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财富观

一、中国人的财富观

有专家把中国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归纳为“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笔者认为这个归纳很有见地。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财富坐标系中看待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这就需要中国人具备科学的财富观。

什么是财富观？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财富的创造、分配、获取、享用以及处置等方式的观念。在中国和西方，人们的财富观有很大的不同。财富观的不同，本质上源于价值观的差异，它会从根本上导致某一民族或经济体对待创新的态度、激励创新的制度、扶持创新的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研究和探讨创新及其相关问题时，由于创新被定义为创造财富的方法和途径，所以财富观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人的财富观已经经历了、而且还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传统上，中国人所信奉的财富观是虚伪的、表里不一的、矛盾扭曲的。在中国的历史古籍中，金钱与君子永远是对立的。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地主，肯定会欺压百姓；如果是富商，肯定会为富不仁；如果是富可敌国，肯定会祸国殃民。不管是宫廷正史还是乡间轶闻，只要是正面的人物，立史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此人的财富背景。古人在正式场合，大都表示对钱和财富的不屑一顾，例如，“钱财如粪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士大夫口头上的教条，社会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以营利为目的的“商”的地位最低。即使在当今社会，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在一些需要标榜自身“谦谦君子”的公众场合，国人对财富表面上持抵触的态度，表现得羞羞答答，貌似鄙视。

但是在实际上，中国人追逐钱财之心是十分强烈的。为官之人，收受贿赂、强取豪夺的现象十分普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算一般的。在明朝，朱元璋皇帝对贪墨60两纹银以上的官员处以极刑，以至于差不多把官员都杀光了，许多岗位要从牢狱里放犯人出来替补。像和珅这样的贪官被抄家时，其家财相当于国家数年的财政收入。就是像张居正这样形象比较正面的官员，被抄家时发现其家财也十分惊人，远远超过当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标准。但是，酷刑的广泛运用并没有遏制官员贪墨的风气，古往今来，真正算得上清官的官员十分稀少。海瑞、包拯等是清官的典型。正是由于清官太少，所以像海瑞这样基本没有什么政绩的清官，也被国人敬仰。在民间，对钱财的追逐同样十分强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许多人内心深处的座右铭，不少人终日算计着如何把别人的钱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

这种对待财富表里不一的传统和现实，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人社会的财富运行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部分人的富有是以另外人的贫穷为前提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社会创造的财富除了被官府征收的以外，只能让人民在温饱线上下过生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除去随人口增加而自然增长的那一部分外，社会上可自由支配的财富总量基本没有随历史增加，反映出我们的整个社会创造财富能力的层次是比较低的。由于正统的财富观对财富是消极的，所以创造财富的方法创新就不会列入政府和社会的正式议程。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探索创造财富的新方法停滞了，其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会停滞，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不会创新。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至鸦片战争，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一直停滞在小农经济、手工业和零星的商业上，这是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前的、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创造方法。在“西风东渐”以后，现代创造财富的思想方法才开始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在连绵不绝的战乱环境中，创造财富的思想和方法只是在局部地区进行了一些试验，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基本没有结出全民性的财富果实。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组织工业化建设，中国社会才在历史上首次成系统、成规模地产生创造财富增量的能力。1956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51.3%，相应地，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业居民提高了28.6%^[1]。可以说，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全民创造、全民享用财富的实例。

1978年，中国的党和政府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是中国的财富创造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创造财富成为中国人的主导观念之一。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经过自主决策，在总体稳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改革和开放，主动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创造财富所必需的工业技术、生产管理、市场观念和道德伦理逐步传入我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加上中国政府适时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全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迅速增强。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并提出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的总体目标。这是中国财富创造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就笔者的理解，1978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奠定了创造财富的思想基础和大体方向，在具体操作上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索，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依靠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走一条比较粗放的创造财富的道路。拿中国和日本做个简单比较，我们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的总量方面，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方面远远超过日本，但是我们只创造了和日本相当的GDP总量，反映出我国创造GDP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根本的着眼点是提高整个国家创造财富的效率，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普及，提升企业家的创新领导力，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制胜，不断走向产业价值链的更高位置，使“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落到实处，使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水平达到新的境界。

通过简要回顾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西风东渐”后，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财富观起了巨大的变化，有了质的飞跃，从纯粹的“零和游戏”走向重视财富创造，开始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做大财富的“蛋糕”；在财富的创造能力上，从原始的温饱型创造进步到了具备初步的现代财富创造能力，接下来要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和西方人的现代财富观趋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