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及升级理论综述

第一章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及升级理论综述

关于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升级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文献。鉴于篇幅所限，我们主要根据项目研究框架的设计，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综述：一是从全球化视角研究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二是从技术创新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的创新问题。

第一节　产业集群创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产业集群创新环境的研究

创新环境由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提出，从创新环境、创新网络、集体学习等方面阐述高技术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的条件和机制等问题。Poter （1998）认为创新环境可以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创新元素而快速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技术升级。Eleonora 和Stefano（2007）认为在不确定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下，创新网络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行为。Bramanti和Maggioni（2007）研究发现创新网络促进了创新环境的改善。

国内学者也针对产业集群的创新环境进行了深入研究。王缉慈（2001）认为创新环境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必需的社会文化环境，它是地方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比较稳定。盖文启（2010）等学者认为创新环境包括静态环境和动态环境两个方面，具体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制度创新环境、劳动力市场环境三个方面。田钢、张永安（2010）运用仿真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模拟研究。杨锐、李伟娜（2010）以跨国公司主导的苏州IT产业集群为案例，借助网络理论及其分析工具，分析了从先进国家或地区转移过来的集群所呈现出的结构特征及其关系联结对集群创新活动的影响。林秋月、王文平、王娇俐（2010）、王凤彬、陈建勋、杨阳（2012）利用式—探索式创新分析框架，比较不同创新偏向下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李海东（2010）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刻画了集群创新网络结构特征。陆立军、郑小碧（2011）分析了专业化市场对集群创新和成长的影响。陈金丹、胡汉辉和杨煜（2011）认为创新网络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创新主体关系的总和，体现的是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创新网络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创新主体之间的需求才产生的。王娇俐、王文平和王为东（2013）认为产业集群创新及升级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的溢出环境、人力资本密集、气候环境、供应链环境、交通环境、贸易条件等多个方面。

二、关于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研究

Porter（1990）通过分析国家的竞争优势，提出影响产业集群的6个要素，包括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产业结构战略与竞争、政府和机遇要素。Lundvall（2005）指出创新体系包括在生产、传播、利用新的知识以及经济性知识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创新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创新是经济体之间社会行为的结果。Cooke和Morgan（2005）通过对欧洲11个地区的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总结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架，提出了“二系统模型”。Radosevic（2009）从决定性因素、组织者、联盟三个方面提出了“四要素模型”，包括国家、行业、区域和微观四个层面的要素。

赵树宽、刘战礼和陈丹（2010）分析了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剖析了基于产业集群的创新过程。陆立军、郑小碧（2010）讨论了区域创新系统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提升具有独特作用。宋伟、张学、彭小宝（2010）讨论了我国区域创新中集群创新系统的知识产权参与机制。范群林、邵云飞（2010）基于熵的视角讨论了集群创新系统的不确定性。蔡宁（2011）认为作为组织形式的创新网络，通过联系、合作、协调、重组与创造，在促使企业间、企业与其他机构成为有机整体的同时，也使一体化网络成为一种应对复杂创新和顺利推进创新成功的理想模式。王凤彬、陈建勋（2011）研究了环境的动态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及创新绩效的影响。魏江、龚丽敏、江诗松（2012）认为集群创新网络的存在，比一般网络形式控制成本更低，持续时间也较正式战略联盟更为持久。

三、关于产业集群创新途径的研究

Lundvall（2005）认为知识可分为编码化知识和非编码化知识，为了提高创新收益，创新主体需要在地理上与相关知识源邻近，从而能够与之进行频繁互动交流来获得所需的知识。Effie Kesido（2008）认为产业的聚集程度与技术的复杂程度正相关，发现企业技术源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随着学习难度的增加而提升。Baptisa（2003）也指出，集聚产生的企业外部学习机会增加，加快了技术转移、扩散的速度，推动了创新。Stamer（2002）的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更可能在地理上相互靠近的地区内发生，而不是跨区域自由流动。

我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也结合我国集群创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岳芳敏（2007）通过对广东传统产业集群的研究认为集群企业通过四种途径实现创新，即通过自身创新资源积累、依赖政府建立的创新平台、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与大企业合作、构建并加强集群外部联系。王珺和岳芳敏（2009）通过对珠三角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认为集群创新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政府公共平台以及企业合作来完成。余晓泓（2010）分析了创意产业集群模块化网络组织的创新机制。

四、关于产业集群创新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尽管研究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集群创新行为的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导致集群企业创新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却是相对确定的。

由于集群地区拥有不受市场交易限制的知识连锁（knowledge chain），以及便利的基础设施、共同的社会规则、类似的语言和文化等，使集群区域具备更好的知识外溢效应（Effie，2008）。知识外溢对集群创新绩效的贡献在已有文献中不断得到证实，比如，Saxenian和Jinn（2001）对硅谷半导体集群的实证研究，Visser（1999）关于利马服装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Nadvi（1996）对巴基斯坦的医学器械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王雷（2008）对广东东莞IT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都证明集群中知识溢效应导致了更好的创新绩效。

胡因华等（2008，2009）通过对长三角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检验了创新能力、沟通、技术能力等集群内部因素，以及市场拉动、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群外因素对集群创新行为的影响。崔宁宁、高宇（2009）研究了在我国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模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现实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而潜在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合作创新或者模仿创新。代吉林（2009）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资源获取越多，集群企业的模仿创新能力则越强，但这种关系受到了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影响。张小蒂、赵榄等（2011）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了集群内部创新条件和外部制度保障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王雷（2012）通过设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评价体系，建立企业技术创新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某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路径方法。

五、关于产业集群创新模型的研究

Etzkowitz和Leydesdroff（2001）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由“大学—企业—政府”组成三链螺旋（Triple Helix）模型。Radosevic（2002）从决定性因素、组织者、联盟三个方面提出了“四要素模型”，包括国家、行业、区域和微观四个层面的要素，它们之间的互动产生区域创新系统。Nyblom（2003）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网络的结构和创新主体空间位置的接近性对创新效率有着重要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使人们认识到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建立创新模型的重要性。Vito Albino等（2006）依据复杂适应理论，运用多主体仿真方法开始了集群创新的建模研究。

朱秀梅（2009）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吴波、李生校（2010）利用计量模型实证评价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方集群功能升级的影响。付韬、张永安（2011）运用回声模型对核型集群创新网络的演进过程进行了仿真研究。黄玮强、庄新强、姚爽（2012）通过刻画集群主体的理性创新合作决策行为，建立了集群创新合作网络演化模型，并运用仿真方法研究网络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及拓扑结构特征。方健文和赵增耀（2012）在上述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动态主体模型”，包括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组织网络（硬环境）和制度环境（软环境）两个方面，提出了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的动态研究思路。梁琦等（2012）利用实证分析证实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节　外资嵌入对产业集群创新及升级影响的研究现状

从全球化的视角展开集群理论研究成为当前集群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梳理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当前从全球化视角展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环境的讨论

传统集群理论研究主要关注本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强调集群的本地化特征（Saxennian，1996；符正平，2008）。在他们看来，集群是自发形成、独立成长的，其动力来源于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技术基地（technology base）、企业关系（interfirm cooperation），以及支持集群成长的国际化环境（internationalization circumstances）等，即使集群中有外资企业，其成长也是独立的。由此而产生的集群政策则是注重培育人力资本、改善基础设施、企业竞争关系，以及支持集群成长的制度环境等。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跨国公司成为地方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者。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成为联系地方化网络与全球化经济的重要桥梁，其知识外溢效应也成为地方产业集群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因此，从跨国公司视角研究地方产业集群的创新和升级问题成为集群理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Edmund（2002）的研究表明，集群中跨国公司知识外溢效应较分散的MNE更明显。Paulo、Octavil和Douglas（2002）的研究表明，硅谷IT集群、伦敦金融业集群的繁荣就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大MNE在该区域的集聚。我国学者，余画洋和李安方（2008）、丘东晓（2009）、王雷（2012）的研究也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沿海区域产业集群技术升级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集群区域中跨国公司的知识外溢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跨国公司的嵌入程度、与本地供应商的联系密度以及其子公司的技术控制倾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知识外溢效应。比如，Granovette（1985）将跨国公司视为“移动型”（mobile investment）投资，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难以促进本地的技术升级，Branstetter（2001）的研究表明集群中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往往增值活动较少，技术含量较低，知识外溢效应有限。于明超、刘志彪和江静（2007）的实证分析表明苏州笔记本集群中台资企业知识外溢效应主要在台资企业商圈内有效，对本地企业带动作用不显著。张丹宁、唐晓华（2012）运用网络分析工具，研究了集群升级发展环境。那么，为什么有些集群中跨国公司产生了良好的知识外溢效应，并成为集群升级的有效动力？而另一些集群中的跨国公司却成为游离于本地经济之外的移动型投资呢？对于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公司来说，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其知识外溢的效应呢？这些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有效的解答。

二、集群中跨国公司的嵌入程度及外溢效应

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外溢效应能否产生，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与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嵌入程度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集群中外资企业的嵌入程度越深，与本地供应商联系越密切，则其知识外溢效应越强（Lilach和David，2003）。首先，当外资企业更加深入地嵌入本地经济时，其研发、零配件采购以及产品销售的本土化程度均会提高，从而增加外资企业与本地客户、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等建立的网络结点，扩大外资企业知识外溢的范围和途径。其次，随着集群中外资企业嵌入程度的深化，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的互动更加频繁，合作日趋加深，彼此的信任程度逐渐提高，从而产生更大的知识外溢效应。上述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实证检验。比如，Lilach和David（2003）对伦敦传媒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外资企业进入集群有助于“缄默化”知识的流动，从而产生更强的外溢效应。黄延聪（2002）对台湾地区IC制造业集群的实证分析表明了本土代工企业与国际代工客户间频繁的互动有助于知识外溢和模仿学习，Piet Robelli和Saliola （2008）对于泰国中小企业的研究和Fromm（2007）对洪都拉斯农业企业的研究也都表明了本地供应商越深入参加采购商的活动，生产效率就越高。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集群中，通常会形成以跨国公司子公司为核心的创新组织结构，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对知识外溢效应有重大影响。根据Lilach和David（2003）的研究，对于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公司来说，集群网络和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如果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很强，则更多地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创新知识和技术信息；反之，则更多地依赖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获得创新必需的知识与信息。其原因在于，独立性强的子公司往往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进入集群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获得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通常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培训研发人员，因此对集群创新的贡献较大。独立性弱的子公司通常缺乏活力，进入集群区域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劳动力、土地等初级要素，根植性不强，与本地供应商联系不密切，因此对集群创新的贡献较小。比如，布肯歇（Jukian，2000）的实证研究显示，集群活力（cluster dynamism）与外资所有权水平（foreign ownership level）强负相关，与子公司自治权（subsidiary autonomy）正相关，表明集群中子公司自主权越高，根植性越强，集群越具有创新的活力。

跨国公司的进入使本地集群成员获得了接近国际先进知识的机会，然而，跨国公司对研发、市场、品牌等核心知识的控制却使本地集群常常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Grereffi和Schmitz，2003）。通常情况下，当本地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未能危及跨国公司核心利益时，跨国公司会提供一定的技术扶持来提升本地供应商的技术能力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随着本地集群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甚至威胁到外资企业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地位时，跨国公司通常会实施战略隔绝机制来避免其核心知识的外泄。比如，积极留住核心员工，限制与伙伴合作广度与深度，或者是主动控制与集群企业的知识距离，等等（王益珉和宋琰纹，2007）。此时，本地集群企业不仅难以通过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获得先进的技术知识，还有可能由于外资企业对品牌、市场、技术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严格控制而出现品牌流失、市场封锁、人才外流等问题，从而导致重大损失。

三、外资技术外溢效应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

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Jennifer（2001）对墨西哥服装产业集群实证分析表明，对外资企业的过度依赖会增大集群的风险。Galina Hale、Cheryl Long（2011）针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集群中的FDI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王雷（2008）认为集群中小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过度依赖容易降低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增加集群风险。黄建康、李群（2009）分析了跨国公司FDI生产型知识集群的风险。王雷（2012）以上海微电子产业集群为对象，实证检验了外资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能力和模仿创新能力的不同影响。

外资企业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集群类型和价值链类型作出判断。如美国商务学者Jukian Birkinshaw（2005）认为独立型产业集群（independent industry clusters）的升级动力主要来源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基础等地方化资源，与外资企业关系不大；依赖型产业集群和相互依赖型产业集群（interdependent industry clusters）往往得益于外资企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Pami Dua、Goldar、Smruti Ranjan Behera（2011）对印度代表性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在不同集群中有不同的溢出效应。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治理对产业集群创新升级影响的研究现状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缩写为GVC）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UNIDO，200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的生产开始突破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开来，寻求最低成本和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全球价值链也就随之形成。

一、全球价值链治理

全球价值链分析关注治理，突出强调权力关系以及形成并支配这种权力的机构。Gereffi（1994）根据全球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功能和作用，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商驱动和购买商驱动两种类型。张辉（2006）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机制出发，认为不同的价值链治理结构下具备不同的市场竞争规则，进而将价值链划分为生产驱动型、购买驱动型和混合驱动型三种类型。Humphrey和Schmitz（2004）根据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主体间权力对称程度的不同，提出了市场型、均衡型、俘获型与层级型等四种价值链治理模式，认为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下，集群企业的创新环境不同，创新模式的选择也不尽相同。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2）根据交易的复杂程度、可编码化能力以及供应能力三个变量把治理模式分为五类，即市场型、关系型、领导型、科层型和模块型。

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四种升级模式，即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对应于他们提出的四类链治理模式，地方产业集群的嵌入方式相应地也有四种，即科层嵌入、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和准科层嵌入。Kaplinsky和Morris（2005）区分了嵌入全球经济的两条道路：低端和高端。低端道路是以低工资、低价格、简单技术、高污染、大量的资源浪费为代价参与国际市场，获得竞争力。高端道路是通过使用新技术、不断调整并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构建自身的能力，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获取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集群创新及升级的影响。如Jose-Luis、Hervas-Oliver和Jose Albors-Garrigos（2008）基于陶器集群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的知识基础与知识学习对集群创新的影响。Andrea Morrison、Carlo Pietrobelli和Roberta Rabellotti（2008）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影响。Stine Jessen Haakonsson（2009）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进口学习（learning by importing）对乌干达制药产业升级进程的影响。Yao Lu和Elena Karpova（2011）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比较了中国和印度服装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Paolo Crestanello和Giuseppe Tattara（2011）以意大利服装制鞋业集群为案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框架下集群网络的形成与演化。戴勇（2009）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外生型集群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与策略。左和平（201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下特色产业集群的升级机理。王雷（2010）以晋江鞋业集群为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框架下跨国公司的“纵向控制”策略及突破路径研究。曾咏梅（2011）在借鉴Humphrey和Schmitz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被并购、贴牌生产、互利合作、交钥匙工程和出口等五种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

二、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集群创新与升级

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下，西方学者关于集群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集群内部的知识流动与创新网络展开，并由此形成网络环境（Keeble、Wilkinson，2003；Steven Casper，2007）、资源能力（Teece，2007；Jean-Marc Callois，2009）和知识溢出（Effie Kesidou、Henny Romijn，2008）三大学派。然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跨国公司在集群创新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在跨国公司参与的集群中，其创新的源泉、机制、模式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Gereffi，2007；Federica Saliola、Antonello Zanfei，2009）。因此，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本地集群的创新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Faith Hatani，2009）。如Gereffi（2007）、J. Humphrey和Schmitz（2008）等学者使用全球价值链为分析工具，分析产业集群在全球竞争中出现的不同景观。Federica Saliola和Antonello Zanfei（2009），DolanC、Federica和SaliolaAntonello Zanfei（2008）等学者以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为基础，来分析知识转移对地方产业集群技术能力的影响，并从中总结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Paulo Guimaraes、Edmund R. Thompson（2008）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集群区域跨国公司将产生更强的技术外溢效应。

王兴莲（2011）从技术创新和外部关联两个方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集群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左和平（2011）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特色产业集群的升级机理。张小蒂、曾可昕（2012）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了全球化市场对集群创新及升级的影响。严北战（2012）基于本地化、区域化与全球空间整合的集群升级为研究视角，论述了基于多层空间整合的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王文涛、付剑峰、朱义（2012）利用1998～2010年中国医药类上市公司和相关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医药制造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及其沿价值链不同方向扩张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价值链上各环节的主要因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邱斌通过102个主要国家的SITC五位码贸易数据计算了我国2001～2009年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ESI），以此衡量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巫强和刘志彪（2012）、张松林和武鹏（2012）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下游装备制造业的影响。

第四节　现有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文献来看，尽管有关产业集群创新及升级的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有关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通常关注其行业及产业特征，很少考虑到特定的区域环境，从而难以解释不同区域中集群升级背景和升级环境的显著差异。而集群创新的理论研究通常将集群视为地方化的产物，主要关注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企业联系、政策环境等本地因素，对跨国公司等外部因素考虑较少。部分学者虽开展了一些研究，但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上，研究尚不深入，未能清晰地解释集群跨国公司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总体来说，目前的研究未能将跨国公司知识外溢理论与集群创新理论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对于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知识外溢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集群创新及升级的促进作用等重要的理论问题未能提供有效的解答。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针对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研究尚不系统、不深入。国内学者虽然将外资企业、全球价值链等全球化因素纳入集群理论的研究范畴，但其关注的重点仍是以“原生型”产业集群为主（魏江，2011；陆立军，2011；蔡宁等，2011）。部分学者针对苏州台资IT业集群（王益民，2009）、上海汽车集群（张云逸、曾刚，2010）的理论分析虽然取得丰富成果，但其研究仍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此外，当前研究定量分析较少。目前，运用数理方法构建集群创新模型，并通过仿真研究模拟和评价创新模型的效率已成为当前国际集群创新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当前国内关于集群创新及升级的研究仍然主要依赖于个案的分析与推导，偏重于国外理论的介绍与引进，对数理方法的运用尚不多见，基于本土案例的深度调研与实证分析还比较缺乏。

其次，缺乏跨国公司理论和集群理论的整合研究。尽管有关全球化理论和集群创新的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未能将两者很好地整合在一起。有关集群创新的理论研究通常将集群视为地方化的产物，主要关注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企业联系、政策环境等本地因素，对跨国公司等外部因素考虑较少。部分学者虽然开展了一些研究，但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上，研究尚不深入，未能清晰的解释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集群创新的作用机理。而从全球化视角展开的研究则主要关注行业及产业特征，很少考虑到特定的区域环境，从而难以解释不同区域中集群创新环境和升级背景的显著差异。总体来说，当前研究缺乏针对全球化和本土化理论整合研究，对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机制、演变路径、约束条件等重要理论问题尚不清楚，难以揭示本地集群创新乏力、升级受阻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涉及集群创新升级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从研究成果来看，所提出的产业集群升级思路与对策缺乏现实中的应用性与可操作性，对于集群中本土企业如何作出最优的创新决策，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指导性不强。

总之，产业集群作为沿海地区促进产业升级、加速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组织形式，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从全球化的视角展开本地产业集群创新及升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外资企业控制下本地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形成机制、演化路径以及发展趋势等。本书针对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产业集群的创新组织构成、创新模式选择、升级路径优化等一系列关系到集群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长三角产业集群的创新决策与升级路径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