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他认为无与伦比的学术氛围。在去哈佛大学游玩了一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如此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因。他回想起在哈佛商学院旁听的一堂课上，教授对于迟到的人非常苛刻。教授认为那些迟到的学生都是游手好闲的人，并不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他认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与按时上课同样重要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有学生在电子工程教授杰里·萨斯曼（Jerry Sussman）的课上迟到时，“萨斯曼的第一个问题是：‘很显然你在做比上课更有趣的事情，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这样我们也能够参与其中并给你提供更多的想法和建议。’”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让他的思维更加严密也更愿意冒险。尽管他称赞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系统是世界上最棒的，但他也提到教育者必须明白“真正有趣的东西肯定是发生在课程和课堂之外的”。
在访问亚洲国家时，他常被问到“如何激励年轻人进行创新”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给设施完备的工作室提供免费的食物”，这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他坚信要给那些潜在的创新者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家，”格里菲斯说，“尽管我的妻子让我将它写在护照申请表的工作栏中。对我来说，‘发明’一词显得过于自傲。”在他的印象中，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那你的思维肯定是非常跳跃的。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或者一个能够很好地应用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他眼里，麻省理工学院那种“极端的自由”是一种深切的关怀。
格里菲斯深信团队的力量，反对传统的“伟大的发明家”形象。“我希望你能在这本书中消除那种流传了几个世纪的可怕的刻板印象。”他说。
格里菲斯并不否认个体能够产生伟大的想法。他认为，当这些想法与其他的想法融合后，能够产生更加大的价值。“创新是在一群有创造力的人中产生的，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竞争，”他说，“我从未见过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创新。”
格里菲斯的观点和典型的“伟人工匠”托马斯·爱迪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实践中，两者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爱迪生虽然是他的实验室中主要产生创意的人，他仍然有多个助手帮助他排除那些不合理的想法，持续改进好的创意。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作变成了工匠精神中至关重要的元素。爱迪生生活在现代技术启蒙时期，100多年后高级的创新通常需要整个团队的努力。格里菲斯说，如今，所有的独立创新者都在发明“永动机和园艺工具”。而那些被认为是真正的创新者的，都是一大群有不同技能的聪明人的组织，这些人相互欣赏、相互重视、技能互补。
格里菲斯在描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的电子印刷项目时画了一张图，在他们的团队里，非常有天赋的技术人员和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能力的人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我的特长就是重新制造17世纪林布兰特时代的印刷机，”他说，“我们还有一位擅长使用工业和农业中的化学品的化学家，一位擅长激光技术的物理学家和一位非常善于制造机器人的机械工程师。”格里菲斯似乎想说，在创造一些从未有过的新东西时，人们无法明确什么样的背景是最重要的。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来说，它并不是人的集合，而是制造影印设备和纳米技术印刷设备所需的技能的集合，这些技能在创新实现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格里菲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合成生物学（遗传物质被重新配置产生新的化学制剂和药品，甚至是新的生命形态）领域的先驱曾经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伊·科斯林），而物理学家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发明了振动鞋垫，帮助老年人保持平衡。“在合成生物学的先驱中，没有一位是生物学家出身。”
格里菲斯断言，那些看起来最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会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解决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团队作战就会让问题变得简单。格里菲斯很明白，私人冲突会让原本可能成功的项目遭遇失败。“我越来越意识到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的重要，”他笑着说，“不管他们多聪明、多能干，要真正地做好一件事情，团队中不能有任何一个可恶的人。”
格里菲斯认为，他的工匠行为存在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寻求能够解决世界环境问题的新产品，包括他的市政固体废弃物处理解决方案、电子书、高海拔风力发电。第二条主线是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交叉学科（爱迪生的电话和留声机也属于这一类）。“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和这两个方向有关的。”
我认为格里菲斯的第二条主线更为有趣，但我并不否认拯救我们的星球这项行动的巨大价值。格里菲斯提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计算”，这个概念囊括的范围非常大，环保类创新都能够与之结合。计算机就是一台编程机器，可以自动执行一连串的数字和逻辑运算。在材料科学中，重要的是基于材料特性的工程设计，而这些特性又是由分子或细胞层面的因素决定的。材料工程的前沿技术包括探究细胞、基因以及其他微观结构，试图通过适当改造，将其变成能够编程的机器，麻省理工学院就有研究机构在做这些事情。
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青蒿素（青蒿的提取物）是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第三世界国家中每年都有约5亿人感染疟疾，100万人会因此死亡，其中大多是儿童。青蒿素非常有效，常常供不应求。21世纪初，杰伊·科斯林和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想法：用其他有机体的基因片段制造出一种细胞，让其像一个微型机器一样工作，生产出远远超过现有方法能够生产的青蒿素。
斯林从盖茨基金会拿到了4 200万美元资助后，成立了一家名为阿米瑞斯生物技术的公司（现在叫作艾米瑞斯公司），在10年内将单体细胞青蒿素的产量提升了100万倍。疟疾治疗的成本也从10美元降到了1美元。从2012年开始，他又提高了合成青蒿素的产能，扩大了分销渠道。
在格里菲斯的创新或发明计划中，所有的材料在人类的改造下都能展现出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他解释说，水、气压、生物都具有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人们的改造，可以与其他系统关联起来，更有效地处理问题，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大项目的一部分，实现更加宏伟的目标。格里菲斯提醒人们，第一台电脑的发明让人们最终生产出了提花编织机。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所有的事物都能够编程计算。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一些几乎无法辩驳的论据表明虚拟工匠与传统的手工艺工匠是一样的，在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将会是两者结合产生的。“我们不得不将很多的产品和服务虚拟化，从而减少能源消耗。令我们欣慰的是，大量的聪明人在这个领域中工作。”格里菲斯说。透过格里菲斯的环境问题和材料工程两条主线，虚拟的工匠行为（无论是金融还是谷歌搜索引擎）是减少当代文明的碳足迹、提升人类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格里菲斯的绿色价值观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我和他通过网络用Skype交流就让他非常高兴，这节省了大量的能源（我不必再坐飞机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进行采访）。“我希望Skype能够像谷歌一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他说。
他还建议为绿色领域的创新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新能源（包括核能）汽车领域。
格里菲斯认为，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变化巨大。20世纪初期，有众多的独立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中，“人们拥有那个时代最好的工具”。这种实验室再也不可能出现了，“部分是因为现在人们可以选择的工具太多了”。无法组建一个综合型的实验室就意味着创新在当前这个时代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产业研究院、政府资助的研究院和大学研究院是创新的中心，这些研究院都很好，“但是我最不看好的就是政府资助的研究院”，因为“这种模式日渐衰退了”。有一些企业的实验室有非常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格里菲斯说：“我们国家缺少那种10~20人规模的实验室。”
关于理想中的工作环境，他说他最喜欢在一个18～24人的攻坚团队中工作，但他也有些悲观地提到，自己以及提到的那些当代工匠很少有人能够将超过25%的时间花在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筹集实现想法所需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上了。我并不是说只有在当代才有这种事情。“达·芬奇肯定也花了大把的时间与企业周旋，才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格里菲斯说笑道。
格里菲斯对于成功的工匠的认识也是基于团队层面的。他认为创新产品对于其他创新者的启发意义比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更加重要。他用迪恩·卡门最有名的发明做例子。“在10年内，我们都认为赛格威是一项天才的发明，”格里菲斯说，“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在它面前我们就像是一个白痴，但那才是城市交通应该有的解决方案。很不幸，迪恩的思维过于超前，但他的发明影响了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东西。丰田和欧洲的公司开始从那个角度思考未来的汽车。”他也提到了自己在马卡尼电力（Makani Power）的工作：“它让很多人转变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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