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深处的两个问题

◎内心深处的两个问题

当我开始关于创造的思考时，我便开始沉浸于一团交织着痛苦与欢愉的混沌之中了。是什么引起了创造——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创造？是“创造”引起了创造吗？我企图能抓住创造的动因的一线亮光。

我有时只是隐隐感到，有时，却又无比强烈地感到，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某种奇妙难言的感受。我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来传达这种感受。是的，至今也未能，以后也许也不能。然而，为了把思考进行下去，我不得不勉强找一个词来形容和传达这种感受。我所要用的这个词就是：惶恐不安。它在这个问题上的传达力显得如此微弱，而且又缺乏足够的准确性，但毕竟它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词，并且至少是一个带点生动色彩的词——这可以使我们的思考不至于一开始就陷入枯燥无味的境地。（这种问题的思考，有时的确会显得枯燥无味的。）好吧，让我们就从“惶恐不安”开始我们的思考吧。

基于对“惶恐不安”做的必要的解释，下面的话应该不会像一只苹果突然掉落在您的头上令您感到突然。

是的，我如此不确定地感到，整个人类都处于惶恐不安之中。这种惶恐不安也许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出现时便出现了——出现在第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这是人类先天的惶恐。这种惶恐不安源于两个最主要的始点的缺失，或者说是源于两个最主要的始点的不确定性：一是人不知“存在”何时开始存在；一是人不知“我”的存在开始于何时。

“存在”始于何时何处

“存在”何时开始存在，对人类而言将永远是个谜。如果“存在”的始点存在的话，那么这一始点又存在于何处呢？如果这一始点的确存在于某处，那它又怎会是“存在”的始点呢？

在“存在”问题上，我们会感到我们思考的困境。让我们从不知始于何时何处的“存在”退一步，而以宇宙的起源来说明这种困境吧。因为“宇宙”这个已被大家熟知的名词所代表的“存在”似乎离我们的思考的“触须”更近一些。关于宇宙的静态论和动态论是现代科学界所谙熟的，而自从“红移”现象^[1]的发现，宇宙动态论开始为较大多数人所接受。静态宇宙的尺度不随时间而改变。爱因斯坦在他的方程式的探索中发现他的方程要求宇宙随时间的流逝膨胀或收缩。他似乎缺乏预言宇宙膨胀的信心，从数学上引入了某种斥力以对抗作用在物质上的引力的拉拽。这种力如果包含入广义相对论，就可得到所谓的爱因斯坦静态宇宙。1922年，数学家和大气物理学家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经过研究爱因斯坦的计算结果作出了宇宙不可能是静态的预言，并说服了爱因斯坦，使其认识到他所引入的额外斥力（宇宙学常数）是没有意义的，从而使爱因斯坦修正后的广义相对论更具伟大的科学意义。1932年，哈勃（Edwin Hubble）的观测证实了弗里德曼的预言。哈勃在仔细测定许多星系光谱中特征谱线的位置后，证实了遥远星系的红化意味着它们的光波波长正在变长。他认为，光波变长是宇宙正在膨胀的结果。于是，宇宙动态的膨胀理论的科学性大为增强。1965年，罗伯特·彭兹亚斯（Robert Penzias）和阿诺·威尔逊（Arno Wilson）发现了宇宙背景热辐射，使大爆炸理论被更多的人接受。大约150亿年前，时间、空间和物质肇始于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爆炸事件——这就是大爆炸之说最简单的表述。

然而，不论宇宙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是稳恒的或是膨胀的、是暴胀或是以一定速率膨胀，我们却最终还是要面临一个存在的问题。如果宇宙是天生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存在”怎么会存在呢？“天生”是一个饱含不确性的词，因为我们无法认识“存在”之因，所以我们以“天生”一词来解释，其实这只不过是对“存在”之始的不确定的含糊的掩饰。

如果宇宙是始自于大爆炸，并且是始自于一个趋向于“无”的点，那么趋向于“无”即是“有”，“有”即是存在，那么这一个“有”又存在于何处呢？现代宇宙学的推理和推测赋予这个“有”稍稍一点实在的轮廓。比如，以现代宇宙学的推算，当我们的宇宙年龄为10^－35秒时，它应是被压缩于一个半径约为3毫米的区域中。那么这一半径为3毫米的“有”置身于何处呢？它的置身之处不是“宇宙”，是“无”吗？或是人们常说的“虚空”呢？按此推论，宇宙的体积的扩大是对“无”或“虚空”的一种占有，“无”和“虚空”既然可以被占有，则应是有体积的，也即是说它们肯定存在。这就陷于近乎荒谬的境地，即“无”或“虚空”也是存在。那么，“无”或“虚空”又存在于何处呢？谁可以清楚地回答呢？

如果宇宙是始自于大爆炸，并且是始自于“无”（大爆炸理论的确是认为大爆炸之前时空、物质皆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更直接地问，“无”在何时产生“有”呢？因为时间在大爆炸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这一问中的何时是不可确定的。我们的“时间”是无法说明“存在”的本身进程的“时间”。此外，“无”又怎能、又如何产生“有”呢？“有”是有物性的，然而在“有”和本质的“无”之间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缺，也可以说是无限趋向于“无”的“有”和“无”之间的空缺。美国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Veinberg）提出的最初三分钟和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中提出的大爆炸最初一万亿亿亿亿分之一秒的概念都是试图填补和说明上面所说的那块神秘的空缺。“有”何时和如何产生在人类面前的确是个难解之谜。如果以我们的逻辑推论，有物性的“有”应由有物性的“无”产生，“无”如有物性则必然是存在的。这同样也陷入了一个死圈，即“无”存在于何处又产生于何时？

现代宇宙学同样面临着解释宇宙始点的问题。现代宇宙学提出了母宇宙、子宇宙等概念以进行这方面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这些同样也逃脱不了上面所说的始点的不确定性的死循环。

我们还应该想到的是，宇宙的存在并不等于“存在”的存在。宇宙何时开始存在和如何开始存在尚且无法确定地解释，又如何去解释“存在”本身何时开始存在又如何开始存在呢？

现代宇宙学的“触手”远不能及人的“思”的域限，而人的“思”的翅膀又永远不可能使“思”真正飞达“存在”的始点。“思”无法冲出死循环的罗网。

现代宇宙学尚且不能帮助我们完全科学地、实证地、精确地找到“存在”的始点，那么，我们又怎能企图从现代或古代的哲学家那儿找到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答案呢？我们又怎能企望我们的祖先找到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答案呢？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生活于“存在”始点缺失的先天的惶恐不安之中。也许，人类永远也无法真正消除这种先天的惶恐。

“我”始于何时何处

人不知“我”的存在始于何时听起来也显得荒谬离奇。的确，人类学家们到目前为止对于人类史前时代的总的轮廓已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一致。现代考古人类学的研究基本上认为人类的史前时代大致存在着四个关键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约700万年以前，类似猿的动物转变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即所谓的人的系统本身的起源。第二阶段是700万年到200万年前之间。这是两足行走的物种的繁衍阶段，两足的猿经过生物学所谓的适应辐射过程演化成许多不同的物种。第三阶段是人属的出现，大约在300万到200万年前之间。这个阶段，众多繁衍的人的物种之中有一个物种脑子明显变大。这一支发展成后来的直立人和最终的智人。第四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即具有语言、意识的人的进化。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的人的系统本身的起源，直到现代意义上的有思维的、具有语言能力的人的出现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时间。人似乎可以说“人”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了。然而，只要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其中仍有我们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首先，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人”于什么时候出现是现代人类学去研究遥远的祖先的结果，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性质的“人”是后来的旁观者对遥远的客体的界定。“人”这一个符号本身是后来者的一项伟大发明。第一个出现的人——让我们称他为“A”（我们先回避“人”这个概念）——应该有“A”的思维。有“A”的思维的A会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时候“我”开始存在了吗？意识到“我”的存在的始点永远是模糊的、不可确定的。退一步说，现代人的思维已足够发达，然而任何一个具有高级思维的现代人，他能否说出——精确地说出“我”的存在始于何时吗？他也许能说出他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甚至能说出某时开始记事，但要他精确地说出他何时意识到“我”的存在的开始却似乎永远不可能。你能吗？现代人尚且不能，第一个出现的“A”难道能吗？而“A”之后的“B”、“C”、“D”……又怎能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说清“A”什么时候意识到他的存在的开始呢？“B”、“C”、“D”……又能否说清他们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了呢？“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的确有点道理，然而，“思”的始点是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点，而“存在”是存在本身。我们对于任何一点只能无限接近，却似乎永无能力到达——真正完全的到达。“思”的始点的不确定性即是“我”的存在的始点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