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债危机蔓延拷问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欧洲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信用衍生品市场,欧洲银行业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及相关证券市场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重创了欧洲金融市场,加剧了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目前,欧债危机已经影响到主要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加上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一)欧债危机蔓延
2008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随即愈演愈烈。不久,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划定,公共债务规模的安全线是其与GDP之比不超过60%。然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未能幸免(表2.1)。
表2.1 部分国家和地区公共债务与犌犇犘之比
资料来源:韩汉君(201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典当业的转型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1年度“学科前沿跟踪与政策解读暨前沿课题研究成果”第六场报告会。
2012年一季度,欧洲主要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均超过了70%,欧盟区17国的公共债务比例达到88.2%,而作为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公共债务目前已超过1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0%。美元具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债务的超标和货币的贬值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3]欧盟各国不仅提出了巨额的援助计划,还缩减本国的财政赤字。欧债危机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二)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欧债危机虽然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不大,但主要通过贸易途径、金融途径、非接触性传导等各种途径间接影响中国经济。
第一,贸易途径是欧债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渠道。欧债危机造成欧洲国家财政紧缩和消费萎缩、欧元贬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此次危机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在欧债危机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对欧元、英镑、澳元和瑞郎等货币纷纷升值,而人民币对主要非美货币也出现较大幅度的“被升值”,导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净出口增加,导致中国的贸易盈余下滑。我国对欧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高达20%。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历年一至当月累计出口额的同比增长率在2011年1月达到最高点37.6%后,一路震荡下行,于2012年1月跌至最低点-0.6%,后又有所回升(图2.1);自2010年三季度开始,我国对欧盟的一至当月累计出口额的同比增长率就进入了下行通道,从2010年9月的35%开始逐步震荡走低,至2011年12月下降至14.4%,并于2012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态势,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图2.1)。此外,如果出口企业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二是金融途径,主要通过引发欧元资产贬值、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和直接投资下降这三方面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随着人民币对非美货币升值,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给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为此防范热钱流入,不仅要关注美元资产,也要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第三,非接触性传导途径。即欧债危机通过影响投资者信心,甚至引发“羊群效应”[4],从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影响投资信心的渠道,主要是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增加经济下行的预期,打击国内投资者信心。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中国工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有比较大的影响;平均来说,欧美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国际镍价会下降10%以上、铜价下降6%、原油价格下降4%。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这在出口制造业和地产业的影响尤其明显。
欧债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回流和资本回流这两个方面。
一是欧债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劳动力资本的重新配置,欧盟的高端劳动力(特别是金融人才)不断向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回流,这使得我国有机会充分利用欧盟高端劳动力资源,从而为经济效率转型提供人力资本基础。
二是欧债危机还将造成国际资本回流,从而形成国际资本格局的重新分配。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加重,资本短期回流到欧洲或者是美国,但长期的资金在回去解决完欧债问题之后,其投资还是要回流到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全球经济中比较稳健。所以,长期看中国将面临资本回流,从而为中国经济效率转型提供资本支持。
(三)对上海经济效率转型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欧债危机给上海经济效率转型带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受人民币“被升值”、欧元区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上海外贸行业所面临的出口难、利润下降等诸多问题日益突出。上海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关区一至当月累计出口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7月的最高点34.2%逐步震荡下行,至2012年8月下降至负值(-0.3%);关区对美国累计出口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8月的最高值30.8%逐步下降至2012年8月的6.1%;关区对欧盟累计出口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8月的最高值35.5%逐步下降至2012年1月的-5.6%,并且这种负增长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图2.2)。
其次,上海的劳动力就业情况也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就业监测的情况表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减员情况增多,上海市就业形势有趋于严峻的趋势。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统计,2012年1—6月全市企业招工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但退工人数有所增长,因此造成招、退工人数抵扣后,本市实际增加就业人数与2011年上半年相比,出现下降。
最后,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受欧债危机的不利影响不大。2007年之前,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一直保持在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下降到7.2%(杨雄,2009);受全球航运需求疲软的影响,航运公司的油轮、干散货、集装箱等几乎所有子行业都出现全面下滑。根据官方数据,2011年,上海港顺利实现了3000万标箱的目标,使得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集装性年吞吐量突破3000万标箱的港口。
此外,欧债危机给上海经济效率转型带来了高端劳动力和资本回流的战略机遇。欧债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劳动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欧盟的高端劳动力(特别是金融人才)不断向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回流。一组来自对近千名报名参加第八届北美留交会的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统计分析数据彰显了高端人才的流向意愿。数据显示,希望回国找工作的留学人员报名者占90%,回国注重职场商机与事业发展前景的报名者占92%,表明大量的高端海外人才的首要意愿是回国工作。国际资本也将不断向经济稳健的上海回流,这使得上海有机会充分利用欧盟高端劳动力和资本,从而为经济效率转型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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