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公元1818年-1907年），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1．乔致庸的生平家世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
复盛公是一个著名的商业字号，它的财东就是乔致庸。乔致庸是“在中堂”的奠基人。在他手中，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先有“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后有大德恒、大德通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水陆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不但擅长经商，而且注重教育，他经常督促儿孙学习，并在家中设立私塾。他本人亦十分好学，手不释卷，“俨然一老书生”。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孙多次捐款兴学，出资刊行本地名人著述，一时传为美谈。
乔致庸生有六子，十一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2/3。
乔致庸还喜欢并广交朋友，热情好客，因此，乔家宅内总是高朋满座，门前车水马龙，可谓显赫一时，极为风光。
乔致庸晚年认为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心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乔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有很大的影响。
乔致庸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
1907年，乔致庸去世，在家停丧18个月，耗费无数。从乔家到坟地，路上搭了几十个过街彩棚，丧礼乐队十几班，马车近百辆，送丧仪仗队伍长达数里，领头的已到坟地，扫尾的还在祭桌旁原地未动。这场规模浩大的大出殡成为祁县人津津乐道、啧啧惊叹的话题。
乔致庸去世后，继乔岱之后当家的是乔致庸的第三个儿子乔景俨，他生性善良，屡行善事。祁县中学堂及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校开办时，乔景俨也捐了不少款加以协助。他还略懂医术，经常有人上门来治病，他都免费诊治，并施舍药品，因而，颇受乡人敬重。但他不擅经营，对复字号的发展没做出多大贡献。
乔景俨过世后，乔家由乔岱之子乔映霞当家。映霞字锦堂，小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在同辈11个兄弟中排行老大，精明能干，追求进步。他治家严谨，兄弟成家后均令各立门户，独立谋生。并给昆仲11人各立斋名，互相勉励，如“不泥古斋”、“不拘今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退思补斋”等等。并立家规，对乔家所属字号、票号加以整顿充实，使乔家的生意达到了巅峰。
2．乔致庸的曲折婚姻
1853年，包头各商家听信“达盛昌”的挑拨，集体到乔家“复字号”闹着要清账。照规矩，复字号三月内拿不出20万两银子清账，就要破产还债。“复字号”东家乔致广得到包头复字号大掌柜顾天顺的信后，留下一番遗言，撒手西去。在太原府应乡试的弟弟乔致庸急忙赶回祁县，大哥的遗言是让他接管家事。待到乔家转危为安时，乔致广的灵柩才能埋进乔家的坟地。
乔致庸用缓兵之计稳住了局面。而乔家大德兴总号的曹掌柜和大嫂曹氏这时却在做另一件事：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众商家里为乔致庸物色媳妇。他们看中了太谷陆家的小姐陆玉菡。一无所知的乔致庸这天和曹掌柜一起去了陆家，刚进门就和陆玉菡相遇。陆玉菡对乔致庸一见倾心却不好作声。父亲陆大可听说他们是来借银子的，急忙穿出一件带补丁的衣服应付。陆玉菡含泪劝父亲将银子借给乔家，陆大可却说：“银子我不借，可你要是愿意嫁过去，我就答应。”陆玉菡思索一番，点了点头。乔致庸听闻大嫂要将陆玉菡许配于自己，怒道：“你们不要逼我，这事我绝对不答应！”想着青梅竹马的表妹雪瑛，他痛苦地流下了泪水。然而，为了振兴乔家，他最终接受了这种安排。
陆玉菡，这一堪称山西巨商陆大可的千金独女，掌上明珠，可谓是家趁人值，才貌俱佳，更兼聪颖过人，独具慧眼。自从一观乔致庸之儒雅，便情有独钟，芳心暗许。却在不知是计的蒙蔽之中，一厢情愿的嫁给了乔致庸。待到洞房之夜，久等不见夫君来掀红盖头，才知是被乔家设计赚娶，实质是为了借陆家财力，救乔家生意之狂澜于即倒。这且不说，乔致庸的心中早已有了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的表妹江雪瑛。
陆玉菡实际上成了这桩婚姻的无辜牺牲品。聪慧的陆玉菡，为了夫君，为了乔家，忍辱负重，死心塌地的帮助乔致庸度难关，不惜要挟以“山西第一抠”闻名的父亲，逼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钱救难。她的聪明才智，经商本领，也赢得了乔致庸的真心敬佩。终于回心转意，和妻子相知相爱。
乔致庸自从娶了陆玉菡为妻后，他的表妹江雪瑛就嫁入何家并掌管何家，她对绝情绝意的乔致庸恨之入骨。一次，江雪瑛的丫环翠儿无意间看到了乔致庸偷偷埋葬太平军将领的事情，江雪瑛得知后一纸诉状将乔致庸害入天牢。乔家上下无奈，朝廷下令圈禁乔致庸并要求一笔数量巨大的银两。此后的乔致庸心灰意冷，在家一躺就是十年。
十年后太平军覆灭，朝廷对乔致庸的圈禁令解除，但由于时局动荡，乔致庸依然无法出山从商，只能继续韬光养晦。在一次灾民潮中，乔致庸毅然决定，倾家荡产为十万饥民开设粥场，当官员胡叔纯赶到的时候，乔致庸却藏了起来。
又一个十年后，朝廷出兵北伐，左季高代表朝廷希望能向乔致庸借银助军，久居家中的乔致庸欣然同意。战争结束，因孙茂才的陷害，朝廷竟然要赖掉这笔银两。乔致庸气不过，上京讨要，再次被捕入狱。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乔致庸不顾众人反对，给朝廷捐银逃难。慈禧太后解除了各地商号禁止汇兑官银的禁令，乔家生意从此蒸蒸日上。几十年过去了，陆玉菡去世，乔致庸和江雪瑛已经是垂暮的老人，两人再次相见，一生的恩怨情仇，最终瓦解冰释。
3．乔致庸不拘一格用人才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乔致庸破格重用的人才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要数马公甫了。他本来是包头一家小杂货铺的记账先生，他感到即使待在小杂货铺里做一辈子的记账先生，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于是就想办法结识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跳槽来到了复盛公，在复盛公字号里做了最一般的伙计。由于他本言辞伶俐、见解深刻，常能一语中的，而且又有独创性的观点，因此颇得大掌柜的赏识。
一次，大掌柜因为自己有事一时脱不开身，便派他到祁县乔家汇报经营情况。结果，这次汇报给了他一次脱颖而出的好机会。见到乔致庸以后，马公甫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不仅把包头的经营状况、市场分析汇报得有条有理、无懈可击。而且还在汇报中谈了许多他本人对于未来市场行情的剖析和预测，显出了他对于商业的诸多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
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自然也远非等闲之辈，在与马公甫的交流沟通中，他感到马公甫是个不一般的人才。当即便破例为他加到八厘生意。不久，复盛公的大掌柜告老还乡，乔致庸便让马公甫继任复盛公的大掌柜。马公甫对乔东家的慧眼识珠至为感激，自然也是竭力尽忠。他执掌复盛公之后不久，便把复盛公经营得大有起色，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复字号的生意，使得复字号的效益更上一层楼。
乔致庸的这次破格用人，不但为自己选到了一个将才，而且给包头商界留下了一句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
乔致庸破格用的另一个人才是阎维藩。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得知阎维藩要返乡，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乔景仪等人在一连等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吃了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感动不已。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他把阎维藩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长达26年。由于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能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4．乔致庸的成功经营理念
乔致庸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一般。由于他关于计谋，在他执掌农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乔致庸以儒家思想指导商业经营，“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
乔致庸是一个儒生，一介儒生之所以能把在中堂的生意发展广大，除天赋以外，乔致庸还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了“尔虞我诈”的商业，使仁与利融会贯通。虽为商人，他不离史书，哪里有灾难，他就在哪里挺身而出赈灾，他的内心是“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血脉里流淌，并延续到子孙后代的心里。其孙子乔映霞每到过年，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他们渡过年关。
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乔致庸远离高堂，仍然心存百姓，这是对儒家精神活学活用的表现。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雄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致庸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得来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为人豪爽，颇有善心，经常周济村里的贫苦乡邻。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野无青草，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不忍目睹。当地民谣有云：“光绪三年，死人一半。”当时，乔致庸捐输3．6万两白银，在当地富商中名列前茅，同时他还大开粮仓，赈济灾民。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亲笔题写“福重琅环”的巨幅匾额相赠，以示褒扬。这一善举，载入光绪版《祁县志》予以记述表彰。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其孙也多次捐款办校兴学，并出资刊行本地名人著述，在当地口碑很好。
乔致庸的墓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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