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汉达斯·卡拉姆吕德·甘地

第9章　莫汉达斯·卡拉姆吕德·甘地——最仁爱的圣徒

甘地的爱就是上帝的爱。他用忍耐的爱敲打着英殖民者的良心，用博大的爱教育和联合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用牺牲的爱让人们在仇恨中清醒。

甘地是平凡的，他没有泰戈尔的诗人天才，没有遭受过玛拉克里什纳的那种神秘梦幻的折磨，也没有受到维达卡南达的那种不可抗拒的热情的驱使。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外表简朴，学业平庸，毫不出色。他的体力、他的智力丝毫看不出在他的身躯里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能。但是，甘地确实是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坚忍不拔、英勇无畏、孜孜不倦以及为人类的和平而费尽苦心。他的生活是一次努力奋进的长途跋涉，他以常人的步伐，一步步攀登着，当他到达顶点时，我们看到，甘地——他，已经超越常人。

甘地自内心发现了和平力量，成功地与他人分享，他几乎独自以只手之力将大英帝国赶出印度。为了这个目标，他透过谦恭、耐心、坚持、坚忍等美德的实践，提升了高于一般人的心灵程度。

他曾这样说：“我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这并不是我要证明正义是繁荣的，而是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后正义一定会繁荣的。”“我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发挥非暴力的、个人能力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念上。”他所相信的正义和非暴力，是出自彻底地洞察自己，从而无条件地在自己的心灵打下一个对人类的绝对信赖，这信念即使是死也不能夺去、也不能破坏的。

甘地时刻都在用悲悯之心怜恤、以光明照耀、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他用生命谱写了一个大写的爱。

在使人们断绝邪恶的斗争中，或许他不会成功，或许他会像佛陀和耶稣一样遭到失败。但是他的一生对子孙后代是一种教益，为此，人们将永远牢记他。

——泰戈尔

他是个天生的宗教家、一个不可缺少的政治家。

——罗曼·罗兰

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时常不配作他的追随者，违背他的指示，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尼赫鲁

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他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

——伦敦《新闻纪事报》

甘地全名叫莫汉达思·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甘地诞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城。祖父和父亲曾是一个小土邦的宰相，也是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自小受印度文化熏陶，酷爱印度民族文化，同时也受到印度教中有关“非暴力”、“自制”、“宽容”、“以德报怨”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甘地远渡重洋，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考进伦敦大学，主攻法学。在英国期间，他潜心研究《圣经》，把基督教义中关于对恶人忍让的教义与印度教义中“以德报怨”的思想结合起来，得出了“不抵抗”和“自我克制最高尚”的宗教结论。这一宗教结论后来又演变为政治上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

1893年，大学毕业不久，甘地受聘为一家印度公司的法律顾问，到南非任职。在南非期间，他目睹了白人殖民者如何歧视印度人的种种劣行，感触颇深。这使他萌生了反对白人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志向。甘地深入印度侨民当中，创办学校，出版刊物，开展反种族歧视斗争。二十多年间，甘地形成了完整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体系：即用罢工、请愿、绝食等非暴力手段，与殖民当局斗争，争取合法权益，最终达到民族自治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他把在南非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形成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带回印度，脱下皮鞋、西装，穿上土布衣衫，深入群众，宣传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领袖。在这期间，甘地成功地领导过孟买农民的抗税斗争，还领导阿麦达巴德纺织工人按照非暴力不合作路线，坚持罢工，后来又使罢工转化为绝食，迫使工厂主接受了为工人增加工资的斗争要求。经过这些斗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国大党发展成为拥有一千万党员的大党，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甘地也成为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的最高领袖和“圣雄”。

1919年，甘地利用印度受十月革命影响的机会，发动了第一次全印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1930年，甘地又利用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大危机的机会，以反对英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为契机，发起声势浩大的食盐进军，掀起了全印规模的第二次反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甘地领导下，并经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47年，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对印度的统治权，印度获得独立。甘地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终于获得胜利。

1947年8月13日，距印度建国仅剩一天半时间，圣雄甘地赶到加尔各答。此时的他应该留在新德里享受国父的荣耀，但是加尔各答的局势已经使他不能够再耽搁一分钟。当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流血冲突愈演愈烈，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甘地确实满心悲哀，他来到加尔各答，后来又来到德里，想要以爱的精神平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骚乱和流血冲突。除了爱，他没有别的武器。他到处走访、祈祷、演说，忍受不理解的人们的辱骂和骚乱，他最后的办法是绝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终于感染和震撼了人们，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街道上的暴行转移到这张小床上来了”（尼赫鲁语），加尔各答出现了和平和亲善的景象。这样，在同样是印穆聚居的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省，5万人军队没有做到的事情（制止宗教骚乱），却在这座250万人口的，历史上最倔强最血腥的，现在又即将如火山爆发的加尔各答城里，由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做到了。这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奇迹”。

甘地一生有16次绝食，其中有2次是绝食三周，只喝一点苏打水。他多次在绝食中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一次绝食是在他79岁的时候，在他死前半个月，共绝食121小时30分钟。甘地如此谈到自己吃苦的意义：“我们只受打，不还拳，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不义，这样我们免不了要吃苦，一切斗争都是要吃苦的！自己受苦意味着对人的信任和希望，意味着对人性中某种善端的尊重。这也是一条自我忏悔，自我纯洁之路。最后，如果你是正确的，你就会在经受重重痛苦之后取得胜利，如果你错了，那么受打击的只是你个人而已。”

甘地接着又把这种和平带到了首都德里，办法仍然是自己吃苦，自己默默地忍受牺牲，后来，他又准备徒步穿过旁遮普省的大地，前往从同一母体诞生的另一国家——巴基斯坦，一路宣讲和平的福音。

1948年1月30日下午5时，人群突然一阵骚动，然后自动向两旁分开，形成了一条通道。甘地从通道尽头，慢慢地走过来。当甘地走到离戈德赛只有三步远的时候，戈德赛向前走了两步，按照印度传统的方式，把手放在胸前，向甘地鞠躬。在人们都以为他是个虔诚信徒而没注意时，戈德赛突然向半米远的甘地连开了三枪。甘地手捂胸口，挣扎了一下，然后慢慢倒下。

甘地的爱

如果我们所说的、所思考的一切，没有一种行动与之相关照和相匹配，怎么对自己的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永远相脱节？这个问题有点尖锐，但无可回避。因为事实上，很可能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正在一旁等着把我们的理念拿去付诸实践。在这个无力的背景之下，甘地的伟大举止正是我们一笔宝贵的不可忽视的财富。

甘地带给我的第一个启示是：人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只能像目前这样寸步难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我们许多人对改变自己再无信心）。甘地首先改变了他自己。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从饮食、穿着、交通方式最微小的事情开始，到精神、意志、行为方面的修炼，他每天都在试图进一步完善自己。

他的方法也不复杂，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比如尽可能地自己动手，他年轻时在英国就开始自己熨衣服、替自己理发，晚年还亲手下厨做他的不断调试的汤。他说：“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世界——那是‘原子时代’的神话——还不如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自我。”

当然，这对他本人也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一次，有位妇女来求他说服自己的孩子不要吃对身体有害的糖果，甘地只是轻轻对来人说：“请下周再来。”这位满心疑惑的母亲一周后带着她的孩子如约而至。甘地对这个孩子说“不要吃糖果了”，并和孩子嬉戏了一阵拥抱告别。临走时孩子的母亲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周您不说呢？”甘地回答：“上周我也在吃糖。”他坚持身体力行，最大限度地感染和带动了周围的人，令他们也同样赶快行动起来，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真谛，放弃那些有损于身心健康和灵魂尊严的东西。通过改变自己和改变他人，甘地成功地改变了他的祖国的地位，改变了贫苦的底层人民的境遇。

比这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改变了他的敌人。他赢得了许多英国人的支持，他们反过来也开始接受他的理念，包括决策的上层阶级和因遭到印度抵制而工厂关闭的失业工人。那些被派往印度工作的英高级官员在临行前不断被告知：小心这个人的魅力。

当然，最困难的正是这种身体力行。但如果我们自己永远也不去做，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小个子的甘地之所以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在于他不以仇恨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世界，他用以解决对抗的办法不是另一种对抗。他运用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强权者的思路。他称之为“非暴力”。这个伟大的观念的基础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削弱他人的力量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削弱全民族的力量。”

在整体的意义上，自己的敌人和自己其实也同为一体。于生命根处的痛楚和联系可以使人放弃互相憎恨，放弃由于互相敌视而产生的互相恐惧。恐惧导致我们失去行为的力量，并且在失去真正的力量之后，失去自我控制（如运用暴力的方式。）

只有消除恐惧、建立完全的自信才能走向互相信任和深切的爱。“非暴力就是以爱报恨的能力，是面对最强烈的反对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只有当你觉得他人的幸福胜过自己的幸福，甚至他人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时，你才能说你心中有爱。除此之外一切只是交换、取舍。将这种爱延伸到恨自己的人身上是非暴力的极限。它拓宽了自我意识的界限。”“我们可以用手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们擦去眼泪。”

与人们印象中的理解不一样的是，“非暴力”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和消极的态度。它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积极力量。消除隔阂、将爱的力量加以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恨者有爱最为困难。”但比这更困难的是，这首先意味着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身上的种种偏见和嫉恨。“我的非暴力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懦夫是一种远离自身的人，他患得患失，不能面对自身和找出自己的力量。他对自身和自身存在的“漏洞”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他被他自己所打败。

当甘地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第一次听到甘地表述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他也大吃一惊。于是他走上前，直截了当地对甘地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道，“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甘地继续表述道：“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从甘地所取得的成果——1947年印度赶走了殖民者——来评价他的这番话，仍然有从结果来论是非之嫌。但尽可能地活在你所认定的真理之中，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带到自己的生活中来，至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有意义，对挽回自己存在的尊严和价值有意义，哪怕结果遥遥无期。

穆罕默德·阿里——捍卫尊严的神

当卡修斯·克莱成为穆罕默德·阿里时，他就不再只是一个拳击手了，他已经成为为尊严和自由抗争的英雄。

阿里不仅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阿里已经成为和约翰·肯尼迪、猫王以及切·格瓦拉一样的偶像人物。阿里用自己的拳头捍卫着60年代（20世纪60年代，编者注）的理想主义，而他要反对的，则是种族主义，以及越南战争。只要阿里戴上拳击手套，那么他要反对的就是一切旧的制度。阿里代表的，是贫穷对抗金钱，第三世界对抗超级大国的斗争，是善与恶，侏儒和巨人的斗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他是我心中的英雄，阿里让全世界的黑人明白，评判一项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消除生活中的不平等。我感谢阿里用他的人格魅力和自己的行动所作出的努力，也感谢他给我的勇气。”

阿里曾说：“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人。我要像我愿意的那样自由思考。”阿里的个性和政治性密不可分。他在越南战争期间拒绝服兵役，因为“越共从没管我叫黑鬼”。从此他便处于很艰难的境况，美国政府试图把他投入监狱，拳击理事会剥夺了他的世界冠军称号。经过几年的时间，阿里才慢慢回到事业的顶峰。

一个像阿里这样的人，在人们眼中心中的形象总是既一致又很不同的。我们了解的阿里有多真实？或者真实了又有多深？仿佛这样的人物并不需要深入了解，只供大众观看或谈论。但若只是作为一个符号，他的意义也就消解了。

阿里，不仅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拳王，也是历史上永远的英雄。阿里有着过人的智能、力量和本能，不服输的斗志和不妥协的自尊。拳王阿里敢言敢斗的个性，让他永远都处在备战状态，向法律、舆论、战争，甚至向自我挑战，面对这人生战场上迎面而来的拳拳重击，他从不退缩，勇敢面对。

阿里点燃了时代的战火，也反映出时代的冲突，无论如何，他永远是所有人心目中的“世界拳王”！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阿里让全世界的黑人明白，评判一项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消除生活中的不平等。我感谢阿里用他的人格魅力和自己的行动所作出的努力，也感谢他给我的勇气。

——南非前总统　曼德拉

阿里目前为社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是令人惊奇的，这是他生活中最关注的事情，他是一位伟大的冠军。

——前世界花样滑冰冠军　斯托吉科

他（阿里）在我们心中仍是最伟大的，对来自非洲的美国人来说，他是我们的一个楷模，和他在一起我们充满乐趣。他是整个时代的伟大冠军。

——美国拳击代表队队员　米勒

有些被称为最伟大的运动员你会在电视上老见到，而当他们回家关上门后，就会把“勿打扰”牌子挂在门口。但阿里从不做这样的事，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会为每个人把汽车停下来的人，然后走下汽车为大家签名合影。我不会做这样的事，但他做了，他花时间向人们显示，他会说“你在做什么”来关心别人。人们不得不脱帽向某些总是奉献自己的人致敬。

——拳王　霍利菲尔德

在拳击台上的他就像是在舞蹈，我崇拜他敢于直言、表明自己立场的勇气。

——法国球星　齐达内

阿里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他当时的名字叫卡修斯·克莱。在阿里5岁的时候，曾经这样问自己的父亲：“开食品店的是白人，开药店的是白人，开车的也是白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有钱人呢？”父亲指了指阿里深色肤色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就因为这个。”“黑人地位低下”在阿里幼小的心灵里烫上了深深的烙印。

阿里是一个乐天派，每当有争吵的时候，他只要说一个小笑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当他自己刚买的一辆红白两色自行车被偷的时候，当时只有12岁的阿里还是跑到了警察局请求帮助调查。他还放出话说要好好教训这个偷车的小子。

“你知道拳击比赛是怎么回事么？”一个名叫乔·马丁的警察曾经这样问他。

“不，”阿里回答说，“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去较量一番。”

马丁是一位业余拳击教练，他告诉阿里可以去他的训练馆看看。阿里快速的脚步移动，他的眼神以及反应速度，都是马丁没有见过的。即使是遇到危险的时候，阿里也显得非常冷静。而且他还有不错的纪律性。

于是，阿里开始了奔波忙碌的生活。每天早上5点，他就会赶到马丁那儿接受训练，然后再赶到学校上课。晚上阿里会一直留在训练馆呆到深夜。

赢得罗马奥运会金牌的时候，阿里只有18岁。在获得冠军后，阿里久久不愿意摘下金牌。在回到美国之后，有2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来迎接他。不过当他戴着金牌，走进一家汉堡店要点一杯饮料时，他还是听到了一句话：“只给白人营业。”阿里一怒之下，将这块金牌扔进了河里。

在依靠对奴隶剥削而发家的美国，拳击运动并不仅仅是在一群人面前，两个人之间的打斗。这项运动已经被赋予了黑人对抗白人，被压迫人们站起来反抗的特殊意义。在这个充满了谎言的国家里，拳击起到了讲述真相的作用。杰克·约翰逊曾经在1910年7月4日这一天，打败了一直宣扬“白色人种比黑人优越”的白人冠军吉姆·杰弗里。而在约翰逊身上，阿里找到了自己的榜样。然而最终，不能继续胜利的约翰逊还是逃离了美国。之后好多年间，都没有黑人像约翰逊那样，在拳击台上获得过冠军。人们逐渐淡忘了约翰逊，直到阿里的到来。

一天，呆在家里的阿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阿里，两年前他因为智商不够而没有去服兵役，如今他必须去越南打仗。阿里刚挂上电话，一家报纸就给他打来电话，阿里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和越南可是无怨无仇！”这样的表态让美国的上层社会不禁发出了惊呼：“卡修斯反战的举动，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淘气孩子那样令人发笑。”阿里被人称为叛徒或是笨蛋。不过人们觉得，当年拳坛的黑人叛逆杰克·约翰逊又回来了。

为了自己所说的话，阿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年监禁加上1万美元的罚款。纽约国家拳击运动委员会还剥夺了他世界冠军的称号。阿里当时25岁，正处于身体和事业的最高峰，但是一纸罚单却让他失去了一切。人们都以为阿里会对未来感到害怕和绝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三年半过去了，1970年10月26日，阿里终于迎来了复出。他的对手杰瑞·考瑞是一个白人，在阿里面前，他没有找到任何获胜的机会。以前那个不可战胜的阿里又回来了，这天晚上，他击败的不仅是杰瑞·考瑞，而是全部反对他的人。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都为了争取在美国的公正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只有阿里挺了过来，他甚至没有带一名保镖。他说：“神是我最好的护卫，阿拉一直在照顾我，一个人要是总有恐惧情绪的话，他就无法活下去。”阿里成为新美国的英雄，尽管他在拳击台的步伐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潇洒。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里逐渐失去了过去的速度。肯·诺顿和弗雷泽都在他身上获得了胜利。但是阿里又夺回了过去被剥夺的那项世界冠军头衔。

在阿里眼里，与乔治·福尔曼的那场比赛自然最具有政治意义。比赛的场地设在了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够承受举办比赛的1000万美元费用，最后还是由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掏了腰包。“我这辈子都想回到非洲，虽然在这里有2200万人无家可归。”好几年前，总要为奴隶报仇的阿里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比赛还没开始，观众们就在拼命为阿里助威。阿里看了一眼福尔曼，心里说：“你小时候就已经听说过我的名字，从那时起你就在崇拜我。如今，你就要和心中的冠军一起比赛。”

当比赛进行到第八回合时，阿里先是一记左勾拳，紧接着又是一记右拳击倒了福尔曼。直到17年以后，福尔曼才有勇气重新向世界冠军挑战。

光是从拳击比赛中，阿里就已经得到了数百万美元，不过其中大部分他都捐助给了儿童、残疾人和福利院，而剩下的对于阿里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还曾经劝说一个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不要跳楼，然后给他租了一套新房子。他还曾经花了数十万美元，资助了一家即将倒闭的残疾人公寓。

阿里是所有人伟大的朋友，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想拥有的品质：为了尊严而战，将是无上的光荣。

做一个有尊严的自由人

1996年，当那双因为帕金森氏综合症而严重颤抖的手，点燃起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时，全世界几乎是屏住了呼吸——静静地注视着年迈而羸弱的火炬手。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由一个病人来点燃象征着生命的火炬，这个病人就是一代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此时的他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带着讥讽的眼神，看看阿里是否点得着火炬，夸张地说，反而是生怕自己的呼吸吹灭了阿里手中的火种。

多少年来，捍卫尊严、争取自由的绝大多数的人确实都失败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但他们即使失败，依然是真正的人——这是很多人不可能企及的境界。阿里作为这些人其中的一员却传奇般地活了下来，尽管他曾受到过自己无法战胜的强权的嘲笑，但今天他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和敬仰。

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人甘愿麻木地安于做奴隶，他们认为俗世生活就会如鱼得水乃至飞黄腾达，但失去了人最根本的尊严和自由；而不太麻木地感受身边的种种不合理，不肯安于做一个卑贱的奴隶，精神上就会有种种苦痛，现实中还会处处碰壁。而以出拳快、步法稳、耐力够见称的阿里，其坚强不屈的个性，除了从他多次在擂台上能凭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表露无遗外，亦可从他把原名克莱改为阿里及与政府对抗的行动上得到了深切体现。他说：“中国人有中国名字，俄罗斯人有俄罗斯名字……但美国的黑人却要改白人和欧洲人的名字。”正是这份执著，阿里在1964年夺得世界重量级拳王宝座后正式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把带奴隶色彩的姓名丢弃了。

阿里是一位拳击手，但是他时常能够跳出拳击台来看待这项运动。他说：“我们只不过是拳击台里的两个奴隶罢了。老板从黑人当中挑选了两个健壮的奴隶，让他们进行打斗，而白人们则开始进行赌博，他们争着说：‘我的奴隶肯定能打败你的。’”阿里不仅用拳头将这一项原本由黑帮控制的肮脏的体育活动变为主流体育运动，而且用自己捍卫了全世界黑人的尊严。从阿里身上，人们看到了他坚决反对种族主义、穷人贫苦的生活、强权、战争的信念与精神。

当尊严无法得以捍卫并最终失去的时候，就是耻辱。尊严，意味着可尊敬的身份和地位。对于一个人来讲，没有比这个更为重要的了。当一个人失去尊严，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的资格，会为人所不齿，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极其痛苦的生命状态。“尊严”好像空气一样，平常人们不大在意它。然而，它却非常重要，失去了它，如同失去了空气，就使得一个人的人生立刻失去光彩。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的尊严不容侵犯。很多时候人们挺身而出，那是为了捍卫尊严，是在为人的尊严而战。阿里对尊严不停地进行捍卫，最终获得了胜利。

自由思想使人成为人，使人活得有尊严。阿里就曾说：“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人。我要像我愿意的那样自由思考。”他的对抗政府的行为，他对黑人解放运动的参与、推动和其中的纠葛，都同时表现出他强烈的信念与立场，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为人景仰的缘故。否则当他颤巍巍点燃奥运火炬时大家心里为何除了感慨还有尊敬？

如果让你必须在“尊严、失败、痛苦”和“屈辱、成功、享乐”之间做选择，你会如何选择？我会毫无条件地选择前一种生命路径，因为前一种生命路径两次下挫最终抵达的谷底，也远远高于后一种生命路径两次上扬最终抵达的峰顶。但不少人都选择了后一种生命路径，因为他们认为“成功”即有尊严，“享乐”就是生命的意义。其实在生活中，成功者的“尊严”只是等级社会中高级奴才之“威严”，这种“威严”必须与其他更低下的奴隶相比才有，真正的人的尊严却不必与别人相比就自身固有。有些所谓的“成功人士”都心知肚明，成功后的“威严”不可能为成功前的“屈辱”雪耻，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发迹史都讳莫如深。而“享乐”更是猪的哲学。我记得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高贵的人把尊严和自由视为人生目标，只有低贱的奴才和妓女才把成功和享乐视为人生目标。”

每个人都想要尊严和自由，但大多数人只想轻易得到尊严和自由，而且他们想轻易得到的，还是恩赐的特权性质的假尊严和伪自由。他们决不愿为了与他人共享的真尊严和真自由，付出艰苦卓绝的自觉努力。这种人无论获得了多大的特权，依然是不得已的奴隶或不自知的奴才。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终生甘于屈辱，苟且钻营，却既没能成功地爬上高位，也没能得到渴望的享乐。他们宁可接受主流价值的愚弄，沿着两千年来为愚公的子子孙孙设定的人生路径，把自己贬值为与乃祖乃父毫无区别的可怜的人，也不愿通过抗争努力提升仅有一次的生命之境界，在我看来是真正的发疯，不自知的发疯。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像阿里一样，让自由意志来一次尽情的喷发，实现自己的价值。

阿里的斗争方式是用他的拳头，他依靠对真神和自我的信仰与他们作斗争。我们用什么方式抗争，打算付出多大代价，事先应有一番量力而行的理智权衡和知己知彼的长期准备，不应盲目冲动。如果经过了深思熟虑，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坦然接受最坏的结果，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摆脱两千年来的历史宿命，做一个有尊严的自由人——即使在走向自由的路上失败，也虽败犹荣。

泰戈儿——生命的伟大歌者

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理和爱。

泰戈尔，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得成正果的契机，悲悯也是泰戈尔不辞艰苦的缘由。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无边的想像和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忆起雕刻摩西像的米开朗基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像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形象；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起奥林匹亚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犯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月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条浩瀚的大河，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不息地流着。他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稻田，舒解我们的饥渴，濯清我们的污垢。他如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骄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圣雄甘地称泰戈尔为“伟大的哨兵”，这个称号是非常合适的。他正像一个哨兵那样，在道德凋敝的年代，守护着仁爱、欢乐、自由与和谐的伟大理想。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魂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冰心

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

——徐志摩

泰戈尔是印度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P·G·尼赫鲁

1861年5月7日，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他是戴本德拉纳特最小的孩子。他父亲在许多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泰戈尔自己说：“我难得见到父亲，他经常外出，但是他的存在依然影响着整个家庭，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泰戈尔诞生在东方和西方精神文明交融的气氛中，并在那间喧闹的、永远挤满不断地唱歌，写诗，讨论神学、哲学和文学问题的人们的乔拉圣科的小屋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泰戈尔的教育开始得很早，他曾被送进各类学校。由于他在这些学校中毫无长进，17岁时他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1882年，泰戈尔出版了一本名为《夜之歌》的诗集，并获得了热烈的赞扬。他曾被贝金齐德拉赞为“文艺太空中初升的太阳”。对泰戈尔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乔蒂林德特，他的哥哥鼓励比他至少小12岁的弟弟像他那样去思考、去感觉。“我的哥哥乔蒂林德特，”泰戈尔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毫无限制地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感觉。”在哥哥乔蒂林德特的影响下，泰戈尔克服了自卑感和羞怯心理。

1890年，泰戈尔29岁，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他已经颇具声望了。那一年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为著名月刊《萨德哈纳》的编辑。他在这段时间里密切接触了孟加拉人民，对这些村民了解之深刻，要不是他亲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永远达不到的。正如欧内斯特·里斯所指出的，“他接触了人民的真正生活，又完全从生活出发，写了许多表现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和寓言。”

1902年泰戈尔的妻子和二女儿丽努卡相继去世，这些以及继之而来的悲哀——他都以比一般人更顽强的毅力忍受了——并没能摧垮他的精神，甚至也没能抑制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动。这位和谐与欢乐的诗人似乎与死神和解了，他认为死正是生命之韵律的一部分。

1905年，他的父亲戴本德拉纳特逝世了。这一年，孟加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因为这一年发生了自治运动。这场运动是反对英国政府违背民族愿望分治孟加拉以削弱她的力量的企图；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场经济运动，它要振兴民族工业，以抵制英国和其他外国的产品。泰戈尔很快就成了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他在会上讲演，组织游行，还谱写了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这些歌曲传遍了整个孟加拉。但是，他与那些政治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后不得不退隐到圣地尼克坦潜心于他的文学和教育研究。自治运动使他学得了一条简单而伟大的真理，即自治不是靠乞讨得来的恩惠，它是人民应得的权利。

1909年和1910年，泰戈尔创作了《暗室之王》和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关于这一期间的作品——特别是《吉檀迦利》，安德鲁兹说：“它标志了泰戈尔一生中伟大的转折。那时，诗人民族的渴望已经融汇在宇宙之中了。他曾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善尽美地表现生活的丰富’。”之后泰戈尔又去了欧洲，在这次旅行中，这位孟加拉诗人开始被赞誉为具有宇宙思想的预言家。

《吉檀迦利》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被诗中崇高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1913年11月，当泰戈尔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他十分高兴，但他又感到这一荣誉将成为使他永远不得安宁的根源。“我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了。”他心里这么想。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他，他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来。他说：“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获奖而归的泰戈尔，已被公认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更喜欢回到圣地尼克坦，回到可爱的学生中去。由于西方的宣传和人们的误解，泰戈尔在不少人心目中成了一位神秘的诗哲：住在世外桃源般的林中茅庵里，用诗歌为神编织美丽的花环，独善其身。但是事实上，他总是一再中断自己平静的生活，用他强有力的声音支持一切正义事业。

泰戈尔是最早领会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主张的意义并予以支持的人。1913年，甘地尚未广为人知时泰戈尔就向他发出贺电，对他在南非进行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表示敬意。两年后甘地派弟子到圣地尼克坦学习，接着又亲自造访。

1920年以后，甘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在若干问题上，甘地与泰戈尔意见相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泰戈尔对英国越来越丧失信心，他声明放弃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称号，以抗议其“分治”和屠杀政策。他还在各种场合力陈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极端必要性。

1919年，应罗曼·罗兰之邀，泰戈尔在《人类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号召人们为消除偏见而斗争。在逝世前数月，他写下论文《文明的危机》，控诉“西方文明”：“我放眼四望，看见灿烂文化的一个支离破碎的遗迹……但我不会因此而去犯对人类失去信心的严重错误。正相反，我要向前看，在这场大乱之后去揭开历史新的一页。”

度过78个寒暑后，泰戈尔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战争和悲剧、社会的动荡不安，给他敏感的精神带来莫大的痛苦。1940年2月，圣雄甘地夫妇访问圣地尼克坦，与泰戈尔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1941年5月，全世界都向他祝贺80大寿，而这位伟大的歌手与哲人却已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工作。在上手术台前，他口授了最后一首诗。1941年8月7日午后，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宅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送葬队伍迤逦而行，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到送葬的行列。当火焰升腾之时，无边无际的人海突然被一种奇迹般的肃穆气氛所笼罩。

泰戈尔：生命的歌者

诗——特别是浪漫诗——被称之为亚当的想像力。这就是说，诗人能为我们再现亚当第一次注视周围世界的奇异的感觉。这样的诗歌观固然不能解释一切诗作的意义，但是用它来解释泰戈尔的诗歌却特别合适。

泰戈尔生活在19、20世纪那异常复杂的年代里，但是由于极其富于感情，他以孩子般的淳朴热爱着大地上的万物。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往往以朴实而充满惊异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中的简单、平凡的事物。这一定也是亚当洞察世界的特征。甚至人类生活中最琐碎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每天从睡梦中醒来——也被他赋予了新的意义。时光如箭矢般飞驰而过，在岁月的流逝中，数不尽的年代都失掉了它一切的负载，世界的征服者们也变成一个名字的影子。每天，在夜的黑暗中，当进入梦乡以后，每人都会有一段空虚的经历。因此当人们每天从夜的沉睡中醒来，领受着晨光的奉献，看到世界向他展开所有那充满不断更新的美的魅力的花瓣，这难道不是一种无穷的惊异吗？这种在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和经历中萌发的对永恒和无限的发现，正是泰戈尔大部分诗歌的基调。它是建立在对古印度的信仰进行再创造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各种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想像力轻易地戳穿了事物的表象，表现了伴随着“创造那永恒的最初时刻”的欢乐和惊异。

正是这种精神，使泰戈尔把当一名诗人看成自己的使命。生命和爱情的惊异与美好“被我们日常的习俗遮蔽了”，而经常的接近又使我们忘记了在我们身边的美好其实是非常遥远的。泰戈尔的责任就是要撕去这一层亲近的帷幕，唤起情人们初次相见时的那种遥远感。我们不能忘记，在两个住在一起的人之间有着无限的遥距，而这种为生活增添甜蜜和美好的遥远，正是泰戈尔所带给我们的。

泰戈尔知道，诗歌珍惜生命中一切珍贵的东西，因为它是人格的表现，而人格则是人的性格中不贪图财富和虚荣的那一方面；帝王的荣华和财富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一个情人“在激情的瞬间投来的”眼波却能保持永久的魅力。泰戈尔公然声明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歌唱那些短暂的并显然是琐细的事物。他毫不踌躇地积蓄着美，或者收集着从前一夜的鲜花中掉落的花瓣；他并不想去寻求那些常常躲避追求者的埋藏于大地的财宝；相反，他倒愿意听任生活中的宝藏不受开采，听任未解的神秘不被揭示；他只要在春天繁华的日子里能歌唱瞬间没有意义的狂喜，抚弄路边的边跑边笑的美就足够了。他的诗与其说在于鲜明的形象，倒不如说在于他生活态度的新奇和大胆，在于他用以反对世俗的价值观并发现单纯的生活与漂浮在世界之流中的荣耀和欢乐的那种方式。

从他的诗中我们能够发现，幸福是在即时的琐事中，在泰戈尔称之为单纯的无物中得到的。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使我们顺利地和那将天空从头到尾打扫干净而不图任何私利的雨，以及那陶醉于自己芳香的潮湿的野茉莉花协调起来。

激发泰戈尔写下无数诗篇的巨大灵感，主要产生自他对自然广阔的信仰。这一点在他那些总是从与自然广大生命的联系上来看待人的生命的伟大诗篇中可以看到，在《飞鸟集》那些悠然的诗句中也同样能看到。他所希冀的正是将自己融入大自然那更大的净化了的生命之中。泰戈尔以他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区别于那些通过使其摆脱琐碎而崇拜自然之精神的诸如沃兹沃斯、雪莱和济慈等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正是在这种净化了的自然精神中，沃兹沃斯发现了责任的教义，雪莱发现了爱的思想，而济慈则发现了并非为死亡而诞生并且与真实相一致的那种美。假如有任何不纯洁的东西和自然混杂在一起，那些浪漫主义的诗人就会坦率地要求人们干脆把它抛开。但是泰戈尔却不是这样，他热爱整个大自然。自然对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纯粹的美，而且还在于那些混杂在其中的琐细的事物。泰戈尔在他的一首最壮丽的诗篇中，赞美了那条与圣恒河及佩德麦河都没有联系的古巴伊河。那是一条狭窄的小河，它没有世家门第的荣耀；但是它的贫乏并没有使它羞愧，它主要的美德在于和人类生命的密切联系；它和市场上载满稻草的、懒洋洋的、微不足道的车声和拍，它随着那个每月领三卢比薪金、举着破伞的乡村教师的疲塌的步伐一道移动。

作为一个诗人，泰戈尔竭力探寻着隐藏在日常小事后面的潜在的意义。他指出，这些潜在意义只有在不计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无怪乎有人这样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理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