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中旬的时候，我因为工作的压力，以及与段永基在工作上的一些意见不合，心情很不好。到医院一查，脑电图极不正常，于是就申请休息一下。段永基答应了，并推荐我到香山别墅休养。当我还在香山漫步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发生了。这次风波竟是四通发展轨迹的一次重大转折。
政治风波之后，由一直在珠海工作的沈国钧担任了四通的董事长和总裁。
那时，四通人非常担心，主要是担心四通还能不能做下去，四通的财产会不会被没收。
戒严刚刚开始，段永基迅速做了以下几件事：带领合资企业的员工到武警总部慰问戒严部队；把库存的打字机转存到天津的仓库；把打字机的生产转移到深圳；安排合资企业总经理助理徐建平到广东中山注册一个保证大家后路的公司。
库存打印机转运到天津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6月7日）段永基亲自押运。第二次（6月9日）由我押运。两次一共转运了3000台打字机。
把打字机的生产转移到深圳的事，段永基派我主持。6月24日，段永基代表公司董事会找我谈话说，为了公司经营上的安全，尤其四通打字机的安全，要求我三天之内赶到深圳，尽快将打字机转移到那里组织生产。已经由日本发到天津的八个集装箱打字机零部件，不再拉到北京，而是转移到深圳。6月27日，我赶到深圳。
派人到广东中山注册一个保证大家后路的公司的事，当时段永基曾为此征求过我的意见时，我是同意的。9月份，徐建平带了300万元到广东中山注册了一个公司。
无论怎么说，在那样一个危险而复杂的时刻，后继的四通领导人应对大体得当，表现了应有的勇气和能力，这一点应当肯定。
6月下旬，北京市派出25人的工作组在胡昭广（后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率领下进驻四通。
后来知道，四通在风波中的主要问题大致有以下四条：万润南等在国际大厦两次召集“学生领袖”开会；周舵、高原两名曾经的四通干部参加了广场绝食；四通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串联人大常务委员会开会；四通为街头活动提供了一定的通信设备。这样的介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
工作组来了。人们依常识判断：四通凶多吉少。
胡昭广与四通主要干部的见面会上，头一句话就是：“四通是四通，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还要办下去。”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稍稍放了下来。工作组没有因为四通个别领导人卷入风波而牵连企业，也没有因此关闭四通，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容忍和进步。
工作组于一年后撤离，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了四通新党委，派来的党委书记是马明柱。在新一届党委会中，我被指定为五名党委成员之一。
面临生死难定的关键时刻，我受公司的委派，到深圳利用已经注册的“深圳索泰克有限公司”组建打字机生产基地，重启四通的生命线。
1989年初，一个叫王兴俊的人从深圳来到北京并加入四通。据说此人与田志强副总裁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在深圳办过公司。段永基将此人介绍给我，还让我进行考察。不久段永基让他回到深圳注册了一个公司，名字叫“深圳索泰克有限公司”，说是生产四通打字机。资金从哪里来，投资者是谁，这样做的必要性，除了段永基其他人都不清楚。
6月底我到达深圳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注册完成了。空空荡荡的厂房里，除了堆放一些北京发来的打字机，什么生产设备也没有。公司注册了两三个月，竟然还是这样的状态，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第一次到深圳，两眼一抹黑。原以为公司的几个干部可以依靠，但在我到达之后发现，总经理王兴俊根本不在公司，正忙着用公司的钱为自己买房子。一周之后他又和后勤负责人因在东莞海关走私打字机零部件，一个逃走，一个被抓。公司也差点被牵连进去。后来段永基专门派人来处理此事，没有让我介入，似乎有什么事避着我。
在那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北京先期派来的丛敏、于心平等几名干部，还有对四通办下去的信念。
工厂没有电梯，当第一批从天津港转到深圳的8个40英尺的集装箱打字机零部件到达的时候，我们完全是靠人背肩扛，爬楼梯搬到公司的五楼和六楼。深圳索泰克经过大约半个月的装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工了。
那时候深圳用电紧张，最严重时一周停电三天。但是为了保证四通打字机对全国各地的供货，我们曾在供电的几天里连续加班。没有宿舍，就将车间的几个库房改做宿舍。没有食堂，我们就在车间的一角，开火做饭。二三十人的饭菜全靠一只煤油炉来完成，真是难为了厨师！煤油炉做的饭菜充满了煤油味儿，十分难吃。但没有人计较，也没听到有人有牢骚。
我们在公司危难之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89年6月之后，有两个与四通有关的企业宣布脱离四通。一个是由四通承包、后来改名为南天公司的云南电子设备厂；一个是殷克副总裁分管的、总部设在珠海的南方四通。
前一个毕竟是“干儿子”，为求自保离开，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南方四通则不然，殷克是四通任命的副总裁，是拿着四通的投资创办的公司，一向打着四通的旗号，此时宣布脱离四通，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但此时四通集团自身前途未卜，且南方四通成立时别人都不了解情况。殷克也已出走国外，与南方四通打官司不大现实。
但有一件事四通集团却无法置之不理——
深圳四通是1985年前后完全由四通投资的分公司，地址在深南大道统建楼。1988年南方四通与四通集团签了一份承包深圳四通的协议书，并安排干部进行实际管理。南方四通的产权说不清楚，深圳四通的产权却清清楚楚。此时他们脱离四通，不应当把深圳四通也拐跑了。
7月中旬，正当我在深圳索泰克为打字机从北京转产到深圳忙得不可开交，以及处理前任负责人走私案件而焦头烂额之时，董事长兼总裁沈国钧的一纸任命到了——任命我为深圳四通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接管深圳四通。此时，我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但为了保护四通财产安全，只有舍命而为之。
为接管深圳四通之事，我专程到珠海见沈国钧，对于如何从南方四通手上夺回深圳四通进行了一番商量。沈国钧担任集团的董事长和总裁之后，珠海新新公司并没有交给别人，有事没事他经常蹲在珠海。这是我进入四通之后，第一次当面向老沈请示工作。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多少具备一些“夺权”的经验，想不到这次用上了。“夺权”的前一天晚上，我找来深圳索泰克的生产部长丛敏、财务部长张昌计等北京派遣的干部，认真制订了第二天的行动方案：1．我与南方四通派遣的总经理楼叙波谈话，宣布四通集团接管深圳四通的决定；2．然后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要求大家配合集团的工作；3．由丛敏负责库房的盘点、登账并换锁、封库；4．由张昌计负责与财务交接，接管财务账本、印鉴、支票、银行账户等；5．我本人接管公司文件、资料、公章、房产证明等。
为了证明此次接管的合法性，沈国钧还专程赶到深圳四通现场坐镇。
当时代表南方四通管理深圳四通的楼叙波总经理原本也是四通的老员工，但她当时拿的是南方四通的工资，自然替南方四通做事。面对四通名正言顺的接管，势单力薄，她未做过多的争辩，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四通物归原主。
不料第二天上午风云突变。南方四通派来王某建为首的五位壮汉，不经通报，气势汹汹闯进深圳四通的总经理办公室，一屁股坐下不走了。声称承包协议未到期，四通随意中断协议是违约。说深圳四通库房里的货物属于南方四通的财产（当时库房里最值钱的是53台四通打字机），要拉走，并拒绝与我谈判。
看到来者不善，我立即安排了一些干部在楼上的房间待命，以防不测。僵持到下午，我主动找王姓领头人对话：我们毕竟在一个旗帜下工作过，大家谈拢谈不拢，总要谈一谈，除非你们无道理。
他们五个人七嘴八舌，轮番与我争辩。我心里有底，不急不恼，据理力争——南方四通宣布脱离北京四通，本就失去了承包深圳四通的理由。公司在我们手里，又在深圳的地盘上，他们心虚理亏，终究不敢用强。争吵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累了。最后王姓领头者说：我们也是受命而来，这次来得匆忙，钱没带够，可否到财务部拿5000块钱一用？我一听这话知道事情有了转机，便大方地说：不劳大驾，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5000块钱是小意思。我立即派人取来钱交予他们。
姓王的说第二天单独与我一谈。第二天上午姓王的如约而来，他说：李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你的爽快让我们佩服。我们来了，也算尽到责任了。今天我们就回去交差了，特来告辞。说完，与我握手作别，扬长而去。
一场有惊无险的小波澜就这样度过了。
深圳四通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回到四通集团手里，在我和谭玉林、刘亚平等干部的努力下，深圳四通很快恢复正常业务，重新发挥了分公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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