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从香港到北京

与室内设计结缘，一开始并不在林汉宁的人生计划之内。

1983年中学毕业后，对未来踌躇满志的林汉宁，向家人提出希望离开香港、留洋读书。但母亲考虑到他年龄尚小、学费不菲，且对于学业的规划并不成熟，于是建议他放弃出国，转为跟随舅舅进入室内设计行业，等积累一部分社会经验后再作打算。

许多年后，林汉宁十分感激母亲的这个决定。“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受益匪浅的人生经历。”他回忆说，舅舅是自70年代起活跃于香港的优秀室内设计师，创立有个人设计公司。当时对设计行业完全陌生的林汉宁，从实习生做起，通过各种实战训练，渐趋树立起对于室内设计的系统认知，并练就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生存技能。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大拓展了与人交往的能力。

“舅舅的这家公司，后来与美国排名前十的一家设计公司合资，引进了许多外籍员工。这样的环境，带给我更多的磨练与学习机会。”林汉宁记得，自己在最初面对外籍同事时非常害羞，迎面相遇甚至想掉头就走，也很少在人前讲话。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情况大为改善，后来他不但可以熟练使用英语与大家沟通，更在面对外国客户时，谈吐游刃有余。

多番历练之下，林汉宁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室内设计这一行，于是他决意以此为事业大方向，认认真真地走下去。1985年，在入职舅舅公司两年后，林汉宁重回校园，在兼顾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修读了香港李惠利工业学院的室内设计课程，并在1987年取得毕业文凭。

眼看羽翼渐丰，林汉宁的内心也奔涌着更高远的念头，他想到了创业。谁知向舅舅请辞时，舅舅并不十分赞同他的想法，认为迈出这一步为时尚早，并告诫他“少年得志莫轻狂”。

林汉宁近照

舅舅的话被林汉宁放在心里，但他不甘就此放弃，最终还是离开了公司。遗憾的是，长辈的顾虑很快应验，林汉宁的第一次创业并不成功。不过得益于前期积累的人脉关系，没过多久，他就在朋友的介绍下，1989进入一家香港设计公司任职，并被派驻至深圳蛇口的分公司工作。“当时年轻，对金钱的欲望比较强。根据那个时候的薪资制度，香港员工被派驻内地，会领到额外补贴，相当于3倍月薪，而且接触到与香港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也可以学到更多东西。”林汉宁说，在蛇口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自己再次通过朋友的介绍转战武汉，负责当地一座星级酒店的设计工作，并第一次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带领团队协同作战。

然而尽管满怀诚意，项目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受制于经费等现实因素的制约，林汉宁团队的设计方案经反复修改后，最终仍未100%落实在具体施工中。对于任何设计师来说，这无疑是个伤感的结局，但无论如何，武汉之役都成为林汉宁后来在内地展开个人事业的重要根基。这以后，因为看好内地市场的巨大潜力，他于1990年将自己的事业重心正式转向内地，并在此后的10年常驻北京，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改造位于建国门长富宫旁边的凯莱酒店，是林汉宁进驻北京后接到的第一宗项目。“初到北京，内地的室内设计行业刚刚起步，不少设计风格都以香港为范本，因此香港设计师具备一定先天优势，市场机会也比较多。”令林汉宁欣慰的是，自己在北京初战告捷，项目进展非常顺利，之后由于深受酒店高层赏识，又接下了大连凯莱酒店的兴建设计任务。

随着与内地市场磨合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经典个案陆续诞生。这当中，真维斯是林汉宁时常提起的代表作品。“我们与真维斯的合作进行了三年，帮助品牌商设计在北京的连锁店面，并负责具体施工。客户非常重视有效沟通，从设计意向到后期的操作运营理念，都会十分清晰地予以表达，各方流程的衔接也十分顺畅。除此以外，我们亦承接了北京中粮广场等重点项目的设计工作。”他说。

对于林汉宁来说，打拼于内地市场的最大考验，并非是难以拿捏客户的喜好，而是在许多时候基于自身的西方教育背景，很难一下子适应掺杂人情世故的做事方式。比如后期承接的北京昌平供电局项目，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起初，尽管要整合不同部门领导的复杂意见，但林汉宁团队仍然享有较为宽松的创作空间与创作时间。谁知项目推进到一半时，由于上级政府部门的人事变动，所有的基础审核都要重来一遍，并因此在财政上陷入难产。

“很可惜，项目就这样在接近完成90%的时候被迫停顿下来，直到最后也没有收尾，甚至我们不得已还要和对方对簿公堂。”无可奈何之余，林汉宁深觉疲惫，但这件事并没有动摇他继续在内地奋斗的信念，他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只是需要适应一些新的做事规则。也正是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心仪的上海对象，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同时，在朋友的介绍下，获得一份上海的工作机会，于是欣然决定于2000年前往上海，开始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