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上海率先转型研究 总报告 B版
一、“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
“十二五”时期是全球经济从失衡走向再平衡的后危机时代，也是中国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球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新的变化将对中国与上海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国内经济社会各种变量的调整将成为上海发展的直接约束条件。只有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厘清发展中各种变量的关系和变化，立足于上海的实际，才能谋划好上海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一）国际背景和全球化的发展新趋势
“十二五”时期，全球将步入后危机时代，影响全球经济政治的多个变量将进行再调整，从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看，以下六大变量将出现新的变化：
1.世界经济再平衡
总体上，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未来五年，全球经济从复苏走向再平衡将构成后危机时代发展的主基调。但是，由于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完全解决，全球经济从失衡走向再平衡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从内容上来看，世界经济再平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再平衡。全球经济增长总体走势将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有高有低，参差错落。根据目前世界各国公布的数据，世界经济运行在2009年基本触底，2011—2015年将基本以“反思”、“重振”为主，短期内仍将保持低速增长态势，甚至有可能出现由于区域性经济危机而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但是，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主要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判断是积极的，并且认为全球经济有可能在新一轮科技创新的推动下进入新的长周期经济增长阶段。
二是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危机发生之后，世界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发达经济体主导作用下降，东亚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心东移。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造成深刻影响，特别是危机发源地美国，其国家经济实力已经出现不可挽回的下降，欧洲发达国家也普遍遭遇重创。而与之相反，由于新兴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较“硬”，受到伤害也较小。两相比较，折射出世界经济整体格局的变动趋势。从区域格局上来看，未来五年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东亚经济在全球天平上的比重增加。
三是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再平衡。危机使经济全球化内涵出现新变化，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出现结构性调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性投资和发达国家生产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功能性全球化不断加速，并在21世纪前10年达到顶峰。但与功能性全球化迅猛推进相比，制度性全球化发展却相对滞后。本次全球性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都在进行深度反思，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基调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普遍遭受质疑，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干预程度都有上升趋势，对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外国商品进口、传统产业的跨国转移都设置重重障碍，短期内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将受到阻滞。另外，西方国家国内消费与储蓄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国际效应，带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
2.金融秩序再构造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必然呈现再重构，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
一是不同金融中心影响力相对消长。金融危机对全球市场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后危机时代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将继续出现影响力的消长，国际金融中心的漂移进一步加快。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大的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崛起新的金融中心，中国、印度等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关注。
二是国际货币格局动荡调整。后危机时代，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变化，国际货币格局将会动荡调整。美元为主、其他货币为辅的“一主多元格局”不会改变，但多元化方向演变的趋势仍将进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货币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不同货币圈可能会形成并加剧竞争。
三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继续深化，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将会得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得到强化。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继续提升，在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全球金融体制再构造对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和进一步国际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会得到提升，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也会增强，人民币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提高，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在力量消长的演变中出现更多机会。
3.贸易格局再调整
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趋势仍将持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要贸易体的力量对比出现变化。后危机时代，新型经济体的贸易力量继续得到加强，区域性贸易更加活跃，区域贸易市场的重要性发生变化，贸易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竞争和摩擦。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会进一步体现，从而加剧贸易竞争和摩擦，特别是随着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会大幅增多(1)。
三是全球贸易结构发生变动。美国等发达市场去杠杆化、增加储蓄和降低消费需求的趋势不会改变，美国和东亚之间贸易分工格局会出现变动。从贸易产品结构看，工业制成品的进一步集中是亚太地区贸易结构的主要趋势，特别是与电子类有关的贸易品还将进一步增强。
四是全球贸易规则进行调整。后危机时代，多哈回合谈判会重启并可能在多个领域达成协议，贸易规则将会得到调整。此外，随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热点，贸易的绿色壁垒也将增加。
全球贸易再调整过程中中国贸易地位上升的同时，贸易摩擦和纠纷也将增多。如何提高贸易产品结构的层次，增加高端产品的出口将成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提升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此外，提高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贸易规则也将会为中国成为贸易强国提供有利条件。
4.新兴产业再创新
危机孕育新技术革命。后危机时代将加速技术创新，这种全球技术再创新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新技术革命成为危机后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危机后的新技术革命往往会成为经济快速从危机中复苏的主要动力。全球在目前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更多创新，通过供给创造需求，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可能。
二是新技术将催生新兴产业。从物联网到智慧地球，从智能电网、智能能源网到新能源科技革命(2)以及低碳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新技术孕育着新兴产业的扩张和崛起，这将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是新技术可能改变传统工业化。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新技术将会对传统产业再渗透、升级和改造并可能改变传统工业化。
全球技术再创新将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竞争，中国在许多新技术领域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能否抓住未来新技术变革的机会并在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占据先导地位，将决定中国能否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取得竞争优势。
5.城市网络再转型
后危机时代，全球城市将实现新的转型，推动全球城市分化发展。
一是全球城市的网络化。全球城市国际化基础上的网络化将进一步加深，在嵌入全球城市网络的过程中，提高信息、金融、贸易等在内的网络量和速度，形成城市联盟，努力成为网络的关键节点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
二是全球城市的功能提升。城市发展将会更加重视城市功能的提升，注重发展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尤其是低碳概念的提出，建立低碳城市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是全球城市分工的调整。后危机时代全球城市将会根据动态比较优势，适应性调整城市分工，形成具有特色并有竞争力的价值城市。
全球城市的再调整，对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是一个重大机遇。能否通过信息流量、要素流量等规模和速度的提升形成关键的城市网络节点将关乎上海国际化竞争能力；而能否在国际分工中获取竞争优势并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紧跟乃至领先潮流，将决定上海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
6.全球治理再博弈
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博弈趋势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趋势上看全球治理再博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范围扩大。全球治理将在经济、气候、安全、社会等方面展开，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地区治理为全球治理提供经验和模式，但是不能取代全球治理。主要大国以地区治理为基础，争取在全球治理中赢得更大影响力。
二是全球治理主体增加。后危机时代，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和地位的提升，全球治理主体将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作用，需要不同国家承担相应的国际社会责任，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三是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后危机时代，变革全球治理机制已成为共识，改革国际治理体制，加强国际监管，强化对话和协商将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内容。
全球治理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博弈过程中，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并通过合作中的博弈，谋取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
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化大都市，正在努力致力于建设全球城市，将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过程也是上海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因此必将受到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从失衡走向再平衡的系列重大因素和新变量的冲击与影响，特别是金融体制变革、贸易格局变化、全球经济新调整、全球新技术创新、全球共同治理、低碳经济发展等这些新趋势和新变量会对上海经济社会率先转型和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国内背景和新的发展变量
“十二五”时期，上海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主要体现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心调整以及由于这种变化和调整对上海发展依托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上海“十二五”发展的国内环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理念的变化，也就是指导中国“十二五”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的变化及对上海的影响；二是“十二五”期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政策变量变化及其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三是上海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及中央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展望未来五年，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变化构成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宏观背景。
1.发展方式新战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十二五”发展的主线，并且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五个方面新内涵。一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二是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三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五是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国家发展方式转型首先要改变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目标导致经济社会的许多矛盾日益突出，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将更加侧重分配优先的发展目标，缓解收入分配中的突出矛盾。
“十二五”期间，上海发展也将遵循国家发展的战略主线，突出上海发展的率先转型，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导向作用，改革评价指标体系。
2.区域合作新趋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合作将呈现以下新的趋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国家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是东中西区域发展格局在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十一五”期间出现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高于东部地区的情况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动态调整并在中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强化，从而改变东快西慢的格局(3)。
二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将会加快，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将产生区域内部的同城化效应，有利于区域内部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区域内城市之间将从“对话性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将成为基本态势。
三是城市化进程将会提速。“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提速，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凸显。此外，建立低碳城市将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的改变，上海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将率先为进入经济低速增长做好准备并通过城市化进程加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在主动融入长三角发展过程中，上海未来需要进一步协调区域内城市分工，通过城市协作和城市群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3.产业升级新内涵
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是否健康高效、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全面协调可持续。调整经济结构，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环节，加快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一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十二五”时期仍然是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产业升级将会更注重新型工业化，通过信息技术和低碳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并通过技术创新催生一批新兴产业。
二是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大力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努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产业升级将从制造走向创造，从低端走向高端，从分散走向集聚，实现产业的高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显著提高技术要素的水平和供给保障能力。即将过去的“十一五”时期，我国科技发展进入了重要跃升期，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格局已基本形成。“十二五”时期，国家将通过深入实施科技规划纲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济社会走上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轨道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四是努力推进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产业升级。“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大力发展服务业并通过产业融合与产业联动发展，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产业结构
后危机时代，东中西增长格局趋势的进一步变化和稳固，西快东慢的发展格局将会进一步缩小东中西之间的发展差异。事实上，从2009年全年的统计数据看，经济增长超过12％的地区有16个，西部地区占了7个，中部地区有5个，占了75％的比例。内蒙古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达到17％，重庆、四川、广西等也在增速的前五名。相关内容参见沈桂龙：《后危机时代的中国FDI：环境约束变化趋势与政策调整》，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上海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产业升级上应通过梯度转移适应全国的工业化加速并通过技术创新把握全球低碳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建立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
4.社会建设新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倾向。“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领域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和挑战，未来五年，着力解决社会发展滞后问题，社会建设面临许多新任务。
一是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解决劳动者报酬过低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发展要在“十二五”期间提升内在质量、实现制度精细化、让参保者得到更多实惠，取得实质性进展。“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解决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加大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人民群众对衣食住行、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质量要求会更高，多样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需求将全面快速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大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特别是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加大，以解决社会公共产品的相对稀缺和结构失衡问题。
“十二五”期间，上海需要遵循国家总体发展要求，解决具有全国共性的社会建设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丰富和拓展社会事业的内容。
5.改革深化新动力
展望国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构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改革释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活力，提升社会发展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共识。未来的改革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大到全社会领域，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到发展现代农业，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到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都将进入新一轮改革的深水区。改革深化将会为经济社会带来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一是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十二五”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紧密围绕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体制性瓶颈问题，破解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破解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约束，克服财富分配为内核的重大民生问题的体制症结，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是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基层社区组织的建设，大力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化解诸多不稳定因素。“十一五”期末启动的医药卫生、教育体制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十二五”期间将进入加快推进阶段。住房、就业、社保、收入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均需迈出实质性步伐，惠及民生。
三是全面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许多挑战并不在经济社会本身，而在政府职能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上。各级政府需要把更多精力从主导经济增长转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更大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提高社会事业的管理服务水平。
上海作为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政府管理能力较强的城市，面临的所有制压力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压力要高于全国总体的改革发展要求，“十二五”期间，需要在所有制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建设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性政府。“十二五”期间，上海需要在社会管理体制的健全上取得有效突破，解决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取得更多进展。
6.开放升级新引擎
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开放升级将会为经济社会提供新的发展引擎。
一是进一步创新开放模式。“十二五”期间，我国长期依靠政策激励、粗放发展的开放模式将转到制度优化、效益提升的开放模式上来，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性和可持续。
二是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电信业和一些只允许国有企业进入的行业也都将对外资开放，从而加剧行业竞争的范围和力度。
三是进一步理顺开放体制。“十二五”期间，我国原来地区竞争性的开放将转向地区协同性的开放，将外资利用放到整个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考虑，降低外资利用成本，提高外资利用效益。
四是进一步明确开放导向。“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对外开放将会与对内开放更好地结合起来，并从外资引进为主转到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并重方面。我国将通过主动开放、融入全球化，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形成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国内环境。
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将率先进入外资利用的拐点阶段，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上海的对外投资日趋增多，如何在开放中做好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工作将是“十二五”期间上海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在开放战略的升级上，上海需要率先在外资利用方面走向效益型和制度化的开放模式。上海也应该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融入长三角的大背景下考虑开放问题，并为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上海的经验。
二、“十二五”期间上海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重大问题
“十二五”时期是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重要时期，也是加速建设“四个中心”，充分利用世博会效应推动城市发展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重大现实难题。
（一）“十二五”上海发展阶段定位
与即将过去的“十一五”相比，上海的“十二五”发展不管是在外部环境上还是在自身发展阶段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不同。“十一五”可以看作是自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城市高速发展阶段的结尾，而“十二五”则是上海面向新的发展环境，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规划新一轮更加恢宏发展的新起点。转型的“阵痛”和城市发展步入一个相对成熟阶段后的经济社会现实难题构成这一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1.“四个中心”功能全面提升阶段
“十一五”时期，上海基本完成了“四个中心”框架的建设并且明确了下一步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突破方向，这为下一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十二五”时期是上海进入“四个中心”建设的功能全面提升阶段，这要求更扎实地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并在更广泛的领域全面展开。在这个阶段里，所谓“四个中心”功能的全面提升，就是要求从有形的中心建设推向无形的中心建设，从资源型的中心建设推向知识型的中心建设，从离散型的中心建设推向网络型的中心建设。显然，“十二五”的各项工作必须切实围绕“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不仅要重点突出，而且要有节有序。
2.从世博建设到世博效应阶段
2010年的世博会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对上海硬实力的提升方面，而且会对城市软实力的增强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随着世博会的结束，“世博后效应”将在“十二五”时期加速释放，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能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世博后效应”将会给上海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给上海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二是“世博后效应”将会促进社会文化交流，提升城市软实力；三是“世博后效应”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功能；四是“世博后效应”引导城市向高端发展，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与此同时，上海世博会的结束，也标志着短时期、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告一段落，给经济发展留下的缺口在“十二五”时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来弥补，这既给上海发挥“世博后效应”、切实改变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也给上海启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提出新的要求。
3.经济增长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从上海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十一五”时期，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要素资源的紧缺和节能、减排的力度增大，使得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这表明，在“十二五”时期，传统资源依赖型的传统工业化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迫切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建设转型，全面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4)。在这一阶段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加速转变，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统一和有机协调变得更为迫切。
4.社会发展进入协调推进阶段
“十一五”时期，上海的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外发达地区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相对不足，人口导入与公共服务之间矛盾较为突出，民生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城乡统筹尚需加强突破的力度。“十二五”时期，上海必须在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着力解决群众“三最”问题(5)，进一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事业水平，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十二五”上海面临的重大机遇
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为四个层次的特征，即来自上海世博会的后续效应机遇、来自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发展机遇、来自国家战略聚焦的政策创新机遇和来自全球产业洗牌的产业发展机遇。
1.世博成功举办带来的“世博后效应”机遇
“十二五”是上海世博会举办后的五年，这一期间要特别重视世博对上海软硬资源的改造，充分利用世博后效应，实现上海硬软资源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讲，一是世博网络群的形成是提升上海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世博网络群包括国家主体网络、国际组织网络、跨国公司网络、国际媒体网络和非政府组织（NGO）网络等；这些不同层次的网络将上海与世界各国及其组织密切地联系起来，是上海在世博后继续展示城市形象、提升上海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二是世博技术群的形成是上海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引擎。本届世博会展示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成果以及贯穿于其中的“低碳、绿色、环保”理念，这类科技成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催化剂，也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之一，对促进新兴战略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三是世博产业群的形成是上海发展服务经济的突破点。以往历届世博会发展经验证明，世博会举办之后带动了城市服务经济的发展。因此，上海要在“十二五”期间重视世博产业群的联动性和持续性，在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大力促进文化创意、旅游观光、休闲购物、商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四是世博体制经验的获得是城市综合治理方式优化的思想库。本届世博展示的各种城市管理体制以及各种城市要素的组合结构（如产业、气候、水源、地缘、人口、宗教文化等），这可以为促进上海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提供经验，有利于为上海建设“魅力都市，宜居家园”提供借鉴。
2.长三角一体化加速发展带来的空间发展机遇
在2012年至2020年间，长三角要建设成为我国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和世界城市群(6)。在此目标之下，“十二五”时期是集中力量攻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内在缺陷和发展障碍的关键时期。对上海来讲，这意味着上海融入长三角的深度和广度将会加速，将为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具体来讲，一是有利于上海在长三角、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二是有利于上海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三是有利于上海利用长三角乃至国内的丰富资本、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较发达的基础设施等优势，承接高端研发制造和服务外包等更高层次的国际产业转移，全面推动上海产业调整升级；四是有利于上海抓住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3.国家战略聚焦下的政策创新机遇
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战略聚焦也是上海所拥有的重要发展机遇。从浦东开发开放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国家战略一直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发达地区并没有在资金和项目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却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更大的战略性支持，包括中央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支持，对浦东、南汇合并的批复等。因此，国家层面所给予的战略支持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结合“十二五”来看，中央又明确提出了上海实现率先转型的目标任务，这个目标带有很大的压力，但也蕴涵了中央对上海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视程度。而且，接下来中央很可能会对上海建设贸易中心提出支持性意见。因此，“十二五”时期，上海不一定能够从中央那里获得多少物质上的支持，但极有可能得到国家战略聚焦下的政策创新机遇，这同样是一种难以获得的战略机遇。
4.全球产业洗牌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将掀起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以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为方向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也将加速，这对上海先进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抢占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以“智慧地球”为引领的新一轮全球智能化将促进全球智能产业的扩张，这对于上海的电子信息与信息服务产业是一个利好消息，有助于加快推动上海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
此外，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前两年，上海就开始考虑并着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速社会发展。因此，相对于全国许多城市而言，上海在发展转型方面既有事前的思想准备，也有一定的先期政策积累。这种优势，是上海在“十二五”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优势。
（三）“十二五”时期上海面临的重大问题
“十二五”时期是上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重要时期，也是加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公平、和谐、有竞争力的全球城市的重要时期。必须看到，对目前的上海而言，还存在着许多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1.增长动力不足
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上海的城市发展需要经历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发展目标将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二是发展要素将从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拉动转向创新、创意等现代要素的拉动。但在“十二五”时期，这两大转变很难确保在这短短的五年里全面完成。主要的问题是前期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弱化，而新的动力还没有真正形成。其主要的表现有：一是前期依靠工业投资和外资增长的动力日益受到土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而创新能力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尚未发展成为主导动力；二是前期依靠对外出口增长的动力在危机后逐步萎缩，而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动力还受到劳动者报酬率过低的严重制约，内需动力尚在孕育之中；三是前期依靠传统工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增长的动力严重遭受产能过剩的约束，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还大都比较弱小，尚须进一步壮大。
在多年依靠投资驱动的背景下，上海的投资结构面临着亟待转型的要求。据统计，2008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4 800多亿元，2009年达到5 200多亿元，每平方公里投资几乎达1亿元（不包括崇明），投入强度已经很大，很难再有更大的投资空间。
此外，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方向还不是很明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技术等都有可能主导今后的产业技术革命，同时在国内城市竞争加剧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争夺产业制高点日趋激烈。这给上海布局新兴主导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如果没有抓住产业技术革命的方向，上海丧失的也许不是一个产业，而是整个城市发展的领先地位(7)。
2.产业结构失调
“十一五”时期，上海确立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但直到现在，这一发展方向尚未全面实现，并出现了三大产业结构失调现象。第一种表现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失调。各国发展实践表明，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不能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对立起来。但在上海，至少在局部范围内还没有形成服务业是工业的补充而不是大规模替代工业的普遍认识。日本和德国的经验都表明，即使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增加，但这些国家的繁荣程度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仍然取决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第二种表现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失调。上海制造业的“高增长、低效益”现象十分突出，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大多数制造业仍然未摆脱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以上海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为例，它们的附加值都较低，即使是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等，由于许多中间产品依靠进口，因而最终在上海形成的附加值也不高(8)，这表明了在产业的价值链结构中，上海尚未能抓住附加值高的环节。第三种表现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调。很长一段时期里，上海非常强调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相对忽视了中高端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如娱乐服务、健身保健服务、医学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其结果是不利于上海从生产研发型大都市向生活宜居型大都市的转变，更不利于促进外来高收入阶层消费规模的扩张。此外，服务业结构升级问题存在被忽视的现象造成上海现有服务业的消费对象难以突破地理界限，带来恶性竞争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
3.空间结构失衡
“十二五”时期，上海的空间结构面临着双重转变的要求：一是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要从传统单中心向多轴多心的转变；二是城市整体要从自我发展向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转变。但从目前的情况分析，空间结构的转变还面临着许多阻力，甚至会进一步加重空间结构失衡的程度。具体来讲，引起城市内部空间失衡加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上海郊区新城规模普遍过小，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普遍不足，对吸引中心城区的居民和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向郊区搬迁的引力不够；二是中心城、郊区和新城间缺乏缓冲区域，未能形成层级体系，直接制约了新城发展对中心城区压力的疏解；三是城市扩张的内在动力和城市化的外在推力，进一步加剧单中心极化的发展趋势。与此不同，引起城市争议空间结构失衡的原因也主要有三个：一是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城市首位度偏低，首位城市的作用偏弱(9)；二是各城市的角色定位不够明确，致使区域经济合作“重外轻内”，区域发展的内部关联度低，城市间联系松散；三是城市群域城镇体系布局中的产业仍属粗放型经济。从结果上看，空间结构失衡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纠正和解决，将造成资源配置和空间布局无法有效对接，严重抑制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标。
4.体制机制不活
深化体制改革是上海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关键。从大的方面讲，体制改革包括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革、建设“两高一少”(10)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制约城市转型的体制和政策创新几个方面。从小的方面讲，涉及上海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的方方面面的体制转换问题。仅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上海在体制改革上主要面临三个大的困境：一是政府管理仍然延续了工业化时代的专业化、大批量、流水线式的模式。直到目前，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框架下，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政府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还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二是现有职能管理机构众多，但分工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比如，随着上海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社会公共事务也日趋膨胀并随之出现许多新领域、新形态、新问题，但现有的职能部门之间针对这些综合性管理问题还没有形成有效分工，不到位、不配套、不衔接和不适应的现象严重。三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缺乏创新，而且社会参与度不高。在强政府的背景下，上海各级领导与部属之间以及上级与下级之间缺乏互动关系，下级缺乏创新意愿，对领导决策失误、执行错误多数人都是熟视无睹。而且，各级政府部门对体制机制和发展政策的评价基本上仍全面维持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因缺乏自下而上的反馈和评价机制，造成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社会公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偏低，现有体制机制缺乏活力。
5.社会发展滞后
虽然上海在“十一五”期间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十二五”时期上海要想以更大的力度促进社会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难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如何破解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难题。长期以来，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模式的作用下，上海的社会发展存在被过度挤压的现象。进入“十二五”以后，这种现象需要纠正。但在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观念指导下，社会发展的突破点在哪里，如何增强各级部门执行动力，考核的指标该怎样设计。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落实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与前一时期相比，上海在住房、就业、医疗等方面矛盾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热点。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大量的社会投资，但资金究竟该怎样使用才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怎样避免大量政府资金注入社会发展后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十二五”时期的阶段任务如何确定。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在收入分配领域中获得重大突破。接下来的五年里，“四个中心”和郊区新城将加快建设步伐，而新一轮的人口和产业结构也将出现快速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乡差距，如何解决城市内部收入分层化，如何解决分配机会不公，如何解决低收入群体保障等问题都变得非常复杂。
（四）制约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
客观地讲，上海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还面临着如此之多、如此之难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上海多年来长期积压的发展瓶颈还没有彻底解决。
1.瓶颈之一：“局部改革的陷阱”
在“十二五”时期，上海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创新意识去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但这恰恰是上海所面临的最大瓶颈。形象地讲，这一瓶颈就是“局部改革的陷阱”。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利益集团化阻碍改革的深入进行。目前，上海有两大利益集团在阻碍改革。第一种是个别政府官员和地方企业形成的利益集团。第二种是政府与公共产品垄断部门的利益集团。例如上海电信无线宽带资费一直在全国高居不下，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成本所致，不如说是垄断所致。上海电信正是利用了其在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才能制定出如此高昂的宽带资费价格。二是思想不够解放导致干部队伍精神状态不佳。在经济社会全面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各级部门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这是今后上海一切工作的前提。但目前的上海却存在着严重的创新不足、干部精神状态不佳的问题，在许多人心里，把创新看作“闯祸”，把固守看作是稳定，这种意识不利于上海的发展。
2.瓶颈之二：人力资本瓶颈
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制造业领域的科技创新还是服务业领域的经营创新，都需要以高级人才资源的充分供给为基础。而目前上海在高级人才资源方面，既存在总量不足，更存在结构性缺陷。上海的创新型人才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中技术人员数量不足，高水平人才更少，而先进制造业所急需的高级人才更是严重短缺。据调查，上海尽管近年来企业技术工人的人员比例超过50％，但高级技师的比例仅占总技术工人的0.1％左右，技师和高级工也仅仅分别占1.1％和6.1％；而在发达国家，高级技术工人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要超过35％。服务业高端人才也极为缺乏，如上海金融人才仅6.3万人，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均在30万人以上。根据有关研究预测，伴随着上海金融业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所需的从业人员和中高等学历的专业人才日益短缺，而且相对于上海市的高校和职业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还不能满足这么大量的服务型人才需求增长量的要求。
此外，上海还是全国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地区，也是全国进入最早和程度最高的老龄型城市。根据相关研究显示，退休人员是上海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从2010年到2020年，60岁或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每年增加17万。到2020年，上海人口约1/3是由59岁以上人群组成，这将会改变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给它的经济和财政增添巨大的压力。
3.瓶颈之三：资源环境瓶颈
上海人口众多、产业密集，能源原材料紧张、土地资源紧缺，资源和环境约束瓶颈十分突出。
（1）土地瓶颈。上海城市土地面积为6 340.5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06％。与北京、天津等直辖市比较，上海土地面积只有北京的37.7％、天津的56％，而上海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北京市和天津市。从目前情况看，上海人均耕地仅约0.26亩，每年新增建设用地已经减少到5万亩（约33.33平方公里），但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来计算，上海每年新增人口即便维持在50万人的水平（2002—2007年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长47万人，而且此后有加速增长趋势），由新增人口所带来的建设土地需求的最高标准就超出了5万亩的限制，这还不考虑原先城乡常住居民生活改善以及发展新兴产业和投资建设新项目所需土地。
表1 规划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
（2）能源瓶颈。近10年来，上海市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超过8％。2008年能源总消耗已超过计划亿吨标准煤，提前超过“十一五”规划目标。从能源消费趋势和供给能力看，“十二五”时期，上海的能源缺口将不断扩大。另外，依据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名义能源强度指标（吨标准煤/万元当年GDP），我们可以发现，2007年上海市万元GDP能耗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日本的3.6倍、德国的4.5倍、英国的5.4倍。不仅如此，从使用结构上看，1990—2007年间上海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达11.7％，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2.8％；而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4.7％，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1.8％(11)。由此可见，第三产业节能问题非常突出。
（3）生态瓶颈。在碳约束时代，生态是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硬约束条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8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上海是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最严重的城市。另据一份2009年国外研究资料，美国华盛顿现在是世界城市中耗能和排放最多的，不过在同等规模的城市当中，上海是最高的，但是上海GDP只有华盛顿的1/4—1/3。显然，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研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硬约束因素。
三、“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方位
“十二五”时期，正值世界经历全球危机后国际格局动荡重构谋求再平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上海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内在动力机制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未来五年，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大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主动进行适应性调整，同时根据上海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进行战略性谋划，突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在新起点上推进上海的科学发展、率先转型，体现上海在全国发展转型中的战略前导地位和引领作用。
（一）上海“十二五”发展主线：坚持科学发展，推动率先转型
确定五年发展规划的战略主线，必须综合考虑未来五年上海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自身中长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统筹考量、规划实施阶段影响上海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一个能够统率上海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贯穿整个五年规划始终的总体发展思路，从而达到凝聚发展共识，形成发展合力，实现经济社会各层面协同发展的引领作用。综合起来，上海“十二五”规划应以“坚持科学发展、推进率先转型”作为发展主线。
1.发展主线要适应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变化
未来五年，上海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趋势性特征已经日渐清晰。“十二五”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加速转型构成这一阶段世界变化和国内发展的两个基本趋势特征，“变革”、“调整”、“重构”、“再塑”构成未来五年上海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主基调。适应这种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上海的发展战略思路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需要从认清大势、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高度，积极谋划上海“十二五”发展思路，以“率先转型”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转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引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再一次跃升。
2.发展主线要符合上海发展的国家战略定位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以国家战略定位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历史上看，上海的发展也一直处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把上海摆在建设独立工业生产体系，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发展前沿的战略基点位置，发挥带动中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先是在中国渐进式开放战略中担当“后卫”角色，为国家整体开放战略的深入探索作出重要贡献。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逐渐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后卫”转变为改革开放的“前锋”，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王牌”。进入21世纪后，上海积极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把国家的创新战略放在突出的位置。展望“十二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旋律，上海也要呼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这一新变化，通过“率先转型”体现上海的国家战略定位提升。
3.发展主线要突破上海发展阶段性瓶颈约束
自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已经经历了连续超过2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在“十二五”时期支撑上海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面临越来越多的资源瓶颈约束和机制体制挑战，很难支撑上海经济按照原有路径和模式继续发展。过去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主要依赖引进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以外部市场为主的出口拉动，“十二五”时期，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随着上海商务成本的上升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外部市场需求缩减会对原有“四个中心”的建设路径产生影响。从城市发展动力来看，投资拉动在经历世博会大规模投资后，难以找到新的大型投资项目，而创新动力又在短期内难挑大任。面对这些阶段性发展瓶颈和制约因素的挑战，上海也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发展模式上实现率先转型，迎接下一轮更加恢宏的新发展。
4.发展主线要体现上海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
在“十二五”时期“率先转型”也是呼应上海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推动上海实现阶段性跨越发展的战略要求。根据国务院对上海中长期城市发展规划的目标定位，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设成为包括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经济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许多学者甚至提出未来上海要建设成为与伦敦、纽约、东京等一样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城市。但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上海在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空间形态、人才储备、文化软实力等诸多方面与全球城市相比还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未来上海要向全球城市或者世界级城市迈进，必须顺应世界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率先推进自身的产业转型、城市空间转型、社会生活转型以及城市功能转型。
（二）“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率先转型的核心内涵
上海在“十二五”发展时期的“率先转型”，既要呼应国家总体发展转型的目标方位，又要充分体现上海自身发展转型的地方特点；既要考虑上海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又要充分体现“十二五”时期上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对上海“十二五”规划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和城市中长期发展目标定位的综合考虑，“十二五”发展阶段推进上海“率先转型”的基本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发展目标转型：从提升城市经济实力转向建设全球城市
长期以来，上海的发展一直以提升经济实力为主要目标。从1986年提出建设太平洋西岸经济、贸易中心的目标以来，上海的城市发展目标历经8次更新，到目前形成了以“四个中心”、“四个率先”(12)为主要标志的发展目标定位。但到目前为止，上海的发展目标还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虽然历次发展规划也都涉及社会、文化目标，但基本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而进行的环境支撑，社会、文化目标的细化、深化、实化无从谈起，以致经济战略面临瓶颈，社会文化战略干脆跛脚。目前，上海已经开始在社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着手进行战略性部署与变革。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应当努力实现发展目标的转型，特别是向提升城市“软实力”方向转型，不断提升上海的国际影响和辐射能量。
2.发展理念转型：从“竞争·超越”转向“服务·协同”
在过去20年中，上海发展主要以“竞争”为主线，从“十五”计划的“综合竞争力”到“十一五”规划的“国际竞争力”，上海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充分利用所具有的政策、区位和要素优势，通过会聚国际国内发展资源，构筑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高地”，不断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实现各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发展战略也面临重大调整，上海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都有了新的变化，城市发展的战略主线也要根据这种变化进行方向性调整。未来五年，上海的发展基调需要从“竞争”转向“服务”上来，发展战略导向应从“超越”转向“协同”上来。所谓“服务、协同”，就是要让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避免与周边城市和地区进行同位竞争，让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目标定位以及区域一体化态势保持更加密切的战略协同，充分发挥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综合要素优势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和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3.发展重心转型：从城市形态建设转向城市综合功能提升
城市形态是指一个城市的全面实体组成或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式。有形的城市形态主要包括城市区域内城市布点形式，城市规划空间几何形态。无形的城市形态指城市的社会、文化等各无形要素的空间分布形式。城市功能则是基于城市形态之上的作用体系，是城市形态的最终价值体现。上海将于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基于这一战略进程安排，在“十五”、“十一五”时期，上海城市发展和“四个中心”建设主要以形态建设为主构建“四个中心”的基本框架，但到了“十二五”时期，上海的发展重心应该转向全面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丰富“四个中心”的功能内涵。
4.发展动力转型：从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开放来进行资本大投入、大合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支撑以投资为主和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十二五”时期后，由世博会带动的城市基础建设投资告一段落，甚至由于世博会透支，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一个低谷阶段。在产业投资方面，受资源、要素、空间的约束，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型投资项目落户上海的可能性也不大。未来五年，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应当构成上海“率先转型”的重中之重。
5.发展路径转型：从资源能源消耗型转向低碳生态型发展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初步显现，以低碳竞争力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竞争已经上演。低碳城市发展涉及消费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一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低碳转型是上海未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大都市的必经之途，上海的“十二五”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低碳转型，并对此做出回应。
6.产业结构转型：从“二、三”并重转向“二、三”融合发展
“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心在于经济结构转型，而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在于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以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体系，为“四个中心”建设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十二五”时期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应当在这一方向上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二、三”产业融合上取得新进展，着眼于提升产业能级，培育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率先转型提供经济结构支撑。
7.空间布局转型：从单中心城市空间转向多中心城市结构
长期以来，上海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延续“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经济要素先在中心城区集聚，然后逐渐向城市外围连续性扩张，形成层层递推的城市发展环形空间结构模式。“十一五”期间，上海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布局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空间结构调整，但无论是从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交通规划还是城市用地和住宅建设等城市空间要素利用的各方面来看，仍未改变单一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未来五年，上海的城市发展需要在空间结构上进行有效突破，根据产业结构重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位，城际交通网络的建设延伸，上海应着力构建与大都市区经济功能相配套的市域城市群网络结构框架和立体式的城市功能空间格局。
8.治理模式转型：从“强政府”模式到政社合作治理模式
“强政府”是上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曾经在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以来，上海以政府之手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强势捏合和配置资源，推进一些重大项目和关键性产业发展，发展壮大了一批重点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为城市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功能的快速提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到了城市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上海的“强政府”必须逐渐退出，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给予民间资本更大的发展空间。考虑到上海发展的阶段以及对发展模式与路径的依赖性，“十二五”时期上海的发展转型还不能完全放弃“强政府”模式，而是要让社会有更多的参与空间，形成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达成上海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三）推进上海“十二五”率先转型的战略方位：立足“先”，强调“率”
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转型的战略难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场全球性转型中，中国没有可供参考的模式范本。从国内发展全局来看，上海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是在传统发展模式路径上最先遭遇瓶颈约束的城市和地区，国内也没有可供上海参考的转型经验。面对国际国内转型竞争大潮，上海需要率先在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上实现转型突破，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转型提供经验借鉴。
“十二五”时期，上海“率先转型”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在转型时间上尽可能的“早”，也就是要立足于“先”，具体含义就是上海要力争成为全国发展转型的“前导”，在转型步伐上“领先”全国一步；二是在转型高度上要强调“率”，具体含义是“率领”、“引领”，也就是要求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要抓准转型的着力点和转型的关键环节，争取早见效，早出转型成绩，以充分发挥对全国发展转型的带动意义和借鉴作用。
1.上海要率先启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进程
率先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央对上海的要求，因此，率先转型已不仅仅是上海自身发展的战略问题。上海作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地区，也是国内最先遭遇发展瓶颈的城市，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社会民生压力更加突出。不管是从中央的要求还是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来看，上海都要在发展方式转型上率先启动，走在全国的前头。上海在率先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方面也较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具有更好的基础，能够率先启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进程，为此要尽快形成率先转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研究制定率先转型的目标规划和实施计划。
2.上海要率先在关键领域实现发展转型的突破
转变发展方式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例如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考核指标体系、政府管理职能、社会组织模式上率先取得突破，是实现成功转型的重要前提，对于推进其他领域的发展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要在全国率先进行转型，就是要能够成功抓住发展转型的“牛鼻子”，破解制约经济社会转型和科学发展的核心瓶颈，在发展转型上闯出一条“血路”，形成转型经验，供全国其他省市、地区参考，发挥上海在全国转型中的引领作用。
3.上海要率先达成发展转型的阶段性目标
上海转变发展方式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初始阶段能否及时取得阶段性突破，也就是早日达成发展转型的阶段性目标。因此，上海要在全国率先转型，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尽可能早地取得转型绩效，形成经济社会率先转型的良好经济社会效果，为全国全面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4.上海要率先形成推动持续转型的内在动力
发展转型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始终强调和大力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但要看到由于传统发展观念和战略模式的深刻烙印和思维定势，传统的发展模式还存在惯性趋势，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客观上面临“转型”动力不足的问题。上海要在全国实现率先转型，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探索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转型的内在动力。经济转型实现由政府推动到市场为主体的主动性转变，社会转型实现由政府管理到社会自我治理的提升。
5.上海要率先形成促进发展转型的体制保障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动力不足，实际上体现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来自旧体制的阻力都是制约发展转型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在经济领域，受传统政绩观的影响，各地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高能源资源投入型增长仍然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选择，科技创新的投入与成果应用缺乏必要的政策、法制保障，影响社会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在社会领域，发展转型必然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而目前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推进转型与深化政治民主建设存在矛盾，社会法制和社会管理与转型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不利因素都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行突破。上海要在全国实现“率先转型”，需要在保障转型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率先突破，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转型。
6.上海要率先形成发展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转型是否取得成功，需要一系列的指标进行具体评估。同时，发展转型评估指标的选取也代表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目标方位，体现发展转型的指导思想内涵。上海在全国率先进行转型，也要在转型评估指标体系上率先进行探索。评价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指标应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符合上海发展的国家战略和中长期发展战略定位。例如，在经济领域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取代GDP指标，在社会领域以“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取代社会发展的数量性指标考核，在文化领域以“城市活力”和“文化影响”取代文化投入产出统计指标，在环境生态领域以“城市宜居指数”取代人均绿地面积、人均能源消耗等。
四、“十二五”时期促进上海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任务及举措
基于“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和“率先转型”的基本内涵，上海应该重点完成以下七方面的重大转型任务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加以保障和落实，以顺利实现未来五年上海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性阶段目标。
（一）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以“四个中心”建设为核心，全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后危机时代上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十二五”时期，上海在继续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应重点强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尽快形成与全球城市相适应的现代服务型经济结构。
1.发挥“双中心＋世博会”优势，提升发展金融业、航运服务、信息服务、中介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现代服务业
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开放更多的金融业务，提升上海金融机构的外资参与比率，推进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开放民营资本，搞活金融市场；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优化和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建设，设立金融交易仲裁法院和金融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市场，建立上海金融研究院和高级金融人才培训中心，举全上海各高校甚至全国金融教育力量办好金融教育，为上海提供金融后备人才。围绕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聚焦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整合规划，推动航运金融发展，增强航运服务功能。积极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依托虹桥商务区、世博会区域等核心功能区域，大力引进地区总部、跨国采购中心、电子商务企业和贸易促进机构，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离岸贸易，探讨建立“离岸国际贸易示范区”的可能性。
2.争取在上海率先开展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力争在现代服务业税制、管制、体制、法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首先，放松管制。降低高端服务业准入门槛，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在高端服务业中的比重，鼓励外资、民营资本加快进入高端服务行业，鼓励外地企业来上海参与服务业资本重组，营造公平、开放、多元的市场竞争环境。
其次，改革税制。探索建立符合服务业发展特点的税收征管制度，对一些高端服务业企业和项目实施财税政策扶持，建议在合理界定高端服务业行业范围的基础上，给予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稳步推进增值税改革，扩大增值税的实施范围并处理服务购入的抵扣问题。对纳入全市重点发展服务业目录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支持政策(13)。
再次，完善法制。加快完善高端服务业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规范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二）构筑以产学研联盟为主的城市创新网络，努力建设全球创新创意城市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更是促进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不竭动力。“十二五”时期上海应该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要求，破解限制创新创意的人才、资金、体制等瓶颈，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全球创新创意城市。
1.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各类高端人才集聚
首先，改变当前人才进沪严格限制的现状，扩大每年应届毕业生进沪指标，评分标准上向高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其次，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简化程序，提高居住证办理的便利性，促进人才的柔性流动。第三，全面推进执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引导各级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发展各种类型的服务专业培训，专职培养能够适应国际服务业要求、熟练掌握外语的实用型服务人才。第四，针对上海个税较高的现状，可设立专项基金，对急需的高级人才予以补贴，对急需的专业性人才培训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对智力密集型服务企业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进行培训的费用进行税收成本抵扣。第五，实施与户籍管理脱钩的人才政策。将居住证发放指标重点向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对引进的高端、紧缺人才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户籍居民同等权利。
2.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与作用
全面推进企业、大学、政府三轮驱动、联合攻关的产学研技术联盟建设，深化“三区联动”，切实提升社会化研究能力和水平，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程。
3.制定创新型城市或创意城市的整体规划
整合张江、漕河泾、嘉定等科技园区资源，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以占领国际核心技术、高端技术、关键技术创新制高点为目的的“城市创新点”战略，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构筑自主创新园区化、产业化和群落化的国际大都市创新网络体系。
4.重建有利于推进自主创新的现代创新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平台
主要包括专业服务平台、资金融通平台、虚拟联合平台、创新监督预警平台、利益协调平台等；建立健全旨在鼓励社会和企业创新的社会保障、税收优惠、法治保障等综合政策保障体系。
（三）加快空间结构调整与重塑，建设同城化的跨省大都市圈
“十二五”时期，高速铁路、磁悬浮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必将引发上海和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同城化效应，为区域产业扩散、功能调整、市场整合、文化交流带来新的契机。主动引导和调控城市区域的空间发展趋势，重塑多中心、网络化、高效率的城市新空间体系，构筑跨界都市圈或多层次城市群，是“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依托和路径选择。
1.完善郊区新城建设的投融资机制、统筹规划机制、土地供应机制，建设生态平衡、高效节能、人气十足的紧凑型新城
力争在“十二五”时期有选择、有重点地建成1—2座示范性新城，为国际大都市空间结构重构提供上海智慧和世界经验。具体而言，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和完善郊区新城的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配套服务设施，吸引中心城区居民向新城疏散集聚；通过土地、税收、户籍等政策优惠，在郊区新城开辟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新空间，夯实新城发展的产业支撑基础。
2.在长三角层面，进一步强化服务与协同意识，与江苏、浙江主动构建和完善“复合治理”机制
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生态保护、产业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建设、人才流动、科技共享等方面加快互动、融合与共享，共筑多中心、同城化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力争主动构建有效的跨界公共联动机制和区域载体，进一步释放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巨大生产力。
3.在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人才、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软资源优势
积极搭建服务全国的通道和平台，为中西部、东北、海南开发等提供智力服务、资金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服务、制度创新服务和经验教训服务，开创并构筑上海国内发展的大思路、大格局。
（四）强化社会民生投资，建设均衡和谐的幸福城市
社会建设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生型变量，一流的经济发展需要一流的社会事业。“十二五”时期，上海要从常住人口的角度出发，转变发展思路，强化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实现居民共享更多的发展成果，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感。
1.以国家全面制定和落实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积极调整、改革教育政策
“十二五”时期，以教育财政改革为切入口，在“公平为先，均衡资源”上取得新突破。改革公共财政制度和教育经费统筹制度，逐步实现基础教育经费由市级财政统筹；在全市范围内取消所谓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示范学校等非公平制度安排（只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加大对条件落后的学校的扶持力度，缩小城区内部、城乡各校之间的办学差距，逐步消除“择校风”；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公办中小学向来沪子女开放，全市中专、职校、技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使来沪青少年与本地孩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新型职业教育，满足国际大都市经济社会转型对适用人才的需求；大力吸引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大学、研究智库等落户上海，强化教育国际合作，快速提升上海教育科研的国际化水平。
2.按照国家《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加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发展
继续推进医疗资源纵向整合，稳妥推进区域医疗联合体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和发展高端医疗，鼓励公立医院引进社会资本，支持鼓励民营医疗机构的创办和发展；全面剥离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让公立医院彻底回归公益。切实加强对基层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的投入力度，高标准配置医疗设备和医疗人才，满足社区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为全市三甲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条件。率先研究解决将外来人口纳入全市养老、医疗保险的制度和策略，在实现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加快解决因上海人口快速老龄化而产生的养老、医疗经费不足的问题。
3.在合理调控房价的基础上，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切实解决居住难问题
首先，建立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多渠道、全覆盖、无缝连接的住房供需体系，通过优化住房投资结构，更多地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普通商品住房、中小房型住房、专业租赁住房和节能型住房以及社会化、规模化老年公寓和小区，切实解决低收入群体、年轻人群体、老年人的住房问题。其次，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和政策实施体系。包括以廉租房解决最底收入住房困难户；以经济适用房解决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以较廉租赁房解决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并选择上述三种方式中的某种或几种方式的组合，部分解决应予解决的外来务工人口的居住困难。再次，以中心城区二级以下旧里为主，扩大“事前征询制度、动拆迁补偿‘数砖头加套型保底’和增加就近安置方式”的试点，探索旧区改造与住房保障政策相衔接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切实改善旧城区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总之，通过完善的住房调控体系和保障体系，切实降低上海的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提升上海进一步集聚现代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4.率先推动社会保障“去碎片化”的制度创新
在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的基础上，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推动城市化进程和鼓励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出发，率先推动社会保障“去碎片化”的制度创新，将不同类别的社保体制逐步整合起来，特别是将外来常住人口逐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在基础层面形成全市统筹的社会保障体制，构筑统一、公平、高效的社会保障新体系，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经验。
5.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破解新旧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互动融合
一方面在继续放大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经验的同时，积极向成都学习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六个城乡一体化（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一体化）、四大基础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为核心抓手，配合户籍制度改革，让新上海人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水平的权利、机会和服务，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
6.适应社会发展的日趋复杂性，注重城市治理模式的综合配套改革与创新，率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国际大都市社会管理新格局，切实提升现代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治理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加强企业、社会之间的协调机制，实现电力、电信、水、气、热等公用事业的统一协调管理。其次，让城市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居民、流动人口等）共同参与城市管理过程，共同发现城市问题，依法参与城市公共决策过程与监督过程。第三，加大城市管理的立法工作，严格实施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效能。第四，不断创新基层社区管理体制，依法理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等多元社区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搭建民众利益诉求通道，有效化解民众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第五，切实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动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为有效应对城市重特大灾难事故提供全方位保障。
7.出台有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大政策，率先形成由社会组织充分参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新格局
首先，进一步放宽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解除社会组织必须找一个挂靠单位的传统做法，允许大学创业者依法成立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其次，出台有利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扶持政策。再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化、规范化、统一化，让社会组织充分参与民生服务的提供。最后，强化社会组织的孵化机制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培育的成功率和现实生命力。
（五）完善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消费政策，打造全球消费中心
稳定的收入增长和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有效刺激居民消费的根本前提和基础。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打造全球消费中心，使之成为“十二五”时期上海重建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1.继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居民提高消费能力的基础
首先，按照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要求，可考虑在一定区域推行个人账户试点。如结合居住证制度的推行，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个人识别号，将个人薪金、福利、社会保障、纳税等内容都纳入该账户，以实现对该部分人群收入的动态监测。其次，进一步完善政府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发挥税收以及转移支付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为重点，加大对过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以充分发挥再分配效能，同时完善消费税、遗产税制度建设，共同调节收入差距。再次，应着眼于高标准、高起点，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形成人人有对应的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发挥社会公共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要逐步将来沪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的覆盖从户籍人口延伸到常住人口。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线动态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城乡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发挥社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研究探索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营造三次分配氛围。最后，以上海郊区新城建设为契机，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并开拓农村市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社会配套设施等项目的建设。积极推进大型产业基地、大项目与新城和中心城市的联动发展，继续大力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郊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政府部门购买服务等途径，增加农村就业岗位，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的提高提供动力源泉。
2.完善消费政策，扩大消费供给，打造全球购物天堂和消费中心
首先，在有效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汽车、住房、家电等消费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文化娱乐、教育培训、高端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包括家政、社会化养老和旅游、文化、健身、非学历教育等服务消费，积极发展网上购物、数字娱乐等新型消费业态，全力增加消费供给，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其次，重振“上海品牌”，开辟日用消费品免税区，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到上海来购物、消费，打造国际购物天堂。再次，优化消费环境，严惩虚假、欺骗等各类违规促销行为，形成规范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有效形式和法制环境，打造全球最安全、最放心的消费中心。最后，结合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逐步放开上海的二胎生育限制，通过提高生育率、养孩子来拉动消费。
3.关注和研究高端奢侈品消费市场发展趋势和规律，率先构筑中国乃至亚洲的高端奢侈品消费中心
据报道，我国目前的高端奢侈品消费仅次于日本，消费心理日渐成熟。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市政府应该率先关注高端消费市场的发展，把上海打造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的高端奢侈品消费的中心，提升城市的消费影响力，扭转中国人到国外进行奢侈品消费的局势。
（六）发挥“世博后＋迪斯尼”效应，提升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
2010年世博会成为推动中国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崭新力量，“后世博”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将会形成新的格局。发挥好、利用好世博后效应，是“十二五”时期促进上海城市转型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动力和新路径。迪斯尼项目和“设计之都”的殊荣，又是促进上海“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的强心剂。
1.科学规划和运作世博场馆的后续利用，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的“综合体验中心”
按照后金融危机时代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适当考虑世博场馆与未来迪斯尼乐园的联动发展，突出“以普通人为本”的思想，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目标，突出会展购物、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大众化服务功能，将世博园区打造成后金融危机时代带动上海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具体而言：第一，商务会展中心。特别是瞄准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等现代高科技领域，打造成以高科技特色、国际化的世界会展中心。第二，国际购物中心。在世博园区内开辟部分场馆，充分利用下一步上海全面建设自由港的机遇，大力构筑“世界购物天堂”，吸引全国民众和世界部分消费者前来购物。第三，旅游休闲中心。开发城市文化旅游、工艺美术品和纪念品等，成为当地居民和外地居民的休闲中心。第四，文化娱乐艺术中心。引进国内外知名的娱乐演艺公司和著名品牌，恢复旧上海文化娱乐领域的引领地位和明星人才的筛选、评价地位（旧上海百乐门等）。第五，世界非政府组织总部中心。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引进全球和国内有影响、有实力的非政府组织，将未来的世博园区打造成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总部中心。
2.全面发掘“世博软资源”优势，加快向城市现实生产力转变
其主要指研究发掘世博后的城市形态效应（城市建筑、城市规划）、产业效应（金融、旅游、会展、文化创意、房地产等）、技术效应（新能源、新材料以及低碳、绿色、环保等新理念）、体制效应（国际城市治理模式、城市要素组合管理、风险治理等）、网络合作效应（国家主体网络、国际组织网络、世界城市网络、跨国公司网络、国际媒体网络、NGO网络等）、世博精神等软资源，为“十二五”或更长时期的城市发展提供有益的智慧和经验，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3.充分利用迪斯尼文化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
继续壮大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规模，提升质量，努力变文化价值理念的输入城市为文化价值理念输出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全面提升上海文化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七）加快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创新，构建世界活力之都
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当改革进入锁定状态时，体制机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就会成为协调生产关系、激发社会活力的新动力。“十二五”时期，上海在持续推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同时，侧重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经验和示范效应的辐射与放大，特别是在政府自身改革、经济所有制两个核心领域加大综合配套改革力度，以新的政府治理体制和经济制度体系为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注入活力，努力创建世界活力之都。
1.推动政府关键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构筑与服务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现代服务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科学化、法治化、高效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体系。“十二五”时期重点在以下方面取得改革突破：首先，按照权责一致、费随事转的原则，合理划分市、区两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构筑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均衡发展的政府财政分配新体制。其次，市、区级职能部门普遍建立行政首长问责制，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完善多元化监督体系，率先构筑政府对社会需求和民众呼声进行主动回应的制度或办法，全面提升政府服务民众的意识和能力。第三，放大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效应，按照大部门管理体制的要求，在市级层面相应地推动大部门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重点解决职能交叉、职责不清、政出多门、扯皮推诿的现象，协同处理好老百姓关注的“社会顽疾”（食品安全、小区养狗、社会黑网吧、酒后驾驶、环境污染等）。第四，率先建立既有利于科学发展又有利于服务于民的公务员政绩考核体系，探索以“末位淘汰制”为主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和激励机制，全面激发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和创新力。第五，深化行政审批和企业投资审批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门槛，扩大开放，推动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第六，在原有基础上，正确定位和合理区分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的角色，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益创投）的新机制、新模式、新路径，引进、扶持和培育一批有实力、有影响、有公信力的国际性社会组织，让其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政社合作伙伴的现代城市治理新模式。
2.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大力发展混合经济
目前，上海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强，但是创新动力不足；外资企业处于服务业产业链高端，但是本地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在新兴行业中成长性强，但是实力、规模有限。因此，“十二五”期间，上海应当结合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劣势，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上海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推动国资、民资、外资的对接与融合，全面激发城市发展的经济活力。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建立并合理配置产业引导资金，鼓励重点产业企业采用中小企业的技术成果或配套服务，促进国资、民资融合。第二，拓宽民营经济参与国资国企改革重组的范围，在竞争性领域和部分支柱产业、战略性产业及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地方国企改制中注重吸收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通过国企与民企合股建立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经济。第三，增强民营经济参与国有大企业集团重组的深度，在非主业资产整合、所属中小企业改制方面，向民营经济积极开放，对于主业竞争力比国有企业更强的民营企业可实行控股或全部转让。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商务环境和政策环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均等化的政策扶持，加大对民营企业在人才、资金等政策的进一步扶持，培养一批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的中小企业群落、跨国企业总部和企业家群体。第四，围绕本市航天、大飞机、造船、机电、化工等重点产业，整合促进产业升级的扶持资金建立产业引导基金，鼓励重点产业的各类企业组织共同科技攻关；通过资本融合方式，发展混合经济，快速提升民营服务经济产业能级，形成一定品牌，增强辐射能力；在外资领先的高端服务领域，促进民营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参股并购方式与其合作，培育一批试点企业。
主要执笔人：
李安方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陶希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副研究员
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2009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据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全球约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初，2009年共有19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8亿美元，同比增幅达639％，预计2010年中国仍将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后，未来中国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主要瞄准国。
(2)智慧地球简单地说就是互联网加物联网。互联网目前已为大家所熟悉，物联网却还处于产业革命的前夕。“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物品都与网络连接在一起方便识别和管理。作为新一轮IT技术革命，智慧地球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之深远可能将远远超过互联网。预期其中投资于新一代智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能够有力地刺激经济复苏，而且能为一国奠定长期繁荣的基础。智能电网的本质就是能源替代和兼容利用，它需要在创建开放的系统和建立共享的信息模式的基础上整合系统中的数据，优化电网的运行和管理。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复苏计划尺度报告》，宣布将铺设或更新3 000英里输电线路，并为4 000万美国家庭安装智能电表。5月18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联合宣布了美国智能电网建设的第一批标准。智能电网将创造一个超越互联网革命的新能源产业革命，并拉动全球经济转型和发展。
(3)2007年，西部地区GDP增速跃居首位，分别比东部、中部地区高2.28、0.26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79个百分点。2008年东中西GDP增长率为分别为11.4％、11.8％、12.4％，呈现“西高东低”格局，2009年上半年这种格局继续延续，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为26.7％、38.1％、4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为5.9％、6.8％、13.2％，GDP增长西部明显快于东部。
(4)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特指工业化和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特征。
(5)指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6)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苏浙沪三地生产总值达71 794亿元，长三角GDP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若把长三角看成一个经济体，其GDP总量排在全球第11位，列俄罗斯之后、韩国之前；若按照2009年统计核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00 670亿元计，长三角GDP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21.4％。根据三地政府工作报告，苏浙沪去年生产总值分别为34 061亿元、22 832亿元、14 901亿元，其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2.4％、8.9％、8.2％，这表明苏浙沪三地的经济发展良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不断深入，长三角经济区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并将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7)陈信康：《后世博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动力和机制研究》，《科学发展》2010年第4期。
(8)陈信康：《后世博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动力和机制研究》，《科学发展》2010年第4期。
(9)上海是我国最大的中心城市，战略发展目标是国际大都市，但是上海的城市首位度只占全国GDP的5％，与国际发达国家首位城市占全国的GDP比重相比较差距较大。例如，美国的纽约占24％，日本的东京占26％，英国的伦敦占22％，韩国的首尔占26％，这些国家的中心城市的城市首位度是上海的6—7倍。
(10)“两高一少”指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
(11)陈信康：《后世博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动力和机制研究》，《科学发展》2010年第4期。
(12)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新要求，即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3)肖林、马海倩：《“十二五”上海要全面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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