，这个国家成为其他文明学习的榜样。

约翰·D·洛克菲勒和儿子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

公元1620年9月的一天，41个家庭的102名清教徒组成的移民队伍，从英国普利茅斯港乘坐排水量只有几十吨的“五月花号”货运帆船出发，驶向大西洋的彼岸。

出发时，许多老水手都怀疑他们能否抵达彼岸。但这条小小的“五月花号”货运帆船在大西洋里经过65天的生死搏斗后，船上的冒险者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这真是一个奇迹。

率队的威廉·布雷福德牧师记载了他们当时面临的绝望处境：“大家如果回顾身后，就只见他们泛渡过来的汪洋大海，它如今成了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现在除了上帝的精神和慈爱，还有什么能够支持他们呢？”

上帝的面具与理性

自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德国的马丁·路德、法国的加尔文成为基督教新教的领袖。由于英国当权者对分裂的担心，对宗教改革采取了高压政策，但英国教徒们还是受到了来自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历史上，把在英国的新教徒——那些信奉加尔文教义、不满英国国教教义的人称为清教徒。由于宗教迫害，大部分清教徒都逃亡到了美国。

清教徒并非一种宗教派别，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他们将《圣经》作为唯一的信仰根本，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

直到清教徒时代，人类史上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当时的职业一词是calling，含有“呼召”的意思。在清教徒的理解中，职业就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呼召、遣派的使命，而完成这个使命，既是每个信徒天赋的职责，也是对神所赐恩典的回应。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曾向信徒讲述了一位财主交托家财给3个仆人的比喻。在基督徒看来，个人的一切才干、财富等等都来自上帝的恩赐，作为一名尽职的仆人，有责任将财富增值，因为有一天他们将要来到上帝面前交账。正像一位名叫普勒斯顿的清教徒领袖在他的著作中所写：“若有人问如何能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的答案很简单：只要看看神赐给他的产业便成。”

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社会学角度详细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启动作用。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幕：一方面，新教所确立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守信、弃绝谎言，不平等交易的罪恶循环因此中断。另一方面，清教徒企业家们不仅在商业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具有回馈社会的责任与意识，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经济学者赵晓认为，理性最大化、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能自生完美的道德。即便借助法律，凭借人的智慧，也无法设计出一种没有任何漏洞的法律制度，更何况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最后都还要落实到人。因此，“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未来是十分令人忧虑的。

“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这是18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对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有责任实践“爱邻如己”的诫命，有义务关照精神信仰，关照社区、国家乃至超越信仰的世界。

他们承认，自己依然是受私欲捆绑的罪人，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力量，能活出高于本能的新生命——这是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理想的根本区别。

美国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J·P·摩根曾向记者总结自己的财富密码：“我的成功得益于妈妈从小告诉我的3句话，第一是凡事谢恩。第二是有了钱就捐出去。第三是每周日早点去教会，坐第一排。”

经过300多年的披荆斩棘，这块新大陆积累起最庞大的社会财富，建立起一种相对世界而言较为完善的社会体制，诞生出一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出现最多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的富豪们……这使得在100多年里，这个天佑之国成为其他文明膜拜和学习的榜样。

任何偶像崇拜，都会通向虚妄——这是马丁·路德当年立意进行宗教改革的动力，也是坐乘“五月花号”的先祖们选择不向英国国教妥协的根本。

2006年，80多岁高龄的霍博兄弟根据几十年横跨欧亚美的职业之旅，合写了一本名为《清教徒的恩赐：美国梦的得胜、坍塌和复兴》的书，曾引起当时尚在世的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彼得·德鲁克的重视。

霍博兄弟在对日本企业的考察中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中塑造出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得益于对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但早在1990年代，日本就开始对这种学习失去了重视，而热衷西方的商学院教育。

他们认为，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陷入了某种“专家崇拜”。它们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

这或许是一家之言。然而，制度背后是伦理，伦理背后是道，道背后是宗教信仰。倘若脱离了信仰基础，来探索、构建所谓人类的完美制度，都是一种再建巴别塔的虚妄。

究竟，这个财富世界，是法老的积货之城，还是亚伯拉罕的天佑之国呢？

罪人的救赎

和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时常表现出来的轻浮、狂妄、自以为义一样，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巨富洛克菲勒、摩根、比尔·盖茨从来不是一群可为万人师表的道德完人，他们各自有着拔不去的“刺”，贪婪、诡诈，或耽于肉体的情欲，在建造自己的积货之城过程中，树下数不清的仇敌。

然而，内心的信仰根基，让这些最富有争议的“罪人”们行出与“经济人”自私的本性最不相称的事——将浸透着汗水、心智并与人角力聚拢起来的巨大财富无偿地献给社会。

要指出的是，新教的“因信称义”，早已杜绝信徒们靠“捐功德”谋取天堂门票的捷径。

约翰·D·洛克菲勒和与他同时代的J·P·摩根是现代商业和金融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一个是曾垄断全美石油生意的“石油大王”，一个是大发战争财的“世界债主”。另一方面，两人都笃信基督教，都把自己巨额财富付诸于“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

洛克菲勒的父亲是个轻浮浪荡的江湖游医，母亲伊莱扎独自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伊莱扎是个一言一行都遵循《圣经》教导的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她的虔诚、勤劳、节俭、朴实，影响了洛克菲勒一生。

早在幼年时，洛克菲勒就展露出非凡的商业头脑，22岁时创办标准石油公司，并在12年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托拉斯（一年后被高等法院强令解散）。到1910年，他的个人财富已高达10亿，若按2003年的标准折合成今天的美元，是首富比尔·盖茨身家的4到5倍。

当他的巨大财富引起社会的警惕，洛克菲勒还是那个从少年时拿到第一笔薪水就认真做“什一奉献”的虔诚信徒。他严格遵循浸礼会的教条生活——不得喝酒、抽烟，甚至跳舞，对购买庄园、城堡、艺术品等有钱人热衷的时髦消遣无甚兴趣。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始终谨守着勤俭的教规，远离酗酒和跳舞，孩子必须靠打工来赚取零花钱，长辈会定期翻阅孩子的账本。

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后，洛克菲勒将全副精力投注慈善事业，他的重心放在教育、医药、科学上。他笃信效率主义，甚至认为慈善比石油业的经营应当更为精准。即使在遥远的中国，也有他慷慨的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及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鲜为人知的是，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他的基金会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老约翰·洛克菲勒曾说，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份礼物。恪守信仰传统的儿孙们一边在经济、政治方面继续这个姓氏的辉煌，一边怀着富有的负罪感将大量的资金用来建立各种基金，投资大学、医院，让整个社会分享上帝赐予的财富。在今天的美国，要完全躲避这个家族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洛克菲勒家族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史就是整个美国历史的一个精确的缩影，并且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精神的杰出代表。

相比洛克菲勒的恪守，“金融巨子”J·P·摩根是一个肉体上更为软弱的上帝信徒。他贪婪，对婚姻不忠，传闻有多名情妇，暴饮暴食损害了他最后的健康。

摩根家族的祖先于17世纪初移民美国，定居马萨诸塞州。J·P·摩根的外祖父是一位传教士，祖父则是个好色的唱诗班成员。他的父亲、富商朱尼尔斯喜欢用短小隽永的布道词风格来总结自己的金融业箴言，他经常像一位失意的牧师说道：“自我肯定或是感到上帝的允准，远比世界上一切财富能带来更大的喜悦。”

到20世纪初，善于投机、为忙于应付战争与革命的欧美各国政府揽下公债发行业务的摩根，已经建立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另一方面，他慷慨资助各种教育、文化、艺术事业。他是大都会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最初的赞助人之一，又是圣卢克医院的主要捐助人，还曾协助一位牧师创办了一所基督教精英学校……

相比这些风雅的资助，摩根对当时涌入纽约东部低地的大批移民的奉献，或许是对上帝最有价值的。当听到私人医生马科讲述了在一个租来的厨房里为一名移民母亲和她的婴儿动手术、救了两条性命的故事，摩根当即拿出300美元——“你一定要让那位女士能够得到妥善护理。”最终，他捐助了100万美元以上的巨款，为纽约妇产医院修建了一座大楼。在这所医院里，护士们能够为穷困潦倒的孕妇提供食物、牛奶以及产前的护理。

信仰是摩根一切价值观之间的共同联系——美，秩序，对往事崇敬的追忆，壮观的庆典。作为纽约最具影响力的圣公会的非教职人员，他参加该教会3年一度的大会，以及会议上关于教义所进行的那些深奥的辩论。

在遗嘱中，他将大部分遗产散发给慈善事业。他的遗嘱充满着宗教热忱，在华丽的开章中，他将灵魂献给了耶稣基督。

《传道书》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999年一部反映硅谷黄金岁月的影片——《硅谷海盗》，追溯了技术新贵盖茨和乔布斯的发家史与商战恩怨。这两个彼此妒嫉、互相竞争的硅谷天才，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出生于1955年，都是野心勃勃的工作狂，都会为达到目标不惜一切手段。相比乔布斯艺术家般的狂妄与唯我独尊，更为老谋深算的盖茨在商业上击败乔布斯，独占世界首富13年，他的冷酷和凶狠为他落下“海盗中的海盗”的称号。

比尔·盖茨的双亲都是当地热衷社区公益事业的虔诚信徒。90年代中期，在父母的劝告和社会舆论压力下，盖茨从不情不愿地成立慈善基金会，到在这份新事业上寻找到新的乐趣和自身价值。他的妻子梅玲达说——“他在变得越来越谦卑。”

当盖茨开始在普度众生中发现新的人生意义，沉醉于自我修炼的乔布斯一边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沉醉于日益被神化的个人荣耀，另一方面继续受累于那个幽暗的内心世界带来的种种苦楚。

“从商业成就来说，苹果正在赶超微软；然而，从战胜自我来说，比尔·盖茨显然已远远超越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对这两位著名的“硅谷海盗”都有过接触的一位知名华人硅谷创业家曾向我感慨。

然而，我依然深刻怀疑，比尔·盖茨在2008年提出的所谓“创新资本主义”。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干卓越、怀着强烈改变世界的梦想的人，当他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到处存在着的贫困和财富分配失调，很难不油然而生这样的抱负。

它太像一个乌托邦的幻想——相信通过精英们的设计，创造出一套高妙的制度来化解这个世界的问题和困局。他提出的所谓制度创新，仍然把决定产业走向的权力放在了精英和政府这一类机构手里。这其实非常类似中国政府的产业扶植政策。

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已证明：人的耳目所见实为有限；此外，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就会出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

罗曼·罗兰——一个期许伟大的人

罗兰这个从不曾向虚伪的理想主义低头的人，用一生的时间“捍卫着地球上的伟大精神”。他对光荣的梦想和渴望，对英雄的仰慕与追怀，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一个人期许伟大并努力捍卫地球上的伟大精神，那么从圣路易十字军到我们自身，虽相隔天涯亦近在咫尺。

罗曼·罗兰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时代，此时法国的先驱维克多·雨果已经逝世，写作了《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福楼拜也已谢世，邻国泰斗弗里德里希·尼采失去了他的光芒，而左拉和莫泊桑所描绘的世界又是那样的晦涩和阴暗。在这样的一个娇弱、变幻的时代里，罗曼·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支持被压迫者。

罗曼·罗兰的毕生成就，完全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得益于他长年累月孤军奋战。他的著作经过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争辩，深深地打上人道主义的烙印。正因为罗曼·罗兰的思想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活力，他才能在席卷整个欧洲的世界大战风暴中不为所动。不知有多少座曾经被奉若神明的偶像被战争摧毁，支离破碎，甚至被夷为平地，然而罗曼·罗兰以其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树起的精神丰碑，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在唇枪舌剑中升华，傲然屹立在世人面前。罗曼·罗兰的思想也已成为世人强大的精神源泉，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上，所有追求灵魂自由的人，都会在他这儿寻求到慰藉。

他的著作经过高温熔炉的反复冶炼，盈溢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人类无限深情的眷爱。他恰像一具精致的小提琴，既能演奏出无限温柔与和谐嫩口天婴般的妙唱，也能加入到庞大乐队中合奏出汪洋大海汹涌澎湃的洪音，他的思想在席卷欧洲的战争风暴中巍然不动。

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忠于信仰。一直以来，罗兰就想缔造一个团结的欧洲，自从这生平夙愿面临毁灭之灾时，他便从蛰居中走了出来，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伴着理想，伴着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不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在欧洲极痛苦的时候发出了伟大的声音，他成了世界的良心。

——斯蒂芬·茨威格

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在时代的织机上生机勃勃地工作，编织出多彩的生活之锦。

——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

1866年1月12日，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古镇克拉姆西。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普奥之间还爆发了萨多瓦战役。克拉姆西位于老勃艮第地区，环境优美、宁静祥和。罗兰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深受乡邻敬重。他父亲是一位律师，也是该镇的显赫人物；母亲是一位虔诚、细心的家庭妇女，她为了养育纤弱的罗兰和妹妹玛德琳呕心沥血。

罗兰很早就发现了音乐这一奇妙的语言对灵魂深处的震撼，这一切源于罗兰自幼跟母亲学习钢琴。罗兰丰富的感情世界在悠扬的旋律中升腾，以至于超越了民族，走向全人类。他如饥似渴地吸取法国古典作曲家流畅易懂的音乐元素，德国音乐也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他是如此感激德国音乐对他的启迪：“我们有一些古老的德国音乐书籍。莫扎特、贝多芬的幸福和痛苦、理想和梦想与我融为一体，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我多么感激他们呀！我小时候生病，死亡之神已经徘徊在身旁时，一曲莫扎特的优美旋律就像心爱的人一样萦绕在枕边……后来，在我遭受怀疑，将要陷入沉沦的时候，贝多芬的音乐又为我点燃永恒的生命之火……每当我沮丧时，每当我萎靡不振时，我便借助于钢琴，让自己沐浴在音乐中。”罗兰与音乐结为挚友，情感中包容一切的和谐与理解很早就使他超越了地狱，超越了时代界限。他孩提时代奉若神明的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

伟大的生命诞生于伟大的梦想。罗兰最初的热情被莎士比亚、贝多芬激发出来了。这种对伟人强烈的敬仰之情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年，生生不息。听到伟大思想召唤的人，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他来到了巴黎。在喧嚣的巴黎，他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当他步入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后，生活圈子更小了，沉闷得几欲令人窒息。在这一段时间，罗兰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不知疲惫地攻读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法国的笛卡儿学说和荷兰的斯宾诺莎学说。他又将主修课程增加了历史和地理。在阅读和思索中，他开阔了视野，获得了将生命赋予历史的卓尔不群的能力。罗兰的老师布鲁内蒂尔，特别是加布里埃尔·莫诺，已从他的身上发现其具有描述历史的天赋。

当学校生活结束时，罗兰在选择职业上遇到了问题。虽然科学工作以它的丰富多彩激起了罗兰的热情，但这并不是这位年轻艺术家的理想，他更渴望充满想像力的文学和音乐，他热切地期望投身到那些用语言和音乐启迪人类灵魂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想成为作家，成为钢琴家。重重矛盾中，罗兰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在信中，他向托尔斯泰陈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托尔斯泰的回信对罗兰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想到了托尔斯泰对自己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的帮助，罗兰把每一次内心的斗争当做最神圣的考验，把乐于助人当做艺术家的首要职责。从托尔斯泰来信的那一天起，罗兰就成了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人生的某一理想也从这儿找到了起点。正如在他后来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那样：

“如果你碰见了一个将生命奉献给信念的法国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吧！事实上，有很多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虚的人，他们都像我一样，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不会有回音的神，奉献自己的生命，并且不屈不挠，至死为止。”

此后，他得到高等师范的奖学金，到罗马游学两年，负责整理文献工作，在典籍目录中探寻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是一片艺术家的乐土，它的温柔和优雅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罗兰也深深为这一切陶醉着，这两年中，罗兰感受到的最多的是友谊，来自70岁的老太太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在两人身上有同样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老太太的思维久经考验而纯净，年轻人则激烈而狂热；从这样的交往中，罗曼·罗兰得到了他游学两年中最重要的学识。而玛尔维达对罗兰的评价更是令我们感动：“与这位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我极大的乐趣，这不仅局限于音乐，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曾拥有的理想，为了达到最高目标所具有的进取心，对浅薄庸俗的鄙弃，还有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气。整整两年间，我庆幸自己能与聪慧的小罗兰相处。我想再说一遍，从中所得的乐趣并非只是来自音乐天才，尽管他用音乐填补我生活中的空白。在很多领域，我们俩也志趣相投。他是那么想发挥出他最大的才华，我也因为他的激励，重拾青年时的理想。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诗才，我是在交往过程中慢慢认识到的，后来读了他写的戏剧诗证实了这一点。”她预言道，罗兰将会带来法国最富有想像力的文学的诞生。

意大利之行后，罗曼·罗兰先是在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音乐史，1903年到巴黎大学执教。在严谨的学术生活和写作中，他找到一份慰藉。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身在瑞士，战争使他的写作、友谊和影响都一分为二。对于他的同胞来说，他是个懦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它；但是，不顾这些攻击的罗兰继续留在瑞士，做他与国际主义相一致的工作。

1919年，罗曼·罗兰与母亲一起返回巴黎，当时她已病重。母亲去世后，罗兰回到瑞士，自1922年至1938年与父亲和妹妹定居在那里。这个时期里，他对社会主义和东方宗教产生了兴趣。此后，罗兰前往他家乡附近的一个法国小镇，在那里继续写作，后因反纳粹活动而遭到软禁，于1944年12月30日谢世于家中。

我生存因而我奋斗，我奋斗因而我生存

有两句警言曾不止一次强烈地叩击我灵魂的每一根神经，让我从凌晨到深夜都食不甘味、坐立不安。第一句是“我们存在的第一要义是要做伟人，要保护地球上的伟业”，第二句是“我无需嘉许给我以希望，也无需成功激励我坚持”，这是罗曼·罗兰所言。可是，世界上有谁甘心做一团枯枝被捐弃于荒凉的沼泽呢？又有谁会甘心做一个供人驱使的、毫无个人意志的行尸走肉呢？没有，谁都不想如此。可是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沦为奴隶而燃放出熊熊烈火呢？方式只有一个：奋斗！

诚然，我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信奉者，也不是所谓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膜拜者。我不崇拜任何英雄，但是我的躯体中却是有千千万万个英雄人物的血液在涌流！

当我第一次读完《罗曼·罗兰传》时，我不禁肃然起敬。他对光荣的梦想和渴望，对英雄的仰慕和追怀，是他得以向前奋进的内驱力之一。纵观历史，从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史诗，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从“挑战者号”的太空壮行，到老山猫耳洞人的自强宣言，我们无不感受到那一怀怀浓厚、亢奋、热烈、令人血脉贲张的英雄气息，和高蹈坚卓、勇毅不拔的英雄精神。而一个有激情、有肝胆、有意气的人，谁不曾追慕过英雄的情怀风采，甚至渴望着自己也能够成为英雄呢？幼年读书，作文“我的理想”之类，怕是人人都曾理直气壮地，在笔墨间一展过宏图大志的吧。拘于识见也囿于想像，我亦未能免俗地幻想过，能成为轰轰烈烈、辉辉煌煌，最好是彪炳史册、能为万人景仰的大英雄。

说到底，人类那追求荣耀和生命永恒不朽的冲动，是强烈而本能的。人类的灵魂就像蛰伏着的鹰隼，永远期求着高扬和升华。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有着一腔灼热诚挚、亦瑰丽灿烂的英雄血的。它在我们脉管里不断地涌漾着，喧嚣着，刺激着亦鼓噪着我们的心念和精神。那是人类最宝贵的渴望和向往，它将维系着人类最后的圣殿和福祉——因为，在历史狭小的舞台上，只有英雄和伟人，才能站到前台，列在前排，独领风骚。而绝大多数人，只能退而结庐，做一介平庸卑微、委琐难堪的升斗小民，哆哆嗦嗦地活在日常的琐屑细节里。至多，缩坐在台下的黑暗中，为英雄拍手喝彩，或掌声献花，成为英雄的陪衬和背景。

所以有人说，英雄是“时代的勋章”，虽经岁月千淘万漉，其本质和光泽，却永不会黯淡褪尽。

我们虽没有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我们读的是描写英雄的书籍，看的是关于英雄的故事，唱的是颂扬英雄的歌谣，做的是成为英雄的美梦。那正是气盛胸壮、志存高远的年岁。英雄的血液，也便格外旺盛澎湃，像月盈之夜的潮涌。有时常想，能够有过那样一段壮怀激烈的岁月，无论如何应是一种幸运。不过通过罗兰，我由此洞悉了他这样一个真正英雄灿烂的内心，熟知了他崇高的灵魂。罗曼·罗兰认识到，有一种比伟大的行动更加崇高的伟大，那就是苦难中的伟大。于是他创作了《英雄传》，借助英雄的热情，来寄寓自己变革“奄奄一息”的欧洲现实的理想。

就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而言，应该是指那些为社会整体、为生活本身进行不懈斗争的人，一种精神的英雄。他不是靠自己的地位、金钱、权势或功勋成为英雄，而是靠他庄严的激情和崇高的灵魂。他们往往除了赤手空拳的自己外，便一无所有，所以需要经历非同一般的精神磨难。他们往往胸怀大志却无用武之地，见识高远、追求执著却被看成迂阔酸腐——英雄是那灵魂崇高、具有强大道德力量、为世界担当着苦难，却往往被讥为疯子、魔鬼的“背时”的人。

英雄就是英雄。他们宿命般地坚持着，全身心地呵爱着，并改造着这世界。因为，无论什么时代，每个民族的生活，都绝对不可能完美无缺。苦难和艰辛，有时仿佛命中注定，与生俱来，亦将与生俱去。像贝多芬的耳聋失聪，米开朗基罗的终生忧郁，托尔斯泰身上魔鬼般始终纠缠着他的“良心的熬煎”，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民族的种种沉疴痼疾。他们身历不幸，却在不幸中坚持着创造出美好向上的艺术，来安慰、指引那些为苦难不幸而悲伤忧郁的人，让他们能“通过痛苦，得到欢乐”。表面上看，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朽，是因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实际上，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朽，乃是因其自身勇毅、高峻的卓越人格——对生活持续不懈的坚守和抗争，对人类恒久刚贞的悯忍和热爱，对“人间的宏伟业绩”的捍卫和弘扬。而这一切，都是在苦难不幸的背景中练就的。

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也是需要英雄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并非完美无憾，我们的民族生活，也并非完美无憾。我们也仍旧需要“召唤英雄”，需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需要用他们的纯净与崇高，来灌溉我们日渐渴燥坼裂的灵魂；需要用他们的坚韧和清峻，来滋润我们日渐萎顿衰颓的生命，来振奋激荡我们胸中，那一怀日渐沉寂、落寞的英雄热血。

人生是艰苦的，在甘于平庸和琐俗的人来说，那是一潭死水，一潭任何风暴都不能激起一点涟漪的死水，又是一个深渊，为怪兽和野草所充斥的深渊，没有光华、没有幸福，是悲惨的，是沉重的。他们便在命运的桎梏和重压下苟且地存活着。而在那些不甘于平庸和琐俗的人来说，命运是一把长剑，自己就是剑的主人，能够制服多少敌蛮，完全取决于个人奋斗的程度。

但是，你要记住：不管你显得平庸还是伟大，命运之神决不会无端给你一顶桂冠，或是一束鲜花。虽然，这不是一个诞生着枭雄和扼杀着冥顽的乱世，但这确实又是一个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绝对竞争着的世界。如果你读过杰克·伦敦，如果你熟悉斯宾塞，你就会发现，地球上每一个存在生命的角落都是一个纯粹的、每时每刻都在决定着胜与败的战场。要想超脱失败的压榨，让你的额头燃放出智慧的灵光，作自己的主人、做命运的主人，你必须奋斗。我们为什么活着？罗曼·罗兰说：“是为了更好的征服他，做他的主人。”

或许我们没有凯撒凯旋时的光荣与伟大，没有丹桂笼住我们的发鬈，玫瑰承住我们的脚踝；或许我们无缘再一次被罗曼·罗兰写进他的《英雄传》，或许命运曾是不测的恐怖，征服的背后隐藏着侮辱的狰狞，御座的周遭显现狴犴的幻影，但是，朋友们，我们的追求可以是崇高的，我们的目标可以是伟大的，我们的意志可以是不朽的。在垂暮之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曾经生存过，我曾经奋斗过，我曾经抗争过，我就是时代的骄子，上帝的宠儿。我已经用我一生的奋斗为自己写就一部历史上最辉煌的传记！我生存，因而我奋斗；我奋斗，因而我生存！正如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那样：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忠于信仰。

居里夫人——高尚与无私的劳动者

玛丽·居里的无数荣誉与盛名似乎与这位伟大的女性无关，她依旧在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下，热忱并顽强地工作着。这位伟大的女性将自己的梦想，贡献给了全人类，在她的生命中早已注入了高尚与无私。她忘我地工作不是用劳动换取荣誉、功勋和利益，她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劳动。

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就流传于世，对于她一生的写照再也没有比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来的真切——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着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越来越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释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在辉煌的科学桂冠之外的她，面临物质环境的匮乏、绯闻官司、居里先生的意外死亡，以及外界对女性科学家的怀疑，却能在残存的骄傲里找到力量。而在寂寞的心灵深处，我们看到一位尊贵的女性，对科学研究忠贞不渝的坚持、对人类的无私与热爱。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爱因斯坦

玛丽·居里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仅是由于她的科学天才，而且也是由于她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杰出的人格。

——原子物理学的奠基者　卢瑟福

她是一个本质上严谨的人，始终不能掌握与荣誉相称的那些做作，她不善于成为出名的人物。

——居里夫人的大女儿　伊丽英·居里

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时，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爱因斯坦

1867年11月7日，波兰华沙城里一幢公寓楼中诞生了一名小婴儿，名叫玛丽。这个躺在摇篮里的可爱小娃娃，就是后来的居里夫人。玛丽的父亲是位老师，在中学里教授数学、物理，母亲也是位教师，同时也是出色的音乐家。

1891年，玛丽靠自己当家庭教师积攒下的钱，从华沙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三年中她先后获得了物理和数学两个学士学位，并获得进研究室工作的机会。1894年，她结识了比埃尔·居里。居里是一个非凡的物理学家，性格内向，对社会非常关怀。为科学献身的理想，把他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他们生活清贫，工作、学习却十分紧张。在1896年，法国人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的放射性基础上，居里夫人在分娩大女儿期间，对当时已知的80种元素一一进行测试，发现了两个比铀的放射性更强的新元素，并将第一个新发现的元素命名为“钋”，另一个新元素命名为“镭”。然而在1906年4月的一个下雨天，发生了件惨痛的悲剧，由于射线感染，身体越来越差的居里先生，在巴黎一座桥上，恍惚地撞上一辆马车，车轮辗碎了这位大科学家的头颅。心碎的居里夫人失去了伴侣，也失去了最得力的研究伙伴，不过她的坚强意志克服了一切，她忍着悲痛，独立担负起抚育两个女儿的责任，同时接替居里在巴黎大学教授的工作，进入实验室，为改革镭的提炼方法而继续研究。

居里夫人虽然从此开始独立研究，但是在放射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却越来越高。1911年冬季，她收到一封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电报，通知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第一次是在1903年，居里夫妇与贝克勒尔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是位女性。

即使居里夫人成了世界公认的卓越科学家，仍然不断受到科学界顽固保守势力的冷遇和压制。1911年，她接受朋友的劝说，参加了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竞选，结果却以一票之差落选。反对者所持理由之一是：女人不能成为科学院院士。然而公正的人们敬仰她，就在同年12月，她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不久，法国医学科学院选她为院士。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居里夫人和居里先生一贯遵循的原则。在发现镭后，为了使镭尽快地服务于人民，她拒绝申请专利权，立即公开了提取镭的方法，即使那时她自己的生活还很艰难。居里夫人一生拥有过三克镭，她把第一克捐给了科学，公众则把第二克和第三克回赠给了她。这三克镭展示了一个科学家伟大的人格，由此也唤起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一些人认为，居里夫人在对待镭的问题上固执得让人难以理解。既然是为了科学研究，在专利书上签个字，不是要省事得多吗？

居里夫人在自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许多朋友坚持说，若是比埃尔·居里和我保留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就可以得到必需的资金，来建立一个满意的镭研究院，而以前阻碍我们两个人、现在仍在阻碍我的种种困难都可以避免。他们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仍然相信我们是对的。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他们能从工作中取得极大的收获，既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

居里夫人向人类贡献镭的同时，也贡献了另一种价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人疯狂地侵入了法国的疆土。居里夫人——这个波兰女子忘不了自己的祖国波兰，也忘不了自己的第二祖国——法国。在这个危急紧要的关头，她又表现出她做研究时的那种勇敢的创造精神。

居里夫人为伤兵服务，完全出于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她从来不要求战地当局给她什么特殊待遇，从来不愿意为了她而增加别人的麻烦。她放下名学者的架子，只愿像普通人一样工作。与普通人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更熟练，更细心，也更负责任。在极冷的天气里，人们可以看见她自己开汽车，自己修理汽车，自己亲手装配X光仪器。

战争结束的时候，居里夫人已是51岁了。她以再接再厉的勇气和毅力，回到她所筹建和装备起来的镭学研究所。从1919年到1934年间，居里夫人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并教导着从各方闻风而来的后起之秀。在镭学研究所里，一大群青年学者围绕着她：给他们指定工作的是她，给他们解决疑难的是她，给他们鼓励和支持的还是她。在她步步启发、步步指引下完成的那些工作中，谁能说出有多少成绩是不靠她而获得的呢？

在1934年5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居里夫人在实验室中工作到三点半钟，感到异常疲乏，低声对她的同事说：“我在发烧，要先回家去了。”这是居里夫人临终前一个半月最后一次离开她的镭学研究所。

人们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棺木和居里先生同穴而葬。在她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玛丽·斯克洛杜斯卡·居里，1867年—1934年。”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好朋友——爱因斯坦曾说：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这大概是对她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吧！

居里夫人的梦想

当爱因斯坦深切怀念起与居里夫人长达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时，他说维系他们之间友情的纽带完全是出于对居里夫人伟大人格的钦佩。他用最精辟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那就是——“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居里夫人原本有许多发财的机会，但是都拒绝了，她对于功名看得很淡。在她获得各种奖金前，穷得连医药费都没着落，后来人们劝她申请镭的专利，她也断然拒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镭涨到每克10万美元，居里夫人却仍然毫无积蓄；战后，当她成为世界名人，常被各国政府邀请时，竟连一件像样的晚宴服也没有。

人类的确需要注重自己实际利益的人，他们努力工作，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且与人类普遍利益不相违背；但是一个伟大的人总是肩负更大的使命，而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利益。正如居里夫人自己所说：“人类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义的人，他们追求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无暇顾及本身的物质利益。”

“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这是居里夫人研究科学的执著精神，但是一旦科学应用到人身上，她却发挥了对人群社会的无比关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努力奔走，大声疾呼筹募资金，购买在当时极为昂贵的X光机送上战场，并且亲自到前线医院教导医护人员使用方法。许多军医和伤兵亲眼见到子弹在身体里的部位，因而获救重生时，都感动不已。

命运将无数荣誉赋予居里夫人，但她都不为所累，她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离开她心爱的实验室。直到她死后40年，她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爱因斯坦说：“在世界的所有著名人物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她用事求世，超形脱俗，知道自己的目标，更知道自己的价值。她让我们明白，人有多重价值，是需要多层开发的。

在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一件忘我的事业的发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居里夫人把人类所需要的人分为两类：前者通过劳动换取报酬当然无可厚非，因为人类要生存，而且这个世界的进步，少不了这一类人的推动，从最普通的田间劳动者到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从日理万机的政客到普通工人，他们获得的报酬是一种自我认知。可是一旦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报酬上，他的劳动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这也是对自我劳动的物化，他把自己的劳动仅仅当做物质的交换，这样的劳动缺少相应的人类精神，这样的人最让人鄙薄。像某些派头十足底气不足的歌星，像某些财大气粗心胸狭窄的大款，像某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官员，他们追求的报酬是出卖自己的结果，他们已失去灵魂。

居里夫人欣赏的还是后者：人类需要梦想家。这样的人是那种只有空想而无实绩的人，她所指的是那种超越了世俗杂念而致力于某一事业的人，这样的人只是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精神自由飞翔，他们忘我地工作完全不是出于用劳动换取荣誉、功勋或者利益，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劳动。居里夫人用她卓越的智慧证实了自己的梦想，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构成了她生命的主要部分。她发现了镭但不占为己有，她把自己的梦想贡献给了全人类。当居里夫人的梦想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时，人们的幸福就是给她的最好的报酬。

要做这样的梦想家。是的，在人类愈加被物化、异化的时候，这世界就更需要梦想家。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实惠追求物质的时候，还需要一些人去思考去探求去梦想，否则，这星球与死亡无异。我相信越是在有人完全放弃了梦想，完全放弃了神圣，完全放弃了崇高的时候，越是需要有人去梦想，需要有人歌颂神圣，需要有人崇尚崇高。这样的人不需要太多，但他们能代表一个时代。只是等这一个时代过去了，人们才会发现他在那一时代所处的重要位置，只有这少数人才是那个时代的精髓，只有他们的梦想是那个时代夜空里最亮的星辰。屈原、李白、苏轼、曹雪芹、荷马、莫扎特、贝多芬、布鲁诺、普鲁斯特、卡夫卡……这些梦想家用他们的思想照耀了身后的时光，他们的梦想成了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梦想与这个世界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