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消息是，我利用2005年空闲的时间，在同道新文的帮助下写成的《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于2006年的6月中旬正式出版了。
想不到的是，我自己刚刚拿到新书不过两三天，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祝贺的竟然是四通时的老领导、四通现在的董事长段永基，他说：“李玉琢你出书了，我看过了，写得不错。我会让四通人每人买一本，让他们学习你三点精神：你始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是一个拼命工作的人，一个动脑子办企业的人。”
我不好意思地说：“段总对我评价这么高，过奖了。我得说一声对不起，在书里我都快把你写成坏人了。”段永基倒是很豁达：“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同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难免。要说意见，建议你改一个字，你写我那一段的头一句：段永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很少有人能正确评价他。把‘正确’改为‘准确’可能更好些。”我一听有道理，显然写他的那一段他看得很仔细。
其实，除此之外，我倒认为自己是一个让工作有意义并充满快乐的人。无论任何工作，在任何岗位上，不仅把工作当做快乐的有趣的事，还让一起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成长和快乐。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都会在我的手里变得生机勃勃。这也许与当过几年的老师有关系吧。
如果不是利德华福突然的变故，让我可以抽出大把的时间去回忆和思考，写一本书的可能性极小。从这个意义上，坏事也有积极的作用。
大约7月20日左右，同道新文编辑部转来一个口信，说有一个叫魏炜的北大教授要与我联系，问可否告诉他我的电话。我想北大教授会有什么事找我呢？一打电话，他竟然是给我介绍工作的。
他说，李先生你的书我看了，觉得你在企业的管理上非常有实战经验。我在新疆的一个企业担任顾问，那个企业是搞风力发电的，他们正要走出新疆向全国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许多管理问题，我认为这个企业需要你这样雷厉风行、具有丰富经验的高层管理者，你在那里会有发挥作用的舞台。
经他的引荐，几天后在北方交大对面的富力大厦15层——金风创办的服务型子公司天源科创的办公室里，我与金风的董事长武钢见了面。他比我小10岁，也有当过教师的经历，让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对办企业的理解、追求，以及新能源领域广阔的发展前景，都吸引了我。因此，当他邀请我到新疆去考察的时候，我同意了。
利用一个周末飞到乌鲁木齐，周六、周日整整两天，参观过金风的两处车间之后，公司的各类干部纷纷与我座谈，提出各种问题请我回答，有关于公司管理的，有关于产品开发的，有质量控制的，有营销方面的，服务方面的，干部培养方面的，杂七杂八，这哪里是让我考察来了，明明是在集体考察我。还好，这些方面我都做过，有过思考，有过经验，基本胸有成竹，一一耐心回答。武钢后来转告我的话是：你给干部们上了一课，我们需要你这样有经验、有执行力的人，请你考虑金风。
此时我已经感觉到，高压变频器的事情如果不放弃，鸿商投资会跟我没完没了，我这几年不能老陷在官司里，转向一个崭新的领域也许是明智之举。
2006年7月31日，在我离开合康亿盛半个月之后，在我以为官司已经没事了的情况下，到新疆金风报到了。
不想上班刚刚11天，一个电话从北京打来：“李玉琢吗？我们是区公安局预审处的，你能来一趟吗？”我感到不祥，怎么还找我？在我看来，那点事儿早都清楚了，为何没完没了？我在想，区公安局如果连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案子还这么费劲，他们面对那些真正有事的案子、复杂的案子，破得了吗？我不禁疑问起来，莫非他们与利德华福是一伙的，也跟我过不去吗？但人家找你，不配合恐怕不行。
刚来报到就请假，而且又是官司的事，让我很难为情。我找到董事长武钢大致汇报了自己的官司情况，希望回京处理一下。当天就乘机回到北京。
我有一个担心，武钢他们会怎么想？人家是不是会以为收留了一个负案在身的逃犯？妻怪我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想这样的事，太书生气了。
是啊，事情不仅没完没了，怎么还一步步严重起来了呢？刑侦处顾名思义是查找证据的地方，到了预审处，那不就是罪证基本确凿，开始进入坦白交代的阶段了吗？我这样一个严格自律、近于苛刻的管理者，怎么居然会被审问？
我用了五年多时间倾尽心血打造的利德华福，莫非真的要把我送进监牢里吗？
天道何在？我和妻都不相信会是这个下场。
当听到案子被移送到预审处之后，我们感觉到事态在向严重化的方向递进，正常的思维逻辑与判断已经不大好用了。此时我们觉得应该寻找律师的帮助。
妻说，在我们住的小区有一个有名的律师，是某律师协会的头头，有过一面之交，可以去找找他。经过预约在东城区找到他的办公室，他略略听过我的案情之后，说可以办，但不敢担保一定不被拘留。听到“拘留”二字，我的心沉了一下。
如果被拘留了，我将同流氓、小偷等为伍，我这等好强之人在那里面，不用几天身体和精神都会垮掉。一想到此，我不由地一身冷汗。妻似乎也感觉到这一层。她怯怯地问：大约需要多少钱？名律师说了一个数，竟与利德华福诉我职务侵占的数额相等。好家伙，趁火打劫呀！
我和妻走出那幢律师楼，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法律暂时似乎也无能为力。
妻劝我：“要不出去先躲一躲吧。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拘留，以你的脾气，还有你的心脏病，可能还没有站到法庭上就不行了。”我们毕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到预审处被拘留的可能性很大。我理解的所谓预审，就是侦查终结，罪名基本落实，不然不可能到预审处。
我们不怕直接站到法庭上，大庭广众，法官面前，当面锣对面鼓，各拿证据，谁想不顾事实，明目张胆地陷害人不大可能。但拘留起来，折磨你一顿，即使将来说你没事了，放了你，精神和身体可能就垮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对妻说，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公安局那边就需要你去应付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大难临头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妻子。
于是，一个入党30年的党员，一个自以为正直的企业家，为了躲避无端的陷害，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莫名其妙的逃亡，真是一段悲愤难言、哭笑不得的经历。
妻嘱咐我尽量少用自己的手机，照顾好自己，到了地方来个电话，然后走了——为自己被冤枉的丈夫去直接面对可怕的司法追究。
在一片空茫中我迈出了逃亡的第一步。
此时的我，突然觉得谁都不可信，到处都可能有人盯着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无助。我一时竟想不出到哪里躲几天合适。亲戚家不能去，同学家不便去，只有到朋友家。谁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位大连的朋友，直觉告诉我，即使有事他也不会害怕，更不会拒绝。最重要的是，别人不会想到。
于是，打车到了北京站，一想火车太慢了，也没有合适的车次，又打车到了首都机场。想到了买机票可能被查出的危险，但转念一想我毕竟不是刑事犯罪，也没有重大到非通缉不可的程度，最多监听电话了不起了。买到票之后，给大连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谎说从深圳到大连办事（考虑到电话被监听的可能），请他接一下机。
朋友接我时奇怪地问：没有深圳的飞机啊？这不是北京的吗？在车上我把来龙去脉详告与他。朋友说，放心吧，凭我对你的认识，你不会有事。在他安排的宾馆里住了四五天，每天好吃好喝陪着我。
此期间，我的手机关了。躺在宾馆的床上，白天黑夜，睁眼闭眼满脑子都是官司。只有妻偶尔把电话打到宾馆的房间。她告诉我：金风的武钢和郭健都打来电话了，说李总在金风只要工作过一天就是金风的人，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说，需要钱打个白条就可以，需要律师明天就飞过去。果然在第二天下午，一位姓孙的律师来到宾馆，帮助我一起梳理案情。我到金风上班不足11天，在对我基本还不大了解的情况下，金风的领导就如此相信我，这对此时的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两天后，妻又告诉我：她开车到预审处去了一趟，那是在北京西北部一个很远的地方，与看守所在一起。当她见到铁丝网围着的高墙时，眼泪刷地下来了。她意识到，也许有一天她的丈夫就会成为里面的一员。
见过预审处接待的张警官之后，感觉对方的态度非常地好，不像大事临头、非常严重的样子。只是劝妻，动员我回来，要相信司法的公正。没问题，说清楚就是了，有问题这样躲也躲不过去。听了这样的传话，我的心稍稍释然，同时也为妻的奔走与承担伤心不已。
五天以后，我觉得在朋友这里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事，会憋出病来（体重骤减五公斤），提出到300公里之外的东港市，到我亲哥那里住几天。朋友虽然感冒了，说什么也要亲自开车送我。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他跟我说：你走的那天，我送你，还叫上一个朋友一块儿去的，你一定以为是回程时怕路上寂寞，其实不是，我是怕一旦因为你的事我也出事了，我的车好由朋友给开回去。
到哥哥家，哥哥居然没有问我为何突然而来，我也没有说为什么，因为怕他担心。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睡觉也踏实多了。哥哥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校长，一辈子献身于农村的教育事业。两天后，我简略说了一下情况，他安慰我：不行就别干了，回老家来，一块儿种地吧。侄儿、侄女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据说东港一带的鱼虾是中国最好的，但此时的我吃什么都不香。
每一天，我必须强作平静、无事的样子，看书或者到水库边散步，免得让亲人们担心。其实内心里一直是焦躁不安的。
一周后，妻告诉我金风在北京宣武区有一套置备齐全的空房子，可以到那里住一段。于是我偷偷潜回北京，在一个杂乱的小区里，在三楼的一套房子里住了十天。每天三次下楼，到街边的小饭馆吃饭，下午带回一份《北京晚报》看。
生活孤寂、无聊，忧心忡忡。
此期间，妻想尽办法寻找渠道来解救我。找过我的大学同学，找过我的中学同学，找过四通的老领导，找过她过去的同事，找过人家介绍的所有的关系、渠道，她对人家一次又一次地述说，有时是哭诉，声泪俱下。她的头发开始脱落，一绺一绺的。
人们有帮忙的，有安慰的，有着急的，也有冷漠的。妻曾老着脸皮找过利德华福的那三个年轻的董事，在她看来他们也许能对李玉琢的事说上话，三个人无一例外或者不见，或者推托，那个连对象都是妻帮助介绍的人说：“高老师，李总的事我也是出于无奈，董事会的文件我是签过字的，等到需要我出庭作证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说实话。”妻很失望，她终于看清了几个忘恩负义者的嘴脸。事情过去许多年，妻不允许任何人在她的面前提利德华福的事，更不想听这几个人的名字，一说就会气不打一处来。
此期间，我们熟悉不熟悉的许多人几乎都找到了，人们也把自己的良心与嘴脸真实地展现出来给我们看。
有的人平时来往密切，出事后连一个安慰的电话也不敢打来。我到某一个城市，发短信给某个同学，说我来了，他连看都不敢来看我。这虽是个别，却透着冰冷的寒意。
大学同学石玉芬住在唐山，几乎给妻一天一个电话，虽然没帮上多少忙，但那份心意让我们感到了温暖。金风的武钢也经常打电话，并安慰妻：我们还是要相信人间正义，他们即使收买也不可能买通所有的人。应当相信李总的为人和智慧。
高中同学杨玉奇在哈尔滨听说了我的事比自己的事还着急，帮我们找关系，找律师，最后真正起到作用的，还真是他给介绍的律师张民。在案子发展的重要时刻，律师张民的判断对于稳定我们的情绪非常关键。玉奇在电话里坚定地对妻说：我绝对相信玉琢，他不会有事。我们这些做过公务员的人，平常吃点喝点都可能，玉琢连这个都不会有。说他贪污，不可能！
几年后，我回鸡西看望玉奇84岁父亲、已卧病在床的杨老师。我拉着他的手问：还认识我吗？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认识别人也认识你。我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别人都怀疑我，只有你的儿子相信我。他说：我也相信你。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
四通的两位老领导段永基和许昌平在这件事上帮了大忙。其实我离开四通已经十多年了，大家基本未联系过，但他们听说了我的事后立即奔忙起来，对于后来事情的解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段永基就对区司法机关的领导说过这样的话：“听说你们在办李玉琢的案子，这个人与我共事八年，他的人品我了解。当然，如果他真的有问题我不会袒护，但如果没有多大的问题，希望各位不要为难他。”作为全国政协的常委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的话还是起作用的。
后来从有关渠道传来的消息，区的司法机构开过两次联席会议，对我的案子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调查过了不存在问题；有的说，不相信一个做了五六年总经理的人会如此干净，甚至说越干净越可能有大问题。
也有消息说，有两个因素使这个案子在没有任何事实与证据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一、因为利德华福是区里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纳税大户的利益理应得到保护（他们忘记了是我这个嫌疑人把公司迁到昌平区）；二、据说于波认识某领导人的公子，案子是从市里压下来的。
尽管这些消息的真实与否无法证实，但听起来都比较贴边。我们的心情越发地沉重。还有一位四通的朋友说，别说你这点事，刘少奇、彭德怀那么大的官不也被冤枉死的吗？最多事后平个反，人都死了平反又能怎样？
是啊，与他们比我算什么？这样的话让我和妻感到寒冷、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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