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知即行的学术意义

创业型大学之我见：即知即行的学术意义
——行为也是一门学问

王旭烽

（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提出的建设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与定位是生态性、创业型。在实践中，我发现一个现象：有人简单地认为生态性是钻研学术，创业型是发展经济，并进一步认为衡量创业型大学，就是看学生有多少自主创业，老师有多少和学生一起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学校和社会上多少企业单位有合作项目，有多少资金打入了学校或学院的大小账户中；就业率多少，生源如何，无疑都是创业型大学的重要标志。

我个人也以为这些指标都是重要的、需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是相对浮浅的。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的确也是从表象进入内涵的。我在学校外工作了那么多年，在招聘工作人员时，曾经明确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最好不要，因为他们不能用。起码在社会大学中磨炼两年，才开始用得上。我不知道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因为当年我毕业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基本一工作就能顶个全劳力了。

当我重新进入大学执教之后，突然发现老师们如此年轻，学生们近乎幼稚，有一些教材与社会相当脱节，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论文写得很出色并借此评职称者，恰恰是这个领域实践方面的极弱者。这样的人如果进入社会，到单位里工作，一旦裁员就是首要目标，在学校的价值坐标里，却成了硬杠杠的符合者。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真正在创业的骨干却不符合大学的一些硬杠杠条件，没有真正创造力和创造成果的人却有可能通过闭门造车修成“正果”。

我曾经为此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也许黑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即为合理的”这一逻辑在这一现象上是可以套用的。高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背后是有价值评判体系支撑的。

中国的学术传统，是一种闭门造车的传统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学术是一门世界上最讲究身体力行的学问。儒学的社会性就不用说了，佛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传播，恰与它的人间性、功用性不能分开。至于仿佛以天道运行宇宙在胸的道家文化，更是将人的修道作为达到真理的根本途径。

我们知道，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今人将其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而明代王阳明恰恰是在实践格物致知失败之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念，并以为只有通过知行合一，才能够致良知，达到最终极的生命存在目标，找到价值意义所在。

在《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王阳明对知行的统一关系有过明确的说法：“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知又说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对此，大哲学家汤用彤先生自有一番体会，他在《理学·佛学·玄学》一文中说：“阳明惧学者之徒事皮毛也，惧学者之浮光掠影而伪作也，惧学者不识天理为何物，而劳力劳心于格致，不得成效也，故为之教曰：理无内外，性无内外，学无内外，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即知即行，即行即知，心有主脑，节目事变，均可应乎而解。”这可说是比较精到的体会。

我第一次知晓“即知即行”这一词语，是吴觉农先生1941年在武夷山创建中国茶学研究所时对全体员工的讲话，吴觉农先生为浙江上虞人氏，王阳明为余姚人氏，浙东学派中的致功思想，对吴觉农先生有着深厚影响，而当代茶圣的这一观念，也深深地影响我们这些后辈茶人。故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开办伊始，我们就提出了“即知即行”的院训，诠释为“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上即下，即工夫即本体”。直至今日，“即知即行”成为茶文化学院的工作精神。

即知即行，是我们学院投身建设创业型大学的一个重要口号，目前学院也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但在实践中，依旧存在有一种似乎“知”才是学问、而“行”则非高校学者立身之本的忧虑。究其源，诚如梁启超曾说的：“西方哲学之出发点，完全由于爱智。……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

那么，行为的学问，有其学术价值吗？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一直是有不同认识的。

一是要对知行观形成的学术坐标有所认识。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学问本身，学术价值是不大的，尤其是在西方哲学背景参照下。冯友兰先生说：“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对于善恶的辨别，是一种直觉的认识，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就是说，是一种直接的反应，并不是经过思考而得到的命题。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直觉，不是知识。”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知识”相比较，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善”与“恶”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知识”性的分析论说，他也没有特别强调应注重实践个人单方面的纯道德义务。有些外国学者批评中国思想是“一锅粥”“大锅烩”，“知行合一”尤其如此，其证据即在此。

但恰恰是对王阳明的直觉说，汤用彤评论道：“阳明学问最易令人误会，即以为其教旨顿悟，全不用一点工夫。不知先生所言，虽主张良知说，然于自省自察均三致意焉。非独此也，先生且谓须扫除廓清，一毫不存，何等直捷痛快，何等斩绝，无稍假借，毫非可浮光掠影，云过天空也。”

我认为，王阳明先生建立的“知行合一”观，从本体论上说是有其深刻的学术价值的。一方面我们要深刻重视这种行为的学问；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通过实践，去证实这种行为的真理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在价值评判上，就不会产生一些轻视实践成果、轻慢实践行动的评判标准了。

二是对“知行”的理论，要有总体的认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说一个主体的道德活动从意念、动机的方萌未萌之际到付诸实践的过程乃至完成，是一个整体统一的过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要弄清楚，那就是王阳明并非对知与行排出先后序列，并不是先有知识，再去实践知识，证实知识。也有可能是在行中发现知识、完善知识、提升知识的。因此，我们的创业型思路，也是在发现、完善与提升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领域中的“知”，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范畴。从认识论上说，这和西方的逻辑演绎推论亦有相当不同之处，是浙东学派在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三是要发展“知行”观。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原本只是儒家道德实践的一对重要范畴，此一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先哲们把“知”和“行”能否统一看作是关系到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知行统一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之一。此“行”只为道德之“行”。但发展到今天，作用于现代社会更大领域，无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诸多领域，“知行”观都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比如在我们的生态性创业型大学建设中，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便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即知即行，并非知道了立刻去做，而是在实践中产生认识，认识时付诸实践，这个“即”，我的理解不是“立即”，而是“同时”“循环”的意思。其中，在实践中产生认识，上升到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读美国历史，觉得两百多年来的美国历史，是一部行动史。但每一个历史行动的大关节点上，都催生出科学成果，进而使美国演进成一个对科学高度重视和科学发达的国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或控制着世界。这是一个典型的从“行”中孕育出“知”的案例。

我以为，目前，在我校的创业型大学建设中，深入研究行动的学问，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思想到位了，政策策略、评判标准、价值取向才能够有指导思想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