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以提升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吕肯（David Lykken）等的双生子研究曾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以双胞胎为被试，研究数据发现那些遗传上属于同卵双胞的人，尽管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他们的幸福感的相似性在平均数高于那些性别相同的异卵双胞，即在基因上只有一半相似性的人。于是，他们将结果发表在心理学杂志上，有段话是这样写的，“现有研究发现，幸福感有着极强的遗传根源。同卵双胞胎中，一个人的幸福感可以预测另一个人的幸福感。”“努力追求幸福如同努力使自己长得更高一样，都是徒劳的。”结果在媒体上引起了一连串的空前轰动效应。许多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杂志》、《伦敦时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意大利的La Repubblica和加拿大的Maclean's、《新闻周刊》、《财富》、及《福布尔》等，乃至如《科学》、《科学新闻》、《自然·遗传》等以科学家为读者的杂志上。David Lykken及其合作者也接到了没完没了的电台的采访邀请，毫无疑问，公众对此问题非常感兴趣。但是David Lykken却越来越不安，他认为曾经的结论“努力追求幸福如同努力使自己长得更高一样，都是徒劳的”如此悲观并且没有太多的依据。于是他写了一本关于幸福的天然属性与后天培养的书。幸福是可以后天培养和提升的。

塞利格曼编制了一个幸福公式：H（幸福）＝S（遗传）＋C（景况）＋V（个体可控行为），从遗传因素、生活景况、可控行为三个方面帮助人们更为深入地探索幸福的源泉。

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大约50％的幸福程度是由遗传决定的。有的人生来就比较乐观，有的人生来比较悲观。积极心理学提出了幸福的“基准点”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基准点，人生中的大喜大悲可能短暂地改变人们的情感体验，但人们会很快地回到遗传所决定的幸福基准点。有研究者追踪研究了22位彩票大奖的获奖者，将他们的幸福水平与22位匹配者对照，结果是在短暂的幸福体验高潮后，他们又回到了对照组同样的幸福水平。但另一方面，在灾难中受到创伤的人仍然有能力恢复到最初的幸福基准点，如在地震灾难过后，孩子们满脸笑容地重返校园的情景印证了这种回复基准点的惊人力量。研究者还发现创伤病人在8个星期内就在快乐情感上有很大的反弹，一年以后他们的幸福程度就与常人无异。

积极心理学研究认为大约有8％的幸福程度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如收入、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智力、宗教信仰等。研究还发现，财富对人的幸福程度影响较小。就群体而言，富裕的程度确实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呈正相关；但是，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后，这一相关性就不明显了。如美国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了16％，但是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36％下降到29％。就个体而言，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幸福也是短暂的。研究表明，重大的个人财务状况的变动对幸福程度的影响持续不到三个月。研究者总结，在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金钱并不是人的幸福之源。布里克曼和坎贝尔解释：对幸福的追求是“幸福的水车”，人们的幸福体验能随着他们的成就和财产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随之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这个新水平，而这个新水平不再给他们带来幸福，即所谓的“有钱也不幸福”。其他因素如婚姻、社会支持等对人的幸福程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已婚者或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的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较高。对健康与幸福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决定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当然，严重的长期的健康问题会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个体的可控行为包括自我决定、积极防御、解释风格等。Ryan和Deci从人的本质出发研究了自我决定理论（SDT），他们探讨了人类三种相关的需要：能力的需要（competence），归属的需要（belongingness）和自主的需要（autonomy）。他们认为，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将是乐观的。这些需要的满足能带给人们幸福感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而阻碍需要的满足，则会引起消极的心理结果。在对积极防御的研究方面，心理学家Vailliant总结了利他主义、升华、压抑、幽默、预期等积极的防御机制对成功以及幸福生活的重要作用。Medvedova L研究还发现，积极的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情景。在积极的个性特征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乐观（optimistic）。Peterson认为乐观的功能主要是起着一种中介调节的作用。他把乐观分为小乐观（如我今天晚上会找到一个方便的停车位）和大乐观（我们的国家正在取得伟大的成就），分别对当前的实际行为和将来的长远行为起着调节作用。但不管是大乐观还是小乐观，它们都包含三个因素：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动机成分，其中情感成分是乐观人格特质形成的最基本动力。积极心理学还对乐观人格特质作了进一步的区分，把它分为现实性乐观人格和非现实性乐观人格。Taylor等人的研究认为对未来不现实的乐观信念能使个体免于疾病。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保持乐观的病人比面对现实的病人的症状出现晚，活得也久。他们分析，乐观的积极效果主要是在认知水平上进行调节。一个乐观的病人更可能积极接受治疗和获得社会支持。Sandral．Schneider讨论了“现实的乐观”，认为“现实的乐观”与现实并不相互抵触，原则上不会产生对于环境或事件不现实的评价，能够做到乐观而又不自欺欺人。积极心理学家认为，遗传和景况两个因素留给人们有所作为的空间很小，因而获得幸福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第三个因素——人的可控制行为变量上，通过塑造幸福的人格特质，使每个人都有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