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阿波尔”

走进“阿波尔”_深峡淘金世

第一章　走进“阿波尔”

“阿波尔”的来历

1825年，东印度公司掠夺缅甸阿萨姆平原的战争尚未结束，M.沙尔舒少校便组织一支由军人组成的大型探测队，跟随几个师的部队进入了阿萨姆。

1月初，英属印度测量局陆军中尉、探险家R.威尔科克斯（R．W ilcox）中尉跟随他的上司贝德福德上尉，当到达阿萨姆边境的戈阿尔帕拉时，获悉缅甸军队在兰普尔有条件地向东印度公司军队投降，便试图扩大战果探查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时的称呼）北面支流。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国珞巴族巴达姆部落的领地。

威尔科克斯18世纪末生于英国，曾就读于英国皇家地理学院。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英国远征印度的军事行动。1825年，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测量队的一名中尉军官。当他接到上司关于弄清雅鲁藏布江流向何处的命令后，从阿萨姆挑选了30多名背夫，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逆流而上，开始了他的“阿波尔”（阿萨姆对珞巴人的称呼）探险之旅。

11月22日，威尔科克斯中尉在珞巴族村庄逗留了两天，企图说服珞巴族部落头人，让他们继续前行，但徒劳无益，只得暂时撤回阿萨姆平原。11月28日，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一条支流河口的平原地带，威尔科克斯一行遇到了许多珞巴人，他们下到洛希特河（察隅河）北面地区是向米里部落人收取租金。这些珞巴人声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地区归他们部落所有，耕种平原土地的居民每户每年必须向部落缴一笔租金。

威尔科克斯会见了“‘阿波尔’部落中最强有力的头人塔林”，送了许多糖、酒等礼物，希望在塔林的陪伴下再次进入珞巴族的村寨，但仍然遭到了塔林的拒绝，塔林还做出不准他的部落民众带英国探险队进村的一条规定。威尔科克斯当时不得不遗憾地离开村庄，返回阿萨姆平原。

据历史资料记载，威尔科克斯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巴昔卡，是1826年3月的一天。那天下午，威尔科克斯遥望远处的喜马拉雅山绵绵雪峰，在这既有雪的严寒，又有花的芬芳，还有风的浪漫之地，他乘上竹筏，在霏霏细雨中，沿着宽阔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划向对岸，再穿越长长的陡峭山道，偷偷进入珞巴族村寨。

珞巴人向来对陌生人是谨慎的，威尔科克斯何以能如此顺利地进入珞巴族村庄呢？原来，珞巴人对阿萨姆的米里人一向非常友好。多年来，在这两个民族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靠近阿萨姆的一些珞巴族部落人认为，鱼是从上游珞巴族领地流到下游阿萨姆的，定期到阿萨姆米里人那里去收取渔业税。这种权利，阿霍姆政权也是承认的。

在这之前，威尔科克斯在给大英帝国的报告中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道，“阿波尔”头人认为，整个平原地区都是他们管辖的范围，每当这个季节，他们从山里走下来，到阿萨姆不受任何干扰，能顺利地向各个分散居民点收税。威尔科克斯正是利用珞巴人与阿萨姆人友好的这一点，顺利进入了珞巴族村寨。

当威尔科克斯进入巴昔卡村的第二天，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春风送爽、多日难得的好天气。巴昔卡村是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第一个通道，这里的年降雨量在中国大陆也是最丰富的，一年四季雨水不断。他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尽情地欣赏珞巴族村寨的自然风光。令威尔科克斯惊叹的是，珞巴村庄周围的景色十分美丽，每个村的视野都很开阔，周围的景致能一览无余。村前闪着粼粼波光的蜿蜒河流，穿越树木葱茏的群山，村后长长的引水竹管，将股股泉水从山涧曲曲折折引向村寨，即使是现代最精美的构思也难以比拟。这种景色与村庄配合得这么协调，珞巴人在选择村址时，是否考虑到美学？但不可否认，出类拔萃的珞巴人天生的审美观，在选择他们村寨位置上起了很大作用。

珞渝巴昔卡寺院（墨脱县图片资料）

有关珞巴族部落文化的研究，始于何年何月，现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却能肯定，早在1825年11月，威尔科克斯就开始搜集珞巴族部落文化资料。尽管他过去曾是贝德福德探险考察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时的助理，但他的脚步比贝德福德走得更远。最先将他引上这条研究之路的，却是“阿波尔”一词的来历。

“阿波尔”一词源于阿萨姆语，它的确不是一个敬语，因为该称谓具有“难驾驭的”或“野蛮的”意思。让威尔科克斯闹不明白的是，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词，为什么居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大拐弯以下和西巴霞曲以东一带的珞巴族人，还接受和使用这个称谓呢？

为了弄清“阿波尔”，威尔科克斯来到阿萨姆的一个长老家。这位长老告诉他，“波尔”这个词是从“博日”这个词中派生出来的，意为“附属的、依附的”，它的词根为“波尔”，有“服从”和“自己归顺”的含意，再加上带有否定的成分“阿”字，“阿波尔”这个派生词的意思是“不向任何人屈服和归顺的”，又可作“敌对的”、“野蛮的”和“没有教养的”等多种解释。

这让威尔科克斯颇为费解，他还是对此作出了非常大胆的猜测。当珞巴人偶尔与阿萨姆平原人接触时，不懂得阿萨姆人的语言，不知道“阿波尔”这个词所具有的含意。这在历史上，也存在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印度”这个词，原为波斯语，意为“黑的”。人们一讲到皮肤黑的人，就联想到印度地方的居民。可也被印度人所接受，“印度人”成为他们共同使用的名称。他们之所以接受外国侵略者的命名，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没有一个共同使用的名称。

对于“阿波尔”这个词，威尔科克斯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了更为有趣的情况。他撰写的考察报告《1825年阿波尔勘测工作回忆录》：“阿波尔”是由某些词派生出来的，在土著语言中，“阿”是“昂”的缩写，意为“心”；“波”为阳性词尾，意为“男人”；“尔”意为“水”或“河流”。于是，整个词的意思就是“想居住在河边的人”。

按照这样的解释，这个词被珞巴人所接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威尔科克斯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牵强附会，令人难以信服。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威尔科克斯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在西方的珞巴族部落文化研究学者中，引发了一场“阿波尔”名称由来的大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当一个人与其他人接触时，往往会向对方询问他们的名字。但如果在询问者的语言里，恰巧有与该名称发音近似的词，这个词又有某种特别含意时，即使它与该名称在发音上有所不同，也常常会使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原来的名称由此消失。“阿波尔”这个词，是阿萨姆人采用了珞巴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个名称，他们称自己的祖先为“阿巴达尼”，“阿波尔”与“阿巴达尼”的第一个字母“阿”相同，加之阿萨姆人对珞巴人的成见，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山里“野人”，便称他们为“阿波尔”。

有的学者还认为，“阿波尔”一词与珞巴语言中的“阿波”有一定的联系。当珞巴人追溯他们来历的神话时说道，阿波就是“最早的祖先”。“阿波尔”中最后的那个“尔”，在一些部落里的意思为“人”。这就表明，“阿波尔”在一些珞巴部落里，被认为是远古人，这也符合他们的历史传说。

在18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去检索威尔科克斯探险考察的动机时，很容易发现一个完全被当时的表面现象所掩盖了的事实，就是他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后的所为，并非一个研究珞巴族部落文化的学者所为。

其实，威尔科克斯对珞巴部落文化并无多大兴趣，作为一名英属印度测量局的中尉军官，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珞巴族的军事、地理情报，并对珞巴部落与部落、氏族与氏族之间的纷争兴致甚高。随着对部落氏族纷争研究的不断进展，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这个领域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这也是他来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考察的愿望和梦想。

于是，威尔科克斯将目光集中在十分奇特的氏族复仇上。1827年8月，他成功地踏进了珞巴族巴达姆部落靠近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的一个村落，听了当地部落人讲述很多有关氏族复仇的描述。在潘金村氏族首领家，威尔科克斯还了解到，凡氏族成员被其他氏族人杀害，本氏族人就必须团结起来，采取必要的报复行动。整个珞巴部落氏族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伤害个人，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氏族复仇自然便成为各成员间相互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实行氏族复仇的原因。

氏族复仇的过程非常复杂。在珞巴族村庄，曾有一个有趣的场面。当大家簇拥一名杀敌英雄临近村子时，村中的老人前来迎接，还点燃火把举行祭祀仪式，带着勇士进村。回到村庄后，巫师宰杀一只鸡放在杀敌者的背上，由他带头绕村里的神石转圈，其余的人跟着发出“嗬——嗬嗬——”的叫喊声，边喊边跳，其意是让这个被杀者的恶幽灵吃饱。就在此时，要求复仇的人拉出一头早已准备好的牛杀掉，慰劳所有参加战斗的人员，将牛头插在木棍上，立在路边，以示报了仇。

仪式完毕后，全体人员继续朝男子宿舍走去，并在那里集会跳舞。然后，用牛血冲洗杀人的刀，随即氏族内各家各户带酒前来祝贺。喝酒时，无论妇女还是小孩，不分等级地围坐一圈，用两个碗顺着相反的方向轮流痛饮，并推举两人对唱传统歌曲，其歌词大意：“我们得到了神灵的帮助，取得了胜利，为死者复了仇，雪了恨，大家热烈庆祝吧！”先动手杀敌的勇士留在男子宿舍，当天晚上不能回家住宿，以免把鬼魂带回家，直到他在外待上三个晚上为止。

人们在那里杀大额牛献祭，举行科明庆典。他们把所杀牲畜放在举行帕塔尔那个大地点中间，所有的男子一齐喊：“嘻！嘻！”不断用刀刺这些祭品。接着把用作祭品的牲畜肠子和血，向四周抛撒，再用竹子架起一个上端平整的门架，上挂带回来的敌人右手和所杀牲口的四肢，装有玛普尔、塔列、塔洛和昆虫的筐子也吊在那里。举行上述一系列仪式后，勇士才能走进男子宿舍。

珞巴人在男子宿舍下边的空地上，还要插一根空心竹子，竹子要指向杀敌方向，向竹里倒入酒饭，并杀一只红色的公鸡献祭。过了一会儿，人们把竹筒、献祭所杀的鸡及其他东西，送到举行科明庆典的地方扔掉。仪式结束后，杀敌英雄重返男子宿舍，连住三个晚上。在此期间，他除了使用自己的碗外，不能使用其他人的餐具，也不能吃妻子做的饭菜。晚上，全村的姑娘和老人陪同他一起过夜。第二天一早，男子宿舍的年轻人与他一起外出狩猎，直到晚上，连续三次。

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男人（埃尔温摄）

每次外出打猎时，他们都用小竹棍串上一个煮熟的鸡蛋和一块姜片，在去山林的路上扔掉。他们献上这些祭品，用以安慰恶精灵。当杀敌英雄狩猎完毕后，他首先到舅父家住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家时，妻子在门前挂上一块白色姜片，在屋里墙上挂上一件坦朱木。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那些恶精灵进入。

威尔科克斯给大英帝国呈上一份原始记录：《1825—1828年在阿萨姆及其邻近地区的考察》片段。事隔18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打开这份尘封已久的资料。与其他妇女一起簇拥着这位英雄进村……

在阿波尔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论问题大小都由村落议事会决定。当他们一旦听到任何敌人进攻的消息时，就随即召集会议，各村的头人聚在一起，研究防敌的行动计划，组织使用刀和弓箭的年轻人从侧面袭击敌人。

如果及早知道入侵之敌的行动，就会在敌人进攻的路上埋下竹签，敌人若没发觉，就会把他们的脚扎伤，无法走动。阿波尔人随即冲上来，袭击那些因受伤而无法逃走的人。

阿波尔人一旦在战斗中杀了敌人，就自认为取得了胜利，自动撤退，并接连几天举行一定的仪式。凡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他们就在地上画一架梯子的模样，以使死者的灵魂平安进入天堂。他们认为，不及时这样做，杀敌者就可能发疯，或在森林中迷失方向。

从战场上回来时，他们通常砍下仇敌的右手，放在背筐里带回来，上盖藤蔓。临近村子，带着敌人右手的勇士，高声连喊五次“嗬、嗬、嗬”，村里人听到这一消息，就出来迎接。姑娘随即把新裙子放到他的肩膀上，并送上项珠，这类仪式非举行不可；否则，那个被杀者的幽灵将会对勇士实行报复。接着，敲击埃穆尔，借以把恶幽灵赶走。随即把埃穆尔放在这个勇士肩上，并用绳子绑牢。出来迎接的姑娘带着一个松巴，在以后的几天里，威尔科克斯在对珞巴部落战争形态的进一步考察时还发现，在氏族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复仇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在珞巴族各部落中，引起氏族复仇的原因很多，诸如偷窃、婚姻纠纷以及外来疾病传入导致本氏族人的死亡，都被列为氏族复仇的范围。这种复仇，不仅仅局限于氏族与氏族之间，有时还可能扩大为氏族与部落、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他们除了通常采用的赎命金和杀死凶手外，还有另外的复仇形式，即氏族的人不一定杀死原来的凶手，只要杀死凶手氏族中条件相当的一个人也可。若在杀死凶手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力量弱小，不足与仇人的氏族抗衡时，大都利用个人的财富，求助于势力强大的氏族帮忙，或收买容易接近凶手的其他氏族人。这种不是利用本氏族的力量，而是利用个人财富来达到复仇目的的做法，使威尔科克斯更清楚地认识到，私人财产已渗入这一古老的法则。

在珞巴族巴达姆部落考察期间，威尔科克斯还发现了许多珞巴人自制的武器，诸如防御武器的盾牌、头盔，进攻性武器的矛、弓、箭、刀等，并且每种武器有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就拿盾牌来说，一般采用当地盛产的一种竹子，制作时先用藤条加固，呈矩形，内凹外凸，再在里面做成水平状把手。战斗时，它是抵御刀、箭的有力武器。威尔科克斯在记录弓的制作时写道：“阿波尔人使用的弓，制作起来其实并不复杂，只使用一根竹片和一根藤条就可制成。在用刀将竹子削成一定的厚度和形状后，放在火上加工烘烤，使竹子从绿色变成深棕色。竹片的中间部分宽而平，内弯外突，两端渐渐尖细，两头呈角状。弓弦为一根粗藤条，一端拴一活结，绑在竹片的末端角上，藤条的另一端也有一个活结，其长短以套到弓的另一端为限，不能超过。弦线在使用时绷上，弓的一头插在地上，手紧握另一端，膝盖紧抵弓的中间部位，使弓的上端弯曲向下，然后一转身用力射向对方。”

威尔科克斯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逆流而上，当抵达达木克村时，对珞巴人抗击外敌入侵所筑的石墙和栅栏感到十分惊异。石墙内部由圆木支撑，其前面堆放香蕉树，以此防御枪弹。构筑栅栏时，大都使用直径约20厘米的圆木，将其砍成木桩，竖在村子的周围，高出地面的那部分直立，并常在栅栏之间挖一条壕沟，在通往栅栏的道路上布满了竹签，与栅栏的作用互为补充。他见到后惊呼：“这里的栅栏长约一英里半，可防枪弹。按照阿波尔人的估计，在村子周围建有颇为隐蔽坚固的栅栏，构筑在一些自然屏障的后部，是无法攻克的。”

威尔科克斯对于珞巴族巴达姆部落有关战争形态的描述，诸如珞巴人用来抵御外敌的滑石槽、栅栏，战斗后如何订立和约以及毒箭制作的全过程，其详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人们也正是从这份调查报告中，详细了解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珞巴族各部落纷争时的战争形态，成为研究原始部落战争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威尔科克斯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向上继续前行，可没行走几天，便遭到了珞巴人的坚决阻拦。对于威尔科克斯考察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失败，在阿萨姆工作数十年的政治代理J.布特勒最为了解，深知那里对欧洲人来说是个“禁区”。他得出结论：“迄今为止，对阿波尔地方所知甚少，欧洲人从来不被准许进入其内部任何地方。”他谈到1827年威尔科克斯中尉探险考察时说：“在几天的旅行后，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从河流迅速接近该地区，但阿波尔人绝对禁止他进一步前往。从那个时期，（西方人）就不再做出努力去获得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更多情报了。”

法国神父梦断珞巴领地

在1826年英国吞并阿萨姆前，正是贝德福德、威尔科克斯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在号称“西方文明”的欧洲，激起了一股探索雅鲁藏布江流向何处的热潮，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科学探险考察掀开了新的一页。

生活在米林县南边印占区的博嘎尔部落男子（埃尔温摄）

1850年11月，N.M.噶拉克（N. M.K r ick）神父从法国远道来到印度。他当时被法国外方传教会任命为西藏南部传教团负责人。他刚踏上阿萨姆这块土地，就被这群山包围的西藏东南部所吸引，便试图通过我国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去珞巴族诸部落生活的地区传教。

在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月亮躲在厚厚的云层里，那是要下暴雨的预兆。噶拉克神父不时把忧虑的目光，转向藏东南绵绵的喜马拉雅山顶上，看看那边会不会下雪。

的确，此时的他心情极为复杂，一会儿害怕死在珞巴人的弓箭下，一会儿又希望能克服大自然的障碍，顺利地从珞巴人的领地进入藏区。这两种思想，在噶拉克离开阿萨姆时，交替地出现在他的心头。

就在几天前，噶拉克神父来到阿萨姆一座佛教寺院，拜访了一名蒙古老僧。这位老僧时年83岁，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对藏传佛教的造诣很深。噶拉克神父常到他的寺院去请教许多有关藏传佛教的知识。

蒙古老僧听说噶拉克神父要去西藏，当即劝道：“我劝你不要从珞巴人生活的地方去西藏传教，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若克服困难成功的话还好，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劝阻你。”

“即使有这个必要，做些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不也是没有意义吗？如果真去了，只能会被杀掉。”蒙古老僧顿了顿，又补充说。

蒙古老僧的担心不无道理，噶拉克神父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珞巴族社会是一个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之上的部落社会，处在以氏族为核心的血缘组织阶段，地缘组织尚未形成。高山峡谷，交通困难，致使长期以来各部落与外界交往甚少，几乎处于孤立状态，对于外来的势力有一种排他性。

1826年，英国吞并阿萨姆后，便把下一个侵略矛头指向珞巴人生活的地区，在这一带制造了大量矛盾，珞巴人对此恨得咬牙切齿。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本性的暴露，珞巴人对他们的行动更加保持警惕，一些珞巴人甚至说：“高鼻梁、白皮肤的都是英国人，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在英国吞并阿萨姆的第二年，英国著名探险家、陆军中尉威尔科克斯为了核实横贯西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是否流入“德亨河”（指雅鲁藏布江下游段），带领一队人马沿着雅鲁藏布江出境处巴昔卡溯江而上，当他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土著珞巴人生活的领地时，就遭遇到他们的极力反抗，被迫退回到阿萨姆平原。

19世纪30年代初期，东印度公司唆使阿萨姆平原米里人拒绝向珞巴人交纳税金，转而向英属印度缴税，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中印传统习惯线我方一侧的珞巴族阿卡（自称“鲁梭”）部落在首领塔吉的带领下，在距离查山口不远的地方，杀死了英属印度政府20多名地方官员。虽然阿萨姆的第一任专员D.斯科特力图禁止和防范阿卡部落民众，但他们还是经常下到平原来打击英国人。英国人常常感叹地说：“阿卡人不承认阿萨姆当局和英国政府。”

1837年，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一带的珞巴族阿卡部落头人塔吉同其他部落联合，于2月3日率众攻入阿萨姆轻步兵队，放火焚烧了古惹巴惹哨所，将其中8名士兵在内共17人杀死。此举威震东印度公司，使英国人对敢于反抗他们掠夺的珞巴族人民的胆略和力量感到惊讶。

1847年，东印度公司阿萨姆当局煽动阿萨姆的米里人，拒绝向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珞巴族各部落缴纳租金，珞巴人一怒之下将那些拒不交税的米里淘金者抓进山里予以惩罚。阿萨姆边境政务官C.维特奇上尉得知后，带领阿萨姆轻步兵队进山，威胁珞巴人必须释放那些不交租金的米里人。珞巴人在夜间偷袭了维特奇的部队，造成英军较大伤亡。次日，维特奇上尉大举进攻珞巴人村庄，珞巴人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英军竟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村庄。

1848年，雅鲁藏布大峡谷西岸的珞巴族杜巴人抓走了一批淘金的米里人，英国驻阿萨姆政治专员维特茨上尉带领一些士兵进入杜巴山区，要求释放被抓走的人。杜巴人对英国人的蛮横干涉非常不满，但考虑到他们有先进的武器不能硬拼，只好暂时屈从。到了夜晚，他们便去夜袭这些不速之客，可惜没有成功。这就是轰动英属印度的“杜巴事件”。英军正愁找不到借口，竟放火焚烧了杜巴人的村子，然后退回到印度阿萨姆。珞巴人同英属印度的矛盾更加激化。

也许是到藏东南传教的心太迫切了，最终让这个欧洲神父踏上了不归路。用今天的眼光看，噶拉克神父到西藏传教，他完全可以从印度大吉岭绕道尼泊尔，然后进入西藏日喀则，再沿雅鲁藏布江深入藏东南。噶拉克神父为什么不选择这条线路？他是否受了英国人的指派？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对雅鲁藏布江流向何处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当我们今天打开由他撰写和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第9卷上的《1853年在阿波尔的探险》一文，就能看到他那时的想法。在我国研究珞巴族历史的专家学者看来，他只不过是打着传教招牌帮助英国人搜集资料而已。

出发前的那天清晨，天气出奇的好。噶拉克神父带着一名会讲珞巴话的阿萨姆背夫上了路，他没有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而是从其下游支流丹巴曲（国外一些资料称之为“丹巴河”）溯江而上，然后又退回到阿萨姆，沿察隅河（国外一些资料称之为“洛希特河”）进入西藏的察隅。这一带生活着珞巴族义都部落，主要分布在沿河两岸的11条山沟里，在国外的文献里又称为“米什米人”。

雅鲁藏布江是否流入丹巴曲、察隅河，一度成为西方人争论的焦点。若我们对照地图，丹巴曲的源头在西藏墨脱县的崩崩山，察隅河却发源于西藏察隅的德姆拉山，它们都是雅鲁藏布江下游布拉马普特拉河两条比较大的支流。

伴随着这趟传教之旅，噶拉克神父睁大新奇的眼睛看到，丹巴曲沿河两岸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一棵棵参天大树伸展开它们郁郁葱葱的枝条，屏息倾听各种各样美丽鸟儿的晨歌，思绪也随之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他是多么希望搭上这趟揭秘“列车”，揭开这个秘密。

经过几天的行程，噶拉克神父来到一个珞巴族小村，这里住着15户人家。刚进入村庄，这些所谓的西方“文明人”，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他们生活状态的一幕。

进村没有多久，便围上了一群珞巴族妇女和孩子。孩子们手持一个小弓箭，全身裸露，有的孩子肚子鼓鼓的，有的头发红红的。学过一些医学知识的噶拉克知道，这些孩子的肚子鼓胀是因他们肚里有虫，他们的头发变红是因缺乏维生素造成的。

最让噶拉克感兴趣的是那些妇女，她们普遍比男人个头小，非常男性化。她们身披一块用动物毛织的坎肩，显得异常粗糙；她们的乳房裸露下垂，有的甚至垂到了肚脐眼。与男人唯一不同的是，在她们的两腿之间有一块遮盖物，用兽皮做成，与现代人的丁字裤相差无几。

噶拉克静静地观察珞巴妇女的衣饰，这可急坏了一旁的阿萨姆背夫。这名背夫心里清楚，珞巴男人一个也没出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上山干活去了，也许正带着弓箭躲在大森林里观察他们的行动，这分明是一种不信任行为。

阿萨姆背夫拿出一些纸币告诉珞巴妇女，用这些钱可到山外的阿萨姆兑换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借此期望能住在一个珞巴人家里。没想到她们一个个直摇头，都回到了自己家里，孩子们也一哄而散。

这名阿萨姆背夫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是自己受英国人统治20多年的缘故，对货币的认同度相当高。可此时的珞巴人尚未受到英国人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依旧还是以物易物，如果你给他一公斤盐，他会拿出一只鸡来换。在盐比金缺的珞巴部落，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也许一只鸡换一公斤盐太划算了，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做了一笔好买卖。在珞巴人的眼里，那些纸做的货币如同废纸一般。

对于眼前的一切，噶拉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根本听不懂自己的背夫同珞巴人说了些什么。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问：难道是自己的行为惹怒了珞巴人？难道是阿萨姆背夫背信弃义？在他上路前，背夫是蒙古喇嘛挑选的，是绝对信得过的一个人，否则大英帝国绝不会饶恕他。

噶拉克神父没有多想，当即质询了这名背夫。阿萨姆背夫只好如实告诉他，原来珞巴男人都躲进了森林，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已经“越界”，随时都有遭受珞巴人攻击的危险，劝他最好退回到阿萨姆，沿另一条路去西藏。可这位倔强的法国神父没有理会，让背夫打开行囊，在村外搭起了一顶帐篷，以期寻找取得珞巴人信任的突破口。

学过一些医学常识的噶拉克神父，硬是靠着手里的一片片西药，很快便取得了珞巴人的信任，受到了珞巴人的友好接待，就连一向不易亲近的珞巴族义都部落首领凯沙，也主动前来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这天，凯沙来到噶拉克神父的住处。凯沙看上去50来岁，在阿萨姆生活的米里人眼里，他曾被描述为战斗中最危险、最残暴的人。当他从原始森林里出来时，大家对他非常尊敬，纷纷给他让路、让位。他的个头并不大，身上佩戴的饰物也不多，手上只拿着弓箭。他很沉静，话不多，也很少笑，可噶拉克神父明显感觉得到他所拥有的权威。

当义都部落首领凯沙站在噶拉克神父面前时，神父并不知道凯沙来的意图，噶拉克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他通过阿萨姆背夫向部落首领问候，并请他在火塘边坐下，开始了他们的交谈。他显得异常真诚并告诉凯沙，他不是为当部落头人而来的，而是甘愿做他的仆人。他永远也不会侵犯头人的权威；相反，他愿归头人所管辖。然后又表达了自己想住在这里的愿望，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帮助那些生病的人恢复健康。

接着，噶拉克神父又问：“头人凯沙，我能得到你的许可，让我和我的背夫在这里生活吗？”部落首领凯沙垂下头，陷入沉思，一言不发。在场的人也不敢出声，都盯着他。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说道：“是的，白人，我允许你到我们这里来，在这里同我们一起生活。”

凯沙的话音一落，周围人纷纷松了一口气。阿萨姆背夫更是兴奋异常，满面红光。噶拉克神父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米什米人是不太容易接近的，我今天能得到头人凯沙的允许，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

噶拉克神父又问：“我应该住在哪里呢？”义都部落首领凯沙来到村旁的一块土地附近，说：“就在这里。”第二天，在义都部落人的帮助下，为他建起了一个吊脚竹楼，他和阿萨姆背夫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他们也正是以这个家为前进基地，在丹巴曲一带考察两岸珞巴人的生存状态，也兼考察它的流向问题，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年多。

噶拉克神父后来发现，凯沙能成为部落头人，是有原因的。他非常聪明，而且思考周全，思维缜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在的林中空地是义都部落各氏族的中立区，头人凯沙的决定保证了我的绝对中立，他们也没有人把我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把我据为己有。这保证了各氏族之间，不会因为我而出现争吵，保证了我的自由出入。”

噶拉克神父沿着丹巴曲逆江而上，可是越往上走，河面变得越来越窄，水流也变得越来越小，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雅鲁藏布江流经西藏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等地，而这里距藏东南的林芝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何它流经丹巴曲上游时，水流会变得如此之小呢？他凭着一些自然常识敏感地意识到，雅鲁藏布江不可能流向丹巴曲，而这些都清楚地写在了他的探险日记里。

不知是什么原因，噶拉克神父并没有将自己的探险考察对外公布。如果他当时公布了这一探险考察结果，雅鲁藏布江不可能流入丹巴曲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30年大哗天下，而英国陆军上尉哈尔曼的声名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然而，噶拉克神父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当历史需要他出面面对时，他失去了胆魄和分寸，让幸运女神随便地记在了自己的探险日记里，直到死之前也没敢对外公布。

1852年8月，噶拉克神父没有继续沿丹巴曲往上行，而是退回阿萨姆作短暂停留，随后又沿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另一条支流察隅河逆流而上，准备从这里深入藏东南传教。察隅河流经阿萨姆后，又称为“洛希特河”，曾一度被怀疑为雅鲁藏布江流经的地方。

察隅河沿岸生活着一支自称为珞巴族义都部落的人，而这一带主要生活着我国少数民族的僜 人。在半年 多的探险时间里，噶拉克神父曾到达了察隅的瓦弄。但在这条河流的考察上，他的足迹远未超过英国陆军上尉贝德福德，因为贝德福德曾在26年前沿察隅河逆流而上，从瓦弄往上到达过离下察隅较近的日马。

珞巴族民荣部落妇女（埃尔温摄）

也许是沿丹巴曲、察隅河进入藏区的道路异常艰险，噶拉克神父不得不考虑另一条水路，那就是沿雅鲁藏布江出口处巴昔卡逆流而上，沿当年贝德福德所走的线路，考察沿江两岸珞巴人的生存状态，写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探险记录《1853年在阿波尔的探险》。

1853年2月，噶拉克神父踏上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这块土地，这一带主要生活着珞巴族巴达姆部落。可就在1848年7月，英国人开始武装入侵巴达姆部落以南地区，并不准他们向阿萨姆米里人收税。这自然遭到了珞巴人的有力反击，从而使他们对任何想跨越自己领地的外来人极为反感。

然而，噶拉克神父既会治病，对人又十分和善，加之他在珞巴族义都部落的友善行为，无形中增强了珞巴族巴达姆部落头人的信任度，很快便赢得了珞巴人的信任，还派专人担任他的向导，使他的行程远比威尔科克斯走得远。

噶拉克神父在珞巴族巴达姆部落地区传教时，就听到一些珞巴人说：“任何利用各种口实进入我们地区的英国人，在他的脚后跟肯定有部队尾随。”对此，他曾以自豪的口吻说：“按照他们（珞巴族巴达姆部落）的说法，凡白皮肤、高鼻梁的都是英国人，你们了解，他们能同意我进入这个地区是不容易的。”

在岁月逝去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检索这段历史，发现在一些西方侵略者称珞巴人“桀骜不驯，刚愎自用……”而噶拉克神父在描述珞巴人性格时相当友善，对珞巴人生活状态的描述也较为客观：“就我所知，巴达姆人十分活跃、愉快，热爱自由独立，且慷慨豪爽，说话真诚，比一般的东方人更加正直。他们在饮食上也不过度做作，他们起码有这些优秀品质。至于他们的品德，由于在他们中间生活时间不长，还很难说。但我承认，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会知道谦恭，巴达姆人很像儿童那样天真无邪！”

噶拉克神父将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在他的传教路上，注定布满了一个个凶险。也许是想到藏区传教的心情太迫切，1855年1月的那个上午，噶拉克神父竟夸下海口说，他愿以枪支和金钱为条件，让珞巴族义都部落首领凯沙护送他进入藏区。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噶拉克神父与凯沙原本是很好的朋友，在丹巴曲流域探险考察期间，曾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可他是否忘记，凯沙是一个在部落中拥有极高威望的首领？他的这种不守信义的做法，在珞巴族义都人看来，是对他们的最大羞辱，也自然激起了首领凯沙的不满，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噶拉克神父被杀事件，英国驻阿萨姆官员视作是对英国的挑衅，他们以此为借口，进行疯狂的侵略活动。

1855年2月，派遣艾登中尉（L.Eden）率领20名阿萨姆轻步兵、40名康提人和少数山地人挑夫，从萨地亚出发，经过八天行军，进入凯沙所在的村子。

凯沙率领珞巴族义都部落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因军备不济，又疏于戒备，匆忙应战，其长子被枪杀，他很快战败被俘，许多人都英勇战死。凯沙在被俘关押期间，拒绝威逼利诱，毫不屈服，后乘敌军戒备松懈时，奋起杀死两名敌军出逃。但终因寡不敌众，凯沙再度被俘，被英军杀害于第如嘎赫，也有的说被绞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就这样，珞巴族的优秀儿子凯沙以鲜血捍卫了本民族的尊严，写下了抵抗外侮、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史上记录了光辉一页。

1855年4月，地处丹巴曲被英国人称为楚尔卡塔的珞巴族义都部落人，将艾登中尉的三个服务人员抓走。就在这一年年底，地处阿帕隆的义都部落人突然袭击了萨地亚附近的一个村庄，杀死两名拒不交纳租税的米里人，抓走了许多抗拒交纳租税者，作为对英国人侵略的反抗。

身背长枪的民俗学者

噶拉克神父的被杀，让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达尔顿感到非常震惊。他明知前行的路充满风险，可依然沿着噶拉克神父当年考察的线路，向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一带走去，将探险考察的目标锁定在珞巴族巴达姆部落，以期向阿萨姆当局提供更多有用的情报。

珞巴族义都部落妇女（陈立明提供）

那是1855年盛夏的一个清晨，鸟儿一阵唧唧喳喳的清脆叫声，把睡梦中的达尔顿吵醒。他睁开双眼，晨曦熹微，一缕缕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照射进来。他翻身下床，穿上外衣，推开门走了出去。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好天气，一望无垠的天空中，没有一丝儿云彩，蓝得如同刚用水洗过一般。

在阿萨姆平原靠近珞巴族的一个米里部落村落里，达尔顿极力向北眺望，前面有一条波涛汹涌的西昂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段），一层迷雾正从那条蜿蜒河流的河谷中缓缓升起，耸入云霄的大山被笼罩在朦胧的淡白雾霭中，丝毫显不出它的雄姿来。

村庄的上空，云雾缭绕（墨脱县交通局提供）

在达尔顿看来，这里发生的“杜巴事件”尽管已过去了7年，可英国人尚未控制这个地区。要想到这里考察，唯一的办法就是偷偷摸摸。对考察者来说，其不仅面临大自然的考验，而且随时还有生命危险。

就在一年前的秋末，英国驻阿萨姆的詹金斯少校派出一名特务，独自伪装成一名远道行乞者，潜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丹巴曲支流珞巴族义都部落领地，逆江而上搜集沿岸的地理情报。对此，珞巴族同胞视其为极不友好行为，迎接他的是珞巴人擅长用的长矛，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达尔顿对这名特务是熟悉的，因为他们都隶属于詹金斯的领导，都有化装成远道行乞者的经历。不过，达尔顿比这名特务幸运，也比他出道早，算是同门师哥了。

早在10年前的1845年，达尔顿就被派遣到我国西巴霞曲流域搜集珞巴族诸部落的军事地理情报，他在给上司詹金斯的信中写道：“我尽量向你补充我能搜集到的关于阿波尔与米里人的贸易及与西藏联系的情报。”

达尔顿还在这一年所著的《阿萨姆的米里人和阿波尔人》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米里人占有大铜锅，他们只有在宴会时才使用，刀也是经过优质加工的，我相信，那是藏区铁匠打制的，阿波尔人也从北方（指藏区）输入食盐。”

雅鲁藏布江下游段风光（墨脱县交通局提供）

珞巴族巴依部落男子跳刀舞（李坚尚摄）

正因为如此，达尔顿没有因天气放晴而忘乎所以，当真正向“阿波尔”出发时，心情却十分糟糕。毕竟“阿波尔”对英国人的仇恨，给前来探险考察的英帝国军官生命带来了严重威胁。他不知道这趟“阿波尔”之行的凶险，但为了大英帝国的扩张政策，不冒险能行吗？这天清晨，达尔顿背上行李，向那个“魔鬼地域”进发。可是，当他的双脚踏上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巴昔卡时，便领教了“雨都”给搜集军事、地理和人文等情报带来的巨大困难。

巴昔卡海拔152米，属于我国珞巴族巴昔部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一个村落。巴昔卡因受到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强烈影响，年平均降雨量高达4495毫米，终年降雨量异常充沛，为大陆地区降雨最多的地方，被誉为“中国雨都”，还写进了中国地理教科书。

巴昔卡森林茂密，四季常青，物产丰饶，各种热带植物生长茂盛，藤本植物交织缠绕，满山遍野是野芭蕉林、野柠檬林，以及生长着香蕉、甘蔗、棕榈等热带植物。除宜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外，还可播种农作物，一年三熟。热带雨林中栖息着孟加拉虎、犀鸟、太阳鸟、蟒蛇、孔雀等上千种珍禽异兽，好一幅美丽的热带风光。

巴昔卡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那里江面宽阔，水流平缓，年平均流量为5300立方米/秒。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承载着辉煌的吐蕃文明从它身旁滚滚南流，流向浩瀚的印度洋。已被印度侵占了半个多世纪的它，目前是印度伪“阿鲁那恰尔邦”东西昂地区的行政中心。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被印度称作“阿鲁那恰尔邦的大门”。

两年前，法国神父噶拉克曾来到这一带传教，赢得了巴达姆、民荣等珞巴族部落民众的信任，这或多或少给达尔顿探险考察打下了基础。可是，在阴雨连绵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珞巴族诸多部落探险考察，它所带来的心理压抑自不待说。达尔顿始终认为，珞巴族诸部落好勇斗狠，又对英国人充满敌意，心里自然是忐忑不安。拿他的话来讲，说不清“阿波尔”人的哪一根神经出问题，就会闹出杀人的事来。

达尔顿还深入靠近巴昔卡的密蒲村考察，那里居住着珞巴族巴达姆部落，是距离藏区最边远的一个珞巴族村落。达尔顿来到密蒲时，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谈到，这里的珞巴人使用很多来自藏区的手工制品，诸如刀剑、烟斗、毛织物、铜锅和蓝白串珠等，藏区的产品传入这里，甚至远达下珞渝南边与阿萨姆平原毗邻的许多地方。

事实上，达尔顿两年前就在靠近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印度阿萨姆拉金普尔县，从下到平原地带收取米里人租税的珞巴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同雅鲁藏布大峡谷一带的“阿波尔”人有了真正的接触，他著的《在拉金普尔底杭河对阿波尔人的访问》，详细叙述了他同“阿波尔”交谈的内容，对他们的衣着、风俗等，有过非常粗糙的描写。

自从英国人贝德福德和威尔科克斯踏上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土地算起，已过去了整整20年。达尔顿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军人、传教士和政客，写下了许多介绍珞巴族诸部落民俗的文章，在西方引起了阵阵不小的轰动。

这些介绍珞巴族人文风情的文章，大都和猎奇有关，甚至带有大英帝国的傲慢和偏见。从描述珞巴族诸部落民众性格方面，就可看出那些伴随军事征伐而来的英国观察者是多么狂妄和无知。

这些手持来复枪和钢笔的英属印度军事征伐者，贸然闯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珞巴族部落的领地，自然会激起当地人的强烈反对，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他们在描述珞巴族部落民众性格时，自然将这种个人情绪掺杂进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有的认为珞巴族是“一个愚笨的、独立不羁和好战的民族”；有的写成是“放荡不羁的、粗野的、肌肉发达而样子可怕的卑鄙家伙”；有的说成是“长期以来，阿波尔人称霸于阿萨姆边界，桀骜不驯，刚愎自用”……

在达尔顿早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探险考察中，大都与军事、地理和人文风情情报有关。在他的文章里，同样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由于他对珞巴族诸部落民众怀有的偏见，甚至在描述他们的性格时，所用的语言更加偏激和不友善。他在所写的文中说道：“（阿波尔）是一个比米什米人高出不少，然而是外貌粗俗和懒惰的民族。”

英国殖民者擅自闯入珞巴族部落领地，剥夺他们曾沿袭多年的权利，不准他们下到阿萨姆平原向米里人收取税金，这自然激起了珞巴族部落民众的不满。当他们起来抗争时，英殖民者就放火烧毁他们的房屋，这自然遭到了珞巴族部落民众的反抗，因而认为珞巴人好战，甚至用“阿波尔”、“米什米”、“阿卡”、“达夫拉”等带侮辱性的字眼来直呼他们，认为他们是“没有教养的小畜生”。

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一带，居住着珞巴族巴昔、阿卡、巴达姆、民荣等诸多部落，他们防止白皮肤英国人的进入，就像饥荒年代人们防盗贼一样，让许多英国人很难深入更远的地方。达尔顿也不例外，他只能在大峡谷区域边远地带支流做贼似的游荡，让达尔顿从中历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正是这一次次探险考察，使达尔顿从中搜集了许多有关雅鲁藏布大峡谷珞巴族方面的人文风情资料，将他引上了探索珞巴族民俗之路。可在这条研究之路上，他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与他同一时代的英国著名民俗学家汤姆斯。在19世纪50年代，汤姆斯开创民俗学研究领域，达尔顿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学术成果的受益者。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在不同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并进行综合和比较研究的人文科学。正是这种差异性，在相互比较中才会显示出来。综观中外有影响的民俗学著作，多半发端于外来人。“外来和尚会念经”，在民俗学研究领域，这几乎成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这自然使人们想到：由于珞巴族部落民众长期生活在异常封闭的环境里，所以在他们看来，因生产生活、婚丧嫁娶、交往娱乐等习俗，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历来如此，不存在什么新奇可言。可在达尔顿的眼里，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带着大英帝国民族的传统习惯去观察和审视珞巴族的民情风俗，一切都感到非常新奇和不可理解，从而激起描述和深入研究他们民俗的兴趣。

当然，这并不是说珞巴人不能从事本民族的民俗考察和研究，但前提是必须首先从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中跳出来，对外界的历史文化及其民俗风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方能把握住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特质。若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学识，常常能在外来文化人开拓的基础上，使之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取得更为丰富的学术成果。

达尔顿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得力于外来文化人的视角优势，通过英、印报纸杂志发表了不少介绍珞巴族部落文化的文章，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包括汤姆斯在内的英国民俗学家的关注，自然有了同他们探讨交流的机会，成就了他27年后对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珞巴族民俗文化的开拓性研究。

1872年，达尔顿再次来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考察，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珞巴族诸部落的民俗资料。正是这一年的探险考察，使达尔顿对珞巴族民俗文化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将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民俗学家的眼里，风情习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最能体现他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大自然的残酷无情，将珞巴族众多部落推向了世界上最艰苦的人间绝域——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强悍刚毅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珞巴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传统服饰（李坚尚摄）

珞巴族崩尼部落妇女服饰（李坚尚摄）

对原始部落的人们来说，勇敢和力量是财富的源泉。珞巴族诸多部落的服饰，无不与狩猎生产有关。他们有意地使用地上动物的毛皮和天空飞鸟的羽毛，以此摆脱超自然力的影响。为了表达爱美激情，显示等级，炫耀财富和展示身体魅力，用打到的猎物来装饰和美化自身。在他们看来，谁获得的猎物越多，身上的装饰品也就会越多，装饰成了勇敢、力量、技艺和智慧的象征。因此，就服饰本身来说，它们综合了诱惑、遮盖、展示和一物多能的特点。

在达尔顿看来，要想说明珞巴族的服饰特点却不那么容易，因为它包括了用来遮盖身体的衣饰类、增加外表魅力的首饰类、显示自身和有意让人恐怖的装饰类……珞巴族小伙身材魁梧，姑娘性情活泼。珞巴族妇女穿上色彩鲜艳的裙子，再配有很多饰物的上衣，显得格外漂亮。1872年，达尔顿在所著的《孟加拉民族志》中，是这样来描述珞巴族服饰现象的：

男子服装中的腰布，主要由一种叫做乌达尔的树皮纤维织成，它有垫坐和遮盖两个用途。腰布绑在腰间，后背面耷拉着，长出约1 5英寸，好像一条毛茸茸的白色尾巴。晚上人们把它作枕垫使用。现代的阿波尔人盛装时显得很有派头。普通人一般穿带色的无袖外衣，这是他们自己制作或是从邻近的丘利噶答即义都米什米人那里输入的。有些人穿藏袍，他们自己种植棉花、织布，这些像一条长长的围巾，他们用这种布做成暖和的短上衣。我所见到的普通妇女服装用两块布拼成，上有红蓝两色的宽边条纹，穿时绕过腰际，成为一条长仅及膝的裙子。然后用藤带子结牢。其余部分在胸部折叠起来。但多数妇女不这样穿，让腰际以上的身体部位明显地露出。她们不认为这样做是无礼的行为。

在她们的脖子上，落落大方地挂上串珠，直伸到腹部。她们的耳垂如同其他山区部落人一样，由于装饰而被撑得大大的。为了把那些显得十分粗糙的光腿装饰起来，她们用十分精致的用藤编织的宽带子把脚脖子紧紧裹着，白色串珠组成的脚环上挂着铃铛，更显出她们特有的风采。尤为特别的是她们的服饰。所有女性在青年时期的得意服饰，是挂在腰间的一条带子上的蚌形雕花青铜片。这些铜片有3～1 2个，直径从3英寸到6英寸不等，在腹部一字排列，最大的在中间，顺次到最小的，一直排到臀部。这种铜片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如同犯人的镣铐声。

就在这一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E.B.泰勒发表了他的名著《原始文化》，在英国、印度等地掀起了一股探索原始部落的“文化热”。达尔顿通过这本书，第一次看到了泰勒有关“文化”概念的表述，即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性”。

在达尔顿的心中，没有比这对他的思想冲击更大了。毕竟他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搜集资料达27年，又长期接触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阶段的珞巴族诸部落。他拿出泰勒的《原始文化》，将其笔下的图腾崇拜、以物易物、平均分配、进山狩猎等现象，同珞巴族诸部落文化进行反复对比，他惊叹，这不正是笔下所经常描绘的珞巴族习俗？

珞巴族的腰带（李坚尚摄）

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妇女背饰和颈饰（李坚尚摄）

达尔顿作为一名大英帝国的军官，同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英属印度也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对于希望能有重大发现和向来爱争第一的英国人来说，他认为既然自己完全有研究原始文化的机遇，可为什么不率先提出这样的概念呢？

可是，当达尔顿静下心来撰写珞巴族诸部落民俗文化时，才意识到民俗文化是一门学问，最初的新奇感只是入门的向导，要从奇风异俗的个别描绘进入系统的收集整理，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从这个时候起，他有意识地阅读了汤姆斯、泰勒等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的著作，从中使他认识到，保持对珞巴族诸部落的新奇感，是考察民俗文化初期的可贵心态。但是，一味猎艳逐奇，把离奇古怪作为民俗考察的终极目标并不可取，甚至极为有害。因为新奇只是对尚不认识事物的表面印象，一旦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调查者离奇古怪的第一印象，其实在珞巴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存在。

第二年，达尔顿再次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涉猎到了珞巴族诸部落更多的服饰文化。他在有关“阿波尔”的服饰文化中写道：“珞巴族不分男女，都戴一个青铜手镯，系当地铁匠打造，上有几何图案，均一英寸宽。巴达姆男子戴的一种手镯，外层有柱突，颇为奇异。阿兴人有一种辫状的藤腰带，上面镶有白石片或骨片，像皮带那样系在衣服外面。在希蒙、卡可、民荣、巴达姆、潘奇人中，妇女也戴两种与上述样子相似的腰带，上面镶以直径为3.75厘米的青铜圆片，或用藤条交错编织而成的‘之’字形花纹。这种腰带由圆形的青铜片组成，青铜片直径约5厘米，上面有密集而又突起的花纹图案，前面正中的那个铜片最大，上有交叉的十字花纹，较小的铜片依次放在两侧。圆形铜片不论大小，上面都有孔，与另一个较小的铜片接在一起。戴耳饰是妇女的专利，有一种耳饰是很厚的金属柱，看上去很像一个银质小花瓶。男子通常都不在手腕处戴任何金属的手镯，但所有的姑娘和妇女，不论年龄大小都要戴。男子在右手戴一个藤手镯，有时候还在手镯上缠上野生动物毛，妇女在腰间套一些圈，有些男子亦如此。”我们从中看到，达尔顿在介绍这种民俗现象时，就比过去显得更加理性和客观了。

综观达尔顿从1845年所著的《阿萨姆的米里人和阿波尔人》、1853年的《在拉金普尔底杭河对阿波尔人的访问》，到1872年的《孟加拉民族志》，他逐步走出了过去那种大肆渲染珞巴族诸部落“野蛮”，甚至指责“不开化”的狭隘，而是将貌合神离的珞巴族民俗现象与他们的历史、信仰、地域、生产等因素联系起来，放到古今、上下、左右的宏观时空中予以综合审视，一切古怪的事物就变得理所当然。

提起达尔顿在学术上的成就，印度原总理尼赫鲁部落事务部主任、对珞巴族文化颇有研究的印度学者V.埃尔温博士说：“从上个（19）世纪以来，对（珞巴族）巴达姆、民荣部落已有报道。1825年，贝德福德和威尔科克斯已访问了这一地区。随后，探险家、军人和行政官员也接踵而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孟加拉长枪队上尉E.T.达尔顿……”

正当达尔顿想在珞巴族民俗学领域有更大成就时，英国人和“阿波尔”人的矛盾越来越深。英属印度政府害怕事态扩大会引起珞巴人更大的反抗，从而花费政府大量“讨伐”经费，遂于1873年制定《孟加拉东部边境章程》，按章程划出了一条边界线，英国政府称该条边界线为“内线”，规定英国属民或外国侨民无护照者不得越过此线。

这就意味着，达尔顿探险考察“内线”以北珞巴族诸部落的计划，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他只得遗憾地将考察转移到印度阿萨姆阿霍姆王朝的研究上，最后不得不选择退休离开印度回到英国本土定居。不过，我们还是能从达尔顿对阿霍姆王朝的考察研究中，得到许多启迪。

1875年，达尔顿还来到靠近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的印度拉金普尔县考察，他凭着多年对米里部落文化的理解，著有《公元1875年阿萨姆邦拉金普尔地区少数民族统计报告》，刊载于英属印度的《孟加拉人种学》杂志。他在该报告中写道：“……在蓬帝国的第十三代君主苏肯姆法执政时期，他的兄弟萨姆隆法是他的部队总司令，率兵征服了卡恰尔、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越过山地闯入了布拉马普特拉河坝区，从此地发起了一连串征战，掸人从萨地亚到迦摩缕波，逐步把整个地区征服了，这很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中的若干次入侵才完成的。因为阿萨姆的编年史料所记载的相当于公元1228年那一年，正是诸古法登基的年份。”

正是达尔顿的这一研究成果，开启了阿霍姆王朝由谁来建立的大讨论。许多学者都认为，阿萨姆侗台语民族在印度东北部活动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了，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迁徙却是在13世纪的阿霍人，他们从祖居地勐卯（今云南瑞丽勐卯村）向缅甸迁徙，再向西北进发，于1228年在这里建立了阿霍姆王朝。阿霍人到达阿萨姆时，他们的语言是勐卯的傣（掸）语，其语言文字形式与同时期云南德宏、瑞丽的语言是相同的。可经过长期与当地其他民族的交流，阿霍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最终不再作为交流的工具来使用，但仍然保存在一些文献和宗教活动中。

见证英属印度“内线”

“亲爱的总督先生，一个堂堂的阿霍姆皇帝，怎么可能同意他的臣民向猴子一般的部落人交税呢？”当A.麦肯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考察报告时，带着怀疑的目光，向英属印度孟加拉政府副总督威廉·格雷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的麦肯齐先生，这需要你用心去体会，真正到东北边境去考察，你会相信这样的事实。”格雷看着眼前这位怀疑一切的后生，还是带着鼓励的目光同他交谈。在格雷看来，麦肯齐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大英帝国需要这样的年轻军官，保不住他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1868年，麦肯齐从英印政府总部调到英属孟加拉东北边境，直接负责管理来往的政治文函。正是这样的经历，他开始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英属印度阿萨姆以北的珞巴族、门巴族部落事务资料。

1869年，副总督格雷就要求他写一部《关于孟加拉东北边境的备忘录》。麦肯齐接受这项任务后，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英属印度政府官员的考察报告，从中发现阿霍姆王朝并非印度的属地，属于缅甸相对独立的一个土邦。英国军队自1826年征服这块土地后，将其划入大英帝国的版图。面对日益膨胀的版图，这怎能不让他激动呢？

麦肯齐作为一名大英帝国的军官，希望能亲自到孟加拉东北边境地区部落考察事务，拿起自己的笔撰写有关界北部落事务的文章，给决策者提供征服这些新部落的依据。可机会来临时，却是那么的突然。

“这是我们的领地，凭什么阻止我们收税？”麦肯齐在阿萨姆靠近珞巴族阿卡部落的一个村落里，亲眼目睹了阿卡人欲抓走抗税者的“蛮横行为”，英国军官赶忙上前阻止，使得阿卡人的收税行动没能实现。

在麦肯齐看来，阿霍姆王朝不是这里的统治者，阿卡人才是这里真正的“国王”，生活在下游的阿萨姆人，便是阿卡人的“臣民”。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阿霍姆王朝为什么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麦肯齐沿着这样的思路，深入靠近阿萨姆的阿卡、达夫拉、阿波尔、米什米等部落，考察他们同阿霍姆王朝的关系，解开了这个久已存在的秘密。

在阿霍姆王朝统治时期，土地和培克（自由人）被视为国家的财产，每个培克从国家领取两普拉土地耕种。每三四个培克组成一个戈特，每个戈特每年必须抽出一个培克为国王或政府官员服役。

阿霍姆王朝还规定，培克可以得到一小块免税地作为园地，须向他们缴纳1个卢比的人头税。若培克耕地超过两普拉，则须为多种的每一普拉土地交1个卢比。从事手工业的匠人及其他非农耕者，则向国家缴纳更高的人头税。

麦肯齐在阿萨姆边境地区看到，阿霍姆王朝在税收上采取了不同的特殊制度。即在边境地区划出一定数量的培克，他们向北面的山地部落纳税，而不是向阿霍姆政府交税，他们称为“布沙”，阿霍姆王朝“居然承认这一状况”。

对于界北部落的“布沙”权，麦肯齐不得不承认：“（布沙）是向大多数邻近平原边界的山区部落交付的。如认为这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意义不明的榨取就错了。这的确是一种准确规定的赋税。因为相应的数量从国家对农民的征收中予以扣除，以确保对布沙的缴纳。它也许起源于侵占，或者根植于山地人所具有的习惯权利；但它的确是英国人兼并阿萨姆时，这个国家赋税制度的一个特征。”

在界北部落行使布沙权时，麦肯齐看到界北各部落采取了分段行使职权的办法。地处门巴族聚居区达旺以南地区，属于七王统治的地域，在他们所控制的8个月内，征收大约相当于5000个卢比的赋税。卡里阿帕拉以东为查德瓦尔，据麦肯齐所说，山口边界上居住着鲁普赖甘和舍尔甘两个布提亚（门巴）人集团，头人也称为“七王”，“自称他们是达旺王的下属，达旺王则是拉萨的封臣”。

在英印殖民者的著作中，对门隅以东的珞渝，则没有“珞巴族”这一族称，而是单列为各部落或支系。从西向东主要有阿卡人、达夫拉人、阿波尔人、米里人和米什米人，这大都是一些带有偏见的侮辱性称呼。事实上，他们分属于珞巴族的阿卡、崩尼、巴达姆、民荣、义都等诸部落，而英印竟擅自取名，给我国研究珞渝文化带来了极大混乱。

在孟加拉东北边境地区的阿卡人，分为哈扎里卡瓦和卡帕觉两个集团。哈扎里卡瓦人有权向山口平地的培克收取赋税，阿霍姆的封建王朝同样承认这一权利，并划出一定数量的培克给他们。麦肯齐仔细查阅了1825年英国史料，发现哈扎里卡瓦人有权向分给他们的阿霍姆“克尔”（1000～1500个培克）的每户培克收取1套妇女衣服、1捆棉线、1块手巾。

达夫拉人居住于达朗县以北的劳德瓦尔和拉金普尔县以北的切德瓦尔的北部山区。麦肯齐从1825年的史料记载中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达夫拉人有权从山口平地的每十户培克中收取1匹双幅布、1匹单幅布、1块手帕、1把刀、10头角牛及四西尔（每西尔为2.057磅）盐。由于这部分克尔承担了达夫拉人的税务，阿霍姆政府只向每个戈特征收3个卢比税收，而不是通常的9个。让麦肯齐惊奇的是，达夫拉人各氏族都有固定的收取布沙的村落，彼此不干预。

“阿波尔”人地处东面的德亨河（雅鲁藏布江下游）与迪邦河之间的山区，米里人是“阿波尔”人的臣属。据人类学家研究，认为他们起源于共同的居住地，一些米里人向南迁移进入平原地带，充当“阿波尔”人与平原地区居民贸易的中间人，或从事捕鱼、淘金业。“阿波尔”人对于平原地区，虽然没有布沙权，但他们对平原地区的米里人拥有绝对的主权，对于从他们居住地德亨河中流出来的鱼和金子拥有权利。他们不允许平原的米里人迁走，以免损坏与平原地区的贸易，要求渔民和淘金者贡纳。阿霍姆王朝政府承认他们的权利，不向平原地区渔民和淘金者收税。

英国入主阿萨姆后，试图破坏这个规矩。可令麦肯齐惊奇的是，面对界北部落的不断袭扰，英属印度在一段时间内承袭了阿霍姆王朝的政策，他们承认界北山地部落有直接到山口平地内收取赋税的传统布沙权。不过，这种布沙权主要由英国人代为缴纳，麦肯齐详细记载了这一情况。

在查德瓦尔山口地带，1826年2月，英属印度官员马塞上尉与鲁普赖甘、舍尔甘两个布提亚七王订了一项协议，英属印度达朗县每年向他们支付2526卢比，以代替他们对山口平地的布沙权。

在阿卡人方向，1844年，英属印度官员简肯斯分别与卡帕觉阿卡人头人扎吉和哈扎里卡瓦头人达成协议。在同扎吉签署的协议中，英属印度向卡帕觉阿卡人支付总额为120卢比的补偿，扎吉头人保证“我和我的部落将我们的贸易仅限于拉哈巴里、巴里帕拉和特兹普里的市场，不再如以前那样在农民的私人家室中与他们交涉”；“我将留心不让我部落的人在英国领土内施行压榨行为”。

接下来，简肯斯同扎吉签署了协议，主要内容为：（阿卡人）进入查德瓦尔须向地方负责人报告，公平出售货物，不在东印度公司领土内犯任何罪行；不加入与英国政府为敌的集团，如被证实参与任何阴谋，将丧失进入英国领土的特许权；进入平地内不得携带武器，并只限于到拉哈巴里、巴里帕拉、奥朗或特兹普尔建立的市场，不再如过去那样与农民在其私人家室中交往；在英国领土内遵守英国的法律，所有与培克的债务将通过英国的法院解决……

大英帝国行事严格遵照协议，可麦肯齐还得按照阿卡部落人的风俗行事，这让他感到同界北各部落交往时，相互发誓比协议更为重要。麦肯齐在同卡帕觉阿卡头人签署协议时，头人扎吉将手放在老虎、熊的皮上和大象的鼻子上，杀死一只家禽发誓：“我们将永不对英国政府管辖下的农民犯下伤害、压榨之罪，并忠实地遵守以下条款。”

在达夫拉人方向，让麦肯齐最为头痛，任凭他们说明补偿金的重要，可达夫拉人坚持原阿霍姆王朝划分给他们的培克征收布沙的权利，英印当局推行的补偿金方式遇到了较大阻碍。1835年，达朗县的英国官员与8个达夫拉人部落头人达成一项协议。按照协议，他们向村庄的税收人马尔古扎收取布沙，而不是直接向培克征收。英印当局随后又违背协议，封锁边界，禁止达夫拉人进入平地内收取布沙和贸易，最终迫使他们于1852年放弃布沙权而接受补偿金。

麦肯齐在查阅资料中看到，特兹普尔国库付给切德瓦尔和劳德瓦尔达夫拉人的补偿金为2494卢比，拉金普尔国库付给切德瓦尔达夫拉人的补偿金为1243卢比，付给邦斯科塔达夫拉人的补偿金为392卢比。但是，达夫拉人对此不满，多次进入平地袭击村落，搜捕逃奴。英印当局派兵极力阻止，与达夫拉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在“阿波尔”人方向，麦肯齐发现反对英印当局的态度最为坚决，他们采取利诱与封锁双管齐下的政策均未奏效，相反引起了他们数度袭击平地村庄。1858年，英属印度组织远征军攻击克邦的“阿波尔”人村庄，以失败而告终。次年再次远征，但只攻占离克邦还有四天左右路程的帕西村即匆匆撤回。印度政府决定在“整个阿波尔边缘地带布置部队，构筑堡垒，开通道路，建立军事指挥”，一方面沿边境构筑堡垒线，封锁山区，同时修筑道路，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民荣“阿波尔”34个头人于1862年与拉金普尔副专员比瓦尔达成了有16条款的协议。麦肯齐因工作关系，大量阅读了当年的原始记录，在他的书中详细披露了当年签订的有关内容：

民荣部落妇女手纺毛线（埃尔温摄）

民荣阿波尔与英属印度间恢复和平；民荣阿波尔人承认英国领土延伸至山脚，并愿遵守；英国政府占领平原的边境地区，并建立警察站、哨所，兴建堡垒，开通道路，民荣阿波尔人对此不持异议；民荣阿波尔承认所有居住在民荣山以外的居民为英国臣民，保证不以骚扰英国领土上的居民为目的而侵扰、跨越边境；民荣阿波尔人可前往平地内市场或他们认为适宜聚集的贸易点，但除刀以外不得携带矛、枪、弓箭；民荣阿波尔人到英国领土内定居或占有土地应向英国政府纳税；英国政府每年向民荣阿波尔赠送100把铁锄、30蒙德（印度重量单位）盐、80瓶酒、2西尔阿布卡里鸦片、2蒙德烟。

1863年，长期坚持抵制英属印度的克邦人也与英国订了一份相同性质的协议。

然而，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向北渗透，对山区部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消除山口平地的两属状况，以此打通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道路。因此，他们以提供补偿金为诱饵、以封锁传统商路为要挟，不惜发动武装征讨，迫使山区部落放弃对山口平地的布沙权。

若仔细审视麦肯齐到孟加拉政府任职时期，正是英属印度向东北边境北面扩张的年代。19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纷纷涌向阿萨姆，这里气候温暖多雨，适宜茶叶生长，很快就开发了数万亩的茶园，随即建立了许多与茶叶相关的工厂和企业，诸如茶叶加工厂和制造茶叶包装箱的锯木厂，给英国资本家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可到了19世纪60年代，阿萨姆平原已被开发殆尽，资本家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属于我国珞巴族生活的地带，锯木厂大老板们起初雇人潜入丘陵盗伐林木，然后用大象拉回来。偷盗者经常被珞巴族诸部落抓获而受到惩罚，有时还袭击了阿萨姆平原的茶园、锯木厂和煤矿。

1872—1873年，麦肯齐跟随副总督格雷一道，担负起了同界北部落的划界任务。在布提亚人方向，英属印度将西起洛塔河，东至加布鲁河间地段作为边界，布提亚头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划界，因为他们的布沙权受到严重侵犯。据麦肯齐记载，直到1876年2月，布提亚头人在与达朗副专员的会议中，才接受了这一划界。

划分阿卡人边界时，由于英属印度所提出的边界线，剥夺了阿卡人在平地的传统放牧权，所以遭到激烈反对。卡帕觉人对于从波洛里河至卡里迪克赖河间的边界划分尤为不满。英属印度当局采纳达朗县官员坎普贝尔的提议，在平地划出49英亩地赐给阿卡人。这样把阿卡人原有的放牧权转变为英属印度对他们的一种恩赐，由此利用这块赐地作为使山区部落屈从的一个工具。后因卡帕觉头人米底放弃了原来的要求，勘界工作才得以进行。

在达夫拉人方向，当时正值达夫拉人袭击哥波内警察站以北二英里的安托拉村，英属印度封锁边境，准备军事进攻，故未勘界。麦肯齐多次参与了大英帝国的军事行动，可面对界北的原始丛林，对达夫拉人的作战显得苍白无力。此后，界北山地部落曾数度反对英属印度的边界划分。

麦肯齐多次随副总督格雷，参与同界北各部落头人签订的一系列边界协议，英国以有利于它的方式解决了从不丹南部边界东端，至迪邦河间山脚平地传统习惯边界的两属问题，大体上确定了一条他们当时主张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沿阿萨姆山脚行走。从不丹南部边界东端至波洛里河间是经过勘划的，树立有界桩；巴洛里河以东没有勘划，没有树立界桩，但英国与达夫拉人、阿波尔人签订了协议。因此，这条线也被英国和英属印度称为“外线”。

珞巴族民荣部落的宗教舞蹈（埃尔温摄）

所谓“外线”，就是英属印度的国际边界线。这一点，在“麦克马洪线”出笼前，英国和英属印度官方及有关官员们均明确肯定。如达朗县副专员谈到达夫拉人的封锁问题时说：在实施封锁的同时，“还应当监视沿迦摩缕波边境的勘划边界线的测量圆满地完成，边界线应沿山脚向东行走，以便明确地标出我们所要宣布的我们未来的领土，在这条线内不容许任何侵犯和蚕食”。

英属印度通过与界北山区部落的协议，将其边界扩展到阿萨姆山脚，但对于与山区交接的边缘地带，并不能加以有效控制。一些阿萨姆平地内的居民、探险家、收购橡胶及木材商人、捕猎大象者，进入山区边缘地带，有的甚至深入山区活动。随着阿萨姆茶业的发展，一些茶园主在边境地区占有土地种茶。这些人经常与珞巴族、门巴族部落民众发生纠纷和冲突，以致有的英国臣民丧生。

事件发生后，英属印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对山区部落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派部队深入山区远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并具有极大的风险，英属印度政府左右为难。阿萨姆当局深感“迫切需要更加严密地控制我们的臣民与居住在管辖边界上的部落民间的商业关系”。

1872年，在阿萨姆推行英属印度关于赋予主管政府为落后地区制定临时法律的法案时，阿萨姆当局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边境县实施这项权力。副总督格雷拟定了《有关和平及某些孟加拉东部边境县政府的法令》，经总督批准生效。该项法令授权副总督格雷在有关县划定一条线（“内线”），英国臣民及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跨越该线。若跨越“内线”者，需向有关县的主要官员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发给通行证。

麦肯齐根据这项法令，先后来到达朗县、拉金普尔县及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南部有关县的山区边缘地带勘划了内线。各县勘划内线完成后，由印度政府发布《关于在边境县划定英国管辖“内线”的通告》。麦肯齐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记录了英属印度孟加拉政府总督发布的达朗县民众不准越过“内线”的通告内容：

印度政府通告，外交部第631号，1 876年3月8日根据1 873年第5项法令第2款规定，总督特此通告：从迦摩缕波县的东部边界，也即从位于波尔纳迪98号界桩，该线沿由1872、1873、1874、1875年的税收调查所确定，并为98号至160号界桩所界定的不丹南部边界、阿卡与达夫拉山南部边界东行，从160号界桩该线沿东南方向进至巴奴姆河切断辛里简荒野第1 8号赠地的北部边界之处。

1873年，麦肯齐离开英属印度孟加拉政府。可就在1881年，英军占领博姆朱尔和尼柴姆加特，将其边界延伸至此，设立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协助迪布鲁加尔副专员处理边境事务及与境外部落的关系，J.F.尼德哈姆（J.F.Needham）担任了第一任政治助理官员。

1882年1月，麦肯齐从英属印度阿萨姆当局那里得知，大批卡帕觉人、达夫拉人等越过边界在波塔沙里、迪朱、纳米尼木克树立的界标，宣布界标以内为他们的领土，不允许任何人通行。他的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决定静下心来撰写“孟加拉东北边境备忘录”。

1884年，英属印度在加尔各答出版了麦肯齐撰写的《孟加拉东北边境部落与政府的关系史》，书中有关孟加拉东北边境地区“内线”、“外线”的原始记录，不仅震动了英国朝野各界，也给中印边界问题专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

事实上，尼德哈姆在23年任职期间，多次潜行界北山区部落考察。1885年12月至1886年1月，他到了靠近日马的地方；1887年，尼德哈姆因对界北部落地区考察有功，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吉尔纪念章；1888年，经阿萨姆东北角前往缅甸胡空河谷；1889年，《皇家地理学会增刊》第二卷刊登了他的《阿波尔山区旅行记》。

1891年，他再次前往胡空河谷，与远征孟拱的驻缅英军会合，谋图征服从伊洛瓦底江到胡空河谷间的地区。1895年，印度在西隆出版了他的《从特提拉普到阿波尔山区旅行记》《阿波尔村庄巴都、库木古访问记》。1899年，他又随英军远征位于萨地亚以北约25公里密西米人居住地的贝贝吉亚。其后他被誉为处理界北部落事务的“无冕之王”。

在1899年的回忆录中，尼德哈姆记录了英属印度当局尚不打算在东北边境大肆扩张的政策，仍然要求他的臣民不要越过“内线”。阿萨姆专员在关于讨伐贝贝吉亚密西米人的指示中说，“不存在兼并和长期占领新的领土的问题”。

1908年，英属印度外交部为190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2卷提供有关地图，在一幅东孟加拉与阿萨姆省地图上，将不丹南部边界至巴洛伊河间的边界以点、长画交替线（·-·-）标出，表示已经勘定；将巴洛伊河以东至尼柴姆加特间的边界以十字、长画交替线（+-+-）标出，表示已划界，但尚未勘划；尼柴姆加特以东则为点线（……）。

在这一点上，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是承认的。他在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回信中写道：“……印度的行政管理逐渐移入这些地区。在1844年和1888年同阿卡人，在1862年、1863年和1866年同阿波尔人，在1844年和1853年同门巴人，都签订了协定，把印度政府的权力扩及他们身上。英国政府的政策一般是或多或少地让这些部落自己照顾自己，而不是试图对这些地区建立像在英属印度的其他部分所见到的那种周详的管理。尽管如此，英国政务官员们来过这个地区，为了解决纠纷或者其他类似目的。”

印度学者拉姆针对某些人试图否定“外线”时指出：“外线”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它已包含在前面所述的与某些阿波尔部落的协议中。它遵循“山脚线，沿所定的内线走向以北几英里延伸，其中一段，即沿山脚线从达旺地带东南角至巴洛伊河东经93°20'，北纬27°处，在1875年勘定。从巴洛伊河至迪邦河岸的尼柴姆加特，外线没有勘划，但被限定为沿着‘一条容易辨认的山脚线’。尼柴姆加特以东不存在外线，似乎只有内线标出英国管辖的范围”。

在谈及内线时，英属印度外事秘书巴尔内斯在1889年7月25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内线就是我们真正的行政管理边界”；“就是一条为了管辖的目的而确定的线。我们的官员没有必要积极地临近这条线去治理，但他们绝不可试图去管理这条线以外的地区”。英属印度外交事务部特别顾问海门道夫也指出：“内线实际上是印度的有效边界。”拉姆则指出：“内线虽不是国际边界，但它起着国际边界的许多作用。英国的作家倾向于把它看做印度领土的有效范围……”

中印边界问题专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吕昭义通过认真研究麦肯齐文章中有关“内线”、“外线”的原始记录，结合赵尔丰部属在下察隅方向的划界，以及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英国兼并阿萨姆之前，中印东段边境喜马拉雅山南麓如一道陡壁耸立，大体上划分出了双方的范围，但在一些山口地带则是领土交错的两属地区。这一传统边界与布延1 949年出版的《英国与阿萨姆关系：1 771—1826》一书中所绘1682—1826年阿萨姆地图中的北部边界大体一致。

英国兼并阿萨姆后，逐渐北上接近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时，通过同山区部落头人签订协议，将原本两属的地区占为己有，大体上确定了一条沿喜马拉雅山山脚的边界线，即所谓的“外线”。而“内线”在“外线”以南，是英属印度限于其统治不能有效地达到“外线”情况下而勘划的，实质上是英属印度的“实际控制线”。

在英国进入阿萨姆以前，阿霍姆王朝领土仅限于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的平原地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拉金普尔、锡布萨加尔、诺贡、迦摩缕波、达朗及萨地亚的边境地带。其北部边境，以诸山地部落居住的山区边缘为界。

中印边界东段的确有一条传统习惯线，它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国际条约规定、经过实地勘定和标出的边界线，而是由历史上的治理管辖而形成的。由于放牧、贸易及民族迁移诸方面的原因，边境地区管辖范围是有交错的，山脚边缘地区，尤其是山口地带有两属的情况。

在一些英属印度的官方文件和官员言论中，内线勘划以后，仍然将原来的国际边界称为“外线”。英属印度政府为什么使用“外线”、“内线”等一些极不科学的用语？吕昭义教授在《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中分析指出：“一方面是英属印度不放弃其扩张的野心，不愿受国际边界束缚；但另一方面又限于其实力所及，不得不限制其管辖范围。使用这些提法既顾及实际管理的需要，又未限制其未来的扩张。”

目前，有的网民提到珞渝，往往会有一种难言之隐，认为历史上中国的管辖权“证据薄弱”。事实上，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游牧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山区的统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对同一个民族，对“熟番”、“生番”、“野番”的控制形式也不尽相同。

从元、明，直至清末，在东起湘西，西到滇西，北起川北，南至滇南的广大地区，这种情形比比皆是。中国西南二三十个少数民族，表面上都被历代中央王朝的郡县所覆盖，实际上管辖形式和管辖程度各不相同：部分人群直接受中央政府委派的流官管理，有些受制于本民族土司，有些受制于其他较发达少数民族的土司，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则基本上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无政府状态。

这些中央政府没有实施“有效管辖”的人群，有的几乎涉及整个民族，如佤族、独龙族；有的涉及一个民族的某些支系，如景颇族的载瓦支、浪速支。他们身居高山峡谷，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天高皇帝远，千百年间从不知“国家”、“中央”为何物，也几乎从不与“上级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向中央缴纳赋税。难道人们就可以据此说这些“山大王”的辖地不属于中国领土么？

众所周知，过去1000年间，印度境内土邦林立，土酋多如牛毛，有的地处偏远，有的甚至位于腹地，民族、部族各不相同；还有很多地区连续几个世纪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根本谈不上任何“国家管辖”。可是，又有谁怀疑过那些地域不是“印度领土”呢？

从吐蕃时代，西藏便把珞渝纳入势力范围，直到20世纪初，缅甸土邦阿霍姆王朝乃至英国殖民当局，都把珞渝视为西藏的一部分，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上，西藏土邦波密王早在1905年，就将他的行政管辖权延伸到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北地区，英属印度当局未有任何反映，依然把阿萨姆平原和喜马拉雅山脚的分界线，视为他们与西藏的分界线，严禁他们的人员私自越过内线，这些还反映在各种旅行笔记、探险报告和官方文件中。

近年来，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英属印度当局的文献资料，诸如麦肯齐、尼德哈姆的原始记录都表明，他们曾在阿萨姆平原北缘亲眼看到，有的地段还树立了英国殖民者的界桩。直至1936年之前，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各种地图，所划的中印东段边界都是这条线，即使印度尼赫鲁总理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初版所附地图，也是这种画法。

不难看出，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土王——波密王嘎朗巴曾管辖过这块土地，就足以证明中国对珞渝的管辖权了。事实上，1928年波密王被西藏军队打败后逃到阿萨姆，可英国人没有以此大做文章，而是将他软禁起来，如今连他的死都还是一个难解的谜，这不正说明英国人侵占中国珞渝领土心虚而不敢拿它来说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