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企业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学习与创新

6.4.2　浙商企业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学习与创新

许多浙商企业逐渐将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企业职能嵌入到全球制造网络中，通过为发达国家企业代工的方式，获取相对稳定的制造订单。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到全球旗舰企业对于产品质量以及企业技术等方面的要求，浙江制造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能够得到飞速发展。而对于浙商制造企业来说，仍有许多中小企业并没有参与到全球制造网络中，仅游离在边缘地带，从事简单而稳定的加工制造活动，靠高能耗和低成本取胜，缺乏自主创新的发展潜力。因此，浙商的中小制造企业需要参与到国际旗舰企业主导的全球制造网络中，不断提升在网络中的地位。在建立起与核心企业的强联系后，也有利于外围企业对旗舰企业的技术溢出的利用，能够帮助浙商制造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有效地进行资源以及能力的开发与利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形成自己的全球旗舰型企业。

许多学者也认为，国际化路径是一个在制造网络中学习的路径。Johanson和Vahlne（1990）提出了基于网络的国际化过程，他们对国际化过程假设了两种要求：一是逐渐发展的对市场知识的需要；二是在网络中学习其他企业的需要[34]。在其模型中，企业通过新定位的逐渐发展，加大资源承诺以及跨网络协调而实现国际化。而Johanson和Vahlne（2003，2006）又进一步论述了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产业网络及其中的商业关系学习的重要意义，强调关系承诺带来关系知识与网络知识的增长，而这又会带来机会的增长。Elango和Pattnaik（2007）通过对印度企业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即使是在其母国市场上缺乏市场力量的企业，可以通过从网络中学习国际化经验来构建在国际市场运营的能力。

而在考量网络嵌入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过程中，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Cohen和Levinthal （1990）最早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识别、吸收并商业化利用来自企业外部的知识源的能力。Zahra和George （2002）在对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时把吸收能力分为四个步骤：获取（acquisition）、消化（assimilation）、转化（transformation）和利用（exploitation）；两个维度：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bility）和现实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bility ）。王炯（2006）基于中国制造业128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通过理论分析和定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全球制造网络中本地企业从国际旗舰企业获取的知识在网络嵌入性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吸收能力在企业网络嵌入性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起到了调制作用。

在探索全球制造网络中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相关因素中，刘雪峰和胡松翠（2007）以160家与国际旗舰企业有制造合作行为的本地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经过对概念模型进行验证后，发现本地企业吸收能力对本地企业知识获取及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对于为网络嵌入性对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与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地企业知识获取在吸收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胡伊苹（2007）基于企业治理模式对全球制造网络中的组织学习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进行研究，发现全球制造网络中基于治理模式的组织学习影响因素包括知识本身属性、企业间合作关系、本土企业学习能力以及本土企业学习态度四个方面，并探索得到本土企业与国际旗舰企业双方关系对企业组织学习效用存在正向影响，而这一因素又是所有影响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本土企业的学习态度中组织学习文化对企业组织学习效用存在正向影响；而企业参与全球制造网络采用的组织制造模式对前两个影响因素对组织学习效用存在着调制作用。这一研究同时从企业内外探索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制造企业进行组织学习的因素，也有利于企业针对自身定位进行合理的组织资源配置。

众多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应关注四个要素：专业化、生产率、联系以及广泛的技能基础，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关键要求是足够的专业技能、较强的国内知识基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熟练的信息管理、较强的国际知识联系。而由于国家创新系统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知识基础积累不足，企业管理方法落后，难以达到产业升级的要求。全球制造网络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延伸正好能弥补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不足，通过网络的知识扩散弥补了知识基础与积累的不足，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提高。

技术的动态性造成了创新行为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技术范式”和“技术轨迹”概念分析的基础上，Anderson和Tushman（1990，1991）提出了“技术生命周期”，他们认为一个新技术产生于技术的非连续状态，经过技术之间的激烈竞争后产生主导设计范式，并随后进入渐进变革阶段，直到新的技术非连续性状态出现为止。后发企业的创新自主性不强，往往是因为技术演变和创新周期的锁定作用。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创新方和引进方（或追赶方、跟随方）之间的技术演化路径对比分析，Lee和Lim（2001）提出了技术跟随（path-follow）和“蛙跳”（leap-frogging I ＆ II）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