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大佬的金钱游戏

所有新的市场首先都是低效的，这种效率对最早顺应市场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利润。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当邵逸夫前往香港创建他的电影王国时，他清楚地知道，要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市场站稳脚跟，不单本身要有过人之处，更免不了一番你死我活的行业厮杀，而陆运涛则是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邵逸夫对陆运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实际上，早在新加坡市场，两人便已经交过手了。

陆运涛属于新加坡豪门第二代人物。与大多数家族开创者一样，他的父亲陆佑早年经历了诸多苦难，在一个陆姓大户人家当童工的经历让他对出身产生最初的认识，于是放弃本来的姓氏“黄”，改随主姓“陆”，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他对卑微出身的鄙弃和对象征财富权势的豪门望族的崇拜。而这，也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

陆佑少年时就被“卖猪仔”到马来西亚锡矿做矿工，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从新加坡开始创业，在锡矿、橡胶领域数十年的经营，使他成为南洋有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

正是因为父亲陆佑的个人奋斗，第一代遭遇的困苦不必在陆运涛身上重演，他一生下来就无须操心生计，安心发展摄影、文学、电影这样无关产出的奢侈爱好，更有条件到英国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和艺术熏陶。最后，浓厚的兴趣和炽烈的理想促使陆运涛走上电影这条道路。85

1940年，25岁的陆运涛返回新加坡创业的时候，来自上海的邵仁枚、邵逸夫兄弟业已突破南洋商人的封杀，在新加坡建立起庞大的院线网络，几乎占据新加坡院线市场半壁江山。

发行渠道如同电影工业的命脉，对这一点，陆运涛与邵氏兄弟有相同的认知。

遥想当年，邵氏兄弟为了开辟新加坡院线市场，别出心裁地推行“流动放映车”，在新加坡各地巡回放映电影，以此为起点开辟发行空间，逐渐从乡村蔓延至城市。邵逸夫的英文名叫做“runrun shaw”，也即“邵跑跑”，“runrun”一名就是出自在新加坡乡村奔波放映影片的这段辛酸经历。

邵仁枚、邵逸夫的才华与勤奋得到新加坡巨富王竟成、黄文达等人的赏识，在他们扶持下，邵氏兄弟逐步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院线网络。1930年，邵仁枚、邵逸夫在新加坡创办“邵氏兄弟公司”，仅仅一年后，旗下戏院便扩张至百余家，发展势头之迅猛，由此可见一斑。

陆云涛起步虽晚，但家族丰沛的财力使他免去邵氏兄弟那样艰辛的路径，一口气创办国际戏院、陆氏戏院、国泰戏院三家大型院线公司，并巨资收购大批中小戏院，加入院线争夺战的行列。

陆运涛与邵逸夫最焦灼的较量，发生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的争夺上。这家位于新加坡黄金地段的戏院拥有1688个座位，采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冷气设备通风、制冷，良好的环境使之成为最热门的戏院之一，票房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戏院。

邵逸夫和陆运涛不约而同地看上首都戏院，邵逸夫打算借其强化院线网络，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陆运涛则希望借它提振士气，拓展发行网络。两人一个是行业老大，一个是后起之秀，围绕首都戏院展开一番激烈争夺，并由此引发持久的竞争。

对陆运涛而言，电影只是家族庞大产业的九牛一毛，失败不足以撼动家族根基，成功则不过博一些名声，但出于兴趣，他可以不惜血本地投资，陆氏家族雄厚的财力允许他这么做。

相比之下，电影几乎就是邵氏兄弟的全部，外人的闯入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威胁。他们财力虽不及陆运涛，但在新加坡多年耕耘所获得的各路资源并不比他逊色，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最终，更擅长攻城略地的邵氏兄弟如愿以偿地将首都戏院收入囊中。

围绕首都戏院的争夺，与其说是一城一池的攻掠，不如说是两种理念的交锋。无论电影生产，还是院线扩张，邵氏兄弟均是以量取胜，他们敢于打硬仗，也善于打硬仗，经营色彩具有鲜明的扩张性和侵略性，代表了传统商人进取的一面。

相比而言，陆运涛更倾向于以质取胜，一帆风顺的经历和精英教育让他忽略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在经营上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人不见得取得商业成功，却极有可能给一个行业带来新的气象，甚至引发行业革命。

陆运涛从欧美引进宽屏银幕、新式放映机、高级音响、空调设备和高级座椅，着力打造技术先进、设备完善、环境优越的现代化影院，让电影变成一种“高尚的娱乐”。他最得意的“奥迪安戏院”采用美国进口的约克牌空调，技术先进的GB-Kele放映机，并为听力障碍者提供特制耳机，影院附设大型停车场、西式咖啡厅，丝毫不逊于邵逸夫掌管的首都戏院。86

陆运涛作风稳健，并不急于扩张，每购入或新建一家戏院，均力争在品质上达到一流，上座率亦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冥冥之中抓住了观众的消费心理——同等水平的消费，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环境好的那家。因此，在与拥有上百家戏院的邵氏兄弟的竞争中，陆运涛并不落下风。

面对陆运涛这个强劲对手，邵逸夫显示出极强的韧性和变通力。归根结底，电影行业在发展之初尚有巨大的可挖掘空间，每个人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开拓市场，他人的方式不一定具有普适性。邵逸夫不用计算就知道，若采用陆运涛的方式，旗下上百家戏院将占用一笔巨大资金。这种“少而优”的精品策略在邵氏兄弟公司行不通，邵逸夫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撬动院线资源，他从排片、宣传、广告等方面着手，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设置不同类型的影片，比如华侨经常光顾的戏院放映华语片，马来人光顾较多的戏院放映马来语影片，同时采取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营销手段进行推广宣传，一次甚至推出一项“剃光头比赛”活动，引起不小轰动。

总体而言，双方虽互不相让，但并未陷入恶性竞争的漩涡，而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地展开一场相对平和、理性的较量。这一时期，拥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邵氏兄弟略胜一筹。1957年前后，邵氏兄弟旗下新加坡院线超过130家，而同期陆运涛旗下仅有50多家戏院。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同时出现在两者面前——院线的快速扩张凸显了影片供应的不足，供需矛盾日益严峻。

邵氏兄弟的片源主要来自香港家族企业邵氏父子公司，为了解决新加坡院线影片供应紧张的问题，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涉足影片生产领域。正当他们在新加坡筹建制片厂之际，陆运涛挥师杀向邵氏“大本营”香港，组建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同样涉足制片领域。

邵逸夫在新加坡拍摄了大量紧扣乡土题材和时代脉搏的粤语影片，在东南亚华侨群体中极受欢迎；而陆运涛将西方戏剧与中式伦理相结合，把一股文艺之风引入香港影业，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更大大冲击了邵氏父子公司的阵脚。最后，邵逸夫不得不来港收拾局面。

这就是二人在香港发动影业之争前的故事大概，它掀起了一场纷繁、持久的商战序幕。

1956年，即邵逸夫返回香港的前一年，一家名叫“国际电影懋业”的电影公司在香港成立。在香港电影史上，这个名字将与邵氏兄弟分庭抗礼。

电懋的老板正是陆运涛。

陆云涛新收购了一家名叫“永华片厂”的香港电影制作公司，与他的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合并，组建成这家主营国语片生产与发行的新公司则不同。陆运涛看中香港影业的人才优势，大力网罗人手。电懋成立后，陆云涛迅速召集大批与他一样有留洋经历的管理者，从经营管理到内容生产均带上显著的西洋色彩，同时云集了众多有潜力的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香港电影公司中流行的“演员为中心”、“导演为中心”的理念不同，陆运涛坚持“剧本为中心”的原则，将编剧的地位置于导演和演员之上，组建了一套堪称豪华的编剧阵容，著名文人张爱玲就是其中成员。

电懋生猛地闯入香港影业，成立不到两年便斩获多项大奖，到1958年，年产量已逼近20部。当时香港影业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粗放局面，长城、凤凰、新华、亚洲影业等公司良莠不齐，执著于意识形态，商业化裹足不前，因缺乏竞争而了无生机。87电懋的出现打破了沉闷格局，健全的制片体制、先进的摄制理念和雄厚的财力支撑，无不展露出一统江湖的王者之姿。

在意识形态对峙的20世纪50年代，邵氏父子公司可能是香港绝无仅有的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电影公司。

邵氏父子公司是邵逸夫二哥邵仁棣一手创办。邵仁棣与大哥邵仁杰曾在上海经营天一影片公司，采取明星策略，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电影，平均每50天即可推出一部新片。由于天一影片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冲击了上海电影公司的阵脚，遭遇同行联合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邵仁杰将“天一”迁往香港。不久，邵仁棣也来到香港，创办邵氏父子公司。

邵仁杰、邵仁棣一贯漠视政治，他们在香港继续沿用“天一”上海时期的经营策略，大量拍摄、发行小成本国语电影，然而这种“小本经营、快速生产”的制作模式并没有在香港取得成功。由于未能及时转变策略，“邵氏父子”生意逐渐惨淡。电懋成立后，“邵氏父子”受到更猛烈冲击而举步维艰。

20世纪50年代，邵仁棣心生退意，陆续变卖片场，投身地产。而在新加坡，邵逸夫正值事业高潮，不仅是南洋首屈一指的院线大亨，更涉足银行、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邵氏父子公司是邵逸夫南洋院线的主要供片方，它的衰落直接关系到后者的市场份额。

因此，1957年邵逸夫放下新加坡已取得的事业，只身前往香港接管“邵氏父子”，颇有几分身不由己的味道。

第二年，邵逸夫在香港创建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自任总裁。经人推荐招聘到宣传部主任邹文怀，还把在跨国公司做高管的老朋友周杜文请来做总经理，搭起最初的班子。“邵氏兄弟”接管了“邵氏父子”旗下制片业务，而“邵氏父子”仅保留电影发行业务。

邵逸夫不像陆运涛那样挥金如雨，也没有炫目的留洋经历和教育背景，但并不妨碍他具备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理念。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富有洞察力的商人，他又能将这些与世俗民情有力地结合起来。邵逸夫在片场建设上毫不含糊，斥巨资向香港政府买下清水湾的一块地皮，建造庞大的“邵氏影城”，拉开阵势要把“邵氏兄弟”带入现代化生产的“快车道”。

邵逸夫把全部时间用在工作上，几乎没有任何休闲娱乐，勤奋的邹文怀自叹不如：“他一天的工作等于我们两天的工作。”高瞻远瞩的商业格局、接地气的产业胸襟、敏锐的商业感知力，再加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勤勉，50岁的邵逸夫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那样闯入香港影坛……

异地相逢，邵逸夫与陆运涛并没有一上来便兵戎相见。

一切出奇的平静，正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夜空，乌云掩盖了对冲的气流，万物沉寂，一切还处于酝酿之中。实际上，这其中免不了同行竞争的钩心斗角和无声博弈，它们预示着一场更大的纷争。

作为后来者，邵逸夫需要时间扎稳营盘。而陆运涛似乎对这个潜在的对手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而是听从内心的呼唤，开始大量尝试相对小众的文艺电影，沿着精品化策略一路绝尘而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为这个决定感到懊恼，但他如此执著于电影艺术，并无丝毫怨怼遗憾。

陆运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利是图的商人。某种意义上，他对电影怀有的艺术野心遮蔽了他的商人身份，他可以不计成本地生产、发行文艺片，但艺术上的成就并不代表同等的商业成功。正如冯尼古特所言，“艺术不是养家糊口之道”，曲高和寡迎来的往往是世俗世界的不屑一顾。陆运涛没有抓住“邵氏兄弟”立足未稳的时机扩大电懋优势，反而陷入艺术的漩涡，让邵逸夫获得弥足珍贵的发展空间，一个强力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壮大起来。

相比陆运涛，邵逸夫对电影的态度更为纯粹、直接，商业片策略也更为坚定——如果电影不能赚钱，那么它作为文化产业的存在价值便将大打折扣。邵逸夫不像陆运涛那样有留洋经历和剑桥学历，他拥有的是初中毕业一路摸爬滚打得来的直接经验，以及对世俗社会的深刻认知。

面对一位走高端精品路线的对手，这种源自现实的鲜活经验，足以支撑起另一番局面。

邵逸夫奉行“观众至上”的理念，从剧本、演员到导演、摄制、发行，一切以票房为出发点，以观众认可为标准。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判断经验。无论都市言情剧，还是翻拍经典老片，无不以大投资、大制作见长。对黄梅戏、古装片、现代戏，邵逸夫不遗余力地进行商业化包装，敏锐而贴切地迎合了普罗大众的消费娱乐需求，“邵氏兄弟”迅速赶超电懋。

惊觉对手的实力，陆运涛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影片质量，但在内容上，他仍坚持阳春白雪的制片路线，绝不迎合大众的世俗需求。不过，他与邵逸夫几乎同时意识到明星对影片的推动作用，不约而同地掀起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到后来，电懋居然走上“邵氏兄弟”的老路，着手为旗下演员量身定做电影。这样一来，电懋既有的“编剧第一位”的方针遭到了颠覆。

在残酷的同业竞争中，在沉重的商业压力下，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妥协意味着转机。

陆运涛没有给邵逸夫太多的时间。经过一番短暂平静的相安无事，竞争忽然爆发，愈演愈烈，最终上升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为了搞垮对方，双方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宁可自己赔钱，也不让对方好过。而恶性竞争的苗头，正是从挖角开始……

1959年，“邵氏兄弟”黄梅调影片《江山美人》出尽风头。该片叫好叫座，风靡港澳台三地，并在亚洲影展上斩获十项大奖，演员林黛、导演李翰祥因而声誉鹊起，成为邵氏旗下当家主力。

仅凭一部《江山美人》，“邵氏兄弟”便令电懋威风扫地。陆运涛被“邵氏兄弟”的迅猛声势震惊，从新加坡匆匆飞往香港，向邵氏旗下演员抛出橄榄枝。在陆运涛丰厚条件的诱惑下，林黛答应为电懋拍片，此举引发“邵氏兄弟”人事地震，随后大批艺人转投电懋。

邵逸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重金挖走多名电懋主力，向陆运涛还以颜色。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最后这场“挖角大战”因“无角可挖”作罢，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

电懋与“邵氏兄弟”的火拼从抢拍《红楼梦》开始。电懋公开披露拍摄题材后，“邵氏兄弟”不动声色地跟进，抢在前头上映，打了电懋一个措手不及。电懋不知悔改，走漏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风声，结果又被“邵氏兄弟”抢先一步。之后两家刻意选择同一题材，展开疯狂竞赛。在速度的比拼中，擅长快速生产的“邵氏兄弟”几乎每次都能抢得先机，令电懋苦不堪言。

快速出击是“邵氏兄弟”的强项，拍摄计划公布后，邵逸夫通常组织多方力量，多线开工，统筹协调，往往早于预定时间完成。注重影片质量的陆运涛不肯这么做，精打细磨的结果，就是被邵氏远远甩在身后，在“邵氏兄弟”的逼迫下，多个拍摄计划胎死腹中。

不过，陆运涛还有一个“杀手锏”。分化一个敌人就相当于争取到一个朋友，陆运涛抓住“邵氏兄弟”不合理的薪酬制度88，将邵逸夫最倚重的导演李翰祥劝走，并支持他在台湾创办国联电影。

邵逸夫不肯放过李翰祥，将他拖入抢拍的恶性竞争，试图凭借规模优势压制国联。“邵氏兄弟”双线作战，难免顾此失彼。1964年，电懋抢先一步上映《宝莲灯》，终于赢了对手一次。经过几年的交手，“邵氏兄弟”胜多输少，但其实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认识到恶性竞争的危害，陆运涛与邵逸夫在《宝莲灯》上映两个月后，终于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双方“约法两章”：一，不拉对方公司的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二，不再闹“双胞案”，每一月或二月，双方制片部门的负责人以茶叙方式会面交换意见。89令人遗憾的是，三个月后，陆运涛率队前往台湾参加亚洲影展，从台北飞往台中途中遭劫机，因飞机爆炸，集体罹难。从此，电懋元气大伤，陆运涛妹夫朱国良将其改组为国泰机构有限公司，退出制片领域。

回过头来再说林黛和李翰祥。

夹在邵氏和电懋之间，林黛哪一方都不讨好，事业不进反退。“邵氏兄弟”对她接拍电懋影片非议颇多，用新人替代她，林黛平添过气之感，加上家庭生活不如意，1964年一个闷热的夏天，林黛与丈夫大吵一架后，吞下过量安眠药，结束了30岁的年轻生命。

林黛之死在当年轰动一时，也算是这一轮行业恶性竞争的牺牲品。

邵逸夫利用在东南亚发行领域的影响力，竭力封杀李翰祥的国联电影，多亏陆运涛的支持国联才突破封锁，而1964年陆运涛的意外身亡让李翰祥少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不得不独自迎接邵氏打压。在台湾苦苦支撑八年后，李翰祥两手空空返回香港，重归邵逸夫门下，一笑泯恩仇。

李翰祥心灰意冷的这几年，也是邵逸夫大开大合、在香港影坛成就霸业的时期。

从1965年起，“邵氏兄弟”逐步抛弃不合时宜的黄梅调路数，改走古装武侠的制片路线，引领香港影业完成革新。在此期间，邵逸夫始终保持对商业利润的不懈追求，围绕香港的制片资源和南洋的院线网络，进行产业链的跨国式“垂直整合”，在电懋放弃制片业务后，更是独霸香港影业。

一家独大的局面让邵逸夫忽视了潜在的利益分配问题。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之间隔着一层高墙，如果说重金招兵买马是行业竞争使然，那么竞争的缺失，让“邵氏兄弟”对员工表现出无情的一面。

公司以获利为第一要义，它与对手争市场，向市场要利润，当竞争对手纷纷溃败时，它开始本能地与员工争利。邵氏电影王国的辉煌表象下，潜伏着一场源自内部的深重危机。

哈利法克斯说：“对于商人而言，来自下属的危险和来自敌人的危险一样多。”而当下属转变成敌人的时候，危险系数无疑会成倍增加，邵逸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面对邹文怀的辞呈的。

1970年的一天，邵逸夫约旗下导演张彻90见面，以往两人都在半岛酒店喝茶，这一次却改到国宾酒店大堂，张彻料到“事情机密，不同寻常”。坐定后，邵逸夫开门见山地抛出一个问题：“雷蒙打算离开，是留住他还是放他走？”张彻略一沉思，说：“放！”

张彻一个“放”字，邵逸夫少了一名得力能臣，平添一个强劲对手，“邵氏兄弟”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邵氏“影业帝国”的垄断格局被打破，香港影坛也因此风云再起。

雷蒙就是嘉禾创始人邹文怀91。

作为“邵氏兄弟”最初的三名创业元老，从32岁加盟邵氏任职宣传主任算起，邹文怀到1970年已经为“邵氏兄弟”效力十一年之久。这十一年间，邹文怀经受冰与火的洗礼，一面扶摇直上，权柄日增；另一方面，收入微薄，财富增长缓慢，43岁这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自立门户。

邹文怀比邵逸夫年轻20岁。对他而言，邵逸夫既是老板，也是老师，正是邵逸夫把他引入陌生的电影行当，委以重任，塑造成统揽全局的多面手。邵逸夫的电影理念、商业格局启蒙并影响了邹文怀的商业理念。时隔多年，他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邵逸夫见面时的情形。

结识邵逸夫之前，邹文怀是一名年轻有为的记者。1949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92新闻系毕业后，邹文怀来港从事新闻工作，从“报业大亨”胡文虎创办的《英文虎报》谋得一份体育记者差事，后来又任职《南华早报》和“美国之音”。93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回港后急欲组建管理团队，力邀著名报人吴嘉棠主持宣传工作，吴嘉棠志不在此，于是向邵逸夫推荐了邹文怀。94

邹文怀和邵逸夫在半岛酒店的餐厅有了第一次会面，三个小时的长谈，他最终“决定跟他做”，成为邵逸夫“到香港来第二个用的人”。第三人就邵逸夫的老朋友周杜文。邵逸夫担任董事长，主管发行和行政，周杜文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运营，邹文怀则为宣传部主任。

陌生领域的新工作一度让邹文怀心灰意冷，邵逸夫极力开解，带着他从拆解、分析电影剧本做起，激发了他对电影的兴趣和热情。邹文怀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的共同点是，容易陷入自我纠结的“死胡同”，一旦解开心结，便可能大放异彩。邹文怀进步之神速可谓“一日千里”，凭借卓尔不群的营销本领，很快成为邵逸夫的左膀右臂。凡经过邹文怀“营销圣手”点化，影片无不大卖，也因此，他在“邵氏兄弟”的地位与日俱增。从宣传主任、制片经理，一路扶摇直上，升职为副总经理。名义上他虽是“三号人物”，但实权已然凌驾于周杜文之上。

邵逸夫给了邹文怀自行招兵买马的“特权”，他任命了不少故交好友进入邵氏，譬如何冠昌、梁风等人。这些人此前均怀才不遇，在注重人才的邵氏则如鱼得水。邹文怀以此搭建起自己的管理体系，最后竟到了权倾一时的地步。张彻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或由他亲自处理，或经他才上达邵逸夫，所以似乎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

洞悉邹文怀的才能、抱负和野心，张彻才敢说“放人”。除了金钱，邹文怀在邵氏获得了可以获得的一切，事到如今，“邵氏兄弟”已无法满足他的要求，邵逸夫也只能放任自流。

不论邹文怀在“邵氏兄弟”如何努力，始终无法改变“打工仔”这一身份性质，挣着固定的薪水，却操着一份当老板的心。比这个事实更沉重的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那份无奈。

1969年，邵逸夫红颜知己方逸华的加盟，使邹文怀“一人之下”的地位也不保了。

方逸华18岁在新加坡登台开唱，被邵逸夫慧眼识中，两人结识多年，邵逸夫对她赏识有加，这让邹文怀对自身处境产生了危机感。另一方面，邵逸夫削减电影预算，向电视业转移的做法，与邹文怀存在严重的分歧，促使邹文怀开始谋划另起炉灶。

1970年，邹文怀脱离邵氏，带领何冠昌、梁风等一干亲信，以40万港币创办嘉禾影业公司。何冠昌是邹文怀多年至交，两人都是学新闻出身，在上海读大学时就认识。创办嘉禾过程中，他与邹文怀出资最多，梁风等人投资较少，是小股东。

嘉禾影业区区40万港币的资本额甚至不足以建立自有片场，根本不是“邵氏兄弟”的对手，但邹文怀极富侵略性的做派却让邵逸夫大为不快。如果说他拉走何冠昌、梁风等心腹旧部尚可接受，那么私下拉拢邵氏旗下艺员赶拍《独臂刀大战盲侠》，则彻底触怒了邵逸夫，两方最终对簿公堂。

拍摄于1967年的《独臂刀》是“邵氏兄弟”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开启了香港电影百万票房大关。“独臂刀”三字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1969年邵氏拍摄《独臂刀王》再次取得轰动，便是最好的证明。95深谙营销宣传之道的邹文怀自然明白“独臂刀”三字价值，早在正式脱离邵氏之前，他就开始秘密筹划《独臂刀大战盲侠》，挖走《独臂刀》男主角，寻找制片方，一切计议已定，在台湾秘密拍摄，意欲让嘉禾一炮打响，不料最后还是走漏了风声。

消息传到邵逸夫耳中，一向平和的他竟大为光火，直斥邹文怀“食碗面反碗底”。《独臂刀大战盲侠》上映后，邵逸夫不惜亲自出马，以侵犯版权为由，径直将嘉禾告上法庭。邹文怀对此亦有准备，以自己曾参与《独臂刀》创作和制片为由，大打版权“擦边球”，赢得一审胜诉。

邵逸夫没有就此罢休，马上组织律师展开上诉，看来他是想把新生的嘉禾扼杀在襁褓之中。

嘉禾在官司上花费了百万港币，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再来一场诉讼，即便不能拖垮它，也会挫伤锐气，打乱阵脚，牵制发展。这才是邵逸夫真正的战略意图。

竞争是商业世界永恒的主题，残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你永远无法确认，谁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深谋远虑与随机应变同等重要，取胜关键在于，因势利导的制衡。

邹文怀计划精细，本想不动声色借助邵氏名声迅速崛起，没想却授人以柄，致使财力薄弱的嘉禾陷入困境。邵逸夫看似忠厚的外表下，是一颗商人的精明算计之心，竞争正是他所擅长的，在他手中，不利形势也可转化为反攻利器。邹文怀与他比起来，到底还是嫩了三分。

香港商界普遍不看好邹文怀，无论从资金规模、艺员阵容，还是发行网络和硬件设备上看，嘉禾都无法与“邵氏兄弟”相提并论。当时，人们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理，看待嘉禾与邵氏之争，而大多数人在下意识中，其实早已预判嘉禾“死刑”。就连邹文怀、何冠昌也明白这是一场苦战，因此抱定决心，一上来就试图先声夺人，以期赢得时间和机会，却被邵氏拖入诉讼的泥潭。

版权官司打了一年之久，直到《独臂刀大战盲侠》下线，仍未分出胜负。互不服气的两家再起事端，邵氏启用原班人马拍摄《新独臂刀》，嘉禾录用拉拢过来的《独臂刀》主角王羽自导自演《独臂拳王》，前者收获票房150万，后者为100万。“独臂刀”这个品牌在双方的对攻战中大放异彩，双方均是受益者，相比而言，嘉禾与邵氏还有不小的差距。

邵逸夫不会给嘉禾多少时间，他将当年对付“叛将”李翰祥的那套办法故伎重施，用来打压邹文怀。一面在影片摄制上展开正面交锋，一面利用邵氏庞大的院线资源，封锁嘉禾电影上映。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邹文怀勉力经营，凭借出色口才、独特卖点、优质内容，从陆运涛家族国泰机构开始，一一敲开香港影院大门，最后就连“邵氏父子”也对嘉禾敞开怀抱。96

支撑邹文怀挺过难关的，是对邵逸夫和“邵氏兄弟”的深刻了解，是对市场的灵活变通和对合纵连横策略的成功运用，是对机会的捕捉、珍视和把握，以及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人物。这个人物的出现，一举扭转了嘉禾的不利态势，使之获得与“邵氏兄弟”分庭抗礼的基本实力。

这个人，就是李小龙。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漂泊美国、尚未绽露星光的普通演员。

赴美第十一个年头，李小龙忽然厌倦了美国生活。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后，他开办过武馆、客串过电视剧，还在零星几部电影中担任过无足轻重的角色。总而言之，他在美国发展并不顺利。

1970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李小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了回港拍片的意愿。他当时虽没有什么叫得响的作品，但总归是好莱坞华人演员，又有一身好功夫，加上童年时代出演电影攒下的人气，还是引得香港众多电影公司疯抢。97

李小龙唯独看中规模最大、名头最响的“邵氏兄弟”。他自恃身价，提出“个人片酬1万，制作经费不少于60万”等要求，吓退了那些财力薄弱的小公司，最后只剩嘉禾和“邵氏兄弟”。嘉禾本不抱太大希望，它毕竟在资金上不是邵氏对手，不料李小龙竟然和“邵氏兄弟”谈崩了，邹文怀趁机入手，抓住了这棵“摇钱树”。

原来邵逸夫看走了眼，并没有把李小龙当回事。对李小龙提出的条件，邵逸夫坚持按公司规矩办事，与他签订长约，支付固定薪酬。邵逸夫向来重视人才，正是在他的操办下，“邵氏兄弟”、TVB才成为香港独一无二的“明星梦工场”。饶是如此，原则性极强的他也不会为谁坏了规矩，以致经常被批“吝啬”、“小气”。实际上，尊重规则、遵守契约，本是基本的商业常识，邵逸夫不过是为了让公司运转更为有序、高效，但是，他却因此忽略了“人的因素”。

在邵逸夫的头脑中，演员、导演、制片……所有人都在围绕“邵氏兄弟”运转，每个人都是这台“商业机器”工业化流水作业的一枚零件。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始于好莱坞八大影业公司98的制片厂制度99。

这种制度下，老板坐镇指挥，制片人主导一切，其余人员均是公司职员，付出劳动，领取工资，除此之外，无权要求更多。这种过分强调组织感和纪律性的“电影工厂”模式，在将电影制造推入工业化轨道之后开始展现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因它严重妨害了电影创意和个体才华的发挥，逐渐被世界各大电影公司弃用。

邵氏旧臣李翰祥、邹文怀的出走，正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制度的预警，但这似乎并未引起邵逸夫真正的重视。

成功者多有过度自信的倾向，他们对赖以成功的既定模式深信不疑，以至于错过一次又一次修正机会。如果无法顺应潮流，突破局限，他们必将面临市场的无情拷问，并付出应有的代价。邵逸夫对制片厂制度的固执，激走了一个个得力部下，现在又将错失一代巨星。

面对强势的邵逸夫，李小龙作出让步，要邵氏寄来剧本，薪酬可以再商量。

但邵逸夫派头十足，坚持让他回港面谈。邵氏的怠慢让自视甚高的李小龙气愤难当，索性不再与其谈合作。邹文怀得知此事，当即派人赴美游说，许以丰厚回报，终于将李小龙拉拢到嘉禾旗下。

某种程度上，邹文怀是制片厂制度的受害者，在“邵氏兄弟”任职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这一制度的弊端，从邵氏辞职后，他极力避免陷入同一误区，以全新的分配制度促成李小龙的加盟。

李小龙为嘉禾拍摄两部影片，一部《唐山大兄》、一部《精武门》，双双刷新香港票房记录，从300万跃升400万港币。邹文怀则在香港首开先河推行分红制度，与李小龙按照约定的比例提取分红，两部影片让嘉禾与李小龙名利双收，达到双赢的局面。

在上述合作的基础上，嘉禾与李小龙在美国合资创建一家新公司Concord Productions Inc.（协和影业），作为李小龙电影的拍摄、制作和发行机构，双方各出资一半，均分股权。

邹文怀代表嘉禾担任主席，主要负责筹集资金，而李小龙尽演员本职即可，这就是嘉禾“卫星公司”制度的雏形。协和成立后，首部作品即是奠定李小龙影坛地位的《猛龙过江》，票房一举突破500万港元，嘉禾大赚一笔自不待言，更印证了“卫星公司”策略的可行。

扶植有潜力的演员成立独立制片公司，分摊成本、分享收益、捆绑发展，逐渐发展为嘉禾的长期战略。许冠文的“许氏”、成龙的“威禾”、洪金宝的“宝禾”均是这一制度催生的产物。

星光耀眼的李小龙为嘉禾带去滚滚财源，让与其失之交臂的邵逸夫平添几分失落和懊恼。正值此际，邵氏旧臣李翰祥从台湾铩羽而归，邵逸夫摒弃前嫌将其招致麾下，拍摄大量风月电影，才算挽回一些票房颓势。不过，“邵氏兄弟”仍是以量取胜，不及嘉禾每部影片都能大卖。

李小龙与嘉禾的联盟让邵逸夫忧患不已。他担心的是，借助李小龙的名气，嘉禾横扫香港影坛，不断加剧“邵氏兄弟”的人才流失和票房流失。然而，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邵氏当红女星丁佩100家中离奇猝死，留下一段众说纷纭的谜案，嘉禾的上升势头被拦腰斩断。

邵逸夫认为，少了李小龙，嘉禾便不足为惧，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旗下一名演员投奔嘉禾而去。邵逸夫起初并不以为意，但没过多久，嘉禾就因此人的加入风生水起，令邵逸夫大失颜面。

1973年，邵氏兄弟旗下新秀演员许冠文把一部自编的电影剧本拿给老板邵逸夫过目。

许冠文四弟许冠杰当时已是嘉禾签约艺人，许冠文希望像嘉禾那样，与“邵氏兄弟”五五分成，被邵逸夫以剧本太差为由拒绝。这时，邹文怀不失时机地出现，将不得志的许冠文招致嘉禾麾下。

许冠文本是TVB电视节目主持人，1972年受李翰祥之邀，主演了生平第一部影片《大军阀》而一炮走红。邹文怀看中许冠文出众的幽默感和搞笑才能，扶植他与许冠文创办许氏兄弟公司，与嘉禾合作拍片。

1974年，许冠文自导自演的《鬼马双星》上映，以625万港币创下香港新的票房纪录。耐人寻味的是，这部为嘉禾赢得满堂彩的影片，正是被邵逸夫拒绝的那个剧本。

邹文怀与邵逸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慷慨大度，善于妥协，愿意放弃部分利益，吸引人才加盟，制造双赢局面。

外界认为邵逸夫锱铢必较，过于刻薄，一再把原本属于他的人才拱手让给嘉禾。但邹文怀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邵逸夫“并不是真的刻薄”，而是不肯放下姿态，考虑一下员工的利益，这实际上是邵逸夫坚守制片厂制度的体现。这种制度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成功，几乎垄断香港影业，强化了他的制度信仰，因而不可能为谁作出改变。

邹文怀是作为挑战者出现的，他没有邵逸夫的优势，这便决定了他为了争取资源必须有所妥协。作为制片厂制度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邹文怀对“邵氏兄弟”的弊端可以说了如指掌，这一职业经历促使他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将演员、导演作为对等合作者，而不是仅供驱使的下属。

不过分地说，邹文怀是洞悉人性、调配资源的高手。如果说邵逸夫是一位崇尚规则和规模的工业家，那么邹文怀就是一位鬼斧神工、出奇制胜的战略家。工业家不一定是好的战略家，但一流的战略家在生产上必定独树一帜。嘉禾资金少、人员少、规模小，一开始就遭遇邵氏阻击，如此不利的背景下，居然节节走高，风头日盛，正是邹文怀的资源调度使然。

邹文怀以嘉禾为投资方、发行方，以卫星公司为制作方，撬动电影产业链更加高效地运转。如此一来，嘉禾不必像“邵氏兄弟”那样承担庞大的员工薪水开支，当然也无须面对空档期产能闲置的压力，因此摆脱了邵氏那种流水线作业的积弊，将释放出来的人力和财力集中投入到关键领域。

许冠文的走红即是这一战略的最好证明。在分红制度的激励下，许冠文为嘉禾拍摄了大量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几乎每部都能刷新港片票房纪录，及时消弭了李小龙逝世对嘉禾造成的震荡。此后，洪金宝、成龙、元彪、徐克等人的归附，更使嘉禾势力迅猛壮大。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嘉禾逐步取代“邵氏兄弟”在香港影坛的王者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邵逸夫接管TVB，邵氏影视帝国的天平上，“邵氏兄弟”的势头一落千丈，终于在1987年停产结业。

在此之前，嘉禾与邵氏放下成见，合作拍摄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影片。然而，邵逸夫与邹文怀之间的干戈恩怨却非一夕可解，被借题发挥了多年。“邵氏兄弟”结业次年，邵逸夫便与TVB合组大都会影业，但演员阵容、剧本质量根本无法与嘉禾相提并论，只是保留一线残脉。

1998年，嘉禾租用二十年之久的片场被港府收回，邹文怀踌躇满志地竞标将军澳地块101，准备打造新片场，不料邵逸夫半路杀出，联合六家香港电影公司抢先一步得手。

此前一年，嘉禾联合创始人何冠昌去世102，90岁高龄的邵逸夫再度打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旗号，大有卷土重来之意。然而，将军澳地块搁置多年，邵逸夫并不急于动工，摆明是让邹文怀难做。

1999年，嘉禾因财务问题清盘重组，此后一蹶不振，最终于2008年被内地商人伍克波收购。103至此，嘉禾易主，邹文怀与邵逸夫的累恩怨怨，也因邹文怀的退出而烟消云散。

熟识邵逸夫、邹文怀的张彻曾这样评价两人：“无邵逸夫的勤奋，香港电影不能如此‘高速起飞’，形成继好莱坞之后的‘制造梦境的工场’；无邹文怀的善于放权，不能从工场解脱而迅速建立独立制片人制度，在工场衰落后，香港电影就不免会有一个时期处于低潮，如美国、日本。两人先后相承，维持了香港电影二十余年的繁荣局面，不得不说是‘气运’。”

然而，“气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不论是邹文怀，或者邵逸夫，还是其他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