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10月前后，一个叫叶进吾的温州小老板找到我，邀请我到杭州主持他的低压变频器公司。
我并不认识他，他也没说谁的介绍，只知道他是属于温州德力西电器集团的。我去杭州看了一下他办的那个做低压变频器的企业，很小，很简陋，一年两三千万的样子，远不是我心仪的地方。
我婉转地回绝了叶先生，同时说到，如果是做高压变频器我可能会有些兴趣。说实话，当时我做高压变频器的情结仍然很深，总觉得继续挖掘下去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不久，中国节能减排的政策出台，证实了我的推想，高压变频器成为节能减排最主要的设备。我的话也为叶进吾后来进入这个行业带来了机会。
事有巧合。一个月后，合康的董事长刘锦成在总经理张涛、总工程师杜心林的陪同下，找到我在翠湖的家，说向我请教。
合康公司在石景山，曾是同城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两位核心技术人员杜心林、陈秋泉当年都是利德华福第一台变频器样机的开发骨干。样机刚鉴定完，他们辞职了，跑到广东一带另起炉灶，两三年后失败了，又请湖北同乡刘锦成投资合康。如今又过了三年。
他们的困境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管理上的问题，一个是资金上的问题。总经理张涛是学法律的，是投资者刘锦成的大学同学，对高压变频器不熟悉，对做企业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仅有的兴趣放在市场上。总工程师杜心林对产品技术精通，对企业管理却同样缺少研究。杜心林在广东失败过，如果合康再次失败，六年的奋斗心血将付之东流，因此，在管理上比张涛还操心。他们艰难地对付了三年，终于对付不下去了。
投资者刘锦成是在广东做钟表芯的一个大企业的老板，积累的资金是从表芯上一分两分攒起来的血汗钱，由于与杜心林是老乡陆续投了近两千万给合康，三年了仍然无起色，继续投下去有没有意义，刘锦成心里没底。合康该怎么办？张、杜二人向他推荐了我。
刘锦成明确告诉我，他不了解这个行当，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如果你李玉琢愿意操办合康，可以再考虑，不然准备结束了。他的情况、口气跟1999年10月于波到深圳请我时几乎同出一辙。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通过叶进吾把德力西这样强大的企业集团拉进来给合康投资，不仅解决了合康的资金问题，他们强大的营销网络也可以得到利用。我把想法与刘锦成、叶进吾沟通之后，竟然一拍即合，张涛和杜心林也认为是一个好的出路。
2005年的12月26日，趁《变频器世界》在深圳举办企业家论坛的机会，我们一行在叶进吾的帮助下在深圳海景酒店与德力西集团的一位董事副总裁见了面，双方通过沟通基本达成了合作的意向。
紧接着，我们又到温州考察了德力西电器集团，并就具体投资比例等细节谈判。德力西明确表示必须占70％以上的比例，并要求按德力西的模式改造合康。
回到宾馆，张涛、杜心林首先对合作条件提出反对，认为这不是合作，是吞并，合康的创业者将失去对企业的主动权。刘锦成和我此时也觉得如果完全由从未涉足高压变频器行业的德力西操作合康，不仅不是我们理想的股权模式，成败也难料。
这一次温州之行基本无功而返。
事情就这样放下了。过了一个来月，大约是2006年的1月底，接近春节的时候，叶进吾主动提出他个人愿意拿出2000万元投资合康，与刘锦成平分股权。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希望由李玉琢担任总经理。
他的提议得到了刘锦成、张涛、杜心林的一致赞成。我问叶进吾，抛弃德力西，自己投资是否存在问题——因为这样中途变卦，与当初找德力西投资，利用德力西的企业实力和市场网络的考虑已经大相径庭。但刘锦成欣然同意，站在他的角度，至少这个企业的负担再也不用百分之百地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有人替他分担了。
与叶进吾个人的合作并不在我的预想之内，而且看不到任何优势，因此开始时我推辞了。双方见此，进一步提出，同意赠我5％的股份，允许购买5％，尽管我的股份很小，考虑到两大投资者都还有各自的业务要忙，董事长也由我来做。见他们的诚意如此，2006年3月18日，我接受了只做合康总经理一职，董事长由两大投资者共同来做。这样的股权安排有一个好处，尽管我的股份只有10％，但除非两位大股东意见一致，如果有分歧，加在哪边决定权将会向哪边倾斜，这样的股权结构我认为比较理想。
3月18日，正好是利德华福一年“竞业禁止”期的结束（2005年3月19日利德华福董事会上辞职）。我正式加盟合康，除了对这个行业的感情犹存，不能说一点赌气的成分也没有。我要让一些人看看，在另一块阵地上，我是如何崛起的。
为了给新公司取名字，负责注册的张涛博士颇动了一番脑筋，不知他从哪里搞了一本与笔画有关的相书，最后选定“合康亿盛”四个字，认为是大吉大利的。不久发生的事情说明，这一套真的没起作用。
在我的坚持下，公司办公的地点从石景山搬到海淀区上地开发区，由跟我一起加盟到合康的原利德华福财务总监董连才负责装修。把生产继续留在石景山厂区。我觉得，把公司的办公、开发、营销搬到上地一带，不仅交通方便，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合康亿盛。
果然，听说我加盟合康亿盛，先后投奔合康亿盛的还有原利德华福生产总监王植柄、人力资源部经理张博蕾、生产计划部经理白和齐、采购部经理宋丽如、开发骨干程世宇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我主动拉他们过来的，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增强了合康亿盛各方面的力量，他们还带来了在利德华福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和工作方式，促进了合康亿盛的基础建设，为合康亿盛后来的健康发展增加了推动力。
我在合康亿盛一共只做了四个月的总经理，3月18日至7月15日。
面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理顺各部门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副总经理张涛与总工程师杜心林的工作分工。我主持内部管理，让张涛主管市场营销，让杜心林一心主持好开发。说实话，张涛性格温和，事情好商量。杜心林有技术人员认死理的一面，说服他需要一些方法和耐心。我毕竟当过杜心林的领导，利德华福的管理他也心服口服，看到我雷厉风行的做事方法以及对他的意见的充分尊重，他也逐渐地放心了。
还在利德华福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产品的不断优化、进步以及不断开发新的市场领域，是高压变频器类的企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因此，2002年初曾经动过脑筋花220万元收购一个开发轻轨车辆驱动装置的小团队，想做出进入轻轨地铁市场的产品，改变中国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2003年的时候，我还与清华电机系合作投资30万元搞高压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提高变频器的性能使其适用于更高端的领域。后来为此事还把东方凯奇的主设计师刘军请进公司。
2006年，中国的煤炭产业进入一个大涨价大发展的高潮期，进入煤炭市场将会避开拼杀得血淋淋无利可图的风机、水泵等通用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机会。此时正好合康开发的第一台矿井提升变频器样机在平顶山煤矿调试，我要求调集精兵强将尽快调好、尽快投运，然后开现场会进行宣传，以求打开煤炭市场。
为此，总工杜心林亲临现场解决调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矿井提升机变频器成为此后几年里合康亿盛的主打产品，收获颇丰。两三年后，当其他厂家开始注意到这一市场时，合康亿盛早已在市场上形成品牌，赶上它已经很困难。现在想来，躲开竞争激烈的主战场，敏锐地抓住专用市场的机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
不久，俄罗斯有企业向合康亿盛询价同步电机变频器，合康迅速响应，在原来变频器的基础上稍加改动迅速推出同步电机变频器，把产品推向俄罗斯市场。
记得俄罗斯方面第一次定购三台同步电机变频器，张涛他们也是头一次做这样的生意，没有经验，基本以国内的市场价格报价，报告送到我这里，我毫不犹豫给每一台加了30万元，他们还在嘀咕行不行的时候，对方已经接受了。
张涛大为惊奇，我告诉他，在进入一个新市场的时候，尤其进入国外市场，一定要用不同的策略方法作战。
2006年3月，加盟合康亿盛不久，张涛博士告诉我一件事：合康在此之前已经与中国高压变频器第一个发明专利的持有人先行公司的董事长马志刚签署了一个可以无偿使用其专利的协议。
我听后突发奇想，有意做了一件当时觉得聪明、后来效果很糟的事情。我找到《变频器世界》编辑部主动发表了一篇容易引起竞争对手关注的访问谈话。
其中有这样一段：“至于国产高压变频器的专利问题，国外厂家至今没有在中国申请注册，而国内厂家虽然在这方面有过专利，也发生一些纠纷，但由于国外相同技术产品早在他们申请专利之前已经在国内大量销售、应用，实际上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成为公知技术。”
我的这番话尽管说的是事实，但严格说是有问题的，是容易引起争端的。
在中国，关于高压变频器的发明专利，尤其是H桥这种多级串联技术，1993年和1999年分别在专利局批准了两个专利，前者是先行公司马志刚等人申请的，后者是凯奇公司申请的。从道理上说，同一项技术不应当同时批准两个专利，即使两者并存，先批准的专利应当具有优先权（我的理解），更何况后者本来就是一个曾经被利德华福无效过的专利。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有意挑起一场专利之争，作为与利德华福市场竞争的一个武器。一旦利德华福挑事，我可以用已经获得使用权的前一个专利打击利德华福手中的后一个本来可以无效的专利。
事情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我的设想。是不是由于我的这篇讲话引起后来利德华福对合康亿盛的诉讼，现在已无法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加盟合康亿盛的消息一经传出，又看到很多干部纷纷投奔合康亿盛而去，利德华福的某些人坐不住了，他们感到了严重威胁。
他们一出手就是狠的——动用了司法手段。先是起诉合康亿盛“专利侵权”，不久又起诉我个人“职务侵占”。我以为前一个官司好打，其实不然。我以为自己没有任何把柄可以被利用，其实也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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