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进取的精神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六、用进取的精神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舞台模型第二层面中最后一个要素是法律和司法体系，它们是利益分配和权益保护的保障。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用进取的精神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法律和司法体系，是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得以发展的基石。结合本书的主题，笔者着重谈一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和操作问题。本书已经论述过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问题，这个问题主要靠认识和伦理来规范。这里谈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主要是触及法律的问题。中国已经有了知识产权的立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国人对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认识不足，加上恶意侵犯知识产权的利益驱动还比较强烈，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还显不足。

首先是知识产权的司法鉴定标准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国内企业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公司在投资进行研发以后，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销路，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公司的研发人员跳槽，或者加入别的公司，或者自己创业，不久市场上就出现了与本公司基本相同的产品。由于对方的产品基本没有研发投入，所以售价比本公司产品要低廉，很快本公司的产品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企业也相应地陷入困境。其实这就是一起典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但是，对方在侵权时，不会傻到百分之百地原样抄袭，而会在细枝末节的地方做一些改动。在侵权诉讼时，要进行侵权行为的司法鉴定。由于侵权产品有一些细微的改动，鉴定的结论就只能是“两者基本相同”。笔者曾经听一位司法界的人士讲，基本相同就意味着不是完全相同，而且基本相同的相似程度也很难把握，所以对“基本相同”的案件就束之高阁。司法鉴定运用这样的采信标准，实际上就是对侵权者的纵容。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专利权的侵犯案件，受此标准的不利影响最大。笔者认为，对于司法鉴定“基本相同”的专利权诉讼案，应该要求被告出示研发的证据，如果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撑研发的结果，就应该判被告侵权。

其次是跨地域侵权案件的处置难度很大。如果侵权案件是跨地域的，侵权者会受到当地保护主义者的庇护，调查取证的难度会增加，判决侵权后的责任追究不容易落实。这本身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国人对知识产权财产属性的漠视，以及地方利益至上的思维逻辑。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确实很大，除了从正面进行引导和教育以外，建议是否可以对专利法进行修改，加大对侵权者的追究力度，并在法律上规定地方保护主义者个人的侵权连带责任。这样就可以对地方保护的人形成震慑，借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势头。

第三是“专利无效”机制被滥用的趋势明显。对于实力比较雄厚的侵权行为人，比较多地采用申请“专利无效”的机制。当然，使用这个机制的门槛是很高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滥用的。在专利法中，确实有申请“专利无效”的程序，许多侵权者在面临诉讼时，会找理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无效，一旦申请成功，所面临的诉讼就自然瓦解。虽然专利法中规定了专利被宣告无效以后，原专利权人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但是这种救济机制费时费力，成本很高，不能遏制“专利无效”机制被滥用的趋势。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工作程序中应该建立一个平衡机制，如果一个专利被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原来负责专利授予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应该受到严厉的处分，并把处分结果向社会公开；如果“专利无效”案件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则专利复审委员会中投票赞成人员应该受到严厉的处分，处分的结果也应该向社会公开。这样的平衡机制一旦建立，就会遏制“专利无效”机制被滥用的趋势。

第四是中国的国际知识产权战略比较模糊。在财富创新体系中，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个制度既有利于对创新型企业的保护，又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印度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比中国晚，主要是想不保护跨国公司的药品专利，降低仿制药的成本，给患者以实惠。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以后，专利保护的范围就是中国企业的市场禁区，实际上会挤压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国力总体还比较弱的阶段，保持一个较为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利多弊少，如今中国已经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应该是时代的选择。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到共产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是能力的危险，可以说在执政过程中不善于因时应变及时调整战略，是“能力危险”中最为常见的问题之一。中国的一个官方代表团在和美国进行知识产权磋商时，说过“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要和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前中国出现一些侵权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代表了当前阶段大多数中国人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承担与此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对知识产权侵权的纵容，在短期内固然会有一些“不义之财”，但是这些“不义之财”会损害财富创新体系的根基，会在根本上损害我们的长远利益。其实，国内的各种公共经费的浪费现象很严重，如果把浪费节约下来，足可以弥补这些“不义之财”。因此，应该对外、对内都要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哪怕略有损失也在所不惜。此事涉及伦理、观念、法律、行政，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确非常复杂，但是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前我们办大事都是有形的大事，而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件无形的大事，这件大事办好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就有了扎实的根基，它所伴生的效应就是中国人用之不竭的财源。以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的动员力量，只要领导者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之一来抓，就一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