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食品部总裁黄荣年

黄荣年（Franky Oesman Widjaja）位于印尼金光集团总部的办公室，可以从36楼的落地窗边俯瞰雅加达。这是一个令人充满优越感的高度，但站在这个高度上的黄荣年，却从未自恃祖荫而对人生有过丝毫怠慢。

身为印尼著名财团金光集团第二代的他，至今坚持工作到深夜并享受着凡事做到最好的乐趣。无论经营企业，还是公益慈善，他都追求止于至善，为善竞争，分秒必争，寸土必争，勤恳又富有创新精神地创造着属于自己一代的新事业，并承担新的责任和使命。

他以创业姿态和寸土必争的精神，将拥有将近50万公顷种植面积的印尼金光农业资源有限公司做成世界农业发展与管理的标杆，他以厚德载物的理念和分秒必争的精神，支持最具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华人慈善组织——台湾慈济佛教基金会，在印尼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直至枝繁叶茂，并让金光集团成为首个设立慈济志工团体的企业组织，让家族企业成为社会企业……

朴实成长扎实历练

1958年，黄荣年出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锡江（Ujung Pandang），在家中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幺，上面有五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当时，他的父亲黄奕聪已经靠白手起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椰干商，然而受制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生意也是几起几落。

黄荣年记得，住在锡江时，母亲赖淑华因为要照顾八个子女，每天都非常忙碌。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也只能请得起一位佣人。不过温饱之余的童年时光，没有成人世界的烦恼，黄荣年每天都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打弹珠、躺在泥土里打滚，日子就这样过得飞快。

八岁那年，黄荣年举家迁居至雅加达，彼时，父亲黄奕聪已经创办了金光公司。初始阶段，金光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农土特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包括烟纸、丁香、纺织品、椰干及肉豆蔻。尽管生意日渐起色，但克勤克俭一直是黄家雷打不动的家风。黄荣年与哥哥姐姐从小就被教育“不可以浪费”，特别是吃饭的时候，碗里不能剩下一粒米。此外，黄奕聪也经常训导子女，信用比生命更重要，自己再怎么吃苦，也不能亏欠别人一毛钱。所有这些，都深深烙印在年幼的黄荣年心中，并成为他日后的处世准则。

1967年，黄荣年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变故。那一年，苏哈托政府宣布取缔印尼的华文学校、社团以及报刊，大批当地的华人子女被迫失学。用心良苦的黄奕聪，当即安排长子黄志源与次子黄鸿年前往中国读书，之后又安排黄荣年与其他三个哥哥留学新加坡，姐姐则留在印尼帮忙打理家族生意。

初到新加坡，当时正读小学六年级的黄荣年，没时间与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充分磨合，一场大考就摆在眼前——他必须通过当地的会考，才能顺利升读初中。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新加坡的各项教学体系相较于雅加达都更为成熟、完备，加之黄荣年原先一路跳班，各科底子都不太牢固，备考压力空前巨大。黄奕聪适时为他聘请了家教，于是每周末早上6点钟起床后，黄荣年就会在简单吃过早餐后开始补习，一直到傍晚才休息，就算偶尔发烧生病，也照例坚持。周末补习以外的时间，他也经常在半夜起身啃书本，然后直接去学校上课。

黄荣年近照

辛苦的日子有得有失，黄荣年的眼睛渐渐有点近视，戴了眼镜，不过最终也以班级前十名的优异成绩升入初中。苦读功课之余，四兄弟在新加坡的衣食起居全靠自己照顾自己，黄奕聪对子女绝不宠溺，只发给每人每星期恰好足够的生活费，而且每一笔开销都要记账，账目明晰才能领到下星期的钱。黄荣年虽然年纪最小，但事无巨细都非常缜密，于是成了哥哥们的财务管家，大家需要用钱时都会找他支取。

中学毕业后，四兄弟分头在不同国家升学，三哥黄鹏年留在新加坡，四哥黄祥年去了加拿大，五哥黄柏年去了美国，黄荣年则留学日本读了八个月的日语和四年的经济学。1979年，从日本青山学院毕业后，他顺理成章担任家族生意与日本往来的代表，与生意伙伴建立了融洽的合作关系。“我在日本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如何把别人的长处转变成自己的优点，然后再依据市场需求改善到更好。”黄荣年说。

事实上，自黄荣年离开印尼前往新加坡直至日本留学的数年中，金光集团的业务重心已发生重大调整。20世纪60年代末，印尼进入以经济建设发展为中心的新秩序时期，印尼政府先后颁布了“外国资本投资法令”和“国内资本投资法令”，并实施了新的第一个五年社会经济建设规划。与此同时，印尼政府还颁布了“印尼华人的基本法令”，当中指出应动员和利用华人资金积极参与印尼各项社会经济建设，华人企业的发展因此进入了历史新时期。黄奕聪敏锐意识到这是金光大展拳脚的好时机，因此集中全力重新主力经营椰干生意。

待黄荣年从日本返回印尼一段时间后，他即被父亲派遣负责收购椰干。白天，他坐着颠簸的小船前往小岛进货，晚上如果来不及返程就睡在闷热的船舱中，全身上下都会被汗水浸透。小岛上缺乏基础生活设施，没有自来水，黄荣年在岛上若想饮水或洗澡，必须去河边挑水。下雨后，河水格外浑浊，必须在桶中沉淀好一阵子才可以使用。

一夕之间要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黄荣年的身心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刚开始，他也委屈过，但后来调整得很快，多年后回忆起这段日子，他深深感念于父亲的良苦用心令自己受益匪浅。

多番历练之下，黄荣年很快成长为独到的椰干生意“老手”，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浑水摸鱼。“首先，秤椰干就是一项学问，品质好的椰干湿度应该维持在7%～8%，若是被骗，买到湿度15%的椰干，就等于是买水，损失惨重。所以交易前我都会亲自检验货品质量。”黄荣年说。

这种亲力亲为的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当别的老板坐在冷气房里看报纸、打麻将的时候，黄奕聪总会亲自盯着工人运货。由于载货的大船不能靠岸，必须用小船将椰干从小岛上运至大船边装船，稍不留神，工人就会趁着夜色将小船上的椰干抛到海中，让接应的人游泳将其运走。因此每次发货，黄奕聪都会随小船往返，严格监督每一步运货流程，将损失降至最低。如此不辞辛劳的精细管理令金光的椰干生意越做越好，成交量从起步阶段的每年五六百万吨飙升至两三千万吨，而许多同行则因为不堪损耗，生意越做越小。

在不断扩张生意规模的同时，深受父亲耳濡目染的黄荣年，也牢牢确立起“坚持不息、细节管理”的经营理念。在后来掌舵金光集团农业资源有限公司的绵长岁月中，他一直在团队中强调“细节”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要义。“别人常说，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魔鬼在细节），但我告诉我的团队，Perfecting the details,so that the devil will not come（完善细节，魔鬼就不会到来）。”黄荣年说。

基层起步力担重任

就这样，秉持亲力亲为与细节管理经营理念的黄荣年，在几座盛产椰干的小岛辗转往复，一干就是一年多。

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期，印尼政府开始大力发展继传统椰油之后的第二大民生用油——棕榈油，黄荣年于是再度领命，前往万鸦老（Manado）跟着三哥黄鹏年学习管理炼油厂，六个月后折返回雅加达，带领团队在当地建设一座新油厂。起先，他还有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技术员，半年后，却可以反过来指导技术员的工作。“从基层做起是很好的历练，要是只会空谈而不懂实务，下面的人是不会服气的。”黄荣年说。

学有所成之后，黄荣年开始投入主要精力负责金光集团以棕榈油为核心的农业及农产品贸易业务。彼时，已在炼油行业积累了20余年深厚食用油生产经验及信誉口碑的黄奕聪，交托黄荣年策划及行销“比摩利（Bimoli）”食用油品牌，并将其推展至风行全国。1990年，比摩利让给合伙人经营后，黄家随即另创“菲尔玛（Filma）”食用油品牌，黄荣年依然担任总经理。菲尔玛迅速打开市场局面，投入运营后的第一季度，平均每月销售量递增40%，第一年就已实现盈利。至1992年，公司产品已从爪哇岛市场扩展到全印尼。

在带领菲尔玛一路做大做强的同时，黄荣年也逐渐深入到金光集团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其他业务版块，成为家族生意阵营中的得力干将。然而，蓬勃向上的好日子，在1997年戛然而止。

当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印尼，导致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一路狂跌，从3600盾换一美元跌至最低时的18000盾换一美元。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与银行存在贷款关系的企业而言，形同灭顶之灾。

许多企业都在重压之下宣布破产关门，金光集团却秉持对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诚信原则，咬紧牙关，每月连本带利照样支付给银行，一直撑到2001年才进行财务重组。2001年除夕，黄荣年没有回家，领着一组人在办公室通宵加班。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身为集团对外联络沟通的代表，他的时间表永远被排得满满的。几乎每一天，他都要会见一批接一批的银行专员及生意伙伴。大家来访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是关心公司的运营状况，有人则寻找趁机吞并的可能。大大小小的会议，总是要持续到接近午夜才会结束，更晚的时候，则会延迟到凌晨三四点。

“那已经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我整个人就像一条快要崩断的橡皮筋，身体状况已经不能自我控制，全部乱掉。”重压之下，黄荣年的内分泌系统出了问题，经常泻肚，一年内整个人就瘦了十公斤。最后，他被迫前往新加坡调养身体一周，复原后才重返雅加达主持局面。

在全体金光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集团最终渐渐走出金融风暴的阴霾，在完成财务重组后重获新生。如今，金光集团已发展成为亚洲财雄势大的顶尖企业集团，曾被世界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定为印尼第一大财团，旗下拥有制浆造纸、金融、农业与食品以及房地产四大支柱产业，并且也进入能源和矿产及电信通信业等。

黄荣年拥抱父亲在1986年种植的第一棵棕榈树

如今，在黄荣年的锐意推动下，金光农业资源有限公司（Golden Agri Resources Ltd.，简称GAR）旗下的业务版图遍布印尼、中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并跻身成为印尼最大、全球第二大的棕榈油生产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棕榈油产品销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绝不是单纯依赖日久年深的产业链运作可以轻易达成的行业高度。

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赚慢钱”的行业，基于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走私等因素影响，农业的营商风险甚至不亚于工业，并且很难像互联网产业那样实现爆发式增长。问及黄荣年何以领率GAR一路成长飞跃，并不断刷新极具行业影响力的经营业绩，他回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金光践行多年的细节管理体系。“我们在价值链系统中实施全程跟踪管控，完善从选苗、育苗直至种植、收成的每一处细节，魔鬼自然会远离我们。曾经有人问我，荣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细节？我笑着对他说，谁喜欢繁复的细节？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但如果要通往成功，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把控细节。”

为此，黄荣年带领团队在GAR内部创建了一套“奥林匹克”管理模式，旨在仿效奥林匹克竞赛模式，鼓励团队中的优秀员工在各自从属的项目领域中实施竞技比拼，追求卓越并不断试图超越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全力摸索如何通过把控细节以提升业务质量，最终，由此生成的成功模式将在整个团队内进行合理化复制。

以管理10000公顷为一个棕榈园区为例。不少同行都认为，只要产量不低于每公顷5吨就万事大吉。但黄荣年严肃地对一线种植经营者说：“这种轻轻松松的概念化管理模式，你想都不要想。我们要做的事，是增加10%的产能！原因很简单，这多出的10%的种植成本已经被那既定的5吨承担了，如果可以实现这10%，便是纯利，为什么不要？”

黄荣年的要求绝非异想天开。达成目标的“杀手锏”，就藏于金光集团总部28层的War Room （中心指挥室）。

大约在18年前，一直千方百计探索更高品质运营模式的黄荣年确立了一个想法：金光要成为行业内的“大农夫”，前提是一定要实现先进的电子化、信息化管理。为此，金光先后投资总计4至5亿美金，依托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及SAP系统，打造出一套实时监控集团旗下全部种植产业的高科技信息化管理系统。而这套系统的核心控制室，就是于1998年正式启用的War Room（中心指挥室）。

坐在War Room（中心指挥室）的巨型投影屏幕前，一张完整的印尼卫星地图尽收眼底。金光将旗下东西纵横8500公里、总计四五十万公顷的种植园以每30公顷为单位划分为若干块，并逐块实施细节化管理。

其中，每块管理区的土地都按地质划分为S1、S2、S3三个等级，S1为最优等，代表地势平缓、土壤肥沃，S2与S3的土质则逐级递减。之后系统再综合种植年代、作物种苗分级、种植密度、水量、土壤矿物质含量等因素，生成每块管理区的“生命档案”，并最终计算出合理的年产量，同时通过四种颜色区分标记产量状态——蓝色为优等，绿色为正常，黄色为及格，红色则表示要进入“急诊室”对症下药。

对于“急诊室”中的病患型管理区，系统将进一步分析，低产原因究竟属“可控”还是“不可控”。除去天灾、战乱等不可控因素外，如果由于人力不足或其他可控因素导致收成偏低，总部会及时输出解决方案并予以必要支援。事实证明，借助高科技手段的生产管理模式成效显著，优质种子的产能从先前的每公顷7～8吨上涨为目前的12～13吨。这个结果令专程前来金光考察的Google公司代表大为惊异，并表示这甚至是Google最初推广卫星定位技术时都不曾预想的成功应用。

赞誉实至名归，却并没有让黄荣年的内心有丝毫懈怠。考虑到种植产业基于自然法则的作物衰退性，他一直在GAR内部强调四点原则，以确保团队永远立于行业的不败之地。“首先，专注细节的精细化管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第二，要跟进科技发展趋势，不断优化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模式；第三，种子要有突破性研发；第四，发展是硬道理，公司专门成立了200人的高级管理部门，每位高级管理者都必须想方设法提升个人管区内的产量与产能。”黄荣年表示，如今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令行业竞争压力空前巨大，需要从业者认真应对，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在公司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层会议上，黄荣年一直在反复强调“细节制胜”。他常说，人生有两种“忙法”，其一，好似码头的搬运工人，每搬运一包米，领一只签，天黑收工时总计结算工钱。而另一种忙法，是用精细化、现代化的方式忙碌，不拼体力，拼想法、拼技术。“我们不是码头工人，我们一定要实现后者那样的忙碌！”

得益于War Room （中心指挥室）不断优化的信息管理系统，黄荣年的追求一直被得力践行于金光集团内部。举例来说，早年间如果高层管理者想前往金光农园最远处的巴布亚种植园区，搭飞机再搭汽车或游船，单向行程大约要耗费20个小时。遥远的路程决定了管理者不可能频繁往返，而当地的种植如果出现减产或其他问题，相关的报告可能要在一个月后才出现在黄荣年的办公桌上。那时候，很多问题可能早已陷入无可补救的绝境。如今，通过War Room（中心指挥室）的实时监控，再遥远的种植园区，也能让管理者对自己的最新动态了如指掌。

在带领GAR一路奋进的同时，黄荣年更全力看好棕榈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棕榈油可以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及其他多元工业领域，有助于维护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它一定是被需要的。近年来，棕榈油在全球经济市场的战略性地位不断攀升，其用途更延伸至油脂化学品等多个领域，且相较于同类作物，种植使用期可达25年，并占用更少的土地资源，产出更多数量的商品油。”

为进一步助推棕榈油产业健康、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印尼最大、全球第二大的棕榈油生产商，GAR一直承诺执行行业环保生产标准，并严格遵循森林保护政策（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y, FCP），这亦是GAR区别同行的最大特征。

黄荣年与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亲切会面

2013年3月，GAR在西加里曼丹的高碳储量（High Carbon Stock, HCS）森林保护区，启动了一宗为期12个月的试点项目。通过该项目， GAR旨在联合印尼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地方团体、土著社区以及关键种植者共谋解决方案，保护HCS森林。与此同时，为强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GAR还于之前的2011年11月，推出了一项号召社会与相关社区参与的环境保护政策（Soci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Policy, SCEP），确保GAR深入当地的棕榈油产业链可以与这些社区实现利益共享，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援助当地的教育、医疗等事业。

截至2013年6月30日，GAR为数121122公顷的种植园（包括小农种植园21418公顷）以及11座研磨工厂都受到RSPO（Roundtable of Sustainable Palm Oil，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认证。此外，还有171586公顷种植园、14座研磨工厂、8座罐装站以及3家炼油厂获得了ISCC认证（国际可持续发展和碳认证）。

与此同时，GAR亦支持印尼棕榈油的可持续发展计划（Indonesian Sustainable Palm Oil, ISPO），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保护环境。2012年12月， GAR子公司PT Ivo Mas Tunggal收到第一份ISPO的专业认证，认证范围包括该公司位于苏门答腊廖内群岛9721公顷的种植园以及一座研磨工厂。

为更好拓展在棕榈油产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黄荣年还带领GAR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联合开设了专业课程，以GAR为实体商业案例，研究企业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出访交流。

在大力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GAR也十分注重应用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能力。2012年2月，GAR开始推行提高原始棕榈油产量的改进型政策（Yield Improvement Policy, YIP）,旨在改善小型农户的生计和减轻开发新土地的压力。此政策成功帮助小型农户实现每公顷5.51吨的棕榈油产量，高于每公顷4.14吨的印尼平均行业水平。

在确保持续壮大企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2009年，一心要带领GAR扩大投资、深化行业合作的黄荣年，与天津市临港经济区管委会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金天源食品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大豆、棕榈等油料的加工；食用植物油、特种油脂、饲用饼粕及大豆浓缩磷脂、粗脂肪酸等副产品的生产；以及植物油脂的自营、代理、进口和国内贸易。

该项目总投资为1.79亿美元，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0亿美元。“临港经济区作为天津滨海新区‘十大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港口、土地、交通、市场等多元综合优势，吸引了多个大型粮油综合加工项目聚集，正逐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粮油综合加工基地。而金光集团是全球知名的油脂加工企业，此番合作，是难得的机遇，也是我们走出印尼、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黄荣年说。

黄荣年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会议上交谈

为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合作，2010年，适逢中国同印尼建交60周年及“中国—印尼友好年”，当年9月17日，由GAR主办的“中国—印尼商业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该论坛的主题为“关爱环境，和谐共处”，双方就中国印尼双边贸易合作、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黄荣年在论坛上郑重表达了金光集团致力于推动两国贸易合作的诚意。他说：“金光集团是全球第二大油棕种植公司，在印尼拥有433200公顷的棕榈种植园。目前， GAR在中国的投资包括综合油籽加工业务、食品业务以及包括外滩中心在内的多个地标性地产项目。保护环境一直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在各项投资中，我们严格遵循中国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最高标准，力争成为行业典范。”当中提及的综合油籽加工业务、食品业务，主要由GAR的子公司“金光食品/油籽”落地实现，该公司目前投资项目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宁波、珠海、天津等地，已经形成从码头装卸、仓储，到油籽榨取、植物油精炼配套齐全的临港工业体系。目前正在拓展人造奶油、起酥油和专业油脂等业务。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来雅加达金光集团总部做客

在不断深化探索集团业务的同时，黄荣年还带领金光集团通过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致力于改善印尼民生状况。2012年12月4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对印尼金光集团的贷款签字仪式在雅加达君悦酒店（Grand Hyatt Jakarta）举行。根据协议，中方将向金光集团旗下的PT. DSSP Power Sumsel公司提供3.18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建设位于南苏门答腊的2×15万千瓦燃煤坑口电站。而DSSP公司则将向中方采购设备，并委托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为项目EPC承包商。

该项目是印尼首座IPP燃煤坑口电站。作为出席签约仪式的金光集团负责人，黄荣年表示，这是中国电工与金光集团两大跨国企业互信互利、深入合作的证明。而此次合作亦将进一步改善印尼电力不足的状况，推动中印（尼）两国的双边贸易及投资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投身慈济奉献社会

熟悉黄荣年的人都知道，除了金光集团的事业，他生命中另一个极具含金量的关键词，便是“慈济”。

慈济是1966年创立于中国台湾花莲的佛教慈善公益组织，推动包括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在内的“四大志业”，另投入海外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小区志工等公益行动。目前，慈济的志业已从台湾地区拓展至全球五大洲，在47个国家设有分支会或联络处，援助的国家及地区超过71处。

谈及印尼慈济分会的创办与兴起，慈济印尼分会执行长刘素美是一位奠定了分会重要基础的爱心人士。作为“印尼慈济开拓者”的一份子，同时也是最初在印尼发扬慈济精神的台商夫人之一，她遵照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的慈示：“头顶别人的天，脚踩别人的地，取之当地，用之当地”，于1994年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一道正式成立了印尼慈济分会。甚至在更早以前，刘素美亦一直身怀对生活困苦群体的慈悲与关怀之心，常年在印尼各地进行慈善工作，散播爱的种子。在刘素美心中，慈济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而后来投身其间的黄荣年，更是一位单纯憨厚、心胸宽大的爱心人士。

1998年5月9日，黄荣年与父母一行造访台湾花莲，拜会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这注定是一趟令他毕生难忘的旅程。

“父亲一生拜会过许多名人，但证严法师绝对是令他无比敬重的一位。法师看起来是一位身形纤瘦的女子，却有能量吸引全球各地、不同领域的精英加入慈济，联手帮助了那么多有需要的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法师说话简单朴实，从不抛授一些常人无法领悟的‘深奥道理’，却能从灵魂深处感化人心，让人萌生一同加入慈济帮助别人的强烈念头。”黄荣年回忆说，父亲当天曾经询问证严法师，究竟是何种原因令慈济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证严法师回说，这便是爱的管理。所谓“德”，不能靠口头宣教，要靠身体力行，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启发别人领会“这是对的路”，别人才会主动与你并肩前行。

慈济师兄师姐们为黄荣年已经开口笑的鞋子作乐

或许是同样领悟到证严法师一席话的深意，或许是机缘已到，那一趟拜会，黄荣年就此加入慈济并皈依于证严法师门下，家人亦十分支持。证严法师除了将慈济“十戒”一条一条宣念于他，更叮嘱他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力求事业与志业齐头并进。在拜师跪下去的那一刻，黄荣年深觉肩上的担子比从前更重了，但正如法师所言，这是对的路，值得全力以赴地走下去。皈依几个月之后，黄荣年领到法号“济璿”。上人解释说，“璿”乃古玉，但必须经历一番打磨后才能熠熠生辉。

而第一次考验，在黄荣年皈依后的第四天便拉开序幕。1998年5月13日，印尼的雅加达等地发生了震惊华人社会的大暴动。暴动持续了三天，导致1200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更有5000多间华人店铺及住宅被烧毁。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在新加坡短暂中转逗留的黄荣年与家人，藉此逃过一劫。在黄奕聪的指示下，黄荣年与几位哥哥积极联络并安排包机，组织亲朋好友和金光集团的员工火速撤往新加坡及中国台湾。

面对印尼国内被严重激化的民族矛盾，黄荣年痛心不已，但同时也保留着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与理智。“他们不是排华，他们只是太穷了。”在黄荣年眼中，大部分的印尼人绝非暴徒，纯真和善良一直世代根植于印尼人的骨血。矛盾的焦点在于，华人善于营商，其普遍的经济能力高于印尼人，市面上的商铺也多为华人经营，特别是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后，许多印尼贫民的生活更是濒临绝境。这时候，如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煽动，走投无路的印尼人自然很容易瞄准物资充沛的华人店面抢劫，而暴动一旦起头，即会如野火燎原般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越是在局势不稳定的时候，越不能消极应对。证严法师通过慈济向外界疾呼“唯有爱才能化解仇恨”，并大力呼吁印尼应举办大型发放活动，慰劳贫民以及在骚乱中负责维持治安的军人、警察，补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响应证严法师的号召，黄荣年与父亲立即发动金光集团的员工予以支持，全力配合印尼慈济志工的发放工作，分别于1998年8月及1999年元月，两次联合慈济印尼分会发放十万份米粮与物资给当地的百姓及军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慈济印尼分会开始真正壮大志业服务能力，投身大规模社会活动。

事实上，这并不是黄氏父子第一次为慈善事业出力。自黄奕聪创业伊始，便倾情于慈善事业，更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固定将金光集团年收益额的一部分无偿捐献出来做善事。但无奈，印尼早期的慈善活动不成体系，缺乏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有时候经年累月地把钱花了出去，却收不到任何明显的成效，也无从追究善款的去向。

“而慈济做善事的方式不同，都是由慈济的志工自掏腰包，将物资或善款直接送到受助者手中，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方式。而且与受助者面对面，那样的感觉也注定令双方都刻骨铭心。”黄荣年回忆说，他曾经问及证严法师，有些人送东西给别人时，内心充满优越感，并等待别人感激涕零，但何以慈济的文化理念刚好相反，要求每位志工全身心尊重接受赠予的对象？法师答曰：“这是正理。你的确需要感恩于受助者，因为是他们令你有机会行善，有机会赠予。此外，你恭敬地赠予别人，会在别人的心底种下希望，令他们明白，原来自己在最无助的时候还有人关心。这样的希望，会渐渐长成力量，最终构成一种爱的循环。”

领悟到证严法师的深意后，黄荣年力求自己在每一次参加慈济活动时，都对受助者施以最诚挚的关爱。即便再炎热的天气，他都会身着慈济志工“蓝天白云”（蓝衣白裤）的制服，认真将脖领下方的每一粒纽扣扣好，并亲自帮受助者将慈济发放的大米等物资搬回住所。

回想起1998年及1999年非常时期的两次大型发放经历，黄荣年感慨良多，他表示出生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有机会用爱化解不同种族间的矛盾，是福分，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本分。因此，在担任慈济印尼分会副执行长及教育志业领导人之后，黄荣年更竭尽所能，将更多的个人精力投入到与印尼有关的慈善事业中去。

2002年1月底，雅加达及周边地区暴雨成灾。凶猛而下的雨水，迅速斩断了当地的电力供应，并且将主要道路都浸泡成湍急的河流，人们被迫以木筏、水盆等任何可以漂浮起来的东西作为交通工具，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当时60%的雅加达居民深受水灾侵袭，这个情况令黄奕聪非常忧心。于是，黄荣年与黄奕聪等一行人赶往慈济静思精舍与证严法师商讨救灾对策。慈济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随即来到印尼雅加达考察灾区情况，与印尼慈济志工以及当地善心人士一起商量对策，同时紧密与证严法师沟通，实时报告灾情并请示指导。

由于红溪河水面长年飘浮着垃圾，河水黑如墨汁，素有雅加达“黑色心脏”之称。2002年二月下旬，尽管大部分受灾地区的积水开始消退，但红溪河沿岸的卡布村（Kapuk Muara）村民，却依旧没有摆脱苦难，终日浸泡在满是垃圾与粪便的污水中生活。

左图为：黄荣年亲自帮受助者将慈济发放的大米搬回住所；右图为：富同情心的黄荣年，永远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水灾之前的红溪河，两岸都是违章搭建的贫民木屋，原本40米宽的河道，被各种毫无章法的建筑挤占得空前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宽不足20米。更糟糕的是，缺乏引导的卡布村居民不擅清洁生活环境，各类垃圾、人畜粪便和动物尸体随处可见，孩童们整日就在垃圾堆上玩耍。如此本就隐患重重的小村，在大水过后顷刻间遭受了灭顶之灾，房屋倒塌，残骸和垃圾淤塞了整条河道，无力扭转绝境的居民只得困守在原地，举步维艰。

黄荣年跟小朋友们讲垃圾分类并跟小朋友们打趣

黄荣年亲切地关怀在慈济学校上学的小朋友们

商讨救灾对策的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地意识到：积水退去，留下大量垃圾和尸体，太阳一照，势必瘟疫横行。如果仅仅单纯地放款救灾，而不去策略性地改善灾民的生活环境，实难帮他们真正脱离苦海。

经过一番审慎的思量，大家在证严法师的提议下，制定了明确的救灾方案，轰轰烈烈的“五管齐下”（抽水、清理、消毒、义诊、建大爱村）开始了。

完成抽水之后的清理工作总共分为两个阶段：2002年3月15日至17日清理甘榜末拉尤及，3月24日至4月21日清理卡布河口。得益于黄荣年父子与印尼慈济志工们的紧密配合，以及救灾团队与当地政府官员的良好沟通，总共有500位军人出动援助慈济清运垃圾，几百辆载重能力为200吨的运输车浩浩荡荡地在红溪河畔穿梭忙碌。而黄氏父子亦身体力行参与清扫工作，并发动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力量出钱出力，承诺一定努力募集到足够多的善款。需要强调的是，许下承诺之际，金光自身实际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亦尚未完成财务重组，千头万绪之下仍然为慈济志业竭尽全力，足见许诺人的决心与诚意。

2002年4月，由八个国家的慈济人医会组成的医疗团队（“八国联心”），历时三天三夜携手义诊了11150名当地病患。其中多数人都接受了牙科、眼科方面的医治，另有500多名病患以10人为一组，接受集体手术。

2002年7月，划地5公顷的大爱一村正式动土，参与土木施工的除了慈济志工，还包括军人与社区居民。集合众人之力的大爱村，不仅是印尼不同种族人民情谊坚固的象征，同时也符合证严法师“用大爱化解仇恨”的志业理念。

与此同时，自2003年5月30日至2005年7月30日，66000多名慈济志工奔赴各个受灾地区，探访灾民并发放了总计5万吨大米（250万包），而参与实际发放的金光集团员工约有3000人，背后从事各类支援性工作的员工人数更多，包括其他企业的员工，总计约为3万人。“我们的员工都明白，金光集团不是一家只为盈利存活的普通企业，我们有更高远的追求，愿意为社会付出更多。”黄荣年说。

2003年7月，慈济大爱一村完工。整个建筑工程在一年内如期交付使用，且确保了高品质的建筑质量。如此圆满的结果,得益于全体参与这份志业的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的同心协力，出钱出力。当中尤为值得感恩的，是印尼地产界大亨郭再源先生。他不仅带头捐资，募集巨款，更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亲自管理大爱村的施工建设，以杜绝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保证工程质量。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几千户红溪河居民又快又好地搬入了干净整洁的公寓。

落成后的大爱一村分外美好。距离红溪河3.5公里、占地5公顷的大爱一村，可容纳1100户居民，每户面积36平方米，有客厅、厨房、浴室及两间卧室。依据大爱村的整体发展规划，村口设有保安站岗，村内设有学校、医院、活动中心、养老院、商店和工厂，并划拨出20间店面和专门的摊贩区，方便印尼居民的小生意往来。考虑到部分居民不识字，大爱村内的所有建筑，外立面上都画有水果标识，同时，为培养居民自食其力的生活意识，他们需每月为自己的住房缴纳9万盾（大约9美元）的房租。这是很容易就可以赚到的数目，许多华人企业家都积极为大爱村的居民提供工作机会，而且在村内的工厂中，一个熟练的装订工人，每月最多可赚到80万盾，普通工人也有30多万盾的收入。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大爱村内的小学和中学。作为印尼政府承认的正规学校，大爱村内的中、小学以大爱村民的后代为招生对象。校内设置的课程与国立学校相同，小学教授印尼文、数学、社会、手工、体育等课程，中学增设电脑与实验课，此外还开设中文课程。黄荣年对校内聘请的老师要求很高：“他们不仅要有专业水平，而且还要有爱心。”

在慈济相关团队全心全意的布局下，红溪河与沿岸居民的生活，终于脱胎换骨。得到彻底清理整治的红溪河，拆除了两岸的违章建筑，清除了河底的淤泥，修砌好水泥堤坝，并将河面拓宽。过往那些不堪的日子，如同河面上消失的垃圾与破旧高脚木屋一样，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可供游览观光的清丽景色，在大爱一村建成的当年年底，雅加达省长便在红溪河卡布村主持了龙舟竞赛。

2005年7月16日，大爱二村开幕。同年，黄荣年以慈济志工身份参与的另一件大事，是援助亚齐灾民。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发生地震，随即引发了猛烈的印度洋海啸，而离近震源中心的印尼亚齐省，受创格外严重。

灾情一出，印尼的各家大企业都纷纷向亚齐施以援手。在媒体的镁光灯下，各个企业捆绑自家名头的救灾标语分外醒目，却惟独不见黄荣年所在的“金光集团”的字样。“其实我们的员工早已在当地帮忙救灾，不过打的却是慈济的旗号。”黄荣年说，公司主管的确担心过外界会以为金光对灾民不闻不问，但他本人并无意就此向媒体作出特别说明。“慈济或金光，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帮到了有需求的灾民。做善事并非为求名利，那么又何必在意别人知不知道？”

黄荣年协助村民安顿在慈济为印尼亚齐海啸灾民援建的大爱村

黄荣年与慈济志工分发饮用水给水灾灾民

2005年1月8日，黄荣年与慈济同仁一道赶赴慈济台中分会报告亚齐灾情，并很快启动了募款计划。为获得更多企业的善款支持，黄荣年专门策划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亚齐重建企划书》，将与募款有关的一应大事小情都清晰呈现，最后，更给出了明确的几个可供企业选择的募款方案。

以企业行销的方式征集爱心，在商业社会果然卓有成效。2005年7月11日，完成征募的慈济印尼分会，在班达亚齐市政府办公室与当地政府举行签约仪式，双方约定进行合作，在大亚齐县、班达亚齐及西亚齐县兴建总计拥有2700户房屋的大爱村，以及所有社区基本配套设施，以便提供居民身心安顿之所。同年9月24日，班得烈村的500户大爱村首先举行动土典礼。

在跟进各处大爱村建设的同时，证严法师和印尼慈济志工们还积极推动慈济在教育领域的志业发展。2011年7月，印尼慈济国际学校正式开学，校内的年级设置包括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除教授其他国立学校的标准课程之外，这所慈济学校还特别设立了证严法师的静思语人文教学的品德教育课程，旨在从小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期待能培育出知识及品德兼优的社会栋梁，实现和谐的印尼社会。

在学校良好运转两年后，2013年3月22日，印尼慈济初、高中学校举行动土典礼。校区占地面积总计2万平方米，除了兴建涵盖20间初中教室与20间高中教室的教学大楼外，还规划有图书馆、实验室、教师室、电脑室、诊疗所、食堂、室内游泳池等设施，确保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学习环境。与此同时，学校将聘请来自印尼和中国的教师，实现三语（印尼文、华文、英文）教学。

证严法师一直对教育怀有无限希望，因为孩子们是国家的希望，而教育是孩子们的希望。慈济不仅重视培养知识的教育，更重视净化人心的品德教育。证严法师说：“聪明不等于有智慧。”聪明能使人做好人，也会使人做坏事；现代人物质腐蚀人心，尤其心性的退化更严重了。黄荣年也认为，好的教育，是社会的希望，慈济教育着重知识、人文、感恩的熏陶，并祈愿透过这些理念的传递，实现对国家、社会有益的承诺。而更重要的是，做善事绝不是单纯捐钱捐物，而身体力行至关重要，并尽可能将爱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带动他们一同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社群。因此无论多么繁忙，他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带动金光员工参与慈济的大型发放、义诊及各类慈善项目活动。

眼见慈济理念与慈济文化越发深入地渗透于金光集团内部，是最令黄荣年自豪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职场环境，令许多人在忙碌中遗忘了关爱别人。我始终相信，每个人的善念都是一个分子，聚合起来便是耀眼的光亮。”黄荣年说，为鼓励金光员工踊跃为慈济捐助善款，他会从主管一级的员工开始，先行提升他们的薪酬，之后再将提升的这部分金额以对方名义捐给慈济。如果员工本人意欲捐赠更多，则会在年底的奖金中体现激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在整个团队乃至整个社会内部构筑一种善念文化。慈济好像一枚催化剂，会源源不绝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善心人士帮助弱势社群，而这些受助者有很多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慈济，回馈社会，从而达成一种良性的爱的循环。未来，我希望通过企业志工配合印尼慈济的努力，在印尼征募到100万慈济志工。”

不过，全力推动慈济精神转化为行动力的黄荣年，从不主张单纯、灌输式的宣讲，他将如何培训员工做慈济的心得总结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让他们了解慈济的精神和理念；第二个阶段告诉他们实际要做怎样的工作；第三个阶段就是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推广慈济志业。”

与此同时，黄荣年还巧妙地将集团事务与慈济志业理念相互融会贯通。一方面，在金光集团的黄奕聪基金会（Eka Tjipta Foundation）里，黄荣年时常叮嘱负责一线运营的业务经理参照慈济做法，注重与受助人的情感沟通。黄奕聪基金会主要专注于教育与社会工作领域，在黄荣年的推动下，基金会每隔三个月，都会主动联络受助者，了解他们的近况或需求，并在每年至少举办一次聚会，鼓励各人分享受助心得，并畅谈毕业后的从业理想。“这种方式其实令双方都受益匪浅，感谢慈济让我领悟，做善事不只是募款，而重在募心，募每个人的善心、爱心。”黄荣年说。

另一方面，他将金光管理种植园的系统化模式反过来移植到慈济事务中去，并推出了收效良好的“五公里区域关怀活动”。该活动旨在将金光集团负责的慈济志业区域以每五公里为单位进行分割，要求各个执行团队确保每块“责任田”内的居民没有兔唇、白内障、疝气等疾病，且拥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并辅助他们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安居乐业。

近年来，随着“五公里区域关怀活动”的不断深化推进，慈济金光集团志工付诸的善举包括：救济水灾灾民、推广环保理念、回收清真寺礼拜清洗水、倡导素食理念，并积极利用节假日深入社区，关爱老幼孤寡，同时传承慈济悠远的“竹筒岁月”精神，鼓励大家将小钱捐赠出来，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社群。

不过一路走来，并不是每一次主动向别人伸出援手时，都能换得对方的欣然接受。比如有一次，黄荣年带领慈济金光志工在印尼某地发放大米，当地部落的长老看到“印尼慈济佛教基金会”的条幅后很是排斥，怀疑外人借机传教，于是将一干人等拒之门外。黄荣年耐心进行了必要的解释，表明自己一行人仅仅是来发放大米，没有任何宗教目的，但无奈对方毫无商量余地，于是只能退守，在该部落四周围的村子发放大米。后来，这个部落的村民观望了一阵，证实并非传教，于是劝说长老打开大门。每每回想起这桩往事，黄荣年总感念证严法师强调的爱的力量，没错，爱真的可以化解冲突，消融隔阂。

在黄荣年看来，身体力行最终感染更多人加入慈济或者接纳慈济，是此生修得的最大功德。“做慈济，是帮别人谋福祉，这是顺其自然的选择。每个人的福就像大小不同的一杯水，不造福，光享福，水就会越来越少；多造福，水就会越来越多。水快溢出来的时候，要赶快倒给别人，这样别人会感恩，而你杯子里的水也不会少。做好事要无所求，有所求的人会不高兴，不高兴，福气就不来了。”正是这番充满智慧的“福气”理论，激励黄荣年带领金光集团在慈济志业的功德之路上温暖前行。

然而尽管不求回报，但诚心诚意的付出，在冥冥中已经种下福田。黄荣年记得，某次慈济在苏门答腊为兔唇、白内障、甲状腺、疝气等患者进行义诊，有一个小女孩，原本因为兔唇不愿与人接触，性格内向甚至出现了自闭倾向，但手术后变得活泼自信，在重回校园后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多年后的一个宁静的午夜，金光某地种植园的经理在沉睡中被一阵轰鸣的摩托车发动机声惊醒，聚集在门前的50余辆摩托车将员工宿舍团团围住，索要钱物。报警是来不及了，危急时刻，突然又有几人驾驶摩托车赶到现场，与先前到达的一伙人短暂沟通后，对方很快便驾车离开，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惊魂未定的经理上前询问究竟。原来，随后赶到的几位摩托车骑手，是受当地部落长老所托，特地帮助该种植园脱困。因为当年那个接受手术后脱胎换骨的小女孩，是长老的孙子。这并非是任何人可以预计的福报，但确实来了，并且如果没有这个之前不求回报而种下的好因缘，这次事件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除全身心秉持慈济理念推动慈济志业之外，黄荣年亦是印度尼西亚工商会（KADIN）的副主席，主要负责农业与食品领域的工作。自加入KADIN以来，他一直竭尽所能推动商会在农业与食品领域，特别是棕榈油贸易领域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特别是在第四届国际棕榈油和环境会议上，黄荣年表示，棕榈油已成为印尼经济战略的重要支柱，并呼吁集结一切可能的力量，推动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棕榈油产业为印尼贡献了191亿美元的出口收入，为500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即便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2008年，该行业依然持续坚挺，为国家贡献财政收入。作为产量极高的示范性作物，由棕榈树提取而成的棕榈油，可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食品用油需求以及燃料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护种植资源，并减少棕榈油产业对环境的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印尼境内的棕榈树种植园，其中大型私营园占49%，小农种植园占43%，国有种植园占8%。然而，总计400万公顷的小农种植园，有一半是有合作社扶持的，另一半则是独立的小农户。黄荣年认为，当中最具改善、提升潜力的在于独立的小农户，因为这些散落的小农户大多缺乏高科技农耕技术，并无法享受农业合作社模式下的收成激励制度。

“就平均数值而言，小农种植园的产量一般为每公顷2吨棕榈油，管理特别良好的则可以达到每公顷7吨。对于一些独立经营的小农户来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包括技术落后、施肥不当以及缺乏有效的人工管理。基于资金瓶颈，依靠自身实力改善这些问题任重道远。”因此黄荣年呼吁，行业内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或产业机构可以帮助这些小农户进行升级改造，通过有效的资金扶持、技术传输、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脱离原始、低效的生产方式，并最终通过具体的合作协议实现利益共享。

为身先士卒，黄荣年透露印尼工商会已经发起了一项创新的融资方案，帮助占地总计200万公顷的100万个独立的小农户提高科技生产能力。通过该方案，印尼工商会将联合当地金融机构，通过合作社对独立种植的小农户拨发贷款，帮助他们平稳渡过油棕树“不产油”的4年生长期，并提升相应的种植技术。

印尼工商会相信，该方案将有助于小农种植园的棕榈油产量，从每公顷2～3吨增长为每公顷5～6吨。按照每吨800美元的棕榈油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该方案可额外增加600万吨的棕榈油产量，即每年增加40亿～50亿美元的棕榈油贸易收入，并无需为提升产量而进行大约100万公顷的土地开发，切实保护了环境，实现了棕榈油产业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黄荣年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2011年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

黄荣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

黄荣年表示，在印度尼西亚工商会（KADIN）于2012年2月在雅加达举办食品安全会议上，大会认可了金光农业的承诺辅助印尼政府加速、加大力度扶植印尼的棕榈油产业发展。“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制定出一套在全球各个区域都行之有效的产业增长模式，确保全球食品安全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方式，迈向全新高度。”

透过印尼工商会力量扶持棕榈油产业的同时，黄荣年也将此创新方案带进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印尼农业可持续发展伙伴平台PISAgro （Partnership for Indonesi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并大力推动。作为PISAgro的创始人及联席主席，黄荣年负责确保PISAgro董事会坚持履行PISAgro的基本准则，并不断物色有益于产业发展的新成员加入。

PISAgro由印尼政府发出成立倡议，旨在践行世界经济论坛（WEF）自2009年开启的、加速解决食品及营养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日益凸显的农业问题的New Vision for Agriculture（农业新愿景）计划，并迅速得到包括金光集团、拜耳作物科学公司、Indofood、麦肯锡、雀巢印度尼西亚、先正达公司以及联合利华公司的支持与响应。这七家企业结成合作平台，并成为PISAgro的联合创始企业。2011年6月，PISAgro在位于雅加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宣告成立，并于2012年4月20日在印尼完成合法的工商注册。

“PISAgro希望成为印尼农业部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平台。它的成立有助于促进合作伙伴间的对话，调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优势并将它们集合起来，以发挥更大的效应。”黄荣年说， PISAgro的最大使命，是实现“20%-20%-20%”的愿景，即提高农业产量的20%，提升农民收入的20%以及降低现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为了协助小型农户的发展，PISAgro棕榈油工作组推出一项基于油棕榈树重植（replanting）的小型农户创新型融资方案（Scheme for Oil Palm Replanting for Smallholder Farmers）。该方案需要政府、企业、农户及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实现世界经济论坛（WEF）的New Vision for Agriculture（农业新愿景）计划的三大目标，即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经济机会及环保可持续性。”

心系华社甘为纽带

多年来，黄荣年除了在慈济以及印尼社会经济慈善事务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之外，更追根寻源不忘自己身为华人后裔，为中国的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贡献了诸多心力与财力。

截至目前，金光集团已经先后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奖学金与助学金，并与多地慈善机构联动，帮助贫困学生坚守课堂，安心读书。

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荣年携妻子于2006年以父母亲名义在中国著名高校清华、北大设立的“黄奕聪伉俪奖助学金”，多年来帮助许多出身贫寒的精英学子完成深造，报效家国。

自设立“黄奕聪伉俪奖助学金”后，截至目前，该奖助学金每年在北京大学资助200名学生，每名学生的资助额度为人民币4000元，已发展成为北大年度资助额最大、资助学生人数最多的奖助学金项目之一。与此同时，黄荣年还代表“黄奕聪伉俪奖助学金”每年向清华大学捐赠12万美元，资助每年200名优秀的贫困学生继续学业，保障他们在教育面前享有均等机会，不因贫辍学。

黄荣年欣慰地看到，历年来有许多因此项奖助学金而受益的学生，都已经成长为专业领域的栋梁之才。比如，2010年以优异成绩顺利在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的樊昊阳，在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统计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后，如今正在参与Machine Learning相关领域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将会应用于社交网络中的犯罪调查、医疗卫生产品的跟踪检测，并能够强化机器的自主判断能力，具有重要的科学与社会意义。这样的个案还有很多，黄荣年说，能帮助这些优秀的学生攻读更高阶的课程并以所学回馈社会，是设立“黄奕聪伉俪奖助学金”的最大意义。

除此之外，2008年8月22日，身为珠海市金湾区红十字会荣誉会长的黄荣年，还向金湾区红十字会捐资30万元人民币，设立助学专项基金，用来资助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当天的助学金发放启动仪式上，20名来自三灶、平沙、红旗镇的贫困大学生每人获得2000元至6000元人民币的资助，总金额合计71000元。在此后的三年间，111名贫困大学生通过该专项基金受益。

2010年9月17日，时值以“关爱环境，和谐共处”为主题的中国—印尼商务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金光集团旗下的华丰食品，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创设“魔法士红十字书库”。该“书库”是华丰食品牵手中国红基会发起的大型公益活动“点亮中国心”的分支项目，首批为近百所学校建立的“书库”，惠及范围包括四川、青海地震灾区以及河南、山西等贫困地区，旨在解决当地图书匮乏的现状。

Enterprise Asia把2011年度最佳企业家奖授予黄荣年

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黄荣年亦从未忽视金光集团员工的生存状况。在他掌舵的金光“农业与食品王国”内，约有50万公顷的农园，面积相当于七至八个新加坡。除不断完善农园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之外，黄荣年更主导在农园内成立合作社、铺设水电等必要生活设施，并以每一万公顷农园为单位，设立学校供员工子女读书。“学校建好以后，经营权会送给政府，但由金光负责督导。我们还曾经把这些学校的老师请来雅加达培训，让他们学习慈济精神。”黄荣年说。

投身慈济之后，他坦言自己与员工的沟通比从前有耐心，用黄荣年自己的话说，就是整个人“变柔软了”，遇到问题善于倾听。“包容心我从前就有，只是不知道正确的表达方式，一急起来就大嗓门。本来我也有许多想法，想做一些事，但不知道怎样说服别人。”

如今，每次开会时，黄荣年都会请大家谈看法，最后再详细阐述自己的想法，让每位员工都充分了解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花在沟通上的时间多了，可效果却非常理想。“我带领员工的方式，就是定下一个目标作为努力方向，并督导大家朝向目标努力，只要方向不偏移，速度没放慢，其他的现在都会放手让团队自由发挥。我常常告诉员工，做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每天都实实在在尽了力，就可以心安理得，因为这样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但如果事情没做好，又不懂得反省检讨，就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

除此之外，慈济的经历也让黄荣年对于“给自己花钱”看淡了许多。他常穿的衣服就那么几件，于是叮嘱太太不必费心帮自己采买新衣。朋友之中，有人喜欢收集名车，有人喜欢佩戴名表，但黄荣年却没有任何一个“烧钱”的爱好。“这些事情到头来，都会让自己变成嗜好的奴隶。比如手表，每天要花时间擦拭，定期要上紧发条，走到哪里都要留意自己的手腕，避免磕碰而损伤表面。我年轻时，也打过高尔夫球、跳过迪斯科，但时间都很短暂，也不觉得这些活动怎样特别。反倒是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格外有意义。”

然而要实现这份意义的前提，是黄荣年一直保持高度的忙碌。每天除了慈济的慈善事务之外，从早到晚，公司内外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需要他接听或回复的电话，也排得满满的。问及他有没有全天都比较空闲的“普通日子”，他打趣说：“我的普通日子都用光了。现在除了做慈济，就是开会，早上起来会运动，其余仅有的时间，都用来陪太太和女儿。”

事实上，要一位执掌庞大企业的领军人在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同时，还要全情投入慈善事业，当中的时间管理与分配并不是一个简单命题。而黄荣年凭借强大的自我管理，甚至克服了人性好逸恶劳的本能弱点，着实令人钦佩。

“秘诀在于坚守信仰，热爱自己的选择。”黄荣年说，回看许多成功人士，他们的知识、智慧、眼界、格局都几乎可以比肩。以外的，有时候福分与机缘占一部分，抛除这二者，那么很多时候都可以归结为信仰和意志的胜利。“人的天性都是懒散的，所以一定要在团队内部融会贯通企业或志业的运营理念及愿景。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并传递积极的奋斗理念。”

他回忆说，1998年金融风暴过后，金光集团在正式完成财务重组后，于2004年开始恢复元气。在当年巴厘岛的经理会议上，黄荣年首先感谢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守岗位，与金光集团共同进退，之后便抛出一道选择题：“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其一，为了答谢诸位的辛苦付出，我们可以卖掉目前估值不错的公司，这样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足够丰厚的退休金，安度余生并照顾家人。第二条路，会辛苦的多，但境界亦高远的多。我们目前站在印尼两亿四千万人口金字塔的顶端，大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每个人都有能力为社会做点什么。金光可以围绕自己的种植园，建造居所、学校与医院，也可以通过不断优化管理模式提升产能，缓解接近3000万同胞的饥饿问题。”

这场会议最终进行了投票表决，100%的与会者选择了黄荣年口中的“第二条路”。“证严法师说过，人最大的慧根，就是懂得知福、惜福、再造福。我很欣慰与这样一群有追求的伙伴共事，事实上，这也是我认可的生活状态。其实经营事业就像冲浪，一旦站上浪板，只能全神贯注不断往前冲，随浪潮调整姿势，不能有丝毫懈怠，一懈怠，马上就会翻下来。况且人活着一定要怀抱理想，开心做事，就会不知疲倦。我所定义的享受，并非在高档专卖店挥金如土，而是在闲暇时去慈济充当志工帮助别人。无论是参与发放或义诊，都是活跃身心的好机会，同时还帮助排遣工作压力，令我及时跳转状态，劳逸结合。从长远看，我希望可以将慈济精神传播给更多人，同时让金光集团成为连接政府与大众民生的纽带。你看，这是多好的事情，做成了该有多幸福！”

李彦宏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拥有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奠定了现代搜索引擎发展趋势的基础；由他怀揣“用技术改变世界”梦想所创立的百度，则缔造了中国概念股的美国神话与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巨擘，让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和韩国之外，全球仅有的4个拥有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并且通过推出全新的框计算技术概念以及百度开放平台，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

有过海外求学工作经历，对国家民族之于个人的意义，更有切身了解和体会的李彦宏，不但希望百度做成百年企业，更期待百度为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并赢得世界尊敬添一份力量。因而，在发展百度的同时，他亦在公司之外、在互联网之外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2013年9月16日，中国文化产业首个“国字号”商会——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商会主要筹备者和发起人的李彦宏当选为会长，以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战略合作平台，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振兴，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