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技术人员在职业活动中不断创新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并非生产力的独立要素,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求一个“物化”的过程。当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才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生产力转化为显在的物质形态。这一切的关键是“人”,因为劳动者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运用者。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表现出的热爱祖国、造福人民、献身求实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构成了高尚的品德。正是这种高尚的品德鼓舞和鼓励着他们在科学事业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最终建功立业。爱因斯坦指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科技发展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只有那些抱定了献身社会的宏伟志愿,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的人,才能成功地攻克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的堡垒,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今天这样的高度[1]。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这里内生动力起着振奋精神,催人上进,使人不断攀登职业和科学事业高峰的作用。哥白尼、富兰克林、爱因斯坦……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具有超强的内动力,对理想执著的追求,在不断地努力下最终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几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造就了文明古国曾经的辉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着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的丝织、制瓷、冶金和造船技术很早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直到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我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有着杰出人才对科技和文明发展的贡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乏他们在内生动力的驱使下,不懈探索、努力追求的生动案例。在古代,祖冲之是南朝人,祖冲之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都有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强烈的爱好和深入的钻研。祖冲之在这一段期间,虽然生活很不安定,但是仍然继续坚持学术研究,在数学方面,他推算出准确到七位小数的圆周率,取得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成绩。东汉时期,张衡发明了最早的地动仪,称为候风地动仪。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张衡在一生中,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毫不倦怠和自满,精益求精,为科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用这亘古不变的意志和智慧,响应了大地的颤抖之声。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深入钻研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首创了用全身麻醉法施行的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在近代,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条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刚刚诞生的国家百废待兴,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 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从此之后,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成功,依靠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生动体现。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优势和条件,都要通过参与这一事业的所有人员特别是他们中的功臣来实现。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是在极端险恶,甚至难以生存的条件下,凭着一种百折不挠不屈的信念和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已完成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向我们中国这样从一无所有的荒原上起步独立发展自己的战略工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精尖技术人员甚至要忍饥挨饿,双腿浮肿地从事工作;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愿意终身隐姓埋名,甚至丧失了发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权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中,他们探索追求和辛勤工作,甚至很多人的名字都不被世人知晓。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无私奉献,以其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着人间奇迹。“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绝不受别人欺侮”,是他们的坚定信念。爱国主义是他们创造、开拓的动力,也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甚至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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