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创新——确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经济
伊丽莎白·布伦(1) 乔安娜·费伊简·肯韦(2) 著
邓慧华 张莹(3) 译
知识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创新政策和国家创新体系是其核心。本文利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风险理论对创新政策和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批判。本文使用了贝克(Beck)对风险社会的理解，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新论点和佩雷斯(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对风险经济以及知识经济政策及其相关的创新体系的更广泛的风险影响进行了评判。德里达(Derrida)的幽灵理论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方法框架。本文使用他的“幽灵论”(hauntology)观点，将风险经济概念化为一个出没于知识经济政策和体系中的幽灵。幽灵风险经济提请人们注意知识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并且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视角来挑战经济信条的确定性。风险经济揭示了因追求商业收益而被忽视的社会、政策和文化危害的不确定的、“不可判定的”未来。
一、导 言
知识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主导经济力量，许多经济及其他政策的出现都与其相关(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1996)一文，知识经济的概念被明确地列入了政策论述(5)。该报告概述了就业和治理的趋势和影响;科学体系的作用;以及知识经济的指标。它将知识经济定义为“直接基于知识和信息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OECD，1996:7)。在这份文件中，知识经济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包含各种同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和学习经济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是由全球经济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所导向和推动的。
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融合了各种关于知识、信息、学习、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想法。此类政策(6)标志着知识密集型生产力的兴起，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以及经济和文化网络化特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知识经济的关键特征(Castells，2000;Marginson，2002)。在诸如OECD(2004)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03)这样的国际和超国家机构中，知识经济以及相关论述已经成为强有力的政策杠杆和驱动器。它们还被广泛地使用于国家政策，尤其是美国(Federal Trade Commission，2003)、英国(Department of Trade ＆ Industry，2005)、澳大利亚(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4)、加拿大(Government of Canada，2002)和爱尔兰(Government of Ireland，2005)，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国际组织(World Bank，2005)。此类政策通常将倡导知识经济描绘为经济繁荣、科学进步、社会包容和前所未有的全球互联互通之路(7)。
创新政策和国家创新体系占据了这一政策领域的核心位置(8)。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知识经济政策，因为它们显然同创新具有密切的关系(9)。本文采用各个学科对风险的理解来定义所谓的风险经济。我们认为这种风险经济困扰着创新政策。风险经济的幽灵暗中对当前知识经济论述的经济进程质疑，对其狭隘和还原式(reductionist)的逻辑提出了挑战，并且同其基本假设进行对抗。在此过程中，揭示了一些矛盾、排斥和不稳定性。事实上，这种幽灵另类经济不仅对确定性的所在之处提出了疑问，而且也提出不确定性是唯一可能的确定性。本文从“幽灵论”的讨论开始，这是贯穿全文的。本文首先对“不可判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讨论，然后研究了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讨论风险概念的方法，由此提供了一些从这两个领域的真知灼见中汲取而来的关于风险经济概念的理论起源。随后本文详尽叙述了创新的概念，因为它明确地贯穿于知识经济政策之中。最后我们解释了风险经济(正如我们初步定义的那样)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对民族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二、幽灵论
本文关于“幽灵”的概念出自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幽灵论”(hauntology)。在《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Marx)(1994)一书中，德里达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使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成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尽管欢呼资本主义胜利的、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精神驱魔的新自由派人士(尤其是Francis Fukuyama)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德里达相信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经济结构仍然具有幽灵般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在书中发明了术语“幽灵论”来指示幽灵逻辑。我们并不想历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明确表述的诸多概念(参见Laclau，1995;Rorty，1995;Spivak，1995;Sprinker，1999)，而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幽灵论”概念上，从而为困扰知识经济论述的幽灵风险经济中所应用的幽灵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德里达说道:“幽灵出没在他们不存在的地方;他们回到那些排斥他们的地方”(2000:152)。风险经济的幽灵困扰着知识经济，因为他不被主导政策论述所包括或承认。
德里达通过提问:“幽灵的此在(being-there)是什么?幽灵的出现方式是什么”(1994:38;original emphasis)?逐步提出了他对幽灵的理解(幽灵性，spectrality)和他的幽灵理论(幽灵论，hauntology)。对德里达而言，幽灵使存在之本咯咯作响，并且将海德格尔哲学(Heideggerian philosophy)提出的基于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化了。本体论确定了存在，或是根据“切实的确定性和可靠性”(Jameson，1995:75)的说法，确定了一种存在理论，而德里达的幽灵论(hauntology)，这个新词在法国发音时可以有意念成“本体论”(ontology)，意在“强调幽灵自身的极度不确定性，没有任何切实的承诺作为交换”(Jameson，1995:75)。
德里达的幽灵论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在场”(presence/present)的双重姿态上的。幽灵混淆了我们对存在和在场的理解。幽灵在，但它并不存在。因为它既非在场又非不在场，使得它置于“像是在场”的疑惑地位。幽灵还混淆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幽灵召唤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预见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以此留下了过去和未来的踪迹。因此，时间不再是按照一条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到当下，再到无法预见的未来这样一条线性进程进行排列的。幽灵的存在状态使时间变得不同步，违抗了时间。根据Lucy的观点，当我们面对幽灵的时候，“所有允许或是强迫我们确信无疑(关于时间、身份、在场，等等)的形而上学都面临着变得不确定、破灭或是支离破碎的风险”(2004:112)。
根据Critchley的观点，德里达的幽灵论还暗示了“当社会经济的沉积意义(sedimented meanings)存在着争议时，政治理解的不可约性(irreducibility)”(1995: 7)。就知识经济论述而言，其看似固若磐石的逻辑基础受到了幽灵论的挑战，其“沉积意义”因此开始土崩瓦解。然而，Joseph主张“德里达教会我们，幽灵可以为我们所有人工作，并且我们也可以为了质疑任何一种论述而向它们求助。”(2001: 96)
三、不可判定性和风险的幽灵
根据德里达的观点，决定并非经由政治或制度体系或是结构所规定或安排的。决策过程的结果不是一个可以预知的结论，并且其后果是无法推算得出的，就此意义而言，决策过程涉及一种斗争。无论如何，一个曾经做出的决定无法驱除不可判定的幽灵。它仍然会受到未做出的决定、被否定的可能性、未采取的方案的困扰。最糟糕的是，它会继续被未来那毋庸置疑的不可预见性纠缠着。未来就像幽灵一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与过去就是完全可计算的、客观的、实际的、真实的、与未来虚幻的不在场形成对立的。这种对立在幽灵初现征兆时就开始破灭了”(Lucy，2004:116)。我们过去与现在所做出的决定在未来所造成的后果是永不确定的。正因为如此，不确定性就与风险联系在了一起，通常(但并非普遍)它被理解为危害或是危险。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不可判定性和风险是如何困扰知识经济及其相关论述中的科技创新的。科技创新被认为是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器。我们不能断言这种创新会带来全球经济繁荣、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生态的可持续性，以及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同样，我们也不能确定它会带来经济危害、生态灾难、流行病，或是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几代人而言，后果是无法精确地判定的，因为未来是不可预见的。但是，根据Lucy(2004:117)的观点:“未来永远保持开放的状态，根本无法预见，这个概念恰恰是所有政治策略、所有政策规划视而不见的内容。但是在厌恶幽灵性的同时，在回避幽灵此在问题的同时，每项政策都在创建更好的世界这个问题上推卸责任。回避幽灵的此在就是回避公平公正。”
知识经济政策对科技创新中的不可判定性视而不见(10)。相反地，它们试图用必然性取代不确定性。于是，它们试图将知识经济描绘为一项工程，是“令人安心的对象，或是确定知识(assured knowledge)(令人欣快的，不似是而非的，没有迷阵(aporia)的，不存在矛盾的，决定时不存在不可判定性的知识)的逻辑或理论结果”(Derrida，1998)。Lucy(2004:1)对那个“迷阵”进行了解释，“这是一个希腊术语，表示一种逻辑矛盾……这被德里达用来指示他经常提到的任何形而上学论述中的‘盲点’(blind spots)”。风险和不可判定性就是此类存在于知识经济及其相关论述中的盲点。
在知识经济中，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起到了“确定知识”的作用，它“规划”或预先支配了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决策。作为创新政策的基础，这种确定知识意味着知识经济已经陷入了危险境地，正在成为“一台无需我们、缺乏责任感、无需决定而运作的机器，实际上是没有道德伦理，没有法律，没有政治”(Derrida，1998)。一项决定如果是受到规划或是预先支配的，它就不算是一项决定。正如德里达(1998)提出的，“所有的决定或责任都是经历过迷阵或是不可判定性的考验的”。因此，创新经济学所带来的确信的错觉无法成功地驱除不可判定性和风险的幽灵。
尽管知识经济声称规划未来，但是知识经济无法容忍同科技创新有关的风险(被理解为危险)。这些风险有许多形式。正如Beck(1992)所解释的，一些诸如此类的风险同核危害、化学危害、生物危害、生活方式危害，以及生态危害联系在一起。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不应将风险简单地理解为科学狂妄自大的副产品。本文将会指出，风险是创新进程所固有的内容。这是一个特殊的技术经济(techno-economic)现象，涉及科学和科技不可判定性的经济控制和开发。我们所关注的是这种控制和开发的逻辑。
四、被语境化的风险
目前我们都是依照我们的常识性理解来使用“风险”这个术语的。但是风险的含义还是存在着许多争议的，是具有高度语境性的，Douglas和Wild a vsky(1982:9)解释道:“追随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有意承受(以及避免)不同类型的风险……关于风险的可接受度的问题，仅仅通过理解自然与技术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答案的。有待探索的是，为了全神贯注于那些经过选择的方面，人们是如何一致忽视他们周围潜在的大部分危险，并且相互作用的。”
由此可以推断，风险不仅具有文化和历史特殊性，而且不同学科对其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未必所有的学科都将风险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建设。社会学家们往往这么看待风险，但是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
社会学家所谓的风险倾向于将当代的风险意义同历史上对风险的理解进行比较(例如，Beck，1995;Giddens，1999;Lupton，1999)。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比较开始，这在社会学论述中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关键的区别在于，前现代性中是不存在风险概念的。人们要面对危险或是危害，但是人们相信这些生活中的不幸和事故是命运使然，是上帝所为或是自然的力量，它们超越了人类的控制或责任的范畴。Giddens(1999)认为，“风险指的是同未来可能性相关的危害。它只有在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中才得以广泛使用”。于是，风险概念及其正在转变的含义同现代性的出现联系到了一起，并由此同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诞生相联系。正如Elliot(2002:295)所言，风险概念变得“同仪器合理控制的发展密不可分了”。这牵涉到对知识的信仰，特别是科学知识，它使我们有可能去了解、预测、管理意外和危险，并且有可能在统计上预测风险，在经济上利用风险。此外，在现代性中，因为风险演算预示着一种控制意外事故的方法，所以它同进程联系到了一起。这种风险观在经济学中还是很常见的，我们马上会进行更为详尽的解释。但是首先让我们回到Beck关于风险社会的概念，这同那些认为风险是可计算、可控制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现代社会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阶段，根据Beck(1994:5)的观点，“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风险都越来越趋向于逃离制度的监控和保护”。科技创新发动了“一场风险演算的毁灭，现代社会由此对进程达成一致”(Elliot，2002:296)。结果就是Beck所谓的“风险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西方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诸如财富和就业之类的‘好东西’的生产和分配……而是预防‘坏东西’，将其最小化。那个‘坏东西’就是风险”(Lupton，1999:59)。Beck在他的反身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中提到了这层意思。
在Beck看来，风险社会是具有反身性的，它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不再“又聋又瞎”(Beck，1994:6)。根据Beck的观点，“简单现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包括应用科技来控制自然。它同一种科学文化联系在一起，它反过来控制工业社会，并使其合法化(Lash ＆ Wynne，1992;Mitchell，1999)。相比之下，反身现代化是对简单现代化的进程和破坏性后果的对抗。尤其是，它承认与简单现代性有关的高风险，并且对制造这些风险的进程进行了批评性反省(11)。或者，换种方式来看，简单现代性的缺乏反省造就了后来必然要面对的风险。
更广泛地说，Beck的风险社会命题及风险社会学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资源。这是因为它关注的是风险、知识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风险不能被简化为仅仅由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危害或是不可计算的结果。再有，假如我们认为知识经济受到风险经济而不是风险社会的困扰，Beck的著作中也并没有明确表述两者的区别，我们就需要深入思考风险在社会学概念同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区别。当然，贝克承认科学和资本共同成为了风险产生的驱动器，但我们还需要想得更多。我们支持Reddy的论点，即“在我们的时代，主流经济学可能……为了社会合理性，构成了最重要的合理化论述和智力工具”(Reddy，1996:225)。因此，经济学将自己及其对风险的看法强加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者。这在知识经济的科技知识文化中尤为突出。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风险通常被定义为根据概率论分析所得出的各种可能的结果。根据之前所讨论的启蒙运动的路线，此类分析被理解为科学知识。风险不包括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是无法进行计算的。事实上，Reddy(1996:222)指出，“经济学在风险概念上所取得的成功……或是对未来的展望受到概率论的制约，更具有‘不确定性’”。他说道，不确定性所涉及的“对未来的展望是根本完全无法预测的，以至于妨碍了此类分析。”因此它与知识的缺乏有关，至少是缺乏观点，因此它具有主观性。
在当代经济学中，一个同(可计算的)风险概念相关的问题是它所造成的控制错觉。一个更深入、更微妙的问题是“风险”的定义由此忽略了不确定性。然而，正当它把不可预知的、不可知的、主观的内容排除在外的时候，它却具体表现了这些内容。当然，这种排斥的错觉不总是出现在经济学领域。Reddy引用了凯恩斯(Keynes，1937)的观点来说明不确定性是经济的基本特征，尤其同相关人类参与者的行为有关，比如消费者，企业家，或是投资者。他认为，凯恩斯“彻底地拒绝了系统了解未来或个人的尝试……通过理性的可计算性来感知［未来］”(Reddy，1996: 229)，这是基于:“新的恐惧和希望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所有这些为了布满操作台的交易所和井然有序的市场而设的漂亮得体的技术都有可能崩溃。在任何时候，不明原因的惊慌、恐惧和同样不明原因的希望都无法真正地得到缓和，而是在表象之下暗流涌动”(Keynes，1937，quoted in Reddy，1996: 229)。
Lupton(1999)在她对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中不断变化的风险意义的分析中发现，风险有好有坏，这个概念在当代理论化过程中迷失了。根据Short(1984)的观点，Lupton(1999:8)提出了“冷落”(short shrift)，好的风险受到技术和官僚政治上的风险评估。根据Luhmann(1993)的观点，她又指出好风险的概念在当前“深奥的经济投机用语”中是相对缺失的。
我们的观点是，任何恰当的风险经济概念都必须至少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经济学风险词缀——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概率论分析和相关的控制技术来获得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出于不确定性的确定性。我们还可以知道风险可能关系到利润和亏损，更广泛地说就是利益和危害。风险经济由此会牵涉到“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牵涉到利益和危害。但是除此之外，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风险经济是在可计算的风险和完全不确定性、知识和无意识、系统和主观性之间的差异中构建起来的。
为了展示知识经济是如何受到各种不同的风险经济形式(正如我们粗略地定义的)的影响的，我们转向经济学上关于“确定知识”的思想，此类知识规划了创新政策的决定。根据Beck(1992:157)的观点，这种思想“通过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新教义，为科学实践的封建化敞开了大门”。确实，我们认为风险经济幽灵所处的迷阵(矛盾或是盲点)在于经济学上对风险的狭隘理解及其向创新政策的转化之中。
五、经过规划的创新
“创新”一词在当代政策和管理论述中普遍存在。有人可能会因此倾向于将它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或是一个管理表达的例子(Watson，2003)。然而，在知识经济及其相关论述的语境下，“创新”指的是一种属性和进程的综合，远远超越了创造某些新东西的含义。一份在欧盟委员会的共同研究和开发信息服务(Commun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ervice，CORDIS)网站上发布的创新政策背景文件指出了创新的一些特征。它提到，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竞争力比过去更依赖制造和服务部门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来尽可能快地、有效率地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能力。这种能力吸收并应用了新知识，以提高生产力，创造依赖科学独创性和创业天赋的新产品和服务。但是，是鼓励和支持创新的创造力和投资，还是阻碍或限制它，这从根本上受到条件的影响。在21世纪，尽管创新将成为成功的产业和企业政策的首要驱动器，但也必须对教育、就业法律和税收等领域的政策进行宣传(CORDIS，2002:2)。
这份政策声明指出，创新的关键要素包括新知识、科学独创性、技术、市场、企业、竞争，以及创业。因此，创新的含义远远超越了一种新理念或是新发明，甚至超越了新知识本身。正如Fagerberg(2002:9)所说的那样，创新是“一种以商业为目的，在经济圈中进行的特殊社会活动(功能)”。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抓住了创新对于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说道，“资本主义引擎(通过)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消费者商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的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而(持续)运作着”(1943:83)。据Freeman、Clark和Soete(1982:19)的观点，熊彼特将创新视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因为新的盈利机会吸引了模仿者和改进者“蜂拥而至”，随着新的投资浪潮来开发新的机会，创造繁荣景象。竞争过程随着这股“潮涌”开始启动，然后逐渐侵蚀创新的利益边界(如马克思的模型)，但在体系获得平衡条件之前，整个过程会通过创新的新浪潮所带来失稳效应而重新开始。
这可以同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进程联系在一起。论及技术创新和长波商业周期，这指的是“工业转变的进程……从内部不间断地对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不间断地毁灭旧的，不间断地创造新的”(Schum peter，1943:83;original emphasis)。
知识经济的演化一直伴随着一种对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更广泛的演化经济学的兴趣复苏。苏赛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新熊彼特学派(neo-Schumpeterian school)(例如，Freeman，1987; Freeman etal.，1982;Freeman ＆ Perez，1988)就颇具影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关于组织变革、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由1983～1984年间在苏赛克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所(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SPRU)的访问学者Carlota Perez进行理论化的所谓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
Perez的假说基于熊彼特的创新论文。除此之外，她还借鉴了Nikolai Kondratiev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50年“兴”与“衰”的长波理论。我们可以参考这些长波理论，因为Kondratiev波可以通过比较现在和以前的商业周期来解释长波的意义。第四个Kondratiev波是个福特主义者。典型的代表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其主导产业因素是机电技术。在当前的第五个后福特主义的Kondratiev波中，主要的产业因素是微电子和“关键的‘载体’部门”，包括计算机和软件、电信、计算机集成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IT)服务、生物技术、太空/人造卫星，以及环境“技术”(Perez，1985)。正是这种对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器的强调，强化了知识经济中对科技知识的侧重。
Perez(1983:358)背离了熊彼特的观点，她认为商业周期“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现象，而更像是一种整个社会经济和制度体系(在国家和国际规模上)的和谐或不和谐行为的表现”(原文强调)。技术经济范式提到了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特有模式，它为了响应技术创新而出现在一个商业周期中。这种同组织和制度文化变化的连接有助于我们解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制度化(Freeman ＆ Lou92，2001)。正如OECD(1996:7)所解释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造，它是由科学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流动和关系所构成的，它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决定因素”。现在，我们将据此定义，考虑一些更广泛的创新风险问题。
六、内在风险的含意
幽灵使现在坚实的基础开始“动摇”，其影响力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并不是“它声称的那样自给自足;我们不依靠它的密度和可靠性也能做好，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些都可能会背叛我们”(Jameson，1995:76)。风险经济的幽灵动摇了貌似坚固的知识经济政策基础。幽灵通过揭示一些风险的含意，使知识经济政策及其相关体系的现状(present existence)陷入困境。
风险的第一层含义同时间的压缩有关。虽然熊彼特和Perez的创新观点在Kondratiev的50年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有所映射，但是可以论证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这一时间框架。创新已成为了一个精心编制的过程，“曾经松散的、受制于长时间延时的科学、技术、创新投资和市场之间的‘耦合’，现在变得更为亲密无间、持续不断”(Freeman et al.，1982:41)。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用于产生、发展和使新知识商业化的时间长度被收缩了。通过全球范围的创新活动以及运用现有的技术知识，创新进程被进一步加速了。据英国贸工部(UK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2000)的《卓越与机遇——21世纪科学与创新政策》(Excellence and Opportunity:A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白皮书指出:同前几代人相比，我们正在进行更多的研究，更有成效。像无线广播、航空和大规模生产这些发生在20世纪初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是与21世纪发生的变革相匹配的。转变的是规模，但事实上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每一个人。通过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例如，信息技术可以使生物技术研究人员扫描成千上万的化合物，在30年前，一位研究员花同样的时间只能测定少量化合物。要使英国在21世纪繁荣发展，并能在新的全球产业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拥有一流的进程，以追求科技进步，并成功地利用它。我们必须有能力创造、利用和开发现代科学的创造性力量。由于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加快了，因此我们认为，破坏性创造的风险也提高了。
意识形态的线性发展和进步构成了风险的第二层含义。创新理论起源于演化经济学，并由此假设了一条演化轨迹。这同进步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progress)产生了共鸣。Beck(1996:29)认为，对进步的信仰(工业社会的意义来源之一)已经枯竭了，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科学越来越被看作是来源，而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指出，科学的权威被竞争和矛盾的专家体系破坏了。而这恰恰是一种对进步的信仰，这使政府精力十足地迎接知识经济。当然，这里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假设，即创新是“商业成功与繁荣的必经之路”(Blair，1998)，并且在创新政策华而不实的言词中前景甚佳(例如，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1;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2000;Government of Canada，2002)。这暗示了一条“发展轨迹”，人们设想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沿着这条轨迹会在产业生产力方面取得极速发展，繁荣昌盛。
其结果是，人们认为民族国家的经济福利越来越依赖他们的创新能力。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创新似乎并不仅仅涉及一大群由新的利润机会驱动的商业模仿者。这种蜂拥现象发生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技术的经济前景诱惑以及被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市场排挤的恐惧驱使着它。在这种背景下，风险不再被看成是由科技或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之类的人的误差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结果，而是被重新界定为不与科技进步为伍的后果。
风险的第三层含义与驱动知识经济思想的科技主导论的社会观点有关。人们经常提及的经济繁荣和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指向了一种观点，即技术塑造了社会。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解释过的(Bullen，Robb， ＆ Kenway，2004)，技术经济范式已被普遍地批评为技术决定论(例如，May，2002;Webster，1995)。人们认为，此类社会变革的途径往往强调“技术在社会力量中的独立性”，并且关注“一种创新向另一种的逻辑发展”(May，2002:26)。科技创新被委婉地比作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由此引发了对一种对科技带来的变革的被动适应。在政策文件《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Shaping Australia's Future)中可以多少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其中描述了发生在每一个长波中的组织和经济转变，它总结道:“正如这些转变在过去发生过的那样，它们在当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浪潮’中体现得非常明显”(Department of Industry，Science and Resources，1999:10)。因此，这一政策背景文件所列举的变革并不只是把当前的ICT浪潮置于一条历史轨迹中。该文件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说明性的，把过去描绘成未来的保证人，把技术经济范式描绘成创新政策决定以之为基础的理论知识。
由此造成的全部结果就是，国家创新政策操纵着研发走向狭隘的、高风险的前沿技术领域，这被看作是第五个Kondratiev波的特点(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1;European Commission，2002)。这样，它们还促进了新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模式的发展，促进了新科技创新“最初传播”的指导方针(Perez，1983)。这造成了不均衡，并且“引发了旧模式的危害”(Perez，1983:358)，使得均衡的恢复取决于过时的社会体制框架的重组，以此对新的科技类型进行补充。这种逻辑使决策者将那些由新的商业周期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结果看作是进程令人遗憾的却又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因此在对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技术化、全球化和组织变革进行评估的时候，OECD(1996:18)的结论是，“尽管在短期内，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混乱，但是从长期看来，知识积累和学习这类开明的方法将会带来进一步增长，创造就业”(我们的重点)。
此外，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创造性破坏的进程正在使我们走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根据Elam(1994:45)的观点，“由于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的进步阶段，这使得国家经济和个人公司很难脱离新技术的统治”。如果既得利益本身不具有经济可持续性，那么一旦新的基础设施就位，就很难对技术的意外影响作出充分的反应。当下美国布什政府就减排问题对《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进行抵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技术“敞开了一扇门，但它并不强迫人们进入”(White，1978:28)。创新的自主程度如何，这取决于政府、机构和个人，取决于他们对选择“进入”或是不进入的感知程度如何，取决于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因此科技经济范式是技术决定性的，更确切地说，如Perez(1983:366)所言，“利润动机是推进器，而科技类型是转向装置”，而科技类型的最后形式“将最终取决于参与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行动、洞察力和相对力量(Perez，1983:360)。然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基于新兴技术类型的外推特征的有目的的行动，这转而成为行动的标准，就像上述的澳大利亚的政策的例子一样。这同时也是《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OECD，1996)所产生的净效应。在OECD描述了整个社会经济和制度体系在兴起的知识经济中的和谐一致后，它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宣言和推动力。
国家创新体系将经济、科技和社会制度范畴带入了一个空前的联盟。事实上，它们越来越趋向于整合。从这方面来看，风险不再单单是科技知识局限性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无意中创造的危害，它们“总的来说取决于处理风险的科学制度和方法”(Beck，1992:59)。更确切地说，风险的幽灵正是在科学经济化的进程中出现的，经济学在制度和方法上接近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由此越来越多地鼓吹新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应用。
七、结 论
这篇文章的中心前提是，风险经济困扰着知识经济中创新政策的技术经济逻辑，我们认为，风险的概念是有语境的，也是复杂的，因此，对风险经济的理解必须包含这种复杂性。在我们看来，风险经济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利益和危害的集合体。人们涉嫌以可计算的风险的名义来掌控科技和创新体系——可计算的风险这个概念否认了危害和不可判定性。但是我们论证了，这些体系确实通过三种主要的方式使风险成为了危害，这超越了科学本身所造成的危险。在他们对时间和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安全的压缩过程中，在他们对线性进程的幼稚认识中，在他们对科技决定论思想的盲目接受中，始终存在着这类危害。
总的来说，风险经济的幽灵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知识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公式也可能危及后代。将风险作为概率演算以及了解未来的借口，这实际上隐藏了不确定性。根据Sanjay Reddy(1996:222)的观点，“用于对抗不可判定性的社会决策程序的功效要求‘不确定性’应当取代‘风险’，成为风险分析的治理动机”。承认不确定性就是承认未来是不可预见的，不可判定的。风险经济的幽灵的显现让我们注意到知识型经济论述内在的不稳定性，并通过一种另类的视角来挑战经济信条的确定性。风险经济通过揭示社会、政治，以及在商业盈利的兴趣中被忽略了的文化危害的不确定的、不可判定的未来，使知识经济的创新政策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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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教育文化政治学研究论述》(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卷(27)期(1)，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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