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寿司店吃饭一定会点松竹梅中的“竹”这可不是你们家的专属选择
寿司店出售的手握寿司什锦拼盘和散寿司，通常会根据其套餐所含内容的不同，分为“松”、“竹”、“梅”这三种等级。
其中，会选择正中间的“竹”的人，恐怕是最多的吧。
换个例子来说，当你第一次来到某家西餐厅用餐，面对菜单上提供的三套正餐时，大抵会不功不过地选择价格居中的那一套吧。
这正是强烈的“不愿冒风险”的心理所导致的结果。
选择价格最高的，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会不会买贵了”的不安心理，而选择最便宜的，又会担心“可能达不到自己的期待值，难以满意”。
于是，我们就会将处于两端的事物判定为“风险较高”，并将其排除出可选范围，转而选择处于居中位置的那个。
面对三选一的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中间的那个，这种心理叫做“金发女孩效应(goldilocks effect)”。
这一理论得名于一则英国童话，童话中的金发女孩不喜欢喝太热或者太冷的汤，而选择了一碗不冷不热温度适中的汤。
有一个实验恰好可以证明这种心理现象。
美国西北大学市场营销学部的亚历山大·切尔内夫(Alexander Chernev)副教授以360名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下面这个实验。
研究人员向学生展示了无绳电话、红酒、防晒霜等多种商品(功能和价格都各有不同)，让学生们选择出自己打算购买的商品。
结果，57.1%～60.1%的学生都选择了功能性或者价格居中的商品。
这一结果说明，因为过于害怕风险，人类会选择回避极端的事物，尽量选择各方面表现较为平均的事物，希望能借此分散风险。
普遍认为，这是人类作为生物的一种生存本能，正是这种本能在无意识间促使我们做出了选择。
不过，这种在本能的驱使之下采取的策略，到底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选项的局限性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一下下述的案例。
在你的面前有三台空气净化器。只看宣传的话，三台净化器的功能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售价却分别为5万、10万和15万日元。
那么你会买哪台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规避风险的话，肯定会排除“便宜没好货”的风险，以及“物非所值”的风险，并做出“选择价格居中的10万日元的净化器才是最安全的”的判断。
避开极端的选项，就能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这就是我们的心理。
可是，如果将价格分别设置为10万日元、15万日元和20万日元的话，我们的选择也就会随之变为处于中间价位的15万日元。
虽然你依然坚持着“选中间”的策略，但是一旦提供给你的选项内容发生了变化，你的选择就会由10万日元转眼就变为了15万日元，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说明，我们根本没有考虑事物的本质，只是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排除了极端的选项罢了。
然后，在这种毫无根据的安心感的驱使下，我们最终选择了最接近平均值的那一个。
通过回避风险来获取安全感，这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是我们在认清事物本质之后所做出的判断，而只是习惯性地选择了接近平均值的那个选项罢了。
因此，即使我们本想仔细谨慎地挑选空气净化器，但实际上当这些商品陈列在你面前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为它们做好了定位。
而寿司和西式正餐也一样，很可能商家只是故意想把最想出售的那款产品的价格设定在居中的位置罢了。
也许还是有一些读者不是很明白，那么就让我为你举一个更浅显的例子吧。
你受朋友之邀，一行三人去参加了一次联谊活动。联谊对象是三位异性。其中一位，长相非常帅气/漂亮，一看就是颇受异性青睐的类型。
另一位相貌平平，看起来不会很受欢迎，剩下的一位各方面都算中等。
正常情况下，你肯定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
可是，如果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和他/她们联谊的机会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的话，你又会以三人中的哪一个为目标呢?
原本是想好好看看，到底哪个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再决定目标，但如果机会只有这最后一次的话，就要另当别论了。
首先，你会无意识地，在心中由高至低地排列出追求这几位异性的风险度。也就是说，追求那位帅气/漂亮的貌似有点高攀，成功可能性太低了，只能从候选对象里排除出去。可是又不想就此妥协，勉强自己选择那位看起来就没什么人气的。再说，自己也没到那种“就算不喜欢也非得找个人恋爱”的份儿上。
于是，你就排除了两个极端选项，选择了中等的那位。
不管是家电还是恋人，对比过众多候选对象之后，你最终选择的往往不是最具魅力的那个，而是风险最小的那个。
[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往往会忽视事物的本质，做出最为中庸的选择。]
以为买或不买都是自己做出的判断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别人帮你做的
首先让我们先从一组实验数据人手。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碧蒂·英格列(Birte Englich)教授，邀请了19位平均年龄为29.37岁的年轻法官，以某个虚拟的强奸案为背景，进行了一次模拟审判。
实验设置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里，检方请求判处被告2个月监禁;另一种情况里，检方则请求判处被告34个月监禁。
最终，法官们做出了如下的判决:
请求判处2个月监禁→实际判处18.78个月监禁
请求判处34个月监禁→实际判处28.70个月监禁
对于同一起刑事案件，实际判决的结果居然产生了将近1.5倍的差距。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呢?这是因为事先给出的检方的请求判决时间，影响了法官们的判断。
也就是说，请求判处2个月的短期监禁的情况下，实际判决也会相对较短;请求判处34个月长期监禁的情况下，实际判决则相对较长。
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法官们被检方给出的请求判决结果(锚)所困，也就无法做出偏离请求结果(锚)过多的判断(船)了。
由此可见，就连必须秉承公正无私的法官们的判断，也会受到检方请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我还要为大家介绍另一个典型案例。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格雷琴·查普曼(Gretchen Chapman)教授，以一个向某企业提出诉讼的虚拟案例为背景，进行了这个心理实验。
案例的具体内容是，一位叫凯茜(Cassie)的女性因为服用某种处方口服避孕药而导致罹患卵巢癌，于是她向生产该避孕药的制药公司提起了诉讼。研究人员请80名大学生阅读了介绍该案的文章，然后让学生们判断该制药企业应支付多少赔偿金。
实验中，她将学生们分为四组，每组学生被告知的凯茜提出的索赔金额各不相同，分别为100美元、2万美元、500万美元和10亿美元。
结果，索赔金额越高，学生们判断的赔偿金额也水涨船高。
这个案例也证明了，当我们必须对不确切的事态做出判断时，最开始提供给我们的判断结果会对我们随后的判断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沉锚一般将我们的判断“拴”在原地，动弹不得。
在凯茜的诉讼案中，文章里提及的索赔金额就成为学生们的判断基准，让他们无法做出与其相差太远的判断。
改变我们判断的情报
假设你正在海外旅行，导游告知你，接下来你们将要前往某家知名珠宝店。
而你正好想买个戒指，于是就向导游问道:“最近市价大概是多少啊?”
导游则给出了以下不同的答案。
A．大概5万日元就能买个便宜的了。
B．要想买个品质好点的，至少得20万日元以上吧。
对此，你会产生怎样的印象呢?
如果得到了A情报，你一定会感到“没想到还挺便宜的，可以考虑买一个”，购物的心态也会变得积极起来了吧。
然而听了B的说法，你就会觉得“贵就贵点吧，能选到个品质好的也可以考虑”，从而表现出较为慎重的购物心态。
然后，你就会在头脑中分别设定出自己的预算金额。当然，A和B的情况下，预算金额肯定也各不相同。
其实，因为商品还没有摆在自己眼前，所以我们对本质上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概念。然而，仅仅是导游提供的些许情报，就足以极大限度地支配我们的行为。
因为在某些情报的影响下，我们先人为主地产生了某些偏见，从而导致我们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进而极大地影响到我们的实际行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
人际关系中的“认知偏见”
将认知偏见理论放在人际关系里解释的话，似乎更容易理解一些。
这指的是，从他人口中听来的传言和评论对一个人的评价产生的影响。
比如对某个刚调到你们公司的新人的评价。就在你还没机会跟他说上话，还完全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就从别人口中听说了关于他的风言风语，于是你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对这个人怀有戒备之心。
相反，如果你听到的是较为正面的评价的话，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兴趣，不由自主地想要接近他了。
从外人口中听来的传言和评论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它令我们在看待他人时，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有色眼镜。
接下来，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由美国爱达荷大学心理学家托德·索尔斯坦森(Todd Thorsteinson)主持的一项实验。
研究人员要求112名实验参与者，以销售经理的身份，给某位售货员的待客态度以及对商品知识的掌握情况打分。
不过，这位售货员的个人档案里，已经写上了由其他经理打出的分数，用以参考。结果显示，当实验参与者们看到的档案里，已经由其他经理给出了较高的分数的话，参与者们也随之给出了6.60分的高分(满分9分)。
反之，如果实验参与者们看到的档案里，已经由其他经理给出了低分的话，参与者们也受其影响，打出了4.68分的低分。
很显然，其他经理的打分极大地影响了实验参与者们的判断。
本想靠自己的双眼做出评价，可实际上却总是被别人的评价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们的心理。
[很多时候，你满怀自信提出的意见，其实只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
情急之下做出的决定往往是勇气十足的博弈而花时间深思熟虑地做判断反而更容易“瞻前顾后”
当我们必须做选择，或者决定自己的某个行动时，往往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时间的限制。
无论什么抉择，都逃不过时间的束缚。
无论是在家庭餐馆点餐，还是在超市购物，不管是决定看哪个电视节目，还是选择约会时要穿的衣服，抑或是决定与相恋多年的恋人结婚……
有些事可以瞬间就做出选择，也有些事需要时间深思熟虑，但无论哪个抉择，都不可能允许我们无期限地拖延下去。
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就是下面这条心理法则——我们情急之下所做出的决定可能是勇气十足的博弈，而花时间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却往往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结果。
接下来，请你阅读以下文字，并在三秒之内做出回答。
为挽救某种濒临灭绝的海龟，请选择出你觉得更好的一个方案。
①帮助海龟在湖滨产卵(安全性较高，但产卵数量较少)
②帮助海龟在小岛上产卵(危险性较高，但产卵数量较多)
那么，你会选择①和②中的哪个方案呢?
接下来，请你再次仔细思考一下你的答案。这次你可以花些时间认真思考，然后再次选出你觉得更满意的答案。
如何，你是否转变了想法，得出了不同的答案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瑞士弗莱堡大学的奥斯瓦德·休伯(Oswald Huber)教授在其主持的一个心理实验中实际使用过的。
实验结果显示，当做判断的时间较短时，40名参与实验的学生中，有75%选择了②作为自己的答案;而当无须考虑时间限制可以仔细思考时，则有45%的学生选择了①。
这说明，当我们在时间紧迫的状态下做抉择时，会倾向于做出高风险性的选择;而当我们有时间慢慢决定时，就会更多地做出安全性较高的选择。
当人类必须在瞬间采取行动时，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得到什么”、“能获取哪些利益”上。因此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就无暇顾及风险问题了。
超市的限时促销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速冻食品正在搞限时五分钟的半价促销活动，得知了这个消息，你肯定会尽可能地多买一些对吧。速冻食品的话也不用担心买太多放坏了，所以自然是能囤多少是多少了。
然而，如果有时间好好考虑的话，你就能够更多地考虑风险层面的问题。如此一来，你就会优先回避风险，而做出更为安全的选择。
这回，速冻食品的半价促销活动延长到了一个小时。于是你就开始逐个地确认，到底买得值不值呢，促销的都有哪些商品呢，就算是速冻食品，万一里面混了些快到保质期的也不行啊等等问题，直到自己对这次购物感到满意为止。
在时间紧迫的状态下情急做出的选择，往往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而在时间充裕的状态下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则往往是“低风险、低回报”的。
也就是说，当你希望对方做出高风险的决定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没时间了”为托词，煽动起对方的焦虑情绪。
再举例来说，自己已经很想结婚了，可男友却始终对婚姻态度消极，迟迟没有什么表示，为这事犯愁的女性肯定不是一个两个吧。
这大概是因为男方总是太过天真乐观，总觉得时间有的是，一直拖着不愿做出决定吧。那么这时，你就可以试着营造出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的氛围，故意让男方焦虑起来，逼迫他做出决定。
“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我不可能一直不结婚，就这么傻等下去啊。”
听到这种话，想必男方就会感受到压力，进而鼓起勇气，做出决定了吧。
有没有时间思考，思考时间是长还是短，有时甚至会影响我们做出完全相反的决定。
花费时间做判断反而更容易走极端
前文我们说到，当人们有时间做判断的时候，就会更着眼于安全性，会表现出回避风险的倾向。
但有时，反而会因为“回避风险”的念头过于强烈，从而陷人瞻前顾后、想太多的境地。
例如，你因为头脑一热觉得“我想和这个人结婚”，就跟对方订婚了，可订婚之后，你却开始为你们的未来担忧了起来，越想越多，甚至还产生了一些负面的预想，渐渐地，你不由得对婚姻感到愈发不安了。
就是这样，想得越多，就越容易产生负面的预想。
又比如说，你始终对因为超预算而不得不放弃的某款新车念念不忘，过了很长时间，依然心心念念难以割舍，这种事应该很常见吧。
于是，惦记得愈久，梦想就愈发膨胀，最终你甚至会产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买到手”的强烈欲望。
想得越多，人的判断就越容易走极端。
下面这组实验数据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亚布拉罕·泰瑟(Abraham Tesser)以多名男女大学生为实验对象，向他们展示了20张不同的照片，然后要求他们对照片做出评价。但允许他们思考的时间分别是28秒和90秒。
将两组的结果进行对比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思考时间为90秒的一组中对照片怀有“极端印象”的人所占比例，要比另一组高出两倍以上。
只是瞄上一眼的话，那么大部分人对照片产生的印象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也就不会产生极端的印象。
然而，一旦盯着照片的时间达到了90秒，这种超出必要的长时间观察，就会让我们从照片中解读出一些原本发现不了的情报。
比如说，照片想表达的信息，或者隐藏于照片中的某些意图等。
一旦解读出了这些多余的情报，那么我们对照片的印象就可能会与仅仅随意一瞥时的印象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做判断时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是“深思熟虑”，就越容易“想得过多”，导致做出极端的判断。
[花时间做出的判断未必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你会过多地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纳入考量范围。]
可挑选对象的多寡甚至可以改变你想购买的物品种类
A．你打算和关系非常亲密的女性好友们一起聚会。当好友和你商量吃什么的时候，你回答道:“我个人觉得大家应该都喜欢健康的日本料理吧。总之听大家的就好。”
聚会当天，大家最终一致决定去吃日本料理，然后有两种套餐可供选择，分别是“药膳·精进料理(即素斋)套餐”和“日式牛肉单人火锅套餐”。
那么，你会选哪个套餐呢?
B．今年暑假，你打算和全家人一起去日本的某个世界遗产景区观光旅行。于是你对孩子们说:“选个你们想去的地方吧。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咱们这次就去你们喜欢的地方。”
于是孩子们立刻回答道:“我们想去富士山或者屋久岛!”
那么如果你是家长的话，又会做何回答呢?
为什么上来就给你出了个心理测试呢?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可以断言，在上文的情况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开什么玩笑?我的回答肯定不一样!”估计肯定有人要怒而反驳了。
别急，接下来让我们逐条分析一下，看看你的判断到底和其他人有没有不同。
首先，在A事例中，大家全员通过，一致选择了“健康的日本料理”。
从中可以看出，能做出这个选择的前提是，这次聚会的成员都是比较注重健康饮食的人。
然而，在“药膳·精进料理套餐”和“日式牛肉单人火锅套餐”这唯二的选项面前，大部分人却都会选择“日式牛肉单人火锅套餐”。
在唯二的选项面前，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自己决定吃“健康的日本料理”的目的，转而选择了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也就是“快乐”却“背德”的选项。
想吃“健康的日本料理”这句话并不是说着玩儿的，如果菜单上有更多的选择的话，自己也肯定会选择更为健康保健的套餐。
然而一旦备选套餐只有两种的话，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就会再也不受自制力的控制，放任自己享受快乐了。
而接下来的B事例中，正是因为你给出了“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这个前提，孩子们最终也给出了两个候选地点。
但如果真的彻底遵从这个前提条件的话，此时你的回答应该是“那就好好考虑一下，决定到底要去哪里吧”。
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么体贴呢。
大部分人肯定就会跟着孩子们给出的选项，考虑起“去富士山吧，毕竟便宜”，或者是“去屋久岛吧，毕竟机会难得”之类的问题，并开始自作主张了。
在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似乎有无数个选项可供自己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往往能做到听从对方的选择，跟随对方的步调，可一旦候补选项仅剩两个的时候，我们反倒会对自己的意见执着起来。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善变呢?
这是因为，选项个数的多少，会让我们表现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心理活动。
选项多促使人向善
接下来由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可以证明上述这一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纳·塞勒(Aner Sela)教授，向实验参与者们提供了6种健康水果、6种糖分较高的饼干和蛋糕，共计12种食品，让参与者们挑选。
结果，75名参与者中有76%选择了健康的水果。可以看出，人们都很关注卡路里问题。
然而，如果将水果和饼干、蛋糕的种类各缩减为两种，只给参与者们提供4种选择的话，结果就产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最终选择水果的人的比例竟然下降到了55%。
也就是说，在选项多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选择健康有益的东西，而随着选项的减少，这种倾向也随之减弱，从而导致我们口味也发生了变化。
为了增加可信性，塞勒又进行了另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准备了10种不同的冰淇淋，让参与者们选择自己想吃的冰淇淋。
其中5种是普通的香草冰淇淋，而剩下的5种则是低脂健康类的香草冰淇淋。
结果121名实验参与者中，有37%选择了低脂冰淇淋。也就是说，有近四成的人是非常注重健康问题的。
然而，如果将可选种类各减少至2种，一共只提供4种选择的话，选择低脂冰淇淋的人就骤然减半，减少到了20%。
这两个实验证明了，当选项较少时，我们更倾向于愿意选择“不健康”的食品，也就是“糖分高但是好吃”的食品。
从上述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当我们面对诸多选项时，为了使自己的选择更具正当性，内心便会自觉“向善”，选择更能体现“美德”，或更具备实用价值的东西。
反之，当选项减少时，我们就会老实遵从自己的欲望，开始追求“快乐”，哪怕这快乐是“背德”的。
再举例来说，当你打算买咖啡时，如果面前有很多种咖啡豆可供选择，你在再三考量之后，可能会选择购买虽然价格稍高，却对发展中国家生产者们生存有利的“公平贸易认证咖啡(fairtrade coffee)”(注:是指经过公平贸易认证组织所认证与督察所生产出来的咖啡，证明该咖啡豆是以公正价格直接和咖啡农进行交易，其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减缓贫穷)。这种颇具“美德”的消费行为自然是无可挑剔的。
然而，如果选项缩减至两个，一个是你经常购买的“公平贸易认证咖啡”，而另一个则是珍贵稀有的“猫屎咖啡”的话，恐怕你就会遵从自身的欲望，为了增加自身的满足感而选择“猫屎咖啡”了吧。
事实就是如此，根据选项个数的不同，我们既有可能做出“从善”的选择，也有可能自私自利一味追求自身快乐，从而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
[选项较多时，我们往往会参考此事的社会价值而做出选择;而选项有限时，我们就会全凭一己之愿行事了。]
奖品数越多中奖率越高价钱越贵质量越好这毫无道理的结论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
谁都或多或少买过几次彩票吧?
“今年有机会赢取巨额奖金的人数增加啦!”“一等奖奖金总额增至三亿日元!”
每年，在这些貌似颇具吸引力，且足以煽动人们侥幸心理的宣传语的诱惑之下，无数人争先恐后地奔向了彩票站。
然后，在新闻里看到万人抢购彩票之盛况的人们，也急忙赶到彩票站跟着排起了长龙，生怕买晚了吃了大亏。
这等光景，早已像传统节日一般，成为每年的固定活动了。但仔细想想，不管获奖人数和奖金增加多少，卖出去的彩票数也是年年水涨船高，实际的中奖率根本没有上升。
活动的吸引力变强了，这可不等同于中奖也变得更加容易了。
实际上，彩票的中奖率(回报率)是由立法规定的，是固定不变的。
然而，我们还是会产生“即使中奖率不变，只要设置的获奖人数变多了就更容易中奖”的错觉。
A．每买二十盒，就有机会中一盒免费糕点。
B．每买两百盒，就有机会中十盒免费糕点。
在上述情况中，中得免费糕点的概率都是5%。
然而，因为A只有机会中一盒，所以就显得没那么有魅力。而B有机会中十盒，我们就会产生B更容易中奖的错觉。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心理学家维罗妮卡·迪恩斯-拉吉(Veronika Denes-Raj)在其报告中得出了这个结论。
比起概率，我们更容易被数量的多少所迷惑。
无论是彩票还是免费糕点，我们总是期待着得到些什么，总是想选择“能获取更多利益”的东西，但实际上就在我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双眼就已经不再明晰了。
价钱便宜了效果也跟着打了折扣
不仅数量的多寡会导致我们产生错误的判断，价格上的差异也会极大地误导我们。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巴伯·西弗(Baba Shiv)以125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如下的心理实验。
首先，他让部分学生每人喝下一瓶名为“索尔贝”的保健饮品。这款饮品的外观上贴着1.89美元的价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款健康饮品，它只是为了这次实验“伪造”出来的。
而其中有一半学生拿到的饮品，外观则通过价签表明，该饮品的售价已经由1.89美元下调至0.89美元。
随后，他请学生们解答了15道具有一定难度的解密(字谜)游戏，最终喝下未调价的正价饮品的学生们平均每人解出了9.7道题，而喝下调价饮品的学生们平均每人只解答出了6.8道题。
此外，没有喝过该款饮品的学生们则平均每人解出了9.1道题。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认为喝下了保健饮品就肯定会有功效的心理错觉，造成了“安慰剂效应”，从而对学生们解答问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第二个结论则是，因为饮品打折了，安慰剂效应的效果也就跟着减了。
其实售价便宜一半以上，并不代表着饮品的品质也跟着减半了。因此，即使饮料打了折，也不应该对学生们的解题能力造成任何影响。
可更奇怪的是，这些学生最终的成绩竟然比没喝保健饮品的学生还要差。这只能用“调价导致的期待值的下降，竟然令安慰剂效应产生了反作用”来解释了。
价格居然能便宜这么多，肯定实际质量也不怎么样，根本不能期待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好效果。恰恰是这种失望的情绪，影响了学生们的解题能力。
打折本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然而，因为人们的期待不同，打折却也有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
就像这款保健饮品“索尔贝”一样，打折竟然让人们对其功效和品质产生了质疑。
正因为人类存在这样的心理，因此，有的商家就会采取不降低商品价格，维持品牌形象的战略。
国外高端奢侈品的定价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国外高端品牌均为进口商品，因此从常识来看，一旦汇率发生变化，进口商品的定价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动。然而在日本市场上，比起价格下调对销量的增长促进作用，商家更担心的是价格下调导致的品牌形象下滑。
因此，商家就会采取故意不下调价格，以维持“高不可攀”的品牌形象的策略。而且这种战略，也确实获得了成功。
因此，并不是人人都爱打折，也不是人人都会算打折的账。
刻意不打折，也是保证商品品质的一种手段。
[担心品牌形象下降的高端品牌所采取的成功战略即——永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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