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西蜀后继乏人，朝中文靠蒋琬、费祎，武靠姜维。但是，蒋、费均为守摊之人，才气不足，且无进攻能力；武将姜维只能领兵打仗，缺乏治国安邦的能力，难负天下统一的重任。身为大将军的姜维竟然斗不过宦官，只得避祸屯田。蜀军更无大将，不用说刘备时代的关、张、赵、马、黄式的一流战将没有了，就是孔明时代的魏延、关兴、张苞、王平、马岱式的二流战将也没有了。原来数不着的三流战将廖化当上了主力大将，实在勉为其难。后人常用“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一词讥讽一团体人才平平，只能是“山中无虎，猴子称大王”。
西蜀政权衰落得很快，原因就是缺乏杰出的人才。曹操、孙权的人才群如同接力跑，人才是一茬一茬的。曹操生前，有荀彧、郭嘉、荀攸、程昱等高才；曹操死后，魏国又有司马懿父子、邓艾、钟会等高谋之人接过智囊团的班。孙权的人才群，先是由周瑜、鲁肃等人组成，后又由吕蒙、陆逊等人接班。刘备的西蜀则不然，仅仅造就了一茬人才，孔明一死，竟无一位能继承事业的接班人，这无疑是导致西蜀灭亡的原因之一。
孔明只活了54岁，他的早逝是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所致。而过度操劳又源于他“事必躬亲”“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包办做法。他“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可谓事无巨细。为此，主薄杨仪曾劝孔明：“处理政事，各有专责，上下之间，也有分别。所以古人说，王公是坐而论道的，士大夫是作而行之的。丙吉不闻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这都是名位不同，各有专职的缘故。现在丞相校阅薄书文件，汗流终日，岂不太劳苦了吗？”杨仪很有些管理头脑，他借两个历史人物劝诸葛亮遵循管理跨度原则。
丙吉是西汉宣帝的丞相，有一次他外出看见有人在街上聚众斗殴，死者伤者横于道路，丙吉却过而不问。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闻不问，丙吉回答说：“民人斗殴，死伤归长安令、京兆尹来管。”
陈平是西汉文帝时的丞相，有一次汉文帝问他国家一年收入多少钱，陈平说：我不知道，可以问问财政部门。汉文帝又问他国家一年收入多少粮食，陈平说：我也不知道，可以问问粮食部门。汉文帝又问道：你这个丞相究竟干些什么呢？陈平回答：丞相上辅天子，下管群臣，这才是我应当做好的事。
所谓管理跨度，又称管理幅度，即管理者直接领导、指挥的人数。对于工作任务比较相似的、工作岗位比较相近的，可以加大管理幅度；对于工作任务复杂、工作岗位相距较远、工作任务需要协调，可以减小管理幅度。无论加大还是减小，管理幅度总有一个“度”，如果管理幅度过大，不但管不过来，而且会到处出漏子。所以，任何管理机构都有层次，上一个层次只管下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只对它的上一层次负责，管理者才可能具有合适的管理幅度。
孔明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做法有两点害处：
其一，不利于人才的成才和事业的永续。
孔明是个很讲情义的人，懂得知恩报恩。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知遇之恩，完成刘备的托孤重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孔明包揽大小事情绝对不是为了专权，唯一的原因是对别人做事不放心，怕部下做坏了做错了事而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在这种“不放心”之下，部属被夺去了应有的权力，其积极性和上进心大大受挫，其能力和水平因为缺乏实践而得不到提高。小孩学走路肯定要跌跤，但是人们绝不会因害怕孩子跌跤而不让他学走路。包办代替的做法影响了接班人经风雨、见世面，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其二，容易犯主次不分，因小失大的错误。
领导者要想大事，做决策，抓全局性、关键性的工作，让部下去处理局部的、一般的、日常的工作。一个人无论怎样才华横溢，也不可能干好主、次所有的工作。如果什么都干，可能什么也干不好，就像什么病都治的药可能什么病也治不好一样。
将属于部下的权力授给部下，不但可以使领导者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处理大事，而且还可以使部下独当一面，发挥自己的潜能。领导者要想大事，作决策，抓全局性、关键性的工作，让部下去处理局部的、一般性的、日常的工作。因为人之所“管”，不专则不能。
记住罗曼·罗兰的这句话：“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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