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
出生年份:1968年
籍 贯:南京
毕业院校:中国科技大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学 历:博士
职 务: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个海外学子成为一名爱国创业者,他将闪亮的中国“芯”成功植入世界IT的银河,微米的小空间是他创新的大舞台——“中国创造”星光无限。
“200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天获得这个大奖,我觉得我代表了在追求自主创新,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斗的一代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我想,今天我们获奖的所有人都在各自的行业里面像我们中国‘芯’一样打造了我们核心竞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奖,代表了创新、责任感、影响力、推动力,它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个创新时代的到来,象征着我们走上了一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象征着我们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型经济。
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自主创新,获得全社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芯’将会响亮全世界。”
1990年、1991年,分别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三篇相关文章,荣获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199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读书。
1997年,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在该校获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
1997年,加入IBM公司,做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并申请多项发明专利,获“IBM发明创造奖”。一年后离开IBM回到硅谷,结合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
1999年10月,在中关村注册成立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信息产业部为主要股东之一。
2000年,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中星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任理事长。
2001年,被选为第六届中国科协全国委员,还被清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为数十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了“高等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课程。
200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1999年10月,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提议及支持下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一九九九年中国IC行业备忘录》认为,这标志着信息时代微电子创业人才开始年轻化,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吸引留美学生回国创业。
2000年1月,中星微电子在硅谷设立子公司。
2000年11月,清华—中星微电子联合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成立。周光召任名誉理事长,邓中翰博士任理事长。
2001年3月,中星微电子开发出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CMOS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成功地实现了核心技术成果的产品化。“星光一号”被誉为结束了“中国硅谷无硅”历史的产品。
2001年4月,设立上海分公司,开展非图像类芯片研发和市场开发工作。
2001年5月,“星光一号”芯片成功实现产业化并打入国际市场,为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视频摄像头所采用。
2001年7月,设立深圳分公司,全面开展对海内外的市场营销工作。
2001年11月8日,“星光一号”通过微软WINDOWSXP的WHQL认证,是目前中国唯一通过该项认证的产品。
2002年4月16日,集声音和图像为一体的“星光二号”问世,并成功打入惠普、创新科技等更多国际知名品牌。
2002年5月2日,在香港设立子公司——中星微电子(国际)有限公司,深入开展对海外的市场营销工作。
2002年10月12日,人工智能视觉芯片“星光三号”问世。
2003年2月14日,中星微电子开发的手机彩信处理芯片“星光四号”成功登陆美国市场,在全球第一大CDMA移动通信运营商Sprint系统上大批量应用。这标志着又一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技术打进了国际主流市场。
2003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医院全面安装“星光”可视通VXP系统,“中国芯”进入抗击“非典”第一线,这标志着视频通信技术成为抗击“非典”医疗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3年9月18日,“微软—中星微多媒体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多媒体芯片产业。
2003年10月,中星微电子公司独立开发的新一代PC图像输入芯片“星光五号”成功实现产业化,被多家国际知名品牌罗技等大规模应用;并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唯一宽带PC图像标准。
2003年12月28日,国家信息产业部、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中国芯工程”成果报告会,宣布历时5年的“星光中国芯工程”取得重要进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第一次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历史。
2004年2月,中星微电子作为唯一的中国芯片厂商成为国际移动行业处理器联盟(MIPI)的成员。
2005年3月28日,“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11月15日,中国领先的数字多媒体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电子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中星微电子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首家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在美国上市,是中国企业在2005年原始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动作。
2005年,邓中翰领导开发设计出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被三星、飞利浦、惠普、索尼、罗技、创新科技、富士通、联想、波导、TCL、长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地位!下面我们就看这位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大长志气的年轻人是如何演绎他的传奇的。
邓中翰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9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读书。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以后,1997年,邓中翰进入了世界著名的IBM公司,并很快担任了很多重要的研发工作。在IBM他主要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并申请多项发明专利,获“IBM发明创造奖”。在此期间,他广泛地与很多高级技术人员接触,进一步深化理解了技术和市场的关系,并不断掌握最新的市场技术动态,创业计划开始酝酿。
IBM的经历为邓中翰积累了许多管理经验。一年后,邓中翰离开IBM回到硅谷,利用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象,创建了集战电路公司PIXIM,INC。
1999年10月,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提议及支持下,由多位硅谷博士企业家在北京中关村创立。他们首先确立了发展战略:进军数字影像系统,当时的理由是:第一,PC机的市场不断扩大,网络开始兴起,PC机与网络处理将不再是文字,而是图像;第二,虽然当时该行业淘金者众多,但往往生产的只是低端产品,如十万像素摄像头之类,尚无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垄断霸主,因此,机会均等,能有作为;第三,知己知彼,审时度势,觉得三两年后有可能领军数字影像行业。有鉴于此,“星光计划”应运而生。
1999年10月,邓中翰、张辉、杨晓东等在中关村注册成立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三位都是留学美国的电子工程学博士,有着多年的硅谷学习工作、创业经历,了解周际信息产业发展的状况,具有先进的研发理念。邓中翰和他的搭档们历经了近两年的努力,百万门级超大规模芯片“星光一号”实现产品化。2001年9月,“星光一号”芯片成功打入国际IT市场并广泛被飞利浦、三星等品牌用于电脑摄像头的制造;通过了微软WindowsXP认证并同微软结成联盟伙伴,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影像技术市场的发展。2002年4月,“星光一号”的升级产品集声音和图像处理于一体的“星光二号”(代号302)通过测试。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星微”)为“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注入了划时代的因素,同时也得到了中关村高层人士的关注。一个民营公司仅用两年时间设计一颗国际业界领先的百万级超大规模芯片,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做成了中国本土芯片公司十几年没有做成的事,这个速度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的领军人物都是硅谷顶尖的科技人才,但是,其定位是市场的,不是科技的。公司一经创立就提出“填补市场空白而不是填补科技空白”的口号,确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把国际领先的技术转化为产品。邓中翰认为“中星微”的成功就在于紧紧接触国际IT业界最前沿,掌握着国际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同时拥有丰富的硅谷人力资源。公司的使命是不仅要掌握国际先进芯片技术,更要将技术产业化。“中星微”选取的突破口是数字多媒体芯片这个目前还未有“领头羊”的领域,这也在其开发、摸索的过程中逐步明朗。在该过程中,邓中翰认为有一种思想始终不变,那就是“越是核心技术越要与市场结合”。
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有个非常传统的观念,就是以科技为导向,而羞于谈市场,“中星微”创建之初,一反国内高科技企业的观念,提出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把高科技公司的架子放下来。他们认为,公司不是科研院所,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要进入市场,是要赢利,而不是填补科技空白,高科技应该为市场服务。所以中星微公司也创造了独特的组织模式,其总部设在北京,研发中心分设于北京、上海和美国硅谷,市场部门则在深圳。这样的模式使得公司可以随时掌握和接触到最新的科研动态和市场动态。
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摄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是高科技产品,它的集成度已经达到了奔腾系列的水平。“百万门级”的含义就是说在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了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只有0.25微米。但其价值不只是缩短了与国外先进产品的差距,而是占领了一个市场。事实上,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领域,“星光一号”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邓中翰认为,市场需求是民用高科技产品的风向标,民用高科技只能跟着市场需求走。
“星光一号”的成功带给人们很多启示,信息产业部张琪司长认为:“我们的信息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把技术作为导向,而是以市场为重点。我们整个集成电路的发展应该面向市场,面向应用,不光是追求技术,更重要的是看我们的主流整机产品有多少能用上国内自己的芯片,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多年的学习生涯和美国硅谷从业经验给邓中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帮他找到了准确的方向。公司创业之初就已经定位为国际公司,中星微一起步就确定了把产品推进国际市场,跟国际一流IT厂商联手的设想。
他认为,韩国同中国的起步相差不多,但是,韩国今天成了国际信息产业中记忆芯片的大国,关键在于它把自己的市场定位在全球,充当了全球信息链中的一个环节。而中国多年来由于政治、地域、历史等原因,总是把自己孤立于国际信息产业链之外。而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把整个地球彻底变成了地球村,整个地球的产业链应该是一体的,我们没有理由在思维上把自己同欧美体系对立起来。我们要进入国际信息产业的游戏圈,要尊重并参与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国际化的游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公司成立之初,邓中翰他们就向员工强调:我们是中国公司,我们更是世界公司;中星微人的思维应该是国际化的而不是本土化的,只有建立国际化的公司,中星微电子才可能同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步。
中星微公司根据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确定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并迅速在该技术领域和范围内扩展、挖掘、推广,占领世界市场中的一定份额。
随着移动通信应用的发展,移动多媒体领域的芯片产业给中国在芯片业带来了机会。邓中翰抓住了机会,他和他的团队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芯片产业,但不是英特尔已经确定地位的CPU芯片,也不是三星已经成为领导者的存储芯片,而是选择了在整个信息产业链中大有前途的数字多媒体芯片。他们认为,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是新兴的数字3C产业的核心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芯片产业实现跃进式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机遇和中国信息产业腾飞的绝佳突破口。
在宽带网络日渐普及的情况下,图像处理、压缩及传输芯片会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焦点;全球电脑销售增长很快,如果每台电脑都安1个数码摄像头,那么市场容量将非常巨大。而当时市场只有十几万门集成度的芯片,英特尔、SUN、IBM等都未介入这个领域。中星微敏锐地抓住这一商机,决定做超大规模专用摄像芯片。
2001年3月,经过长达十几个月的努力,中星微开拓了第一款芯片“星光一号”,于7月推出了这块“中国自己的第一块芯片”,并成功地实现了市场化,打进了三星、飞利浦等这些国际企业。事实证明,中星微的判断没错。
中星微的研发始终瞄准全球市场,并集聚了众多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不少是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的海归人士;还同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多媒体技术中心,采取联盟战略,博采众长。经过5年的努力,“星光中国芯工程”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尤其是在PC图像输入技术和市场领域实现了7大核心技术突破,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几年下来,中星微的星光一号直到星光五号一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被广泛应用于移动多媒体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非常高的市场份额。中国终于在一个领域占到了产业链的最上端。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首家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在美国上市,是中国企业在2005年原始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动作。
随着“星光”系列芯片产品的相继问世和投放市场,中星微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定位是数字多媒体芯片。
芯片行业有很多“巨无霸”,中星微公司刚刚做了六年,国外很多巨头都是市值上百亿美金的规模,并且它们的芯片也弥漫在各个领域。作为中星微电子创始人,邓中翰看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天时方面,经过几十年摩尔定律的发展,从大型计算机到计算机,到小工作站,到微机,到手机,成本降低了十倍,用户增长了十倍,每隔十年总有新的机会。今天中星微电子做的数字媒体,未来可能只需要几十美金设备成本。如果说用户再扩大十倍的话,中星微一年做六亿到八亿的手机,那就是每个人手里都拥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数字多媒体的终端,同时可以做其他的信息服务,这是天时。
地利方面,中国是大的制造业基地,同时中国又有非常好的产业链。中星微的芯片用到手机上,而后又出口到了美国。在这个产业中,这样的机会是巨大的,今天的中星微电子主要是靠出口,有朝一日,中星微可能与UT斯达康,以及国内的这些电子行业的“巨无霸”合作,包括制定标准,推动新一代产品的发展,通过中国的制造业以及中国自己内需的市场而一统天下。
人和方面,无论是中星微的创建人,还是国家的政府等,都非常希望中星微电子成功。另外,中星微董事如Oracle创立人之一卢卡斯,美国前证监会主席等这些知名人物为中星微最终得到华尔街的认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有不少高新科技项目都是由政府拨研发经费给指定的高校,其弊端往往是研发时间过长,且成果难以市场化,商业回报率非常低。星光芯片的研发从一开始就跳出上述窠臼,围绕市场需求,创新出“硅谷样板+政府支持”的道路。
早在五年前,信息产业部在立项之初,就有一个信念:寻找一个既适合中国现在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又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领域,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力争抢占该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此,信息产业部特意到美国硅谷考察,并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留美芯片专家邓中翰博士。这时,全球芯片的格局已经比较明晰,美国在CPU芯片方面形成垄断,韩国、日本在存储芯片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那么,中国要发展芯片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呢?韩国集中选择先进国家不做的记忆芯片,成了该领域霸主;中国台湾集中攻占美国等国不做的芯片制造领域,成了最大芯片制造基地;印度则在软件业集中突破,成了软件大国。中国要想在国际IT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必须走差异化竞争,避开与芯片大鳄的正面竞争,寻找有市场潜力的项目来做。
达成共识后,邓博士同一批海外留学生回到中国组建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由邓任总裁,在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公司走的是“硅谷样板+政府支持”的商业模式:“硅谷样板”是指围绕市场需求,以高新技术攻关,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创新,以市场驱动走向世界;“政府支持”主要是指政府给予一定先期投资,并提供相关保障。
科技攻关后,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将成果商业化。有不少科研成果最终胎死腹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而是缺乏必要的营销能力。星光芯片的市场情况如何呢?
“星光”芯片“借船出海”,把目标客户定位于国际知名品牌。“星光一号”成功后,作为全球第一个音频视频同体的图像处理芯片的“星光二号”被惠普、创新科技等采用;用于移动通信视频传送的“星光三号”,于2002年成为富士通制造的世界第一个手机控制机器人的视频处理核心芯片;移动多媒体芯片“星光四号”被全球第一大CDMA网络运营商美国SPRINT运营系统应用。支持电脑、移动存储、数码相机、彩信功能的“星光五号”则被惠普、三星、富士通、罗技、创新科技、联想等国际品牌大量采用,并被中国电信指定为可视通信芯片标准。
国际知名品牌的青睐给中星微带来了巨大的直接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星光”芯片借助这些知名品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销售网和影响力,又迅速将自己的销售网络和影响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树立了自己的强大品牌形象。
邓中翰还表示:为了让这些知名客户信赖并接纳“星光”芯片,中星微公司特意在硅谷设立研发中心,同时也更接近市场需求。
这种营销策略是高明的,知名客户选择“星光”,具有示范作用,其他企业也会跟着选择“星光”,像滚雪球一样,客户会越来越多。本刊记者获悉:“星光”芯片历经五代技术更新,目前全球销售已突破1000万枚,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达80%,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超过40%。市场覆盖欧、美、日、韩、台等16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广泛用于电脑视频、视频摄像、智能监控、彩信手机等多种行业。三星、飞利浦、惠普、罗技、创新科技、富士通、NEC、联想、波导、同方等国际知名企业都在大批量采用“星光”芯片。
挑战是创新的动力,勇于迎接挑战,勇于面对挑战,正是责任感的体现。由此带来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进步发展的动力和根源。
血液里流淌着浓浓的科学家梦想的邓中翰有着非常敏锐的企业家思维。中星微从开始便坚持填补市场空白而非技术空白,要做能够占领市场的产品,而非实验室产品,这些想法随着“星光中国芯”工程的完成正在被验证为务实和正确的。
对中星微来说,不断升级的多媒体应用需求、技术流程和产品开发的挑战日益增加。人才的管理、沟通效率,以及保持当初创业时期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中星微电子这样的创业型公司最大的挑战。面对挑战,中星微坚持走自己创新的道路。五年时间,中星微申请了500多项专利,坚持在核心领域做成世界一流,坚持在互联网时代做硬件。作为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会继续在核心技术领域创新,只要坚持自主创新,获得全社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芯将会响亮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邓中翰在公司上市的那一天就遇到了挑战。在纳斯达克闭市的敲钟仪式上,CNBC的主持人问他,作为中国第一家芯片设计企业,中星微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这让邓中翰再次感受到作为中国的一个芯片设计企业所受到的国际的怀疑、挑战和抵制。他们是带着一种怀疑,甚至是一种轻视和诬蔑的态度去问,而且同时在卫星上进行实况转播。邓中翰当时跟他们说,中星微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在长达六年的运营中,从来没有和任何公司有过知识产权的纠纷。主持人又问,你们如何保护你们的知识产权?邓中翰回答说,中星微申请了500多项技术专利,其中有很多项中国的专利。主持人说,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障吗?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够和国际上的知识产权相提并论吗?这些都是很负面性的问题。邓中翰迅速举了个例子:索尼是数字多媒体摄像方面的鼻祖,它们有几千项专利,今天他的笔记本产品上用了中国芯片,中星微完全有跟国际上一样的最先进技术。
许多科研人员在把知识转化为产业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挑战,包括来自资金的、市场的,还有来自知识产权的。邓中翰认为,在公司成功地把知识转化为产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团队;投资者进行投资,往往也是看团队。
在整合人力资源这方面,邓中翰的确有独特的能力。在中星微的顾问委员会中,不乏具有显赫背景者,美国前证监会主席便是其中之一。邓中翰与他的相识和合作颇有传奇色彩。
当时,邓中翰是前任美国证监会主席在一个专为各大公司董事所做的一个培训课程班内唯一的中国学生,而且经营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这引起了教授的浓厚兴趣。课余时间,邓中翰跟他谈中星微,谈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打算。熟识之后,邓中翰知道了他的夫人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于是,跟他大谈发展中的中国,又邀请他到中国来看一看。了解了邓中翰,考察了中星微之后,他欣然接受了邓中翰的聘书。
中星微与另一名董事——Oracle创立人之一卢卡斯的合作更具传奇性。卢卡斯看好芯片业在中国的发展,想要投资国内某公司,他慕名找到邓中翰,希望说服邓中翰做这家公司的董事,结果和邓中翰聊了一番以后,他反而加入中星微做了一名董事。后来卢卡斯开玩笑说,自己一向都是公司的董事长,从来没有做过哪家公司的董事,却在中星微电子破了例。
邓中翰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他的团队:“我们的团队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非常深厚的信任基础,又有事业上共同的追求,同时在个人能力上又相互弥补、性格上相互补充的一个团队。”邓中翰的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曾就职于国外大公司,都是时代的佼佼者。
统领这样一个团队不仅需要超强的人格魅力,更需要技巧。管理团队不是光有一个共同的远大理想就能够解决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作机制和方式更重要。如何把这些不同性格、不同背景,有非常高的追求,对周边人的要求也很高的一群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是邓中翰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让大家个性地配合在一起,把他们对各自的要求、对周边人的要求变成公司的一种管理机制,这很有挑战性。科学家出身的邓中翰对此也很擅长。
对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他说:“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两点是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
国家利益、民族自强这些看似与企业经营相距甚远的词句,在邓中翰和他的团队之间的交流中随处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结也体现在每一个目标的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
邓中翰很清楚,爱国的理想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把爱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力,关键在于珍惜学生时代的难得时光,发愤学习,积累知识,练就本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才智,才能真正做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邓中翰是抱着这样雄心做事的人:不仅仅要把企业做大,更要让整个民族工业水平整体得到提高,为中国人在世界上争光。
物理在邓中翰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他所得到的第一个奖项——大学三年级时参加“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的论文就与物理有关;最初进入伯克利大学学的也是物理,物理给了邓中翰最基本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他总结说:“物理学解决的是宇宙,研究的是量子,从很微观的东西去研究很宏观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宏观,看到了微观,看到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系,然后就会有新的理论出来。这样的历程会影响考虑问题的方式。想一想宏观的问题、微观的问题,然后想想它们之间会产生什么,我怎么通过宏观的问题去解决微观的问题,怎么通过微观的问题去解决宏观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论,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也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个方法论是互通的。”
邓中翰认为,一个公司要想成功,需要管理者把微观的决策和宏观的决策融合好,精确地管理研发技术、定义产品。做商业决策的时候,要做微观决策,决策过程要很科学地、很准确地做。而微观决策和宏观动力又是有关系的,建立一个决策体制和公司的文化也是宏观范畴,宏观的初始状态是微观的出发点,动力、体制和文化如何直接决定了决策效果。
邓中翰既掌握全局也关注细节,这是物理学对他的熏陶。办公会上,他能随口说出一个个工程师最近的工作量;他非常独立却能了解他人,当别人还不知道自己行的时候,他已经把人“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去了;他可以生活得很精致也可以很粗糙,有时候不食人间烟火,更多的时候却连平民都不如;他的一席演讲能让人热血沸腾,恨不能豁出去拼了,但当群情激动时,他的冷静和清醒又能让人立刻意识到面临的问题。
物理学熏陶出来的理性使邓中翰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对会议效果的影响。邓中翰鼓励团队讨论问题,他认为争吵是获得信息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但是,如果老是争吵,公司团队就会不团结,时间久了,矛盾就会激化。所以,每个季度他都要带大家去开一次季度会。每次聚会、会议,他都会精心策划会议地点、形式,营造氛围。邓中翰认为,季度会是一个阶段性调整,地点和环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在外地进行。在办公室开会一定是非此即彼、针锋相对的辩论,而一旦到了外面更大的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时,大家自然会感觉到彼此是一个团队,一致对外。自然环境给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在宏观与微观间游刃有余,其结果是邓中翰看问题的视角更加独特、更加深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他的这些积淀对于中星微的发展非常宝贵和重要:“每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很多策划在里面,当你有一个宏观视角的时候,就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邓中翰的学习意识起源于大学。在大学时,邓中翰在科研中体会到了一种快乐,当时仅限于“好玩”而已。但是,在他的论文获得了团中央的挑战杯奖之后,邓中翰突然意识到了学习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应该建立一个人生目标,体现自己的价值。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珍惜时间,把原来觉得用不完的时间和用不完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自己的发展、周围的发展、世界、环境、产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当中去,然后有目的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各行各业的知识。学习已成为他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邓中翰来说,学习不是读书,而是蕴涵在他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
伯克利的辉煌也只是代表了邓中翰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在国外学习时,邓中翰经常会对比中西文化,既可以学习西方思维,又可以从对比中体会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学习使得邓中翰在跟中、西方人打交道时都可以游刃有余。
与卢卡斯这些知名人士的交往,对于邓中翰来说,其目的也是学习——学习他们在金融、财政方面积累的知识,而且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新的学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