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率转型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

第一章　经济效率转型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

2012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犌犇犘）突破2万亿元大关，人均犌犇犘达到13523美元^[1]，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然而，从犌犇犘的增长率看，上海在200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15.2％，2008年、2009年增长率出现下滑，分别为9.7％和8.2％，2010年回升到10.3％，2011年又降至8.2％，2012年下降到7.5％，低于年初8％的预期。

尽管此间有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和美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趋势特征亦十分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同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一样，上海也出现了出口增长乏力、工业投资增长停滞甚至是负增长、商务成本不断攀升、高层次人才匮乏等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在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资金的配置效率不高，生产与需求不匹配引发产能过剩，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结构调整与产业融合过程中萌发的新兴业态同传统产业管制体制与机制的磨合，上海经济已逼近增长极限。“十二五”期间，如果继续依靠政府主导的产业与投资政策，以数量化指标强力推动转型，非但难以助推上海成功实现转型，反而还会带来经济滞涨的风险。这表明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位于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十字路口。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要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面向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出的本质要求。当前，上海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期，切实以创新驱动作为科学发展的目标与手段，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效率转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着力点。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洪流中，上海应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提高城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自觉转向以政策干预和市场激励为依托、以效率持续增进为特点的转型与增长模式；依靠资本配置效率、城市化效率、科技活动效率、信息化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行政效率等六大路径；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综合国力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继而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与转型，开创上海经济发展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