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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帙浩繁《资本论》

时间:2023-08-2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节 卷帙浩繁《资本论》在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中,第23、24、25、26卷分别是《资本论》的第1、2、3、4卷。这五卷是《资本论》的前期手稿。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3]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尚未完成。至此,《资本论》四大卷全部出版完毕。

第三节 卷帙浩繁《资本论》

在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中,第23、24、25、26卷(分Ⅰ、Ⅱ、Ⅲ册)分别是《资本论》的第1、2、3、4卷。与《资本论》有关的卷是:

第13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资本论》的前身;

第46卷(上、下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第47、48卷——《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第49卷——〔资本论〕第一册、第二册手稿;

第50卷——〔资本论〕第二册手稿。这五卷是《资本论》的前期手稿。

《资本论》及其手稿总共有10卷13册,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摞起来高0.47米。在册数上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53册的四分之一,在高度上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6米的四分之一。《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40年、耗尽毕生精力所著的一部大部头著作。其他的都是一些书信、论文和一些小不点著作,而且这些内容还与《资本论》有重复交叉的部分。所以,按照《资本论》的重要性来说,它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超过四分之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被评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0部著作之一,马克思也因此被评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0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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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及相关著作高0.47米

一、《资本论》的艰难写作

《资本论》的写作从1843年开始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共用了40年。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1849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45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俱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12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伦敦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煌煌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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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3]

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尚未完成。

二、《资本论》的艰难出版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手稿交给恩格斯;

1885年6月下旬,《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94年12月上旬,《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1895年5月5日,恩格斯与世长辞,手稿交给考茨基;

1905年,《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之第Ⅰ册和第Ⅱ册出版;

1910年,《剩余价值学说史》第Ⅲ册出版。至此,《资本论》四大卷全部出版完毕。前后绵延43年,世界上哪一部著作的出版能与《资本论》相比呢?

三、《资本论》的艰难翻译

《资本论》的原文是德文,以后被陆续翻译为法文、英文、俄文、日文、中文等不同版本,在全世界传播。

《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先有内容介绍,而后有译本出版。从最早介绍马克思和《资本论》,到中文全译本出版,绵延了38年之久。

1.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最早译稿

1921年,由北京大学19个学生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筹集了127元的购书费,购买了英、德、法文版的《马克思全集》。该会的翻译组在李大钊的提议下,着手翻译《资本论》。德文翻译组的七八个同学在老师的帮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翻译出了第一卷。可是这个译稿限于当时条件没能印出来。据当时参加翻译的罗章龙回忆,后来把这个译稿交给陈启修教授。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资本论》译稿。虽然已成了永难发掘的乌有之物,但他对以后的翻译起过参考作用。陈启修1930年出版的《资本论》译本就参照过这个译稿。

2.郭沫若翻译《资本论》的计划

1924年11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上海中华学艺社的学艺大学筹备工作,并预定为这所未来大学的未来教授。离大学办成还有相当长时间,闲着无以维持一家生活,因此决定利用筹备中的空闲时间翻译《资本论》,要求商务出版,在翻译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若干生活费。商务编译所的庶务主任何公干很赞助。郭沫若想,日本的高畠素之费了10年时间译完《资本论》,译毕即逝。他准备5年译完,表示如能译完《资本论》而死,也是一种光荣的死。然而,商务的编审会上却没有通过他的计划。说是译其他任何名著都可以,《资本论》确有不便。郭沫若为此项工作未能如愿而大憾。

3.陈启修的第一个《资本论》译本问世

陈启修,号惺农,后改名豹隐,四川中江人。留学日本时是和上肇的学生。“五四”前后因在北京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驰名,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原理十讲》《经济学讲话》等,在早期传播《资本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他辞去《中央日报》总编职务,脱党蛰居日本。在日本期间,参照研究会的译稿,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成为第一分册,1930年3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后由潘冬舟续译第二至四篇,成为第二、三、四分册,分别于1932年8月、1933年1月,在北平由东亚书店出版。

4.侯外庐、王慎明(思华)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历史学家侯外庐曾为翻译《资本论》呕心沥血地工作了10年。1927年他在法国开始翻译《资本论》。经过3年努力,翻译了第一卷的二十章。1930年回国后继续翻译。1932年,他与王思华合作重译,计划把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尽快翻译出版。1932年9月,以前七章为内容的上册,由王思华借垫200元出版费,通过北平新华印刷厂印刷,以虚拟的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1936年6月,由北平世界名著译社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册(即第三篇第八章至第四篇第十三章)、下册(即第五篇第十四章至第七篇第二十五章),译者署名玉枢(侯外庐)、右铭(王思华)。此后不久,王思华去延安,由侯外庐独自续译。太原沦陷前夕,他把全部译稿托付续范亭将军带去延安,不幸在途中与日寇遭遇时都化为灰烬。

5.吴半农、千家驹的译本

1932年下半年,吴半农据英译本译成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章),由千家驹校对后,通过胡适交商务印书馆印行。商务印书馆以需向当局送审为由,迟迟不出书。多次催询也无结果,他们就不想翻译下去了。直到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才予出版。但这时的吴半农和千家驹已各奔前程,他们想翻译《资本论》全译本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6.郭大力、王亚南完成了《资本论》的全译本

郭大力计划和王亚南合作翻译三大卷的《资本论》,可是没有一家书店敢于承担。他找到艾思奇,艾思奇和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郑易里商量,尽管该社财力有限,仍决定接受出版,于是和郭大力签订了约稿合同,每月分别支付两位译者预支版税80元。第一卷译好后,抗战爆发,读书生活出版社大部职工迁去汉口、重庆,郑易里、郑效洵少数人留在上海。郭大力只好回到江西赣州老家继续从事翻译。译就一部分便寄往汉口黄洛峰,黄洛峰再寄给上海的郑易里。第一卷还请了章汉夫校阅认可,再由郑易里核校、编辑、整理。读书生活社从汉口迁重庆后,郭大力便将译稿直接寄给上海的郑易里。不到两年,3卷全部译完。读书生活出版社黄洛峰学习胡愈之在“孤岛”的上海创造三个月出版《鲁迅全集》20大卷的奇迹的经验,决定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在上海出版《资本论》,专门派了万国钧等人从武汉来上海,安排《资本论》的出版事宜,第1版出版3000套。请郭大力从赣州来上海,与郑易里共同主持《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由郑易里、郭大力看校样。也是用了3个月时间,突击完成《资本论》三大卷的出版工作。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齐了第三卷。从此,《资本论》全译本问世了。

出书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用20大箱运往广州,不幸随着广州沦陷,全部遭受损失。只好一小包一小包分散运往内地、延安、苏北解放区。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请郑易里带了特大皮箱装着《资本论》的全部纸型,绕道越南海防去内地,不料途中被扣。幸有在越南的留学法国老友乔丕成说情才得以放行。经过昆明,长途跋涉到了重庆,受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的欢迎。重庆没有白报纸,只好用土纸印了一版。新中国建立后,译者对该书再次作了校订,由三联书店出版。[4]

7.中央编译局的全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版翻译,并参照了苏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校订的俄文译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后来收入1972~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内。

《资本论》在我国传播颇为艰难曲折。稽查近代中国史,未必有第二部书的出版发行这样耗时费力。《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很困难,发行也很不容易。陈启修和潘冬舟的译本被列为禁书,侯外庐、王思华的译本只得自费用乌有出版社秘密印行,吴半农、千家驹的译本几乎早已荡然无存。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卷本的出版发行,也经历了许多波折。第一版2000多部运往西南大后方的途中悉数毁于广州,其他部分在发行中,也遇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香港的英国当局不准用挂号邮寄《资本论》。驻海防的法国军队没收过境的《资本论》。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虽然不敢公开查禁,但对《资本论》的发行仍是百般刁难。抗战胜利后,194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重印2000部,主要运往解放区。1949年,在哈尔滨印3000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资本论》才得以大量发行。

我国台湾省也于1990年出版了《资本论》中文译本,吴家驷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四、《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

《资本论》前三卷有190多万字,加上第四卷有300万字,真可谓卷帙浩繁。

《资本论》的原理适合于全世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朝着《资本论》所说的方向来了,比如农民工进城、职工下岗、经济危机、两极分化等等。简直是英国的再版。

我认为不分国家、不分党派、不分职业,每个人都应该读《资本论》。《资本论》的原理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据估计全世界约有30亿人读过《资本论》。所有经济类、哲学类专业的学生都可能或多或少的读过《资本论》,不懂《资本论》就不懂经济学。

不同时期学习《资本论》有不同的目的。延安时期学习《资本论》是为了革命;改革开放之后学习《资本论》是为了指导经济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结合自己的阅历、知识学习《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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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圈画过的《资本论》

1.毛泽东读《资本论》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资本论》便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一生读过多种版本的《资本论》,并且对书中许多章节、段落作了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资本论》是为了革命。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读《资本论》。他在晚年曾说过有很多问题要同马克思探讨。

2.陈长捷读《资本论》

陈长捷,国民党天津守军将领,被解放军俘虏。陈长捷出自对共产党的仇恨,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嫉妒,更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到《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只身开进“已知己,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资本论》第二卷第587页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一般不能没有国外贸易。”陈长捷的顶批是:“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竞争,国外市场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国外市场是有限度的。并且国内市场不能帮助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如此看来,国外市场并不是受溺者理想的陆地(战争何尝不是一个道理)。”

3.张贤亮读《资本论》

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曾风靡一时。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曾引起一时的轰动。张贤亮的文学素养不是来自于文学名著,也不是什么文学教程、文艺理论。张贤亮自己说,他的文学营养完全归功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人生最好年华的时候,张贤亮身处劳改农场。当时,除了一本《资本论》外,什么书也找不到,有些书也不能读。于是,一本《资本论》,张贤亮不知读了多少遍。

数十年后,当张贤亮成为知名作家后,他很有感触地说,他的全部文学收益来自于纯经济政治的《资本论》。这是许多人无法想象到的。

在这窒息的真空中,如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里描述的人物,出于一种本能的读书爱好,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也是管理者所允许的透气的缝隙,那就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我炕头的草席旁边摆满了请别人替我从农场图书馆借来的马恩列斯的大部头著作(那是红卫兵清除图书馆的“封资修”后唯一允许保存和出借的图书),一本一本和砖头似的。农场干部有时也到我们单身汉居住的寒舍来分派农活,看了竟以为我是拿他们当做枕头用的,也不过问。然而对于我,回到那间四面透风的土坯房,不管别的农工怎样吵闹,我一翻开书卷,就有一股强烈而清新的气流扑面而来。每一个读者当然对书中有关自己境遇和命运的话语最感兴趣。

——张贤亮《小说中国》,第14页 

张贤亮读《资本论》的目的是要用《资本论》来分析研究自己的境遇和命运。

4.农民工读《资本论》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曾到北京太平庄建筑工地体验了一下民工的生活,发现民工中竟然有买《资本论》的,而30元的书价差不多是一天的工钱。那位买《资本论》的民工说:我想知道,包工头到底是怎样剥削我们的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句话中所含有的愤怒和不满。我们也知道,看《资本论》的民工不多,但有这种情绪的肯定不少。看脱衣舞则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那么,看《资本论》是表明民工有足够的觉悟和阅读水平了吗?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当他们不能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时,会以当年工人看资本家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包工头,看待今天的社会,看待身边的不公平,如此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5.我读《资本论》

我读《资本论》是为了解决大学里留下来的疑惑,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历了漫长的18年,还不知道未来在何时。

五、《资本论》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一生有两大重要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包括了这两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虽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资本论》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

《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资本论》也没有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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