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二元结构”对城市化效率损失的影响
上海的“新二元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劳动力的非匀质性等问题,将对城市化效率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新二元结构”不利于外来劳动力形成稳定的长远预期。外来劳动力的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和居住权等基本权益难以获得和本地人口一视同仁的待遇,甚至是遭受侵害。这种现象无疑提高了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成本,成为抑制和阻碍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反作用力,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在上海真正落地生根,而只能频繁地往返于城乡之间。[4]
其次,“新二元结构”不利于外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一般认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教育,另一条是“干中学”。在第一条途径上,由于外来劳动力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工作,加上现行体制对外来劳动力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排斥,其子女在上海获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不大;而在第二条途径上,如果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和所在企业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那么不稳定的就业环境将会限制企业对外来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同时,外来劳动力本身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和能力也会下降,从而造成城市化效率的损失。
再者,“新二元结构”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取向。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的是低端服务业中的自我雇佣职业,由于户籍和技能的限制,他们既难以进入先进制造业成长为产业工人,又无法从事现代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成长为知识员工,实际造成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局面,他们的就业基本无助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高端化、集约化和服务化”目标的实现。
应当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物价指数和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诸多经济与社会政策,加快上海外来劳动力群体收入增长的速度,改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环境。然而,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缩小并不明显,如果将城市户籍员工的隐性收入、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差异考虑在内,那么广义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这无疑将影响到外来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工作效率,为此,从经济效率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看,上海缓解“新二元结构”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转型,即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走向融合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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