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实业家

　　张謇（公元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南通民间称他为“四先生”。他是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张謇利用中央政权无暇顾及地方社会的30年的时间空隙里，充分发挥其个人能量，将家乡南通建设成为一个大不同于当时苦难中国的城市。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张謇的生平家世

　　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3岁时，父亲开始教张謇学习《千字文》。到5岁时，张謇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随后，父亲令张謇随伯、仲、叔三兄入私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为师读书。12岁时，张謇的父亲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亲命令张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儿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张謇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读书。

　　张謇15岁开始应科举考试。按当时的科举制，凡祖上三代内无功名的人家称为“冷籍”。“冷籍”子弟应试必须找人担保，而担保则需花费大笔金钱。张謇家就属于“冷籍”，因经济负担的沉重，张謇不得不在塾师的安排下，假冒如皋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身份应试，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

　　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从中斡旋，才在同治十二年（1871年）经礼部核准，将张謇“改籍”归宗，一场冒籍风波才算平息。

　　同治十三年，应孙云锦（时调任江宁发审局）邀，至江宁任发审局书记，开始旅幕生涯。在江宁，张謇结识了许多名土，也扩大了知识面。一年冬天，张謇返里省亲完婚。夫人徐氏，端淑俭朴，乡里有贤名。

　　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张謇回到江宁。期间，结识驻军浦口的淮军统领吴长庆。翌年夏，入吴长庆幕，治机要文书。光绪六年冬，随庆军去登州，驻防于渤海湾。光绪八年初夏，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六月，应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吴长庆率军赴朝，张謇随军协助“理画前敌军事”，参与庆军历次重大决策。光绪十年，吴长庆病逝，张謇回到故乡。次年春夏之交，应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

　　光绪十三年，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张謇再次应邀入幕。同年十一月中旬回家度岁。后致力于教书与著述。曾先后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太仓娄江书院、崇明瀛洲书院并参与编纂赣榆、东台两县县志。

　　光绪二十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张謇当上翰林院修撰后，鉴于甲午战败，国事日非，为了实现“救贫”“塞漏”的抱负，他在南通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

　　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方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还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张謇创办学校

　　张謇知道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于是他又努力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但是，张謇办师范的道路并不平坦。

　　当时面临的首先是经费问题。通州师范注重挑选“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免费入学，为众多家境清贫的学生提供了就读的机会，但也大大增加了学校的负担。张謇想从大生纱厂的利润中抽出一部分作师范经费，但遭到股东们的反对，后在张謇的据理力争之下，方得以通过，并形成规定：每年从大生纱厂的利润中抽出十四分之一作为办学经费，其中通州师范所得最多。

　　光绪28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加上其兄等亲友资助，共集资9．3万多元筹建私立通州师范，择校址于通州城南千佛寺旧址。1902年8月破土动工，学校占地41亩，建屋104间、楼房172间、廊庑116间，可容纳学生300多人。1903年3月，校舍落成，定名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简称“通师”）。4月27日，通州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张謇发表演讲，并题写了校训。嗣后，他还亲自为通州师范作校歌歌词，并请人谱曲，在校内外广为传唱。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

　　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张謇创办的各种企业虽然离不开赢利，但其最终目的并不在赢利，而是为了利国利民，把经营企业的赢利所得大量投资于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张謇以其大实业家的风范，充分发扬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的传统思想。

　　3．张謇放弃仕途走上商道

　　张謇在攀上了科举之巅、高中状元之后，却放弃了仕途，创办实业，走上了不同于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其中缘由，皆由甲午战争而起。

　　甲午中日战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及战后满目疮痍的破落局势使张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谴责《马关条约》的签订将“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当时，已届中年的张謇高中状元，却毅然决然地弃官还乡，走上了艰难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

　　民国初年，在振兴实业潮流形成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少有碍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由于民国初建，政局未稳，加之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战事的影响，经济制度未及系统改革，国民经济尚待恢复，金融市场严重萎缩，政府财政濒临崩溃，使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工商界急切盼望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政局，恢复经济秩序。金融停滞和财政拮据是民国初年面临的最大经济困难。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已经因为橡皮股票风潮而发生过一次金融危机。刚稍有缓和，又遇到辛亥革命，使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于此灭迹，钱庄再次大规模倒闭。新式金融机构银行，则面临着被挤对的压力，如上海的信成、四明、浙江三大商办银行，因支撑不住挤兑风潮而宣告停兑。到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时，尚未恢复元气。政府财政，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都依靠借债度日，维持军费开支尚不足应付，根本没有能力投资于经济建设。

　　张謇看出了封建的以农为本、抑制工商的传统政策是使中国羸弱、人民贫穷的根源，只有振兴中国的实业才是救国的途径。张謇所说的实业包含着农、工、商，但以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为中心。他指出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和西方一样，致力于发展近代新式工业，并以此为关键来带动农业、商业的发展。张謇认为要抵御外侮，士大夫应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职责，“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白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投身于实业救国，成为中国最早的儒商，为改蛮千年沿袭的重官轻商旧观念开风气之先。

　　张謇就是在这样生机与危机共存的时代背景下，抱着慎重而负责的态度出任农商总长的，并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努力去开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张謇作为关注世事的知识分子实业家，看到了民国成立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遇。

　　1895年，张謇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家见领头办厂的是个状元，既觉得新鲜，也感到心里踏实，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听说土地可以入股，便纷纷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

　　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也招徕不少股东。这样算下来，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可是，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然而谈到钱上，他却也表示为难，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

　　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这时便决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

　　以后，张謇又陆续在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镇创办了大生二厂，在海门创办了大生三厂，在城南创办了大生副厂。并在吕四，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轻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4．张謇的成功经营理念

　　张謇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代开拓者，他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张謇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着儒家传统文化和商品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作为商人的张謇甚至做了不少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十分正确的决定。

　　张謇本来是一名状元，处于中国社会地位中“士”的阶层，并且有极高的地位。但《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仿日本，在华开设工厂，直接剥削中国人民和掠夺原料。为了挽回国家利益，张謇毅然决定从事当时被士大夫们看不起的工商业，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创办了大生纱厂。

　　张謇为国家利益而放弃高官厚禄，投身于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中，他的民族大义令我十分钦佩。张謇起家时可谓相当不易，起初只有有限的几台纺织机，而且没有技术支持。于是张謇便自己开设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原料运输业很不便，张謇就自己投资成立农垦公司，种植棉花，为工厂提供原料。这样，他克服了许多这样使许多人办厂血本无归的困难后，发展壮大。

　　张謇是近代儒商的杰出代表，他的儒商精神以“义利并重”的价值观为基础，以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为核心，以“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和勤俭的工作与生活作风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张謇的儒商精神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研究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承继先贤的人格风范，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提升企业经营者的道德境界，培育“现代儒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