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与学术创业

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与学术创业

夏清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浙江农林大学的邀请，也感谢为我做的一些周到的安排。我现在报告的题目，与当初报的题目有一点点出入。当时，我想谈学者的创业角色与大学的创业导向。后来，我想把我刚刚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课题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报告的信息量更大一些，因为我做了一个实证研究，不只涉及概念或理论上的探讨。

一、报告说明

我报告的这个主题来自两个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学者的创业角色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证研究”和教育部的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认证与实现机制”。这两个项目去年年底都已结题，结题成果有相关论文20多篇，还有手上这部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学术创业——中国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认证与实现机制》。

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学的教授，我一不小心进入了学术创业这个领域。因为对于商学院企业管理的学科来讲，学术创业绝对是一个偏科。但是，我是一个创业学教授，又是做企业管理的，因此，在当初做国家课题时，我想从大学衍生企业这个角度来切入。应该说，最初是从研究企业开始的。没有想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这个领域跟学术创业和第三使命关联性太强了，而且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管理学教授发表的可引用的相关文献很少，文献大部分来自教育学领域的学者们。从今天的专家报告来看，各位专家与领导，以及大学校长与院长们，你们的学科背景也是多样化的。这也说明，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或者学术型研究，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研究课题。

对于这些概念，我当初受埃兹科维茨文章的启发，从第三使命这个概念开始切入进行研究。我认为，创业型大学是从大学第三使命延伸过来的。也就是说，传统的大学在变革过程中，在面对市场化导向的过程中，延伸出了三重使命，从而使得大学的目标和使命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培养人才到后来的科学研究，再到后来特别强调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正因为从这个角度延伸出来，我便提出了第三使命这样一个概念。应该说，这是大学强化社会服务功能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的表现形式又是多种多样，例如通过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技术转让到最后我们自己创办衍生企业等多种形式体现出来。同时，它特别强调大学自身要具有创造商业价值的能力。从而，大学的第三使命就拓展了。我认为，这也是埃兹科维茨理论的一个拓展。正因为如此，大学的第三使命这个概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创业、大学知识商业化等概念，有时候是在交叉使用。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时候具有相同的内涵。今天，大家又在说创业型大学。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如何来定义，或许很多老师都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创业型大学和大学的创业导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在大学的职能方面，特别强调知识的应用，而科学研究的职能很弱甚或没有，这是对于纯粹的创业型大学而言。在美国有这类大学，要么是一种营利性的大学，要么是创业型大学，它们有共同特点。而大学的创业导向则是指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战略方面的一种倾向，它特别注重用大学自身创造的知识去创造经济价值，却没有弱化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职能之意。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MIT、沃顿、斯坦福，它们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功能都特别强，但同时这些大学的创业能力也特别强，从而很难界定这类大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因此，对于中国的研究型大学而言，我觉得很难简单判断究竟是否属于创业型大学，只能说大学的创业导向程度有高低。

下面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主要的研究结果，因为这个研究持续了三年时间，工作量非常大，研究结论非常多，给大家提炼一下，谈谈主要观点。我们的数据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高校产业统计数据，第二个是2010年对中国“211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第三个是对湖北省七所部属院校和武汉地区高校的一个问卷调查和结构访谈。当然，受国家课题资助才有经费条件做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量非常大的工作。可以说，没有教育部的支持，我们的研究问卷发不出去，发出去也收不回来。我们甚至发现，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供了中国大学衍生企业大大小小的或者是有正式经营资格的两千多家，但当我们正式发问卷的时候，却找不到这些企业，从而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发问卷。最后，我们还是通过教育部来帮我们发。他们能够提供的产业数据，都是大家在文件上可以找到的。北大、清华、浙大等，特别是有大学科技园的企业，都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同时，在每个地区、每个省，我们要保证选择的大学有代表性，详细的过程，我就不介绍了，主要介绍一下研究结果。因为对于来自实证的研究结果，无所谓对错，只要有数据，就会有结论。

二、研究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大学对第三使命的认知，就是大学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他们是怎么看待大学第三使命的。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几点。

1．中国研究型大学对第三使命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对大学与产业间的关系这方面，这是一种主流的认知。因此，在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大学要实现第三使命，主要路径首先是跟企业进行合作，其次是咨询和服务，再就是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最后才是大学自己创办企业，这是对于认知这方面的看法。

2．对大学践行第三使命的作用的认识。也就是说，大学第三使命对我们传统大学主流功能的影响以及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否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评价就比较多样，最集中的或者说认同度最高的是认为通过强化第三使命，提供了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这是一个积极的肯定。其次是更灵活的知识生产机制，说明践行第三使命是有利于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的。但是，在实施第三使命对教学和科研的影响上，这里的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学者们或者被访问者认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但另一方面，担心过度的创业导向会影响教师教学质量和科研效果。

3．研究型大学实现第三使命的首要障碍是政府制度层面的束缚，其次是市场制度不完善，再次是大学研究导向与市场脱节，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上，这个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研究成果是研究型大学实践第三使命效果的评价，具体而言，主要有：

1．研究型大学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表现出非均衡性，科研成果转化及知识溢出效率和范围有限，大学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但大学创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绩效的贡献很小。而且，大学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当地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间接体现出来，也就是通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个结果验证了作者以前的研究结论，即中国大学的创新能力很强，但创业能力不足，而这个结论也可以拓展到非大学的领域。因为我在这之前也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及湖北省和武汉市知识产权局的项目，也是专门针对技术转移和关于专利转化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们的创新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很强表现在我们大学的很多专利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在其他大学也可能会得出这样相似的结论。在你所在地区的所有创新成果里面，发明专利主要是来自大学，发明专利是最能衡量创新质量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则是次要的。发明专利主要是大学创造，说明我们的创新能力很强。至于创业能力不足，表现在我们很多的创新成果是闲置的，没有转化。像武汉大学可能有一千多件专利都闲置了，没有转化，其他大学恐怕也能得到很多专利，随便拿一个专利出来，可能就是国际水平了，但是大学自身没有这个动力，也可能没有合适的条件去转化这样的成果。所以我反复地强调，我们的创新能力很强，但创业能力不足。

2．中国高校的主体功能仍然是人才培养功能，这也是其他两个功能发展和延续的基础，科研和第三使命成为人才培养功能延展的两个领域，因此，强化中国大学的基本功能，对于大学发展更好的知识生产具有基础性作用。

3．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得到释放，在最近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大学在科技人员数量和科研经费投入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是，从产出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体现出与投入相符的增长态势，其中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是制约中国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充分释放的主要原因。当然，可能也是结果，科研效率低。

4．中国大学直接运营知识的能力较弱，表现在大学创建的衍生企业的绩效普遍不理想，大多数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还处在成长期，缺乏明确的战略导向和明显的经济优势。过于依赖母体大学，嵌入市场与产业合作的程度不高，这是我们对衍生企业的评价，所以中国大学的衍生企业是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从而也就谈不上大学去跟产业竞争。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以为建立一个创业型大学就会使大学的创业导向强多少，你绝对不可能跟产业竞争。

5．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创业的数量并不多，学者型创业者大多数在公司高管团队里担任重要角色，但是并未充分发挥高层管理者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多数学者在公司里面还是主要担任技术管理，就是相当于CTO这一块的，做技术顾问或者技术经理，直接担任高管的或者就是公司一把手的并不多，学者对发展的贡献主要还是体现在技术创新这方面。至于说学者为什么参与创业，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做过这样的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国学者的创业动机最看重的是创业带来的成就感，最不看重的是创业带来的财富收益。与国外学者创业的动机研究结果基本是一致的，亦即由强到弱，依次为追求成就感、开发新知识能力、商业化研究成果到最后的追求经济效益。

6．将学者的创业角色与企业战略类型结合起来分析发现，学者的创业角色与企业战略类型的关系表现在：学者型CEO带领的大学衍生企业，其战略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愿景的具体化；而从产业外聘来的专业的CEO管理的大学衍生企业，他的战略形成则表现出对商业和非商业约束的适应性。也就是说，这样由外聘的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大学衍生企业，对市场和产业的适应力会更强，就是说比纯学者型的创业者会更强。大学衍生企业在步入稳定期之前，其战略的形成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愿景特性，而当大学衍生企业已步入稳定期之后，其战略的形成却常常表现出对来自商业约束和非商业约束的妥协。

在影响学术创业绩效的环境因素中，地区的创业氛围、大学和大学衍生企业的治理结构完善情况、创业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产业、政府支持是主要的因素。学术创业氛围比较活跃的，如浙江省，本身的创业活动很活跃，大学的学者们创业活动也很活跃，这个跟广东省的情况还不一样，广东的创业很活跃，但是该地区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创业活跃程度并不高。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中国研究型大学践行第三使命是被动地适应，而不是主动地创造；在转换知识、创造价值、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学仅仅显示了较强的创新能力，但还没有显示出独立的创业能力，与产业的合作也有限，大学在地区的领导力还没有形成。其次，中国研究型大学在科学和市场的夹缝中生存，而这些研究型大学是最具有国有公司性质的，从而使他们很难摆脱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和对权力的屈从，然而，国家资金的不足又迫使他们向地方政府和产业寻求资源，这种迫不得已的社会嵌入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战略的考虑。

当国家和政府驱使大学逐步自给自足但还不能完全对大学断奶的情况下，同时又在用学术、经济和权力三重指标来考核大学时，研究型大学这种夹缝中生存的状况还会持续，仍然会与政府长期博弈，而人才、科学和市场只不过是一个说起来好听、做起来走样的美丽装扮。

三、政策建议

那么，通过这些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一些什么政策建议呢？我们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从制度上强化金融资本进入，解决技术转化的基金问题。这个是围绕着大学技术转移效率低提出来的。我们技术转移效率低，有很多因素。当然，学者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是，如果要从制度上强化这样的转化效率的话，必须要有金融资本的进入，也就是我们要把将风投资金引入大学知识转移作为一个制度化的重点来解决。

第二，修改专利法解决技术转化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我前两年也提出来了，要求针对大学修改专利法。修改哪一点呢？主要是针对职务发明这一块的。大家知道美国的《拜杜法案》，他们的一个进步就是将由政府资助大学的研发成果获得的专利权一部分给予大学。我们中国现在是这样的，专利权归大学。但是，这个归大学还不行。因为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如果专利权在大学的话，谁在管理着这些专利权呢？大学的产业部门？产业部门怎么去转换呢？他们绝对不懂技术，你要去转换，还必须靠这些从事发明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去转换。但是，科学家们有自己的科学研究任务，他们有他们的兴趣，他们有他们的时间限制，他们没有很多时间给企业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工科院校的积极性高一些。作为纯基础研究的像化学、生物这一块的这些老科学家们，他们喜欢做基础研究这一块。不管是技术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有专利问题。我们提出的建议是，把一部分职务发明专利权直接授予个人，个人有这样的权利之后就有积极性，就有制度上的方便，就会转化这种专利或技术。武汉大学最近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将专利转换的70%的收益都归发明人。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收益对他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这70%的收益应该怎么来产生？一个专利产生的效益怎么衡量？其次，他们还是觉得真正到他们手上的钱没多少，所以他们费不起那个时间。可见，仅仅靠奖励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产权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打擦边球的方式，很多大学的专利都是被一些学者拿去转化了，或者让他们的研究生、毕业生拿去转化了，反正大学睁只眼闭只眼，没时间管这个问题，产权没有管理好，还是流失了。

第三是建立知识整合社区模式，从制度上解决产学研合作的问题。对于建立知识整合社区模式，我借鉴了剑桥模式。剑桥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有一个长期的合作，就是围绕在剑桥大学周围的这样一个能够解决地区重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问题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一般是由政府牵头、大学引导、企业投钱参与，共同来解决当地技术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个模式非常有效，叫作知识整合社区模式。这个借鉴起来并不太困难，我们不妨也做一个这样的模式。

第四是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政策，建立符合三重使命的大学考核机制。我们一方面在鼓励大家去创造经济价值，但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职称考核都是按照纯学术标准来的，没有考虑到创造经济效益这方面的投入。可以说，绩效考核、晋升、收入没有跟创业挂钩。这类似于大学鼓励学生去创业，但是老师不愿意让学生去创业，如果学生旷课了，老师就要扣学分，那学生怎么办？我现在也很困惑，比如在上创业课的时候，一方面我当然会鼓励学生创业，但是，如果学生顾此失彼连创业课程都不上，他去创业，你说叫我怎么办？我不给他分吧，说你不鼓励创业；我给他分吧，就是鼓励他不好好学习，从而也就产生矛盾了，这个考核制度也是矛盾的。

第五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从制度上促进大学转移。这个方面有很多，比如说大学去行政化，或者是大学的衍生企业建立一个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这里又有许多话题可以探讨，由于时间限制便不多讲。

最后，我们预测一下未来。中国研究型大学在践行第三使命的发展过程中，最终会形成哪种模式呢？克拉克·克尔在比较英、德、美三国大学时曾经有这样一种概括：如果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应该尽量采用英国大学方式；如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应该采用德国模式；如果是为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做贡献这个角度来讲，应该采用美国模式。中国研究型大学独特的治理结构、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巨型大学模式，注定了在短时间内是三重使命兼顾的混合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能否实现长期的综合竞争优势，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