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

几乎在任何场合，刘太格的衬衣口袋里，都别着几支不同颜色的水性笔。结合他的职业身份，这种“装备”习惯很容易理解——可以随时在图纸上圈圈画画。然而落笔背后的学问，却远不止于规划理论本身。刘太格说，优秀的城市规划业者必须具备三样特质——人文学者的心、科学家的脑，以及艺术家的眼。唯有如此，才能深刻读懂一座城市，跟供养城市的土地谈一场长长久久的“恋爱”。

新加坡总规划师

被誉为“全球城市规划泰斗”“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最初的人生理想，却并不是为整座城市描摹蓝图。

1938年，刘太格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户书香门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家迁移至新加坡。其父刘抗是世界艺术大师刘海粟的得意门生，亦是“南洋画派”的先驱式人物；其母成长于晚清的官宦家庭，自幼饱读诗书。家中的舅舅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跟随长辈书画兼修的刘太格，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书法家或画家。

中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多方努力下，他获得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半工半读建筑学的机会。求学的前四年，他同时在艺术学院进修，但随着课业负担的不断加重，最终决意专修建筑。“我希望自己的所学可以转化为有益的价值，而对于改善人类生活而言，建筑学的贡献是无可非议的。”刘太格说。

六年期满，作为新南威尔斯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刘太格不仅摘获校方“金奖”，更带着优异的成绩单，成功申请到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学习规划学。彼时，这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人生转型。“那时我只是想到，要把建筑做好，应当学习规划。只有在合理规划体系中的建筑，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更多人服务。”依循这种理念，刘太格在耶鲁大学的两年间全力投身规划研究。毕业时，作为学院成绩最优异的学生，他再次得到奖章，并有了两个全新的选择：其一，是前往纽约的贝聿铭事务所做事；其二，是去哈佛大学再进修两年城市设计。

思虑再三后，刘太格决定步入职场。“我当时想，到贝先生那里，你设计得不够好，他会维持自己的水准帮你改到最好；而去了哈佛，如果设计得不好，只能得到低分数，学到的东西还是不够多。”于是，带着仅剩一周的生活费，刘太格坐上了前往纽约的列车。

在贝聿铭事务所的四年中，他的所思所学，开始从图纸走进现实世界，并渐趋构筑起尖端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思维。特别是贝聿铭本人的创新手法，带给刘太格很大启发。在承接伊弗森艺术博物馆项目时，为了让没有涂料的水泥墙呈现理想色彩，贝聿铭将四处找来的沙、石与水泥反复结合，反复实验，最终得偿所愿，并缔造了至今仍被业内誉为经典的建筑作品。经历其中，刘太格感触很深，他意识到，卓越的设计师，理应打破被传统工法与技术局限的理念，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创新与变革，并将这种心得有效落实于日后的设计工作，成效显著。

1969年，在贝聿铭事务所已然历练多年的刘太格，接到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邀请，返回新加坡参与独立建国后的城市规划工程，并先后担任建屋发展局总建筑师及局长。作为专业人士中的一员，他拥有高度自由的发挥空间，且在整个规划、建造、管理过程中，政府只给出指标与方向，几乎不干预具体操作。所有这一切，都令刘太格与团队成员在怀抱高度使命感的同时，又动力充沛、干劲十足。

具体到执行方面，当时新加坡已经启动第一代组屋（即公共住宅）计划，并意欲打造卫星城镇。为不生硬照搬西方模式，刘太格团队展开了为期一年的调研工作，他本人更亲身走访了许多百货公司、诊疗所和餐厅，询问这些营业机构，若在卫星城内开发新市场所必需的人口基数。最终，团队成员经汇总数据达成共识，西方那种距市中心50公里、“卧室型”的卫星城镇并不适用于新加坡。在此基础上，刘太格将新加坡的27个城中卫星城规划为：人口各在20万至30万间；住宅用地约占45%左右；其他配套设施用地包括办公、娱乐、购物、学校、体育、休闲以及就医、托儿养老、公园、道路等完备功能的聚居群落。在自成一体的同时，不仅大大减少了市区的交通压力，也将每位居民从路上节省的时间返还给家庭生活，一举多得。

更重要的是，在严谨的规划体系中，力求将城市“做活”的刘太格进行了大有益处的“越权”操作。他一面细化卫星城的相关用地规划，一面跳脱建屋发展局的职责范畴，兼顾到卫星城周边的规划布局及交通网络设置，统筹全局。

1989年，刘太格亦成为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总规划师、局长。从这一刻起，他要把控的全局，是整个新加坡。在他上任之前，很幸运的是，新加坡政府历时4年，深入调研了各部门的发展需求与数据，刘太格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画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愿景转化为新加坡各个城区的土地属性、土地用途、容积率与高度限制等细则，并主导规划方案顺利推进。

2010年，刘太格夫妇拜候贝聿铭（中）于纽约合影

2009年，刘太格夫妇登泰山于“第一山”留影

基于对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考量，刘太格将新加坡的规划适用年限设定为X年或100年（1991年至2091年），并预计届时人口总数会从320万增长至550万。这个看起来有点“夸张”的数字背后，其实大有深意。“新加坡约70%的土地国有，余下的则为私人占有。如果规划的着眼年限太短，将来住宅、办公、交通、绿化等各方面配置都可能无法应对人口膨胀的压力。所以不如从起步阶段就对人口在未来100年间的增长与分布做出科学评估，再据此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刘太格说。现实情况证明，他的想法是踏实的。2014年新加坡人口总数提前70多年提升到540万人，幸亏今时今日的新加坡还有足够多的土地用于今后更为长远的规划。

在给整个新加坡重新摆局布阵前，刘太格顶住重重压力，保留下25个老城区的5500栋历史建筑。而他的接班人更再接再厉，迄今总保护量为7000多栋。这也成为他日后最欣慰最“得意”的成果之一。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老房子就像一个人没有记忆。”刘太格说，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紫禁城”，这个“紫禁城”就是城中的老建筑。那种盲目追求时尚、大肆铲除老建筑、老城区的做法，实际无比愚蠢，等同于清除掉一座城市中最经典、最有情韵、最有“自家味道”的“胎记”。“对于保留下的老建筑、老城区，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陈列品封固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同样要在其内部设置完备的生活设施体系，并着重强化老城区自身以及与新城区关联的土地功能及交通网络，让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区域生机盎然。”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几乎唯一一位不赞成在CBD建住宅的规划师，刘太格主导规划的新加坡乌节路，没有任何住宅楼盘，但当中连缀紧密、布局合理的百货公司、餐饮店、酒店、办公楼以及其他娱乐休闲设施，将整个区域烘托为人气24小时爆棚的“不夜城”。“有人说，在CBD盖住宅楼，同样是为了增强它的人气。但事实是，那几栋房价不菲的高楼，能容纳的人口连全市的万分之一都不到，所谓的人气效果微乎其微，并破坏了CBD高度集中的商业功能，得不偿失。乌节路繁华背后的最大学问就在于，如何在没有住宅的前提下，将各项功能配置完整。”刘太格说。

新老建筑共存的新加坡CBD珊顿道

秉持以人为本、高度前瞻的规划理念，刘太格在1969年至1992年任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市区重建局的24年间，不仅成功与政府相关部门一起构建了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基本框架，更依托卫星城的合理规划方案，在1985年就实现了四个难能可贵的“没有”——没有棚户区，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贫民窟，没有分而聚居的民族村。在美化新加坡市容市貌、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当地各民族的充分融合，缔造了世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范本。

中国城市规划顾问

回首参与新加坡城市规划的24年历程，刘太格觉得自己很幸运。不仅因为在规划领域极少有同行可以在相关政府部门任职超过20年，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一边研究规划、将理论应用于实际，一边通过真实的反馈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规划理念，维持一种不断学习、不断精进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刘太格也尽可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心得与理念惠及新加坡以外的更多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国，他更怀揣一份特殊的情缘。

事实上早在1983年，时任新加坡建屋局局长的刘太格就受邀参与福州的城市规划。这是一个令他倍感亲切的城市，他的母亲就是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就读的三山小学，也是以福州的特殊地貌而命名的。“我为福州做了一个约200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虽然方案后来又被修改，但主要原则基本被保留。更令我欣慰的是，我们成功挽救了曾经一度要被拆除的三坊七巷古建筑群。这是我初入福州就一见倾心的地方，它起于晋，成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古老的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是中国城市中仅存的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刘太格说。

在协助福州进行城市规划的同时，他亦接受厦门市领导的邀请，为厦门岛规划因地制宜的发展方案。当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刘太格依托厦门原生的山海格局优势，大力整治筼筜湖，从而使厦门岛的繁华区，由偏南一隅的中山路一带，大举北移到环筼筜湖一线，全岛格局豁然开朗。而得益于当地政府对此种规划理念的高度认可，最终规划方案的执行比例高达约70%，且后续几任政府都没有对方案进行太大的修改。在过去的几年间，厦门多次被评为全国最宜居的城市，这是对刘太格规划理念及成效的最有力肯定。

另一个经典规划个案是古城扬州。在介入之前，刘太格就对扬州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审慎开发态度与保护古城的城市经营理念高度认同。“扬州让我感觉惊喜。它的中心区井然有序，尺度和风格也符合中型城市的规格，未曾逾矩。更重要的是，扬州在靠近中心区的地方保留了面积相当大的老城区，这在中国并不多见，实属难得。”刘太格说，自己在着手制定规划之初，就与当地领导达成一个共识——保护古城风貌，所有建筑除少数几栋外基本不能超过20层。这是他在中国进行城市规划时，第一次对建筑高度有明确的限制。

最终，规划亦在很大比例上被践行落实，刘太格十分感念于几任扬州市政府的高度支持。如今的扬州，在完好保存了古建风貌、现代化城市功能齐备的同时，市区内的建筑风格端庄古朴，特别是瘦西湖和古运河两侧的风貌更是别出心裁，与古城的历史文化氛围相得益彰。这种醒目而别具韵味的城市格调，令扬州在近年来载誉不断，不仅多次入选全国最宜居的中小型城市，更被评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在刘太格看来，中小型城市的规划，如果做得好并在后期执行到位，往往能收获很大的成效与惊喜。他喜欢用人群来比喻不同规模的城市，大城市好比“贵妇”，中型城市好比“女学生”，小城市好比“乡村女孩”。“其实这三类城市各有看点、各有魅力。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存在一种误区，人们崇尚‘贵妇’，并想尽一切方法要将‘女学生’和‘乡村女孩’都打扮成贵妇。这种千篇一律的装扮，不仅相互抵消了彼此本来特有的气质与韵味，令人乏味，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许多东施效颦的败笔，成为城市尴尬的硬伤。”刘太格表示，城市规划的最大要义之一，就是要契合自己的身份。大城市要凸显繁华与气派，小城市就要注重精致与浪漫，任何两种不同气质的城市，都不能相互模仿，简单拷贝。

迄今为止，秉持极具专业水准的规划理念，刘太格已经在中国参与完成了超过35座城市的规划，不过真正能执行到位的方案并不多。“从结果来看，如果当地政府部门可以执行我方案的15％，我就觉得没有白费心思；能执行30％，就更为那些城市高兴；偶尔有几座城市可以执行到50%以上，这些城市的规划效果都被高度认可。其实我本人对数字比例抱有更高的期待，但一座城市的发展，当中牵扯许多人为因素，所以我很早就学会接受现实。”刘太格说，自己从来不觉得规划方案后来被修改，会牵扯到面子问题。“如果当地政府的新方案更好，绝对是我乐见的，但如果改后的方案不科学，我会觉得很遗憾，糟糕、草率或缺乏系统的规划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多重浪费。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自己可以尽力的机会，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愿意与不同的城市分享我的理念与准则。”

2014年6月，刘太格在印度演讲

2014年9月24日，刘太格在巴西圣保罗演讲

2014年9月，刘太格接受了新任务，成为泉州市政府特聘的规划顾问，与当地相关部门就《泉州市概念性空间发展规划及老城区和中央商务区城市设计》项目编制事宜进行洽商。

这对他同样是一座意义深远的城市。刘太格的祖父是泉州永春县人，父亲也在那边出生，而占新加坡人口比例75%的华人中，有一半也是闽南人。“其实80年代做厦门岛的规划时，我就造访过泉州。那是一座很有历史氛围的城市，古城保护做得很好，同时拥有美丽的生态环境与庞大的海湾面积，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相当良性的规划基础。”刘太格透露，目前，泉州规划区的总体空间结构为“一湾两翼三带”，当地政府希望借鉴新加坡的规划经验，通过对环泉州湾大小城市进行空间整合，优化环泉州湾城市的空间布局，引导城市群之间的对接发展。

除此之外，针对目前北京、重庆等大型城市的发展状况，刘太格也积极建言献策，并提出了“星座城市“的全新理念。他建议以约400万人口为基数单位，将大城市规划为若干分散，同时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城市”，如天上的星体，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并在这些独立城市内，设置完备的生活业态与配套设施，确保它们可以独立运转，居民可以在其中满足生活、工作、休闲上的一切需求。

这种理念其实来源于他对“卫星城镇”的深度思考。“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卫星城镇是欧洲的城市规划体系中，一个相当出色的概念。但当时几乎没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因此一般卫星城的人口规模都在3至5万人左右，后来增长到15至20万人。然而目前，中国人口在千万以上的城市有十数个之多，如果简单套用卫星城的模式来解决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刘太格说，这可以用“家庭”概念来打比方，假设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它的直接管理者是“曾祖父”；之后可以把这座城市以400万人口为基数单位，划分为约5个功能高度独立的城市，交给5位“祖父”管理，进一步地，可以将每个独立城市以约100万人口为基数单位，划分为约4个片区，交给4位“父亲”管理；最后，才是将每个片区以约20万人口为基数单位，划分为约5个卫星城，交给5位“曾孙”管理。

2014年11月18日，刘太格荣获“通商中国奖”

“一个合理的家庭结构内，曾祖父之下，不可能直接产生曾孙，一定要层级递进。但在一些城市规划中，却往往存在这种现象，将几乎绝大部分的办公、购物、休闲、娱乐设施都集中在中央城区，之后以其为圆点，一圈圈扩大城市的面积。”刘太格说，这种模式势必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严重浪费“在路上”的时间，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试想，如果我们在规划特大城市之初，就将其下的独立城市—片区—卫星城的架构梳理好，各城市有便捷的轨道交通系统，城市与城市之间有通勤火车相连，并尽可能在每个层次的群落间，都设置相对完备的配套资源、商业结构与交通系统。那么尽管基于居民的人数所限，不是所有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业态都可以在各个群落存活下来，但人们的出行便可以有选择地层级递进。在卫星城找不到的，可以去往片区；片区没有的，可以去往独立城市。又或者，更多人前往中央城区，不再只为了疲于满足各种生活需求，而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想看看热闹的街道和人群。”

刘太格笃信，这种方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交通压力，更突出的作用在于，随着城市一改“摊大饼”的老旧模式，城市与片区、片区与卫星城之间的空置地带，都可以进行大小适中的绿化，使生活空间更生态化。“事实上，每一座城市都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令一切井然有序。哪怕这座城市看起来已经成形并问题重重，也可以下决心改正。经验告诉我，改正得越早，而投入的经济成本亦越低。”

练好功夫，天下太平

多年来，刘太格在为许多城市“把脉”规划方案的同时，也不吝在各种公开场合将自己累积多年的城市规划理念分享给更多同行及相关受众。

他常说，业者，一方面要练好规划的功夫，另一方面要懂得保持城市原有的、重要的资源。对于保护城市的资源，有两件事至关重要：其一，要慎重保留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其二，要努力捍卫重要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两者都是每一座城市不可替代的特色，把这两件事做好，就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韵味了。”用刘太格的话说，规划师在规划新开发区时，要学会和土地谈“恋爱”。这意味着要充分尊重这个城市的地貌特色、人文历史、气候特征与风俗习惯，而不是盲目将自己欣赏的所谓“先进时尚”强加给土地。

“其实老建筑与新城区和谐共存的问题，几乎在每一个城市的规划中都会遇到。而中小型城市往往更有空间去实现‘大城市做不到的事’——围绕原生的历史人文风情，营造低密度、高绿化的宜居城市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刘太格从来不推崇突兀的地标性建筑。他将一座城市的建筑群比喻为一个“合唱团”，合唱团的团员要相互协调，彼此映衬。唯有如此，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设置几个点位的主唱，那样的“高音”才是美好的存在。试想如果每座建筑都争当“主唱”，整个“合唱团”的声音必定嘈杂凌乱，难以入耳。

这种观点有据可依。全球公认的老巴黎的美，就在于用和谐烘托出优雅浪漫的艺术风情。沿塞纳河两岸的建筑，几乎“千篇一律”，唯有埃菲尔铁塔等少数几个建筑被凸显出来，这种恰到好处的点睛之笔，写就了世界城市规划建筑史上的永恒经典。秉持一脉相承的理念，刘太格在为新加坡操刀城市规划时，只在约十来个地点设立了标志性建筑的位置，其余地区全部为彼此呼应的和谐建筑群。“任何各自为政的布局，都只能使城市沦为‘建筑的杂货店’或者Junkyard（废物堆积场）。”他说。

除此之外，刘太格倡导修炼的另一大规划基本功，便是在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同时，维持基于全局角度的理性判断。

在建屋发展局工作时，他及团队同事的年龄都不大，经验也不足。然而承担卫星镇规划与当中的建筑设计任务责任重大，直接关乎数百万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确保最后的规划及设计，建立在完备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之上，刘太格几乎每周召开会议，让负责落实规划的一线人员交换实践工作过程中的经验。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联系承包商、建筑商、商场老板、政府部门官员以及资深的社会学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再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梳理出能满足多方需求的规划原则与指标。且在规划方案敲定前，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民间走访与调研，拿到了相当可观的反馈数据。“以人为本不是空喊口号，你必须在规划之初以及项目推进的全程中，倾听各方声音，在每个方案中尽可能满足不同角度的利益诉求。”但刘太格同时强调，规划师决不能以遵循企业或民众的需求为借口，弱化自身对于宏观格局的专业把控。

2012年，刘太格与业主及同事们讨论珠海概规方案

经验告诉他，非专业领域的一般市民，懂得规划系统理论的人并不多，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往往只基于个人生活环境的体验，因此难免狭隘或偏颇。一个典型的例证在于，某次，他单位里的管理人员与社会学家，针对居住满意度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调研，以确认两种居民楼的设计方案究竟哪一种更受青睐：一种楼的每一层都为一道狭长的走廊，住家分别位于走廊的一边；另一种是将整栋楼切割为多个单元，每个单元里的楼梯与电梯只服务两户人家。

事实上，在调研启动之际，刘太格已经对结果心中有数。几个星期后，执行团队携带数据归来，在他们开口陈述前，刘太格表示自己已经对答案了然于胸。对方觉得不可思议，刘太格所幸将想法和盘托出：“两种楼型的住户，都认为自己的居所最理想。”“你怎么知道？！”调研团队的负责人无比惊讶。“很简单，人们都只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居住体验，无法切实衡量别人的感受，所以会很容易认可自己的现状。”刘太格表示，正因为如此，规划人员一定要懂得在广泛吸纳民意的同时，又不致在规划中受各方私利或个人经验的约束。

“其实上述两种布局都存在缺陷。”刘太格说，自己与同事们通过分析调研后，设计了新的楼座布局，即把狭长的走廊分割成段，每段每层约有6至8户，既提升邻居之间的凝聚性，又同时维护更高度的私密性。这种新布局执行之后，颇受居民欢迎。

还有另一次，刘太格团队考虑在某个城市的某地设立一个公交车站，附近居民纷纷拥护，但同时又都表示，千万不要放在自家门前。最终，团队没有纠缠于这些庞杂的、琐碎的、彼此冲突的信息，而是将评估的重点落在——车站究竟放在哪里，才能实现输送人流的最大功用。而这也成为最后向当地居民进行阐述时，最站得住脚的角度。“我们不能完全拒绝市民的反馈，因为他们的诉求中蕴含一些道理。不过决不能简单将这种诉求直接转化为规划方向，而应当去寻求它背后更宏观的、更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式与原则。”他说。

与此同时，若在规划中遇到问题或困惑，刘太格也一定会深究到底。这种深究，有可能独立完成，也有可能要借助专业团队的协助。前段时间，他关注到业内正在力推“建筑立面绿化”概念，然而却并不确定这种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达成预期效果。于是他果断联系了大学教授与专家，付费请对方研究，最后的结论是：绿化设在建筑屋顶有降温、节能作用，但附着在四周立面上对阻隔热能侵入室内的作用极其微小，却会为了维持绿化而耗费大量人工与水源，副作用堪忧。因此现阶段对建筑物最理想的降温方式，仍然是使用遮阳板。

这似乎是对刘太格秉持的另一规划理念的有力佐证——合理运用科技手段，但决不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在合理化、优良的设计基础上，运用科技带来锦上添花的、更完善的效果。科技决不该用来弥补规划中的缺陷，而应当发挥人力所不能企及的作用，否则就是推卸专业任务、滥用科技。如今业内推崇Intelligent building（明智化的建筑）概念，我们不如引申一层，倡导intelligent planning （明智化的规划）。”刘太格说，如果用汉字的字型来打比方，一些功夫没做足的规划，好似“二卜大干”；而以人为本、科学合理的规划，则是为每个不周到的字添足笔画，做到“天下太平”；但如果过度粉饰、强调某种偏颇的诉求，做些没有数据支持的微改，最后只能得到不伦不类的“夫卞犬半”。“想实现天下太平是没有捷径的，练好功夫是每个规划师注定毕生不辍的使命。”

两业兼修，异曲同工

熟悉刘太格的人都知道，在“城市规划”以外，他人生中的另一半事业主题，是“建筑设计”。自199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新加坡雅思柏（RSP）建筑设计与工程公司董事，并亲自操刀完成了包括新加坡Toll物流园、滨海湾国际邮轮中心、中国驻新大使馆、中国文化中心、南洋艺术学院新校园、法国ESSEC商务学院纬一分院、法国INSEAD商务学院纬一分院等建筑设计项目。

与进行城市规划时的理念如出一辙，刘太格从不指望凭借某栋遗世独立的建筑作品名垂青史，相反，他分外尊重项目所处的大环境，力求和谐，“我有时在想，要在建筑设计这一行出风头其实不太难。你可以无视周边环境，做一栋存在感超强并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建筑，令过路人无法忽略，甚至过目不忘。有时候，这种类似‘奇葩’的建筑反而会被奉为创意，登在建筑杂志上。但这决不是我要做的事，如果我认为某个地方只需要一座呼应大环境的建筑，那么就会高高兴兴做好这个‘背景工程’。”刘太格说，建筑设计同样要“以人为本”，任何人在面向一栋建筑物时，都应该可以很容易找到它的出入口大门；进入建筑后，大堂、电梯、紧急通道以及卫生间的位置，也都应该一目了然。所有这些，都远远比奇形怪状的建筑外观重要千万倍。

不过偶尔机缘所致，刘太格也会在合理的设计范畴内“天马行空”一番。2013年，位于山东潍坊市的潍坊文化中心正式落成，该中心由大剧院、音乐厅、文化宫、青少年宫、图书馆、科技馆、规划馆及观景双塔组成，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从高空俯瞰，整座建筑群犹如一只飞扬灵动的蝴蝶风筝，它的设计师，正是刘太格。

这是一个令他相当兴奋的项目。“在设计过程中，我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将项目打造成一座凸显潍坊风筝之城主题、兼具多元娱乐休闲功能的公园。那么我所要设计的建筑，便是公园里的建筑。如此一来，就不再需要过分与周边建筑环境‘打交道’，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刘太格回忆说，自己接到任务后，并没有急于在图纸上描摹线条，而是展开了一段长时间的“闭关”，对潍坊的风筝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读与思考。最终，他采用舒展式布局，生动塑造出一座形似蝴蝶风筝、象征着“飞跃的城市发展”的标志性建筑群。郑板桥书法、木版年画、剪纸，都成为这只“蝴蝶”栩栩如生的重要艺术元素。“这些建筑群身处在公园里，不受前后左右‘邻居’的制约，可以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设计出造型绽放的建筑，一反平日在市区街道边规规矩矩的建筑设计风格。”

除潍坊文化中心之外，桂林的“水印长廊”亦是刘太格在中国的另一大建筑设计代表作。“水印长廊是我在中国大陆做的唯一一个别墅项目。我在中国参观过很多小区，弘晟在柳州投资的‘华林君邸’令我印象深刻，在市中心保留了相当可观面积的原生林，这种方式即使在新加坡也极为少见。弘晟的这种理念，让我决意加入水印长廊团队。”刘太格说，自己在现代建筑风情的基础上，加入了经典的苗族建筑符号，并通过门窗、阳台、庭院等细节，倾力打造出一处山水栖居的田园居所。

2014年10月，刘太格参观潍坊文化艺术中心

2014年10月，刘太格于潍坊文化艺术中心前留影

而在全力做好规划、设计两大主业的同时，出任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首任主席的刘太格，也在近六年来，热衷通过委员会举办的每两年一度的世界城市峰会，以及每年一度的市长峰会和其他各项交流活动，一方面努力介绍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经验、水处理经验与环保经验，另一方面同时悉心听取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同行的心得分享。“城市规模在逐步扩大，城市的问题也越来越繁多，在这个过程中，身为业者，要不断学习，不断精进自己的功夫，保持与行业前沿理念的无缝对接，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居民带来宜居生活，为地球提供生态保护尽一份绵力。特别是身为华人，在见证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中，更有义务做好自己的本分，令东方智慧在世界舞台上闪闪发亮。”刘太格最后说。

张玉良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

作为绿地集团掌舵人的张玉良，为人低调，却天赋异禀。有着超强执行力的他，使绿地在22年间，从仅有2000万注册资金的小公司，一跃成为资产规模、年业务经营收入双双突破3000亿元，并跨界地产、金融、能源的产业航母。在其治下，绿地资产增长1.5万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40%。他不仅开创了“绿地速度”，更书写了一段现代商业传奇。

向来敢为人先、善用时势的张玉良并不止步于此，在他看来，转型升级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站在新起点上，他将再度扬帆，深耕中国市场的同时，更欲在国际经济大舞台上施以拳脚，实现世界百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