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年轻人的短信

如果发现跳错了某个步子，就当成是舞蹈，而不要觉得自己丢脸

我跟自己说，你要一次又一次地抛弃那个已经熟悉的世界

应该把人生起伏，当成必然的节奏

陈文茜：你说，人生如果踏错几步路，就把它当成跳一支舞。

蔡康永：我想，文茜跟我，人生都经历过一些很有趣的片段。有时事后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犯了一些错。各位其实跟我们一样，常常都要面临一些困惑，或是很难抉择的时刻，过了几年回头看，觉得当时好像做错决定了。如果发现你跳错了某个步子，就把它当成是舞蹈，而不要觉得自己是丢了很大的脸，我觉得那样会好过一点。这是我给自己的解脱之道。

陈文茜：我回台湾快十九年了，回来后没有多久就遇见蔡康永，这几年看着康永历经各种不同的角色。他写文章，有时他的文字里会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这类，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章，居然叫作“挖鼻孔要靠自己”？

蔡康永：对。有阵子我对这件事情很有体会。去剪头发时，都会请理发师帮忙掏耳朵，我跟朋友聊说，怎么只请人家掏耳朵，为什么不顺便掏鼻孔呢？后来朋友说那我们来试试看，互相帮对方挖一下鼻孔。结果发现，把手指头伸进对方的鼻孔以后，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转动，研究了一下，无功而返，手指头退出了鼻孔。然后就得出这个结论：挖耳朵可以靠别人，挖鼻孔要靠自己。

陈文茜：我很喜欢给自己做各种不同的造型，还有一个人也很爱给自己做造型，就是康永。蔡康永有好几个面向，你喜欢让自己百变很多角色？

蔡康永：是。讲到造型，我感觉华人演艺圈里，有时被规范得比较死板，尤其是男生，在很多典礼上看到的男明星，大部分只走帅气路线。我当然不用妄想帅气这件事情，所以反而可以很放松地做奇怪的造型，因为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

其实就是一种想恶作剧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华人世界里有点危险，因为很多公众人物幽默感若掌握不好，就变得很恶俗，或很让人觉得不舒服，可是如果完全没有幽默感，又好像变得很古板。

陈文茜：我这辈子最认真、不得已看京剧，是被蔡康永害的。

蔡康永：那一次很有趣。当时有剧团来台湾表演，我请爸爸去看戏。因为爸爸很欣赏陈文茜，我就请文茜一起去。她当时大概也很为难，不好意思不答应。爸爸看到陈文茜在，当然非常高兴。我还很细心地为文茜选了一出跟政治有关的京剧，有各种绿脸、黄脸、白脸、黑脸、红脸，整个过程中，我不断跟陈文茜解释每一个脸谱代表什么角色个性，对应于台湾政坛又是哪一个人之类，希望她不要觉得那么无聊。她大概也体会到我的苦心，勉为其难地陪着我们看了一晚上的京剧。

京剧就是今天的戏剧，清朝时进了京之后变成京剧，其实起源是徽班，大部分人可能会把京剧跟昆曲当成很类似的事，其实不太一样。相对于昆曲，京剧非常讲究娱乐感，两者的差别在于京剧有非常大声的节奏乐器，像锣鼓。一般昆曲的角色出场，大概是随着笛音，慢慢地飘出来，可是京剧人物出场时，非常讲究让观众精神为之一振，“铿锵、铿锵、当！”一亮相，观众就会说“好”！所以京剧是非常希望观众热情参与，而且能够一再发现舞台热情的一个剧种。

我大概十岁左右，周末经常被爸爸带去中华路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我发现京剧很好看，因为有很多杀人、放火跟通奸的剧情，还有负心汉抛下女主角，女主角变成鬼之后又回来抓他这类非常精彩的故事，或是包青天把陈世美推上虎头铡，铡成两半，都是很刺激的戏。后来回想，才发现爸爸对我的教育很古怪，从小就让我看杀人放火、通奸、贪污这些内容。

陈文茜：爸爸跟你年龄差几岁？你念大学时妈妈走了，爸爸是在你三十几岁的时候走的？

蔡康永：爸爸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出生。爸爸走的时候，我在做《真情指数》，他没有看到《康熙来了》这个节目，不然我想，我爸可能会很错愕吧。

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TVBS-G创台时期的《翻书触电王》。那时候小燕姐找我主持，说要做两个节目，一个读书节目，一个电影节目，我建议并成一个节目，介绍书同时又介绍电影，更重要的是，我要介绍漫画，因为我觉得大人对漫画有很深的误解。

当时有一集请王建煊当特别来宾，录像的观众是台大漫画研究社的同学。介绍一套漫画《墨攻》，讲诸子百家的墨子，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觉得那套日本漫画把墨子的精神阐述得非常精彩。

王建煊当时说，他完全不懂为什么要看漫画，十本漫画里面讲的事情，比不上论文里面一页讲的事情有意义。他讲了这段话，台大漫画社为之哗然，当场就跟他辩论了起来。第二天上了报纸，不是上娱乐版，是上政治版，意思是政治人物不懂漫画这件事情。

那时爸爸觉得他看不懂我在主持什么，因为我爸爸他也是不看漫画的，虽然他很高兴儿子上了电视，可是他不懂我在干吗。所以，后来我主持《真情指数》，他非常高兴，因为访问的都是达官贵人、社会贤达，像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企业家，他就比较放心一点。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我觉得他很放心，如果他后来看到《康熙来了》，应该又会觉得很不安吧。

陈文茜：听康永讲爸爸离开的事，我觉得他有一种本领，可以把他人生里逆风的事情、有一点悲怆的东西，找到不同的看待角度。

蔡康永：中国文化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看待死亡的角度，不管道家还是佛家，其实谈很多。可以把死亡当成人生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不是当成人生以外的事情。

我刚回台湾时，台湾有一本书被禁了，日本作家鹤见济写的《完全自杀手册》，书里介绍各种有效率的自杀方法和细节，比方说，如果你在日本撞地铁自杀，你的家人要负责赔偿地铁公司，所以想要这样自杀的人，应该考虑家人能否负担这样的财务等问题。这本书出版时，作者很明白地说，他认为一个可以自己安排的、有效率的死亡，是一个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如果你人生都安排得非常好，可是死亡却被别人安排得乱七八糟，就像我们两个现在对谈聊得很好，可是到结尾的时候，猝死，竟然由别人来帮我们做结局，就会觉得很烦。

当时《完全自杀手册》在台湾引起了很大争论，很多学者不喜欢这本书带给青少年的影响，觉得鼓吹自杀风气。当时唯一愿意上电视去替这本书讲话的，只有我一个人。这几乎是我上电视的开始，因为找不到别人愿意介绍这本书，就找我去。我很热情地推荐这本书看待死亡的态度，我觉得一个好的死亡，是一个好的人生必备的一部分。一个好的人生，结果有一个烂的死亡，不是一个理想的事情。

中国文化其实有那个渊源，有足够的养分来面对死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却变得非常乡愿，不愿意开朗看待死亡这件事。我很感慨，大家这么害怕死亡这个题目，却没有能力开朗地面对这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提到父亲或者母亲的过世，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足够完整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其实它完全可以纳入你人生的脉络中，而不用把它独立开来，当成一个阴暗的或者沉重的部分。

陈文茜：白先勇从小在一个很沉重的家庭长大，深深地影响了白先勇的创作。蔡康永也被这样一个家庭影响，当然背景不完全一样，可是有点类似。丁雯静拍了一部纪录片《太平轮》，蔡康永的父亲就是太平轮的公司负责人。太平轮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可是到最后，蔡康永转换出来的不是玉卿嫂，而是转换出“挖鼻孔要靠自己”跟《康熙来了》。我觉得这个转换过程有其道理，有其过程也有人生态度。这件事情对你的家庭、对你父亲的影响都很大？

蔡康永：与其说是太平轮，我们应该把它解释得更广泛，就是一个老派的上海家庭，来到台湾之后，家庭里所弥漫的气氛。对此，我其实有想过，不是完全没有自觉的。从小生活的气氛，让我觉得好像在过二手人生。小时候，爸爸只要在家里请客，桌上如果端上来一条黄鱼，爸爸吃了一口，就会说这比在上海吃到的黄鱼差了大概三倍。如果去看京剧，白蛇可能从两张桌子上面翻下来都非常成功，我们鼓掌叫好，我爸就会叹一口气说，上海的白蛇都可以从三张桌子上面翻下来的。每次听他这么说，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过一个很次等的人生，什么东西跟他的比起来，都是第二级、第三级的，都是当初那个美好范本的一个不良翻版。

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深。有一次，我爸带我去吃冰淇淋，遇到一个驼背的老太太，爸爸跟她打了招呼。等老太太离开后，爸爸跟我说，那是当年青岛第一美人。我说她已经是像虾米一样的人，竟是当年青岛第一美人，这让我非常受不了。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里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爸爸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是在上海。那时爸爸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穿着福尔摩斯的披风，就是大衣外面还有一个坎肩那种斗篷，拿着上海人的拐杖，坐敞篷车。当时管红绿灯的很多是印度人，在上海的法租界、英租界里控制交通灯号。沿路风吹过来，斗篷飞舞，他们挥着拐杖，经过控制红绿灯的印度人，就往头盔上“锵”敲一下，再从车里拿出一条洋烟丢给他，那印度人就会记得你是谁。后来，爸爸朋友的车子在上海市开来开去都遇不到红灯，因为印度人看到他的车子来就知道，会有洋烟从车子里丢出来，赶快把红灯改成绿灯。

听他讲这些故事，就知道他们在上海过得很爽，大学毕业以后，就是过着这种很意气风发的生活，所以他回想他的上海岁月，是他的青春岁月，是他最美好的时光。后来到了台湾，不管他的公司经营是不是失败，可是他最美好的记忆都停留在那个时候，他身边看到的最美丽的人，现在都变成了老人。每一个人都把他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那一个怀念中的上海。有人问我，为什么爸爸在世时，不愿意陪他回上海？因为我不想要接收他的那个上海。他的上海，是他回忆中的上海。我必须要靠我自己去重新接触我这个时代的上海，不能跟着他的脚步，接收那个我从没有接触过的、当年他认为意气风发、富贵荣华的上海。

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二手的气氛中，使我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包括很多人觉得我做节目常常有一种格格不入，或者意兴阑珊的感觉。电视台的主管常听我这么说，只要《康熙来了》收视率一有什么好表现，他们要庆祝，我就说不要，因为庆祝的第二天，收视率就会掉下来，有什么好庆祝的？收视率破纪录，第二天就一定往下走，所以不用告诉大家，我们要开始走下坡路，让它很平静地过去就好了。可是收视率很低的时候，反而就要安慰他，我们还会回到高点去。我觉得人生起伏应该把它当成必然的节奏，而不要一惊一乍，觉得好重要，又要庆祝、又要失落、又要难过、又要开心的那种节奏感。所以，不管轮船也好，或者是家里的气氛也好，我的确不喜欢把我埋在那一种沉重里。悲伤跟开心，我都觉得是很多余的情绪。

陈文茜：康永主持金马五十典礼，做了非常多的历史回顾。他做足了功课，也担任评审，花非常多时间读书，念许多电影史和台湾电影资料，所以会想到访问陈松勇，也提到关锦鹏在传记里回忆他那次得奖并不开心。在金马五十的时刻，算是你对你自己从小电影梦，以及对曾在电影这条日光大道上奔跑的这群人的一种致敬吗？

蔡康永：金马奖主持当天晚上的所有表现，都不是我预先排练好的。金马奖的评审在典礼当天，早上八点半聚集评审开会，一直讨论到下午四点半，理论上会议要结束，所有奖项出炉，然后评审们就分别回去梳妆，准备晚上走红地毯进典礼。我第一次碰到自己当评审又要当主持人，所以早上八点半开始讨论后就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我晚上就要主持了。

李安导演是当年评审团的主席，大家知道李安导演的风格，他是一个节奏非常舒缓、耐性超级好的人。当天他做了一些很明智的决定，认为最大奖最佳影片应该在早上八点半就开始讨论，省得后面时间很局促却要讨论最大奖，这样不对。结果第一个奖项就讨论了两个半钟头，后面还有四五十个奖需要讨论，我也没有察觉到情况很严重。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靠近下午四点半，李安导演依然维持他一贯舒缓的风格，比方说评审们讨论完最佳剪接奖给哪一部电影，大家就鼓掌通过，通过之后李安就坐在那边微笑一会儿，接着才回过头说那下一个是什么奖呢？

金马奖执委会是很辛苦的，所以工作人员都是对电影抱着极高热情的人，这样的人通常也是文艺青年，通常也都非常优雅，当李安说我们来选下一个奖，然后他们就翻一下数据。这样来回两次以后，我就想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还在那边慢吞吞，于是我对着金马奖的工作人员大吼：“你们希望今天没有人主持典礼吗？”然后大家都很害怕，一直加快速度进行。我不敢看李安，一边很内疚地想，在李安面前表现得这么没风度很丢脸，可是一边又很着急，赶快催大家，总算在四点半时真的选完了最后一个奖。我狂奔出去，化妆师、发型师、服装师全部等在外面，打算最悲惨的状况就是在车上开始帮我化妆。

幸好，到了现场还有四十分钟空档，我走上舞台，想着今天典礼要怎么开始。我心里当然有另外的版本，可是觉得那些版本都有点不够Party的感觉。过去四十九年来的影帝影后齐聚一堂，这些大明星们见过多少大场面，如果把场面搞得很紧张隆重，似乎显得太小气，应该要随意一点地招待这些客人。后来发现有些对于金马奖典礼主持的讨论很有趣，当中包括：蔡康永竟然有种到跳过郝龙斌市长跟龙应台部长，没有任何介绍。读到这个评论时我很惊讶，因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跳过他们两个人。我不是故意要表彰今天是电影人的日子所以其他人给我走开，不是这个意思。我的逻辑是讲完蔡明亮后，过了走道是金马奖职委会主席侯孝贤，而侯孝贤进电影圈是因为李行用他当副导演，所以侯孝贤过去就会跳到李行，李行不但是把侯孝贤拉进电影圈的人，而且是唯一一个导过七部电影全部都在金马奖得到最佳影片的导演。

陈文茜：你一跳到李行，就把那几个人跳过了。

蔡康永：对，所以从侯孝贤跳李行的时候，就跳过了郝龙斌市长跟龙应台部长，因为他们在电影圈里没有历史，所以我没办法讲他们。后来才发现，有观众认为这是一件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可是在我的心里这不是一件事情。

我还要讲一个秘密。因为我是评审，所以知道谁得奖、谁没有得奖，我当时想，如果不在开场时介绍某些没得奖的人，他们今晚就会白坐在那边，一个镜头都没有。所以介绍完李行之后，我跳到甄珍、林青霞，然后是赵薇、关锦鹏，再绕回彭于晏。为什么要绕回彭于晏？因为我知道彭于晏没有得最佳男配角。我当时想，他的位子在那么上面，如果没提一下彭于晏，当晚他就没有镜头，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我最后绕到彭于晏，就算只有一个一秒钟跟观众微笑的画面，起码彭于晏的粉丝会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偶像出现在典礼中。后来我在机场碰到彭于晏，他说他妈妈在家看转播，很高兴蔡康永特别介绍到他，彭于晏说他也很高兴，可是过了十分钟就体会到：完蛋了，我没有得奖。不然有谁会这样，绕来绕去再绕过来，就为了提他一句。

陈文茜：所以结果还没公布，彭于晏就体会到这一点？

蔡康永：彭于晏心里面就有数了，知道一定有原因。不然，他在电影圈还算资浅，我其实不用绕那么远去提他一句，但我知道他是非常受欢迎的偶像，他的粉丝很期望在典礼当中看到他多一点。所以，我认为典礼主持人应该要知道得奖名单，这样他才能够对一点地去照顾很多出席的明星。

陈文茜：我觉得康永有一种能力，第一个是体谅别人，第二是自我很小，第三就是，虽然你学英国文学、学电影，可是在必要时，你可以懂得、也愿意蹲下来去做《康熙来了》。有一次你告诉我，其实小S才是主角，每次她去生产，收视率就会掉，而你也能怡然自得地面对。康永有一种本事，可以在不同的跑道里转换角色，懂得大环境不同了，就蹲下来，也不会抱怨，很明白地接受这个时代是小S的时代，她才是主角。我在新浪微博上问网友，想问蔡康永什么问题，其中有一个提问是，以你的背景，为什么愿意在《康熙来了》里做绿叶，衬托小S?

蔡康永：文茜跟我虽然很熟，可是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见解还是很不一样。说我蹲下来主持《康熙来了》，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蹲下来的感觉，反而在主持《真情指数》时，常常有蹲下来的感觉。《真情指数》是个一对一的访谈节目，访问各个领域的重要人士，当中有一些是我认为重要，但别人觉得不重要的人，比方像饭岛爱这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位台湾的社会贤达，听说上个礼拜播的是饭岛爱，他就拒绝录下一集，要求与饭岛爱中间要隔两个人，才愿意参加录像。为什么主持《真情指数》时，我反而会有蹲下来的感觉，因为有些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社会贤达，会要求主持人必须对他们表示一定程度的敬意。超过一个以上的来宾在受访前与工作人员沟通时，要求要称受访者为“大师”。

可是看过《真情指数》的人会发现，不管博士、院长、部长任何官位，任何领域的领袖，我一律称先生或者小姐。我当时对此很坚持，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被拱在大师的位置上，受访时你会无法恢复“人”的位置，无法用人的立场来回答我的问题。一称你为大师，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也会放屁跟拉屎。当时虽然有蹲下来的感觉，但我靠着硬撑，撑住了这个我要求的态度，可是，往往在我充分准备来宾的资料后，会发现对方很多事情是有破绽的，之后你就会觉得，他跟你想得不一样。

我很不喜欢学院的人。在念电影研究所设置组时，因学分要求被迫去上一些博士班的课。设置组学的是拍电影，对我们来讲，电影就是拍出来的，但你进到博士班上课，听那些博士讲电影，完全听得一头雾水，不能相信他们跟你讲的是同一部电影。他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你可能看到男主角杀了女主角，他却看到角落有一匹白马经过，那匹白马表示男主角对女主角有什么感情这一类。所以，我从那时就很受不了学院的人，不想泡在学院里，不想变成宿儒学者，皓首穷经。电影研究所有一句很残忍的话，也适用于每个行业：做不了这个行业的人才跑去教书（Those who can,do;those who can't,teach.）。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很熟悉某一些特殊的、重要的内容跟理论，可是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理论所推崇的那件事情，所以就去那里教书。学界很多蛋头，很笨的，念书念到头脑坏掉。我常常对学院里面的见解感到匪夷所思。嘿！拜托走出教室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吧！

人生就是随着机遇往前走，当你碰到什么机遇，就要把它搞定。

为什么我说主持《康熙来了》，一点都没有蹲下来的感觉？我想到一个例子，《论语》里，孔子去跟农夫跟园丁聊天，说如果讲到种田的技术，吾不如老农，讲到种花的技术，吾不如老圃。种田的人跟种花的人在专业知识上，我是比不过他们的。所以，即使孔子去跟老园丁和老农夫讲话，都会发现有一些见识不凡的部分。孔子还讲，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你不要因为这个人讲了一句话就推崇他的人格，也不要因为这个人是混蛋就不信他讲的话。很多人是混蛋可是讲的话偶尔是对的，很多人是圣人可是讲的话有时是错的。我是一个很喜欢跟非学院的人讲话的人。

陈文茜：我为什么会说蹲下来，是因为我对你的来宾名单印象太深刻。《康熙来了》访问过许纯美、柯赐海，但是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不是蹲下来，那是学到什么？

蔡康永：我不觉得你一定要跟别人学到什么，你光是见识到什么就够好玩了。

陈文茜：非常好的态度，这个不错。

蔡康永：遭到挫折的时候，通常会因为见识到某一个人的力量，让你忽然醒过来，发现到原来对他来讲，这是一件小事。比方说你看到蟑螂，尖叫“有蟑螂”！然后有一个人徒手就把它打烂，当你看到别人徒手杀蟑螂，你会有一种震撼感，好像突然得到一种解脱，原来对他来讲，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解脱是不是正面的，我不知道，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东西。所以，柯赐海跟许纯美有没有让我见识到一些事情，我必须说有。比方说见识到目中无人，这很值得见识吧。许纯美可能不认得你和我，也不认得李敖、星云法师、监察院长这些人，对她来讲那都不重要。我不是要大家模仿这样的人，而是要理解，世界是由不同的人组成，而这些人只是其中之一。

我喜欢写东西，所以一直处于强烈的不安感。我为什么要挣脱爸爸给我的那个世界？因为我觉得那个世界只不过是众多可能世界的其中一个而已，我不想要一直待在那个世界里面。为什么跑进娱乐圈？因为我觉得那边一定很好玩。为什么我主持金马有时跟林志玲，有时跟小S，有时我要自己一个人主持。因为我跟自己说，你要一次又一次地抛弃那个已经熟悉的世界。

陈文茜：为什么觉得金马五十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主持金马典礼？是否希望金马五十成为你对自己电影梦的一个完美句点？

蔡康永：不，我根本不觉得那是我的电影梦。那是用来荣耀那些电影人的，与我根本没有关系，那是他们的荣耀。

陈文茜：这可能是你成功的原因。你在很多时刻，想到的是他人的荣耀。这次对谈定的题目叫“给年轻人的短信”，我想大家都从你身上学到了这点。你在处理很多事的态度上，都是轻轻悠悠的。

蔡康永：这次文茜要跟我聊天的时候，先和我通了电话，她描述了一下我的人生，想帮我做一点小结论，但最后好像没有说出口。我挂掉电话后，我想她是这样结论我的：随遇而安。当时我想，随遇而安这四个字听起来挺不错，可是也挺让人难过的，因为充满了无奈的气氛。如果我有短信要给别人的话，会是“随遇而安”这四个字吗？

人生一定是“随遇”的。文茜访问过许多了不起的人，或是我在《真情指数》访问过的了不起的人，但没有人会认真告诉大家，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有幸得到了一点点的成就，那是上天对我们仁慈，如果有人膨胀到认为一切操之在我，我觉得他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以及太天真。我一进入电视圈，频道就从无线变成有线。当时第一个成立的有线台是TVBS，我进了TVBS，一路跟着这个转变在走。后来两岸可以透过网络看节目时，《康熙来了》立刻有机会被大陆观众看见，如果没有在网络上看电视这件事，就不会有《康熙来了》被看见这件事情，这些都是叫作“随遇”。那么，“而安”这两个字怎么讲呢？我想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不要把“随遇而安”当成很被动无奈的四个字，我会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积极而有乐趣的字。“随遇”是一定的，人生就是随着我们的机遇在往前走，可是“而安”的安，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主动的动词，你碰到什么机遇，就要把它搞定，“安”就是把它搞定的意思。所以，不要倒过来想因为无可奈何，我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

陈文茜：我主持一个节目叫《文茜小妹大》，康永大概因为有一点信任关系，看到节目的通告就来了，结果主持人是个男的，叫李敖，他从此改变了你的人生，可以这样说吗？

蔡康永：没有，他给我带来一些波折，可是他没有改变我的人生。

陈文茜：那时我有事不能主持，李敖帮我代班。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制作人在李敖的命令之下，发了蔡康永做来宾。李敖主持的《文茜小妹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蔡康永：李敖跟我聊一些不同的内容，后来他忽然很开心地看着我说：“蔡康永，你是不是喜欢男生？”我看着他说：“你要帮我介绍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问答，谁知道播出后引发轩然大波，上了报纸头版，出现各式各样的报道，好像把这当成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告诉他，或者不告诉他而已。我根本没想要引起什么新闻波动。

陈文茜：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他主持的。

蔡康永：就算是你主持，你问我，我也一样会回答。

陈文茜：我很尊重人，如果我要问，通常是因为你告诉我你想讲。但我知道他当时逼问你的方式是：“你说，你敢说，你是不是喜欢男人，你讲清楚！”他一定是这种口吻，哪像你讲得那么温柔。

蔡康永：李敖要问一个他很自鸣得意的问题时，一定会流露出那股很得意的笑容，就是“我逮到你了”。他没有温柔，只是有一种很乐的、“掉到我陷阱里了吧”那种感觉。

陈文茜：一般人遇到这样的状况，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并不是有备而来回答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在台湾社会，这样的一个答案，不算所谓正确的答案。一般的说法就是正式出柜，正式公开性向。后来我打电话跟你说不好意思，结果康永说，我父亲很喜欢李敖，如果他在天之灵，知道我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人的逼问下，必须说出这个话，而问我的那个人是李敖，他会开心一点。接着康永又说，对我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可以从此很简单地过我的人生。

蔡康永：其实这个问题，不管谁来问我都会回答。所以我有点庆幸是一号人物问我的，如果是随便一个不重要的人问我，我也得回答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李敖问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玩。当时的感受是“原来落在你手中”。就像看莎士比亚的《西泽大帝》，西泽被杀，是他的亲信在他背上捅了一刀，他转过身来看他说“原来是你”，然后就死掉了。

这当中有一部分非常诡异，带有一丝对命运的嘲弄，“原来是你下的手”。我从不打算要隐瞒这件事，只是在等哪一天有人正面问我，我就正面回答。再者，我其实没有感觉到在台湾社会中讲出这样的话，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我的精神状态有一个非常古怪的部分，常常不觉得我活在台湾社会，这是我自得其乐的重要方法。每当台湾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时，我都想还好是在台湾发生。虽然我也在台湾，可是必须常常把自己拎到旁边去，才能够保持继续在这个地方跟大家相处下去。

陈文茜：有传言说你遭到中国大陆节目的封杀，跟你在这方面的表态有关，毕竟对艺人来说，广告代言是很重要的收入，这是很实质的Big Lost，很大的一个失去，有些人是会愤怒的。可是我没有看过你愤怒的样子。

蔡康永：我其实是脾气不好的人，要看我愤怒很容易，到《康熙来了》化妆室就能看到。至于我是否因此遭遇到什么巨大的损失，最近我去办签书会，看到我的书被摆在书店最好的位置，挤掉了那些多年来埋首写作、十年才出一本小说的作者，而我的书却被摆在很显著的位置，心里都觉得我一定要借由我的能力去推荐一下好的书，来平衡一下这些名人出书排挤掉好书的荒谬事情。

陈文茜：意思是，你不会去看你失去了什么，而是看到你已经得到了什么？

蔡康永：如果把我当成娱乐圈的人，得不到代言，我可能会感觉到巨大的失去。可是你跟我都不是娱乐圈的人，所以我怎么能够把自己跟明星们放在一起，问某个洗发精为什么是他代言而不是我。

我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必须是一致的。对我来讲，格格不入很重要。我知道别人不是用这种方法生活，但这是我家庭给我的一个特殊背景，我把它当成养分，虽然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诅咒，但我觉得，那是使我不陷入娱乐圈游戏规则的重要方法。即使看我主持金马五十，都会看见我有一种不太在乎的感觉。那些都是大明星、大导演，得过很多奖，可是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不是藐视他，而是你在跟他讲话时，必须不把他放在眼里才行，那种不太甩对方的态度，是主持人非常重要的态度。你太在意对方，就无法问出该问的事情。

陈文茜：所以你不会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按照社会的某些轨道、某些方式，一成不变地活下去，某个程度大概注定会变成平庸的人。你就几乎像跳棋，跳来跳去。

蔡康永：我甚至会提醒大家，如果你只懂得自己专业内的事，我想你不会变得太厉害。

金庸的《天龙八部》有一个角色，吐蕃国的国师鸠摩智，他去少林寺踢馆，要少林寺里会七十二门绝艺的和尚出来跟他较量，比比看谁会的绝艺比较多。少林寺罗汉堂的大和尚们就出来跟鸠摩智比武，但是七十二门绝技并非全都有人学会。鸠摩智问，小无相神功不会吗？我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就把手放在袖子里面抖一抖，接着袖子上就被他穿出一个一个洞来。少林寺几个大和尚全部脸上变色，想说天啊，少林寺没有人练成小无相神功，竟然被一个吐蕃国的国师练会了。这时虚竹小和尚冲进来说：你这不是少林寺的武功，你只是用你的武功在演少林寺的绝技而已。那些大和尚才松一口气，发现鸠摩智是骗他们的。可是，鸠摩智终究是把少林寺的和尚们打败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如果你从小就立志当主持人，于是学习主持，模仿台面上所有主持人，看他们怎么主持，你会的就只是主持人这一块而已。再怎么厉害，不过是这些主持人的翻版。文茜为什么厉害，因为文茜不是主持人，所以文茜的主持才厉害，她用来主持的，就是鸠摩智拿来压死少林寺和尚的内功。我也不是学主持出身的，没有人会因为你学主持就变成好的主持人。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个专业，应该了解在你的专业范围内，会有很多别的世界的人跑进来，他们最后都会是厉害的人，因为他带了这个领域里大家都不懂的事，将这个世界重新整理出它的脉络，所以如果你有志于某个领域，千万不要只满足于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陈文茜：康永不希望我定论他的人生，因为他觉得他还会有下一个版本。你说从UCLA念完电影后，一直想要写脚本，接着就表现在你书里的爱情短剧，把文学跟电影脚本做结合。当你告诉我最近在忙着拍电影，有一句话我还蛮感动的。你说，人在太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梦完成，不是一件很精彩的事。

蔡康永：我其实蛮愿意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好多人都喜欢引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成名要趁早”。每次看到有人引用张爱玲这话，我就想为什么？张爱玲的人生很棒吗？张爱玲的人生糟透了。你怎么会用一个人生糟透了的人描述人生的话来作为你的座右铭呢？张爱玲是非常棒的小说家，只此而已。我完全认同如果你想写小说，要去看张爱玲的小说，体会她为什么把小说写得这么好。可是张爱玲对人生的建议，拜托，张爱玲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不要乱引用名人讲的话，就像我谈到不以言废人，不以言举人，不要把人跟言混在一起。

张爱玲这句话是很迷人，她也成名甚早，可是她的人生并不令人觉得幸福愉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网络上面发言的人，常常都是对文字有掌握能力的人，对文字有掌握能力的人常常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的人生常常很可怕，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常在网络上写东西的人讲的话，他们只是爱讲话而已，不是他们很有本事，讲出对的、有智慧的话来。很多沉默的人是过得很好的，他们只是不善于整天在脸书上一小时发一篇文章。这是我给年轻人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是，张爱玲成名甚早，后来呢？最近有一本很残忍的书，是张爱玲跟夏志清教授之间的书信来往文集。她一直写信跟夏志清说，我最近被蚂蚁跟虫骚扰，必须搬家。如果这事情只出现一次，我会相信，可是同样的内容，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了很多次。一个人不会一直遇到蚂蚁跟虫，不然就是她的状况有问题。当然很可惜，一个这么棒的作家流落在异国不被赏识。她后来的梦想是什么？是把她的小说翻成英文卖给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这带给她很大的挫折。你读张爱玲就知道，她的文字翻译成英文会流失掉非常多美丽的部分，所以能够理解当时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们，可能不太能够欣赏她小说的美好。

我举张爱玲的例子来回答文茜的提问：没有道理梦想要在一开始就统统都搞定。你要给自己人生保留不同的乐趣，在不同的阶段搞定，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乐趣。所以，年轻人就搞定现在的事情。如果有梦想尚未完成，不要着急，可以等到对的年纪，你终究会让它发生，可是你要不断地靠近它，这点很重要。你不用急着完成你的梦想，可是你要不断地靠近梦想。我从美国学完电影回到台湾时，我一直靠近的梦想是讲故事。我很爱讲故事，不管是透过演讲、写作、拍电影、做节目都没关系。透过讲故事带给别人快乐跟力量，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件事。

陈文茜：所以，不必急着完成，可是要不断地贴近你的梦想。还好，我的梦想还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有一条长长的路可以去追，那是很棒的事。

康永提到张爱玲，其实张爱玲的时代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能够叙述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的上海租界，战乱的中国，所有的爱情的不可追回，说了一些时间的问题，一些历史传承的东西。她非常的中国，非常的某一个世代，因此她很不属于跨越西方跟东方的语言。她在天津殖民地长大，后来到上海特区、香港，最终又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她想寻求的是西方对她的肯定，但她是那么的中国，那么的上海，所以离开上海，她再也没有写出一个好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其实很不一样，譬如在网络上，就是康永讲的很会写文章那种人，他们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结得很深，我们的工资变那么低，就是因为对中国大陆出口太多的关系。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一世代的人懂得创作，而你的创作本身带了很强的东方元素，你再也不用变成张爱玲去渴求西方对你的认同。

蔡康永：文茜提到的这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李安回来担任第五十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的记者会上，有一个美联社记者提问，还特别请李安用英文回答。记者的措辞内容大意是，金马奖似乎是华人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电影奖项，现在李安担任评审团主席，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让好莱坞的电影圈也能够认同华人电影所认同的成就？李安当时回答：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好莱坞认同华人电影圈的成就，华人电影圈的市场可能会以很快的速度超过好莱坞的市场，到时候他们就会认同了。大概是这样的答案。这是很实际的答案，以李安在电影工业里的经验、地位跟知识，使他有足够的证据做这样的回答。

我想讲的事情也一样，曾几何时，会中文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优势，这是我看到人们对现况很多抱怨的同时，很少会深深感谢的一件事。这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会中文是因为从小被逼着学中文。我们都曾经痛恨老师叫我们把某个错字罚写五十遍到三百遍。可是曾几何时，会说中文跟会写中文，会用中文明确地沟通跟表达事情，变成了世界上其他语言的用户目前想要急起直追的一个能力。

我印象很深刻，文茜有次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说英文有多重要，如果不会英文，你要错过多少的资源。可是我们现在有一堆懒惰鬼，在不会英文的情况下，索性我们还会中文，结果捡到了一个这么大的便宜。我不是想要很功利地讲这个部分，只是想告诉大家，随遇而安的那个随遇，现在正发生在我们身上。各位会中文都是靠着机遇，不是你们努力得来的结果，可是善用这个机遇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在抱怨竞争的同时，要理解你也加入了一个更大的战场，更大的战场就意味着更大的战果，所以不要轻易地轻视自己被赋予的优势，而只看到那些劣势。

提问　大家说这是一个浮躁喧哗的时代，请问要怎么保持宁静的思考状态，才能不断呈现出细腻、温暖又感人的文字？

蔡康永：不要迷信创作必须在宁静的状况之下完成。我认识的所有优秀的创作者，多是在嘈杂不安的状况下完成作品的，而且不是从现在才有这个现象。

看西方文学史就知道，写出《双城记》跟《孤雏泪》的狄更斯，是因为玩股票玩到破产，只好去写连载小说。看过任何描述莎士比亚人生的电影，都会看到他有多么计较票房跟酬劳，他拉着野台戏演出的车子，到处演给最市井之徒的贩夫走卒看，博取一般大众的喜爱，这才惊动了宫廷，引起英国女王好奇，来看他的剧。我们被教育得以为作者是躲在书房里，幽静地、宁静地写下了创世杰作。例如李白的诗很棒，在宫廷里面混的人能够宁静到哪里去？他喝酒喝成那样子，整天跟宫廷里的人打交道，但他的一言一行那么迷人，是因为宫廷的人可能很拘谨古板，见识到了一个潇洒的才子，然后羡慕他、嫉妒他或是爱他。

我们很容易贵远而贱近，认为现在很嘈杂，但我觉得人始终是活在嘈杂之中的。人没有办法活在宁静的状态创作，但也不要认为我们是在一个特别艰难的处境下创作。

很多人问我，网络上的文字都好短，是不是使得现代人的阅读能力变差？我反而觉得，因为文字很短，在手机、计算机上随时都可以看，文字跟人的距离变近了，人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文字。以前去书店买一本书，很慎重地翻开来，才发现自己能够阅读，现在一打开手机看脸书，就知道原来我读得懂文字，甚至有时候写个狗屁不通的三五句话也有八十个人按赞，就很欣慰原来我也会写字。所以，嘈杂不安的环境反而给了我们一些信心，让我们跟文字的距离变近。

陈文茜：好像从出生到现在，每一个年代的人都说这是个嘈杂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到这个年龄了，真的经过了好多号称最坏的时代，每个最坏的时代也都有一些人出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诸如此类的话。某个程度来讲，没有一个时代是安静的，因为安静从来不会存在在一个时代里，因为世界从来不平静，世界从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我可以在多吵的状况里完成创作？有一次，我和康永共同的好朋友庄淑芬，奥美在中国大陆的总裁，她说我写了一篇好好看的文章《女人夕阳情》，问我在哪里写的。我说抱歉，是立法院在表决投票时写的，因为他们吵的架实在太无聊，我就坐最后一排写稿子。最近，时报出版公司要重新把我跟女性有关的文章挑出来集结，说这篇写得最好，告诉你，这是在立法院写出来的。

提问　一开始看《康熙来了》时，觉得怎么口味这么重，有这么多的爆点，但是看久了，觉得梗就那些，内心的雀跃没有了。康永哥曾说，会在合适的时机离开《康熙来了》，是不是在那些梗慢慢穷尽的时候，就是你离开的时机。

蔡康永：当你觉得一个节目重复的时候，就是你离开那个节目的时候，不是我离开的时候。什么叫作长大？就是我们终于体会到有一件事情不再那么迷人，有更迷人的事情值得追求。对于所有跟康熙挥别的观众，我都充满了欣喜，很高兴你们找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好多人碰到我会说，每天都花一小时看《康熙来了》。我吓一跳，心想你一天有花一小时陪你爸吗？没有。一天从人家的人生中摘过来一小时，是非常有罪恶感的事情。每一次《康熙来了》的收视率偏低，都是因为撞上了某一出厉害的剧，比方说《兰陵王》《浪漫满屋》《半泽直树》，我们收视率立刻变一半，只好自我勉励，他们只有十集，播完我们就回来了。《甄嬛传》也好，《流星花园》也好，有一天，你会跟它挥别的。你会长大，所以，《康熙来了》可不打算陪你一辈子，千万不要让我们陪你一辈子，去找更广阔的世界。

至于会不会感觉到重复？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我只能常常勉励制作人，好的厨师，每天都面对同样的食材，你就得给我做出好吃的菜来。川菜也好，上海菜、广东菜、台湾菜，都是同样的原料，不会没事幻想今天要煮海豚还是穿山甲。以前康熙能请到文茜、许纯美，就好像请到了海豚跟穿山甲这一类珍贵的食材，但不会每天都请得到这么奇特的人物来上节目。所以，终究要回归现实，然后重复。

如果有个厨师每天炒菜的时候说，“天啊，我又在炒猪肉了，我真的很厌倦炒猪肉。”那就是他离开厨房的时候。可是，如果他还能够靠着加一点盐、酱油、糖，把猪肉变出一点新的味道来，他就还没到离开厨房的时候。太阳底下的事情，重复不变。不要认为你的创意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你这么认为，只是你读的书不够多而已，不是你真的那么厉害。不要把创新当成一个极端的追求。我觉得创新被过度地高估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用有创意的手法处理旧的东西，会比一味地追求创新更实际，也更隽永。

提问　请问机会是留给怎样的人？是不是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成就了一个不一样的机会？也让年轻人跳脱自己的舒适圈，有了不一样的开始？另外，当遇到流言蜚语时，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度过？

蔡康永：选择跟机会的关系？是不是每一次选择都造就了一个机会？这些是空的话，放掉它。清朝末、民国初，有个人写了一本很有名的文学理论《人间词话》，作者名叫王国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写过两句诗“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人生过处惟存悔”就是，我如果面临要选择左边或右边的路，而我选了右边的路，有一天一定会后悔，怎么没有选左边的路。可是如果选了左边的路，有一天一定会后悔，我怎么没有选右边。人生过处惟存悔，这是一定的，你永远都会向往你没有做的选择。“知识增时只益疑”，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讲，因为我的知识没有很多。我觉得文茜的知识很多，所以文茜，是不是知识越多的时候，疑惑越大？

陈文茜：知识越多的时候，越不敢对一件事情下定论。当你对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多，你就知道，太快、太简单的答案，一定是错的。

蔡康永：只益疑，就是会越来越困惑。所有成功的人在讲解他的成功经验时，大部分没有讲的是，有时他真的只是运气好而已。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说把小孩送去学费很贵的学校念书，将来小孩的成就才会比较高。因为根据统计数字，从学费很贵的私立学校毕业的小孩，后来都功成名就，做律师、医生、企业家。这个统计数据最吊诡的是，会去念学费很贵的学校的小孩，家里本来就很有钱，书念得再狗屁倒灶，他还是很有钱。所以大部分都是假的统计。我每年都被《苹果日报》要求推荐十本书，今年有一本叫《为什么常识不可靠？》，书里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都爱看气象预报，如果气象预报说明天下雨的概率是60%，那么明天是要带伞还是不带伞呢？因为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会下雨。很多的预测是空话，不是这样就是那样。60%的降雨概率，我们得到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所以，选择造就机会也好，机会给了我们选择也好，都是空的。人生大部分是随着能够得到的机遇而行。我的信仰是随遇而安，你遇到机会，要搞定它，遇不到，再怎么会安都没有用。

陈文茜：康永其实有给出答案。机会给什么样的人？就是给懂得搞定它的人。你搞不定，别人会认为你根本没有得到过那个机会。要搞定，别人才会看见原来他有过这个机会。

蔡康永：至于如何面对流言，我的回答，不是我们对流言蜚语有什么抵抗力。大家都一样，我们就是得面对这件事情。需要抵抗力吗？我觉得不用，学着跟它相处就好了。这界定于你对别人有多重视，像我这种不太重视所有人的人，就觉得还好。如果是陈文茜骂我，我可能就会放在心上，想说“完蛋”做错了，可是如果是一般人就不管他。

提问　请问康永讨厌或比较不欣赏什么类型的人？像你这样一个很宽容贴心的人，能给我们什么建议，好避免成为那一类型的人？

蔡康永：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讨厌什么样的人，说出来可能令你很意外，是一个非常任性的答案：我讨厌没品位的人。

陈文茜：什么叫没品位？

蔡康永：这就是玄妙的部分，你很难界定品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很神秘，不一定跟那个人的财产、教育有关系。它会体现在那个人在现场时，你是否感觉舒服。如果你感觉舒服，那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如果那个人在现场让你觉得只想逃离，他就是一个没品位的人，这是我对于品位的界定。

不要忽略品位的重要。追求品位的乐趣在于你要一直摸索它，才能体会它。就像一个好吃的东西但你吃不到，你就无法形容出它的味道。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品位的人，没有办法靠着一本工具书教你，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境界。好比，失败的时刻，你怎么鼓励自己？在过程中怎么面对、处理失败？怎样去轻轻地面对生命里的每一个刻痕，面对上一代留给你的很多沧桑，面对碰到一个没有品位的人时，你用什么有品位的方式悄悄地离开。

为什么我常鼓励大家读书？因为我们的人生非常有限，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经验，看到别人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一有机会看到别人的人生长什么样子，就会培养出一种抽离的能力。在失败中我们会感觉到痛苦，是因为你陷在其中。前阵子小S遭遇到不顺遂的事，我传简讯跟她说，我们一起来练习，想象十年后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培养抽离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跳脱当下的痛苦跟挫折，比较容易面对失败。这个能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靠着我们不断去摸索别人的人生，累积到足够的信心，知道世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还有无数活的可能。那些可能会给我们信心，只要撑得够久，有一天就会知道，这些失败和痛苦，都只是过眼烟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