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浦东新区特点的创新道路
从浦东开发起,浦东新区的历届党委和政府都在实际上把创造财富作为地区发展的核心,所以浦东新区发展的历史可以被解读为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发展史。
在产业的构建上,虽然起主导作用的路径是招商引资,但浦东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迎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定位的层次是比较高的。家电和办公设备领域,有日立、夏普、三菱、LG等品牌,在成套设备制造业有GE、霍尼威尔等品牌,在化工领域有巴斯夫、陶氏等品牌,在信息制造和服务业领域有IBM、SAP、英特尔、上海贝尔等品牌,在生物医药领域有罗氏、辉瑞、礼来等品牌,在汽车制造业中有上海通用、博世等品牌……在浦东开发初期,自身发展产业的基础比较薄弱,以引进为主导是不得已的,也是明智的,在这个过程中浦东新区引进产业的体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浦东新区招商引资的主体是四个开发区和各个街镇,产业层级比较高的企业大部分都是由金桥、外高桥、张江和陆家嘴开发区引进的,浦东新区政府各部门在引进过程中起促进、推动和配合作用。这样一种重心下沉的引进工作体制,加上浦东新区自身的区位优势,使浦东新区面向国际的招商引资在早期和中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张江高科技园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是还没有发挥出撬动产业转型的支点作用和示范作用。张江的成就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抢占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制高点。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与国际水平相差不多,国家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建设了中试线,还投巨资建设了908、909等工程。但是由于国际上集成电路产业在同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使我国的产品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自上海“聚焦张江”以后,在张江引进了以张汝京博士为首的创业团队,创办了中芯国际,使我国的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进展到与国际最先进水平只相差一代到一代半的水平,同时围绕中芯国际构建了一个包括IC设计、封装测试、半导体装备制造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创造了一个产业构建和发展的传奇性案例。
除此之外,张江的其他产业,在国内的竞争优势并不突出。创办张江的初衷,是希望它能像硅谷或新竹一样,有成批的企业持续地、跨越式地成长,为张江和浦东创造更多的财富,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引导全社会形成关心创新的氛围。从这个视角看,张江的表现比较平,新世纪在国内吸引人眼球的企业多半不在张江,截至2010年,还没有出现一家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它与金桥、外高桥和其他开发区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浦东新区政府为区域内的财富创新体系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减少非税的收费方面,经过几轮的努力,浦东新区已宣布成为全国审批事项最少、收费最低的地区;在资源供应方面,为产业引进供应的土地的质量标准和基础设施配套条件在国内一流;在财政扶持方面,每年投入超过100亿元来支持企业的引进和产业的发展;在企业运营环境方面,借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推出了“外汇9条”、“质检14条”、“总部政策12条”、“自主创新6条”、“人才政策10条”、“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0条”等政策,浦东新区人大还通过、颁布了“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决定”,力图在国内大环境有缺陷的背景下尽可能构筑有利于企业运营的小环境。
关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国家、上海市和浦东新区以张江为核心,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重点实验室方面,浦东新区拥有包括上海光源、超级计算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在内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40多个,覆盖了微电子、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业领域,布局了30个重点实验室;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进方面,投入近100亿元,引进了中科院药物所、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中科院浦东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院、交通大学信息学院、复旦大学药学院和软件学院等,为人才培养和创新氛围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在科技相关的认定方面,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74家、国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129家,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26家,各级研发机构393家,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20余家;在国家级科技项目方面,近两年,浦东新区的企业经过申报和遴选,承担列入国家重大专项的科技项目200项;在获得的国家级科技奖励方面,“十一五”期间,浦东新区企事业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34项,连续多次被授予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区、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城区荣誉称号。
关于科技金融的推动工作,浦东新区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科技金融与地方科技工作的结合上,领风气之先。中国绝大部分地方,各层级的地方科技工作都在各种认定和政府资助上兜圈子,也就是按“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在技术研发上兜圈子。浦东新区比较早就看到了硅谷的沙丘路一条街[7]对硅谷创新体系蓬勃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觉察到台湾地区的“国家开发基金”[8]对新竹园区成功的重要作用。浦东新区科委从2005年起就在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工作转型,以构建风险投资体系作为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手段,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于2006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制度创新促进自主创新,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以人才高地构筑创新高地,以环境优势增强竞争优势”。在这个文件中决定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在全国地方政府中是最早的,开创了发展风险投资的一种新模式。浦东新区政府随后发布《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试点方案》,被上海市政府直接列入上海市落实“国发60条”的12个文件之一。
风险投资和通常的实业投资相比,根本的区别在于两条:一是投资决策审查的重点不是现金流分析而是判断成长性;二是投资盈利不取决于分红而是在退出时的资产增值。因此,风险投资对创新创业是极为重要的。比较客观地说,在中国从不缺少对于某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只是缺少在一个认识的指导下采取行动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取得成功的案例,但是风险投资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例外。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一个特别的提案被广为报道,这就是以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成思危为首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关于中国风险投资立法的提案——“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当时被称为“一号提案”。此提案主要是希冀中国在引入世界先进模式时,把基础框架做好,并借助法律来保证风险投资的利益。从这个提案到创业板推出,之间相隔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外部力量在初期起到了方向性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的资金募集环境不利、合伙制的缺失,以及退出环节的不畅,使得许多科技型的创业企业运用国际上的风险投资,而运用国际风险投资的创业企业基本按照以下路径去运作上市:国际风险资本首先在开曼、BVI或其他离岸金融中心注册设立控股公司,由这个控股公司持有国内创业企业100%的股权,议定投资方和经营方在离岸控股公司中的股份结构。待国内的创业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离岸控股公司就到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香港或其他交易所去上市。国内知名的盛大网络、新浪、阿里巴巴、搜狐等企业都是这样运作的。
国际背景的风险投资运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客观上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利用国际资金支持国内的创业企业,促使一批创新型企业取得了成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时国内不可能有人愿意把成亿美元的钱投向“轻资产”的创业企业。对于外资的及时补位,国人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态。二是把风险投资的募集、管理理念展示给国内的相关业者,对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作用。三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上市案例,引发舆论热议,给立法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施加了压力,加快了风险投资体系的制度建设。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修订了合伙企业法,为风险基金的设立和资金募集提供了法律前提;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相继推出,显然不能说和外部力量的推动没有关系。此后,中央十部委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从此中国的创业风险投资事业走上了快车道,浦东新区的响应是最快的。
在浦东新区探索“轻资产”创新型企业的贷款担保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年之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0年批准浦东新区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区”。从2010年起,浦东新区又着手进行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支持高端人才创业的试点。关于科技工作与金融力量的结合,浦东新区的业务规模在全国不是最大的,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浦东新区的体系是最完善的,工作是最精致的,在政府投入的功能性目标和财务收益目标方面结合得最好。我们高兴地看到,以上做法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在全国普遍推开,各级政府对于科技工作与金融力量的结合取得了空前的共识,其中就有浦东新区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作用。
第二是对在国内发展风险投资的瓶颈问题摸的比较精准,措施颇有成效。各路专家对国内风险投资的发展研究了很多,提出了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基本都还是在所谓的体制机制问题上兜圈子。其实,在合伙企业法修订和中小板、创业板推出以后,国内发展风险投资的突出瓶颈就剩下三个。一是基金投资人的观念障碍。国内其实不缺钱,只是缺少能够接受投入后五到十年再清算的钱,缺少在投入后其使用的决策管理由专业团队来执行的钱。造成这种观念障碍的原因,有社会诚信水平低、欺诈多发等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西方社会也有欺诈问题,只要投资人对投资管理团队进行选择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有钱人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贵族”的水平,一旦钱离开自己的直接控制以后就会产生莫名的恐慌。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个公司,只要放风进入上市通道,各种钱就会蜂拥而至。但是对于国外风险投资热衷支持的中早期企业,中国民间投资者感兴趣的不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浦东新区利用国资的资源,起到了很好的补位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浦东新区向中早期企业的投资,在财务收益上也是不错的。浦东新区的这种模式,以国资为先导,以行业规则为平台,以政策鼓励相推进,只要能坚持若干年,就一定能够促进国内有钱人的观念转变,使风险投资在国内真正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行业。二是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场外交易平台建设。目前国内各方面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迟迟未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最受欢迎的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所运行了六天就被关闭了。笔者认为,应该以省级单位、至少应该以若干省形成的片区为单位来建立交易平台,这些平台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而且平台应该用网络联在一起。三是创业的辅导培训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创业者、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的素质和水平,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假如创业的成功率不高,对投资人的积极性是最大的挫伤。提高成功率的关键在于提高相关业者的素质。这既要靠专业机构的辅导,也要靠成功者的示范,更要靠环境的逼迫。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对中国的政府及社会的能力和意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三是浦东新区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科技型企业能够以拥有的知识产权向银行质押而取得贷款,这些“轻资产”企业的融资环境无疑会大为改善。但是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因为中国银行业的业务文化是“保证文化”,要求每一笔贷款都要有可靠的实物资产做担保,“轻资产”企业基本是求贷无门。浦东新区分三步进行探索。首先是利用公共机构对企业成长性的识别能力,在国家政策“敞口”的时间窗口内,从政策性银行整笔借款,然后转贷给通过“识别门槛”的“轻资产”企业;其次是通过财政增信的方式,在接受“轻资产”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以后,由公共机构提供担保,帮助企业获得贷款;再次是通过政府资金对银行直接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提供风险补贴,鼓励银行开展此类业务。这个试点预计在2012年结束,我们预计此项工作会取得超出预期的进展。
关于人才工作,一直得到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浦东开发之初,浦东新区的主要领导就说过要让人才“背着书包进来,开着宝马出去”。历届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展人才工作,在人才公寓建设方面,在人才创业资助方面,在人才收入激励方面,在人才的户口、签证和居留权方面,在人才子女就学等综合服务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在中央进行“千人计划”以后,浦东新区积极响应配合,除对列入中央“千人计划”的人才进行配套支持外,还推出了浦东新区自己的“百人计划”。以人才引进为目标的政策,浦东新区的力度是很大的。当然,由于人才引进工作是中央组织部在牵头,所以全国各地的积极性都很高,各地的政策力度都很大,浦东新区政策的力度横向比较起来并不突出,这也是事实。
浦东新区的人才工作中,有一条是具有鲜明特色的,那就是对在浦东新区从事科技创业的人才,进行一项名为“企业家创新领导力发展计划”的持续性培训,以提高创业人才的领导素质和发展能力。“企业家创新领导力发展计划”由新区政府委托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承办,以浦东新区创业企业家和高管团队为对象,政府补助70%的学费。学校设置的课程有:创新创业型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公司治理战略——危机下的战略思维、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与企业内控、创新型企业的国际化、扫描管理者的核心特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情商与压力管理、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企业家的人文精神、知识产权战略、从历史看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思想、宏观环境剖析与企业应对策略、研发管理和投融资与资本运作。这些课程所代表的能力是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中所缺少的,也是国内的企业家和企业经营者所缺少的素质,通过这样的培训,是促使企业家提高素质的第一步。
经过学习后,有一位学员说:
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改变了……原来我一直专注于做具体的事情,现在明白,企业看方向的人一定不能干具体的事情,一定要去想着怎么整合资源,怎么去突破,颠覆式创新,跳出约束自己的条条框框,脱离目前所做的产业,结合市场,结合新的技术比如互联网,顺势而为,顺着产业、消费和政策潮流而为。
有一位学员在听完“企业家建设与社会责任”课程以后说:
企业创建之初,我们一直在为温饱而奋斗,这是每个创业者都逃不过的一道坎:活下来。等你有房有车以后,难道还在追求有更好的车?更大的房?显然,参照马洛斯需求层次论的金字塔,我们创新班的学员已经到了寻求归属、尊重和实现的台阶,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立意必须高尚,广义上讲,是从事为人类谋福利的事业。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调子定得太高,但是结合老师讲的课程,我觉得这样有很多好处:一是提升企业在客户中的形象,让企业以道德楷模而不是以赚钱机器的身份出现;二是加强公司的凝聚力,让员工为从事高尚和光彩的事业而自豪,而不是感觉到仅仅为老板打工赚钱;三是抑制自己内心“恶”的一面,当企业“大者倾郡、中者倾县”的时候,当拥有万能的“魔戒”的时候,你的内心不允许你做出将三聚氰胺、瘦肉精掺入食品中去毒害子孙万代的卑劣行径;四是让你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做金钱的奴隶,当你散尽千金“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时候,你会因为实现了你内心的最深层次的追求而无比欣慰。
还有一位学员在听完“创新创业型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课程以后说:
我们公司从成立到现在快七年了,规模从成立之初的四五号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来号人,场地从复旦遗传楼顶楼的十几平方米的实验室扩大到了两千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心情也经历了从兴奋、焦虑、迷茫、退缩、放弃、坚持,忽上忽下如过山车般的反反复复。往事已矣,而当下我思考的是,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市场也日渐成熟时,如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蓝海呢?……老师的文采是金,口才是银,但对我来说带领企业在市场上挖掘到真金白银才是硬道理。我想同学们也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听课的,欢迎对这个模式感兴趣的同学与我一起讨论,策划这个蛋白质领域的低价革命,我们半年后再看效果。
从这些发言来看,培训课程对学员们有了触动,所以我们对其创新领导力的提升持乐观态度。当然,只经过一年左右的培训,不能寄希望于学员的能力和素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浦东新区拟会同学校在学员们的第一期培训结束后,间隔一定期限,设置新的课程,让学员们再受培训,使其创新领导力稳步提升,为企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于公民科学素养。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破冰船“雪龙”号,于1994年10月从上海出发赴南极中山站,为中国第11次南极考察队输送生活补给品和仪器设备、建筑材料。1995年4月完成首航极地任务返回。中国每年都派考察队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系统开展了地球物理、冰川、地质、气象、医学和天文等多学科综合考察;大洋考察创下了我国极地考察有史以来跨越100多纬度,近200经度的走航考察新纪录,共获得3 000多份走航样品和近10GB的测量数据。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进行了我国历史上历时最久、任务最重的第25次南极考察。在冰穹A地区建成我国第一个内陆考察站——中国南极昆仑站;完成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的两站改造项目;进行普里兹湾海洋综合考察、埃默里冰架综合考察、中山站冰穹A断面综合考察和站基协同观测等四个方面考察,获取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和样品。2009年10月11日,中国第26次南极考察创造了中国南极考察历史参与人数之最。
1993年,科普活动在浦东新区内全面开展,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中国极地研究所向社会开放。“九五”期间,新区开展“四个十”科普创建工程(创建10家科普村,10个科普居委,10所科技特色学校,10座科普教育基地)完成预定目标,受到居民的欢迎。2002年,新区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资源为社会事业作贡献,确定上海通用汽车、夏普电器公司、信谊药业、临江水厂为科普教育基地,形成一批集综合科技馆、社区专业展馆、高新技术企业生产基地为一体的科普教育阵地。截至2010年,全区累计建立科普教育基地47家,其中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18家,上海市级科普教育基地24家。新区已成为全国拥有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数量最多的区域。
以科普教育基地的建设为龙头,辅之以科学体验馆和科普画廊的建设,浦东新区持续地开展科技下乡、科技进社区(包括科普创建、科技专家、主题活动、科普画廊、科普文艺和科普书籍等“六进社区”)、科学商店、青少年科普活动、全国科普日、科技进军营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促进了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经过运用米勒指标体系的测评,2010年,浦东新区公众科学素养的达标率为14.8%,与美国10年前的水平基本相仿。
当然,公众的科学素养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从公众科学素养开始,培育公众的好奇心,进而树立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增强社会弹性,就会逐步形成社会进化力,这是构建创新型社会的支撑性工程。尽管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浦东新区目前的总体水平在全国领先,但是,离创新型社会的要求还存在极大的差距,还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
从以上情况看,一条有浦东新区特点的创新道路已经可以看到雏形。这条道路具有通过创新来创造财富的基本特征,具有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基本特点,以张江为旗帜,以辖区为载体,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金融为动力,政府服务在创新进程中起到了保障作用。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条道路还处于雏形状态,相当于人的婴儿期。在其逐步成型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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