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驱动是创新驱动的前导阶段

二、效率驱动是创新驱动的前导阶段

一个国家的转型需要按阶段有序推进，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的转型也同样如此。2012年上海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3万美元，高于全国6100美元的平均水平，率先迈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那么上海的经济转型又处于怎样的转型发展阶段?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边际状态，是什么因素的量变积累形成了发展模式的质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和确保转型发生并朝着既定的创新驱动目标前进?上海在率先实现转型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应当坚持怎样的路径选择?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保持在40％—45％和50％左右，这与2010年的上海极为相似，据此可推断目前上海的经济发展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在70年代初期的水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未来一段时期内，上海的经济增长极有可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向收益递减演变的转折阶段，表现为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效率驱动的集约和创新型增长的过渡。^[11]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同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一样，上海也出现了出口增长乏力、工业投资增长停滞甚至是负增长、商务成本不断攀升、高层次人才匮乏等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在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资金的配置效率不高，生产与需求不匹配引发产能过剩，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结构调整与产业融合过程中萌发的新兴业态同传统产业管制体制与机制的磨合，都可能成为阻碍GDP增长的力量。

实际上，上海现阶段经济增长减速同当年发达国家遇到的发展制约与瓶颈因素十分相似，但重返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能持续效率改进并为创新驱动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与结构基础。为了尽快摆脱经济下行引致的负面影响，上海将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城市的转型经验同自身的转型实践相结合，借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之东风、凭加入世贸组织和举办世博会之契机、扬勇于开拓和锐意进取之风貌、采他山之石以攻玉之谋略，在2010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上，审时度势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上海“十二五”的发展主线，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是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环境变化，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理性诠释，也是集全市之力推动上海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纲领与指南。这一发展主线的确立，宣告了上海将与过去传统发展模式的诀别，标志着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是迈入“创新驱动”的历史新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驱动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效率转型属于创新转型不可逾越的前导阶段，为即将转入创新驱动阶段提供基础与准备。

首先，效率驱动是创新驱动的前导阶段，意味着效率驱动具有“承前”的作用，是对要素驱动特别是投资驱动的“破中有立”。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可以建立在要素数量投入增加的基础上，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对廉价资金的依赖和对廉价土地的依赖。然而，当要素禀赋殆尽、“资源诅咒”^[12]凸显、人口红利消失、投资效益递减、土地低密度开发，传统的增长模式便难以为继。这些曾经促使上海经济腾飞的因素或将走向各自的反面，成为阻碍上海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此时，建立在要素质量增进基础之上的效率驱动便应运而生。在效率驱动阶段，由于受到要素投入数量的限制，经济发展更侧重于对提升要素质量的关注，要素质量成为与效率转型有关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比如，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通过教育、干中学机制以及更加优质和均等化的社会保障等措施提升人力资本，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通过促进资本流动以提升资金的配置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两化融合”的道路等，这些都是效率驱动的具体表现。与前一个发展阶段相比，各类要素的物质形态在效率驱动阶段可能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它们自身的所蕴含的能量与能力、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所处的地位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影响与控制范围等，由于受到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的支配，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其次，效率驱动是创新驱动的前导阶段，也意味着效率驱动具有“启后”的作用，各类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意与创新元素不断涌现。应当看到，效率驱动的动力来源，比如对劳动能力与资本能级的提升，已部分基于技术前沿而产生的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以及协同创新等，体现出创新驱动的科技特征；同时，效率驱动也使得大部分尚处于技术可行区域内部的生产组合向技术前沿逼近，通过投入要素质量的提升或数量的节省，使经济运行从非效率状态转换到效率状态，从而为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以更高的概率获取科技创新与研发的成功提供现实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效率提升是创新驱动的前提与保障。

来自国内城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上海在研发能力与科技创新投入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上海通过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朝着“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总部经济与产业集聚形态演进，逐步形成以研发设计与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意创新环节为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同时，效率驱动之于经济发展的核心意义还体现在对于科技人才的激励，尤其是对具有特殊贡献的企业人才，因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具有创新意愿与智能智慧的科技人才来完成。为此，效率转型不仅关注作为劳动力普遍意义层面的人力资本积累，还特别注重作为创新主体的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体制机制变革、改变薪酬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位一体的政策举措，实现对创新创意人才与团队的激励，为上海经济从效率转型进一步向创新转型积攒智力资源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