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铸就“花园城市”

同为华裔，贝聿铭给了刘太格很多照顾，相较其他同事，刘太格有更多和贝聿铭直接沟通的机会，耳濡目染间，他从这位大师处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知名设计师，贝聿铭不仅设计出众的作品，更能将建筑项目和商业完美结合，因此深受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的青睐。而这一点正是刚出象牙塔的刘太格所欠缺的：“我学到了规划要和开发商的思维相结合。因为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开发，不了解开发商的需要，规划很难做好。”刘太格的本领是，他能将学到的东西进一步深化，在自己的项目中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之后，为了迎合开发，在规划新加坡时，刘太格专门雇用了5位土地价格估算师，每轮方案，他都会请教这些专业人士，如何合理分配土地，来保证开发商的利益。他的这一举措，为新加坡的投资开发创造了便利条件。

2012年4月，刘太格喀山留影

贝聿铭对于科技的运用，也给了刘太格很大启发。在做伊弗森艺术博物馆项目时，为了让没有涂料的水泥墙达到自己想要的色彩，贝聿铭四处找沙、石与水泥结合起来，反复实验，最终才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并一举设计了这一至今仍被誉为经典的艺术博物馆。经历其中，给刘太格打开了一扇新窗，他意识到，卓越的设计师，应有打破技术约束的信念，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努力，去实现理想化的目标。在此后的设计工作中，灵活运用科技成了刘太格的惯用妙招，他引导了许多技术、材料的创新，对此，刘太格说：“如果没有贝先生的灵感，我可能不会想去这么做。”

贝聿铭事务所的4年，让刘太格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最优秀设计师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

1969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到纽约，邀请刘太格回新加坡协助建国。经历过日据、英殖民时期的刘太格，没有过多犹豫，便回到了一穷二白的新加坡。

初回祖国，迎接刘太格的是既心酸又甜蜜的局面。硬件上，新加坡非常落后，但是人们追求改变的决心很一致。和刘太格一样，这一代新加坡人吃过日本军队的苦，体会过寄人篱下的感觉，都有很大意念要把城市建设好。同时，作为专业人士中的一员，刘太格享受了高度自由，政府完全不干预专业人士的工作。他们给定指标和方向，然后放手让专业人士去发挥。所以，刘太格和同事们有重担，更有动力。

2012年4月，刘太格在喀山与鞑靼斯坦总统交流

建屋发展局专门为刘太格创立了设计与研究小组，由他担任组长。当时新加坡已经启动第一代组屋计划，正准备继续开发卫星城和小区，需要相关的理论与数据支持。上班的第一天，刘太格请教上司，什么叫小区和卫星城，结果上司也回答不清。这些概念，在书本上有所介绍，但是落实到执行上，肯定不能含糊其辞。

其时西方已经有卫星城出现，但是那种距市中心50公里、纯粹由住宅组成的卫星城，并不适用于新加坡。为了找到适合新加坡的卫星城和小区，刘太格开始了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走访百货公司、诊疗所和餐厅，询问这些营业机构在卫星城内开发新市场所需要的人口数目。经过调查取证后，刘太格将卫星城的规模定在了20万到30万人口之间。这样的卫星城，功能高度齐全，不仅满足住户日常生活需求，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在自成一体的同时，也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很多居民可以在卫星城内得到从工作到生活的条件，节省了路途奔波的时间，增强了家人共处的宜居性，完全是一举多得的方案。

这一年的调查研究，确立了刘太格今后实地考察结合专业知识的规划理念，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主导成立了许多研究小组，研究“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等各种人所尽知，但却讲不透彻的理论，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规划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是教科书上学不到的。

在严谨的体系里，刘太格力求将城市“做活”。他将城市比作人体，其内有细胞、器官和神经网络，彼此串联，有机运作。卫星城是比较大的细胞，新加坡有27个城中卫星城，他们合理分布，组成了大的框架。在规划卫星城的时候，为了达到串联的效果，刘太格还进行了“越权”操作。当时，仍在建屋发展局的他，每次做卫星城规划时，都将周围的环境也规划好，甚至主要交通关系也一并梳理了。好在当时的规划局局长也很认同他的做法，于是，刘太格每次规划卫星城，都从全市的角度考虑，统筹全局。等到他自己成为总规划师时，新加坡的大部分规划情况，刘太格已了然于胸，之前的前瞻布局，最后他自己仍是最大的得益者之一。

2012 年5月，新加坡国际邮轮中心竣工，刘太格在邮轮中心前留影

新加坡市内最大的细胞，是五个片区，每个片区都规划了100多万人口，达到了大型城市的标准。为了缓解狭小国土面积上的交通压力，刘太格提出了分散功能区的理念。片区内的每个卫星城内，都有自己的商业中心，这些中心有地铁贯穿、快速路网交汇。片区内交通最为便捷的中心，被刘太格定为片区中心，中央片区的商业中心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有序分散商业中心后，交通的压力就减小了很多。

同时，在保证交通顺畅方面，刘太格还有其他创新。在规划人口时，离中央商务区越远的卫星城，他就规划得相对越多，离得越近的，他就规划得越少。这样，地铁线的任何高峰，进城的人和出城的人流量都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方法，之前似乎未有人实施过，甚至可能没有人考虑过。在客流压力大时，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将地铁做得更快，而不是如何降低单位时间内的客流量。对此，刘太格说：“我很尊重科技，但也忌讳一碰到问题就找高科技解决。有很多问题，是高科技解决不了的，因为科技不能取代人的智慧。”

细胞理念，使得新加坡的建设井然有序。卫星城这个细胞下边，有小区，小区下边还有组团，每次开发，都是一个组团一个组团按部就班地来，规避了很多城市无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刘太格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城市的器官。火车站、飞机场、污水处理场、工业区等都是城市的重要器官，在规划初期，这些器官的地点就应该被合理安置，做到不增加交通压力，不影响市民生活质量。随着城市的发展，器官也会成长，一个成熟的器官需要占多少土地，这一点是刘太格早就开始思考的。比如，在初期，新加坡的工业自动化程度不高，需要的人力很多，到了后期，随着工业化发展，相同的就业人数，需要更多的工业土地，为了应对这一发展，刘太格专门预留了未来需要的合理工业规划用地。这一前瞻理念，在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上同样适用。“许多城市没有远期规划，导致发展后期缺土地，于是见缝插针，四处建设，这样的城市就很杂乱，环境也不好。”刘太格说。

神经网络指的是快速路网和地铁线构成的交通框架。刘太格为新加坡设计了一套至今仍领先全球的快速路网，纵横交错，高度密集。与此同时，在规划地铁路径时，他强调将所有的中央商务区、片区中心、卫星城中心、小区中心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红宝石串合成的链子，这条链子不会错过每一颗细小的宝石。换言之，几乎所有新加坡的商业中心，都在城市主要地铁线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市民方便，商家的生意也好做。

在地铁规划上，刘太格再次证明了远期规划的优越性。1972年，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新加坡未来10年内将产生地铁需求。于是政府就开始买地、组织拆迁，预留地铁的土地。到了1983年地铁正式动工时，政府用的实际上是10年前的土地负担价和拆迁成本，因此，新加坡的地铁造价是当时被誉为全球最低的，省下来的钱，足以支撑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项目。

类似利用规划来节省成本的例子，在新加坡的建设历程中十分常见。如在组屋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先为贫穷但是付得起租金的市民建房子，这一起点就很高明。在这样的发展顺序中，材料供应商、工人等与建筑相关的行业循序发展，增添了许多就业的机会。紧接着，在建好的卫星城里，因为有教育、商业、医疗需求，又制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有收入的民众逐渐增多，经济状况不断提升。

为了适应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刘太格说服自己的上司，将组屋的名称从廉价屋更改为公共住宅。因为随着规模扩大，组屋已经不仅仅服务于低收入的群众，应该消除其内居民可能产生的自卑感。在之后的发展中，刘太格还拨出一部分地块，卖给私人开发商建比较高昂的住宅，以综合卫星城中的人员构成。

起初，刘太格担心开发商们不愿意购买卫星城内的土地，因为在之前，这里被看作是不成功人士的居住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一次招标，就得到了开发商们的热烈反应。后来刘太格意识到，人们更关心的，是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交通，这些方面卫星城都已经规划完善。从初期参与时，刘太格就在设施功能上下足功夫，他没有将公共住宅当作单纯解决住房的手段。他说：“既然帮助130万以上的市民解决住房，那么工程的规模肯定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规模，我们的使命就不应该那么狭隘。”于是，他极力从卫星城内部打造“宜居环境，凝聚社区”。每个商业中心也同时是市民中心，他都设置好广场，做好绿化工作，在提供商业服务的同时，也能给家庭出游、朋友聚会创造环境。

从整体到细微，刘太格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整个新加坡城市制定了一套X年（即大约一百年）的规划方案。如今，这套方案历经20来年的岁月洗礼，依旧彰显着新城般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