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聚焦资本主义与城市化

重新聚焦资本主义与城市化——认知文化层面的探讨

艾伦·J·斯科特　⁽¹¹⁾著　张莹　方茜　⁽¹²⁾译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文化层面是由其主导部门、基础技术、劳动关系体系和市场结构确定的。生产和工作的认知文化体系在大城市区域集中涌现。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区域普遍出现了各类高科技部门、服务功能、新手工制造活动以及文化产品产业集群。并且，在城市范围内也明显出现了由高技能、认知文化雇员组成的广泛的阶层结构。其中许多雇员从事形式独特的知识、创意和创新工作。与此同时，当代城市中的认知文化经济总是离不开大量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个体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对目前广为流行的“创意城市”理念的批判，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我认为我们应该跳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张，该主张将发展一系列适宜的环境作为吸引精英进入特定城市区域的方法。相反地，我建议决策者应该更加重视认知文化生产体系的动力机制，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形成可行的城市社区，我们必须更加致力于重建交谊、团结和民主参与。

一、资本主义与城市化

无论资本主义呈现出何种历史和地理外貌，都必然会发生特有的模式和不断升级的城市化进程。这种情况的形成源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压力，持续不断地促成有形资本与劳动力在地区中的大规模聚集。一方面，特定的寻利企业团体，尤其是那些在诸多功能层面上相互依存的团体，都倾向于在其共同的中心区域附近安营扎寨;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个体也会不约而同地涌向那些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心区域。任何城市节点的发展轨迹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交互螺旋，二者不断地对彼此发挥着循环往复的因果累积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也由于地方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出现而获得增强(Scott，2000)。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进程密切依赖于终端市场的扩张，同时，当市场崩溃时(或是其他情况)，这些进程也很有可能发生逆转。

由于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因此，由此孕育出来的城市中心也会呈现出相应的特殊的实质结果。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典型的工业化城镇的兴起及其赤贫的工人阶级人口。20世纪的北美，以福特式(Fordist)大工业化生产体系为基础的大型工业化大都市欣欣向荣。而当今所谓的“后福特”(post-Fordist)(或者更恰当的提法是“认知文化”(cognitive-cultural))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各处粉墨登场，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城市模式，其特征是上层和下层劳动力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如今许多生产活动都涉及数字技术和维持部门发展的灵活性机构，这些部门都是依靠创新、产品差异化和个性化定制服务成长起来的。而认知文化经济的首要特征是，劳动过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类智力和情感资产(高报酬和低报酬的劳动均是如此)，并且越来越少地关注简单重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我希望论证的是，结合这种发展格局，我们能够具体说明一些特征，以此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逐步酝酿成形的资本主义与城市化的特殊形式。一项重要的观测结果显示:今天，许多大城市的认知文化经济的巩固似乎点燃了新一轮的创造性活动和响应，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生产体系之中，同时也体现在更为广泛的城市环境中。

当然，认知和文化层面向来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这也一直是城市创新力的源泉所在(Hall，1998)。然而，这些力量的实质与大小均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与社会经济秩序间接相关联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受任务和机会的调动，并呈现出相关的实际内容，而那些任务和机会几乎总是受到具体的当代社会现实的控制。尽管知道下面的话会在某些地方受到另眼相看，但是我迫切需要补充的是，我并非在此提议恢复某种锋芒毕露的构造主义，也无意于推崇某种空洞的、唯意志论的社会生活观念。任何与社会基础相关的各种设想都是可能的，关键在于，这些设想能够被那些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举措所运用(Jessop，2004)。今天，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认知文化基础正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还有一股特殊的、普遍的社会能量也开始发挥作用。某种强有力的设想试图弄清并顺化这种形势，Florida(2002，2004)的作品中已经清楚表述了这种设想，他将其称为“创意阶级”与“创意城市”。在这篇论文中，我希望在更多地融会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在独特的、多样化的城市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用一种更具兼容性的方式对Florida的观点加以讨论。

二、当代资本主义中生产和工作的认知文化层面

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具体表述都能首先参照以下内容进行描述:①其主要部门;②其技术基础;③其独特的劳动关系形式，以及④由其发动的竞争实践(Boyer，1986)。上述每一种活动机制在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样式中都以唯一的方式显现。

首先，当代经济大都受到诸如技术密集型制造、各类服务(商业、金融以及个人服务)、顺应时尚的新型手工生产，以及文化产品产业(包括媒体)等关键部门的驱动。尽管这些部门并不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都毋庸置疑地处于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的前沿。

其次，尽管这些部门彼此各不相同，但是数字技术都深深地渗入其中，从而推动了非常规的劳动进程以及非标准化产品的普及。

第三，雇佣关系受到激进的弹性机制以及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从而加深了劳动力市场中各种技术层次的工人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不确定性。

第四，经济各方面体现出一种显著增强的竞争态势(受到全球化的驱动)，由于那些富含认知文化内容的产品通常也具备了准垄断的特质，这使它们不能完全替代其他产品，从而容易受到利基市场策略的影响，因此这种竞争大多表现为某种改良的张伯伦(Chamberlinian)形式。

随着这些潮流的不断推进，陈旧的、带有鲜明福特主义色彩的生产组织的“白领/蓝领”原则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层方式都得到了深刻的修正。一方面，Autor等人(2003)与Levy和Murnane(2004)曾经争论过，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许多常规职能已经被迅速地自动化了，其中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白领阶层的工作内容(如会计、文件管理、计算、信息分类等)，同时也包含蓝领阶层的工作内容(主要指的是重复性的体力工作);另一方面，这股潮流同新的(核心的)劳动力精英相联，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解决高层次的问题;这股潮流还同新的(外围的)小部分产业工人相联，他们正逐渐成为更具灵活性的劳动力资源，其工作内容包括机械操作(驾驶交通工具)、物料搬运(各类元件的小批量装配集合)、安保、保洁及看护。其中后者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体力劳动，并且相对处于上层的工作而言，它们对正规培训和资格证书的要求较低，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包含了各种具有意义的认知文化内容。

认知文化生产体系中的上层劳动力涵盖的职业类型广泛，如管理者、专业人员、商业与金融分析师、科研人员、技师、能工巧匠、设计师及艺术家等。这些职业需要高层次的人力资本，通常收入丰厚，当然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McRobbie 2004)。一开始，从事管理及相关工作的人会行使生产系统中总的行政、监管和控制职能。接下来，需要专业分析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维护现代资本主义专门的商业与金融运作。第三步，需要雇佣大量的科学和技术工人监管认知文化经济的下层科技基础设施，并且还要满足认知文化经济对更高层次革新的无法抑制的热望。第四步，认知文化经济中大多数动力部门都具有鲜明的服务特征，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人工中介，同时还要求代理方具备娴熟的驾驭情感和行为的能力。第五步，那些具备训练有素的艺术与智力感受力的工作者在劳动力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这是因为从广义上讲，当代的资本主义同时也是文化产品产业全盛时期的展现舞台(如，那些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美学和符号内容产品的产业，主要通过时尚、含意、外观以及感觉来决定消费者的选择)。上述任何一种职业范畴都需要大量的人性接触，用于将管理、研究、信息收集与综合、交流、人际交换、设计、情感灌输、感觉以及符号的内容注入最终的产品中去。现在，那些支撑着上述职能的劳动力精英群体正在迅速的扩张，尤其是在主要的大都市区域中。

与这种上层工作者相对应的，是人数最为众多的下层劳动力群体，他们从事着酬劳并不丰厚的体力生产活动，同时其所获得的精神回报也不尽如人意。这里所指的包括构成当今认知文化经济重要基础的作坊和工厂运作(例如许多高科技部门和新手工艺部门)，也包括那些较低层次的服务行业，例如门卫和保管工作、工具保养、无需技能的酒店和餐厅服务等。除此之外，由于高收入工作者对家政人员的需要，一种重要的、非正式的职业正在持续发展，例如打扫房屋、家居维修、园艺及小孩看护等。这些延伸性的领域处于认知文化经济的薄弱地带，因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工资的运作方式以及常常触及劳动法而声名不佳。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这部分劳动力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世界发展中地区的移民(其中许多人是黑工)。这类数量众多的移民以一种边缘化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在他们所移入的环境中构筑了一个多语言的下层阶级。

美国过去的近十年间，上文所描述的两个劳动力阶层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正呈现出迅速扩大的态势(Autor etal.，2006;Morris and Western，1999;Yun，2006)，而这两者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工作者都面临着频率不断增加的失业危机，并且越来越有可能涉足临时的、兼职的或是自由职业的工作方式。一些分析师指出，伴随着雇佣关系结构的变化，工作者对单一雇主的忠诚度正在不断衰减(Beck，2000)。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群体对这些困境的处理能力都是迥然不同的。尽管对于这两种群体而言，社会关系网络都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处于上层的个体通常掌握了更多的人际关系资源和人际交往能力，因此他们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灵活机动。在当代社会中，不少认知文化型劳动者会将发展关系网络视为一门艺术，或者更为精确地说，是将其视为一种半常规的生活习惯，他们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与同事交际联谊，与他人交换有关工作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信息。在这些具有流动性的雇佣环境中，名声是一项关键的流通要素，也是上层工作者在雇佣体制中进行职业发展的润滑剂。许多上层劳动个体实施一项基本策略，即积累职业经历的个人文件，用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展现自己的职业轨迹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Neff et al.，2005)。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工作者而言，对职业生涯进行精心的自我管理取代了传统企业中行政人员的职能。

三、认知文化经济与大都市

在认知文化经济秩序蓬勃发展的二十年间，一些大型都市，如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东京等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参照:Sassen，1994)。这些城市不仅是这种新经济的旗舰中心，同时也是整个认知文化生产体系的神经中枢，与全球市场的连接日益增强。

认知文化生产活动通常都会以地区群的形式密集集中，然而其市场范围常常会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关于这种显然相互矛盾的状态，可以通过两条线索进行分析说明。首先，认知文化经济部门中的生产者，由于受到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或是报酬递增效应)的影响，需要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在一些方面进行联合运作，使之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聚集倾向。因此，灵活的内部企业网络、地方劳动力市场和地方学习进程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Cooke and Morgan，1998; Scott，2000;Storper，1997)。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彼此极其依赖的生产者群体，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它们共同的重心移动的动机，以此减少彼此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交往过程中的时空成本，提高外部经济联合产生的总储备。即便低廉(且不断减少)的交易成本可能使某些类型的企业无需利用聚集优势，并且可以分散经营低成本的生产地点，但是聚集现象确实使其他类型的生产者获得了“双赢”(在扎根于特定的群体、继续利用地方竞争优势的同时，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展开角逐)。由于任何一个生产者群体的市场范围的拓展，地方经济发展加速，导致了地方报酬递增效益的深化和聚集现象的加强。这种发展动态迹象在当今世界的超级大都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既表现在快速成长的认知文化部门中，又时常表现在与特定的认知文化生产方面相关的城市内部产业区的形成中(Arai etal.2004;Currid，2006;Pratt，1997;Rantisi，2004;Schoales，2006)。呈现这种发展态势的典型案例有，旧金山海岸沿线的高科技与软件生产、好莱坞及其周边的娱乐产业、纽约和伦敦的商业金融中心，以及巴黎和米兰的时装界等。

随着现代城市认知文化生产体系的普遍成长，大量城市内部空间的变化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城市结构中的特区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的显著提升。这股潮流最明显地表现为:市区和内城周边区域中社会与经济的普遍升级进程。该进程在文学作品中被普遍称为“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Smith，2002;Zukin，1982)，尽管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入侵内城破败的贫民区。就这一点而言，当务之急莫过于从发展认知文化经济、社会转型、服务职能转变，以及通过生动的、新的符号学手段重新塑造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城市空间的广大区域实施根本性的变革。

这种进程越来越普遍地表现为，通过对城市旧工业区和商业区的循环利用和升级，为容纳高层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开辟出了新空间。巴尔的摩的港湾、伦敦的港区，以及苏黎世西部开发区等地区是代表该现象的杰出典范。也可以在英国曼彻斯特北区和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发现类似的积极行动，它们非常希望发展成为诸如唱片公司、电子媒体实验室、时装设计工作室等小型创意企业的动态网络中心。在洛杉矶，毗邻中央商务区南部刚刚建造了一个新的时装区(Fashion District)，而这里过去曾是肮脏、不景气的服装工厂聚集区。这种发展，伴随其焕然一新的建筑群和丰富多彩的街头风貌，表明了洛杉矶服装产业地位的蒸蒸日上，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时装设计中心，同时还为那些地方生产商在高端市场中的竞争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Scott，2002)。在类似的积极行动中，世界各城市的地方当局都致力于将废弃设施变废为宝，用于各种文化用途，例如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公园(Westergas fabriek)，或者是在德国鲁尔地区(Ruhr)的部分区域，重振衰退产业的努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大规模的建筑规划建造越来越多地体现了这种与城市空间的再利用相关的、声势浩大的案例，而这些形象地表达了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时代中地方经济和文化的激情。20世纪80年代，由弗朗西斯·密特朗总统在巴黎领导实施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成为了这种先锋的、无疑也是最具雄心壮志的项目的典型代表，而这一系列壮举也为巴黎这座久负盛名的、全球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锦上添花。还有一些在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典型案例，主要包括比尔巴鄂(Bilbao)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多伦多的港湾(Harbour front)，以及吉隆坡的双子塔(Petronas Towers)等。这些项目在国际舞台获得展示的同时，也为它们所在的广阔的城市社区赢得了声誉和威望。世界各地的城市精英们正越来越致力于此类项目，以期展现自己的城市，使之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成为具有文化影响和经济前景的关注焦点。

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中心城区中大量低收入居民的街区被富人侵占，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这种进程不仅表现为陈旧的劳动阶层居住区和被遗弃的贫民区的改造，同时也表现为大规模的土地清拆，以此为新的、昂贵的公寓街区腾出地方。这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已经在美国城市中进行了数十年之久，然而由于近年来城市环境结构状况的改变，以及居住偏好优先权的改变，该进程大大加速了。尤其在内城区，与传统制造、批发等行业相关的工作机会锐减，导致周边地区大量旧的工人阶级人口向城市其他区域移居。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在大型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内部及其周围，提供给认知文化型工作者的工作机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多，可以想象，此类工作者中的许多人会在周围相邻之处选择居所，借此节约交通时间，并且得以更加方便地使用城市里的购物、休闲和文化设施。常见的是，内城区的某个荒废地区注定要经历此类转变的最初征兆是，成群结队的艺术家和放荡不羁的叛逆者会在该区域迅速聚集，随后又会冒出大量的工作室、咖啡馆、俱乐部等，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Zukin，1982)。事实上，一些分析师已将这些群体(包括同性恋者)的出现看作是“创意城市”综合症所特有的关键征兆和迹象(Florida，2004;Lloyd，2002;Lloyd and Clark，2001)。这些群体在城市环境中的公开出现，据说是地方社会开放程度与容忍程度提高的表现。相应地，品质被视为创意环境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样地，某些评论员也将城市环境中是否出现了这类群体视为探寻地方“创意”前景的试金石。

有大量迹象表明，当现代资本主义的认知文化基础获得深化和拓展之时，城市的形式与功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可以从诸多不同城市的经济模式、社会组织和物质结构中发现这些转变。城市中专门用于娱乐、休闲、陶冶情操和购物的特定区域，如同那些拥有高层次的认知与文化资本(尚且不提金钱资本)的个体一样，也经过了大量的精心策划和装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生活中更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Zukin 1995)。于是，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似乎正在显现，至少是在现代城市特权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商业与文化之间显现出来。尽管如此，在这幅令人愉悦的画卷上，仍然笼罩着一抹阴影:一方面，在认知文化职能正以最高速度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低工资的产业与服务职能这样庞大的薄弱地带;另一方面，维系这些低工资职能的劳动力正是来自那些饱受各种问题困扰的居住区。

由这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断加深的阴暗面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桎梏，阻碍了城市的创造潜力，阻碍了城市持续推进高水准的社会学习、经济改革和人们欢娱的能力。城市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因为面临种种困境而无法像普通市民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由这种情况产生的诸多不利的客观条件，使得直接相关的个人和整个城市社会产生了高额的成本。这种出现在城市公民中的分化与不平等问题与以下事实不无关联:在当今各大都市中，许多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体是来自贫困国家的移民，他们通过大都市所提供的庞杂的、低收入的就业机会而被纳入到城市经济的轨道中来。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移民在大都市的社会空间中形成了多民族、多语言的居住区，从而加剧了社会分隔与孤立现象，这通常与广义的社区构成背道而驰。当下，在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新自由主义政治气候盛行，在这种背景下，无情地撤销公众服务的行为屡有发生。这类行为以牺牲社会公共价值为代价，特别强化了现代城市生活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特性。同样地，当全球化进程正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同样的困境在世界其他角落所引发的反响也愈演愈烈: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低工资劳动由经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世界转移时，通过劳动力分工，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正式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另一方面，对于发达世界中享有更多特权的社会阶层而言，这种潮流的进程并未给他们造成任何不便，因而，上层人士应该承担的有关下层民众的责任或义务也就更容易被忽略掉了。

四、认知文化型工作者与城市生活构造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许多社会科学家一直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变化，试图把自20世纪后美国城市开始盛行经典的白领/蓝领分工以来，在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作为典型案例。Bell(1973)在其先锋性的论述中曾经间接提到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并且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旧的社会分工事实上已经被一种新近发现的、在服务导向的经济中用于个人满足和自我实现的驱动力所超越了。Gouldner(1979)提出一种“新阶级”的概念，认为构成这种阶级的个人将批判理性的意识形态自我内在化了;对他们而言，论证优先于阶级权威，这一点构成了其信仰与行为的基础。与此同时，现代的技术统治论者则代表了“新阶级”的标志性形象。后来，Reich(1992)提出了“符号工作者”，主张他们构成了形成中的信息社会的中流砥柱。Sklair(2000)运用“跨国界的资本家阶级”的概念将这幅画面拓展开来，该阶级由管理者、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构成，他们所从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工作表达推进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最近，Florida(2002)又对相关论述加以发展，他认为，美国社会正出现一种新的、由所有从事各种密集思维工作的工作者所组成的“创意阶级”。

毫无疑问，每一种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变更的说法都传递出值得关注的重要信息，但它们都不够圆满。将“阶级”这一术语用于这些相当含糊的社会分类，可能并不太具有说服力，尤其依据其传统内涵而言，这个词用于两个对立的阶层，由于它们的生产方式的结构关系和在经济剩余问题上的对立主张，造成了双方的利益冲突。除此之外，如Markusen(2006)所指出的，Florida所提出的“创意阶级”是一个没有条理的概念，因为它是各种境遇迥然不同的个体所形成的分类的一种集合，从公司行政人员到软件程序员，从国际金融家到艺术家，全都被纳入其富有弹性的界定之中。这种分类甚至与较为贫乏无力的韦伯式(Weberian)的阶级理念也并无相似之处，后者着意于强调职业因素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机遇。更成问题的是，Florida赋予这些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权部分的个人以某种本体的“创意”能力，这种特质过多地承载了某种令人愉悦的暗示，然而就其具体意义而言却仍旧是落入俗套的。事实上，这些个体所拥有的个人资本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尤其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的认知和文化任务)才是在极大程度上契合社会轨迹、包含独特要义的部分。在当代资本主义框架内，这些任务所关注的活动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技术管理、以创新为导向进程和产品设计、个性化服务、公益才能和信念的培养(例如通过教育机构和媒体来执行)、经验商品化、文化境遇和休闲嗜好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下文化产品产业处于极度扩张的态势，随之出现了一大批认知文化型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旨在产品的概念和构成，而这些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娱乐、教育、装饰和强化身份认同(Bourdieu，1979;Hesmondhalgh，2002;Power and Scott，2004)。正如Lash和Urry(1994)所展示的，当今世界，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以商品的形式被制造出来，而商品生产本身也被深深地注入了更多的审美和符号意义。当代资本主义中经济和文化的稳步集中使得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宣称，当今的文化界正普遍受到一种情况的影响，即符号强度日益减弱，而短暂性日益增加(Jameson，1992)，这无疑是正确的。

各种逻辑和意义上的暗示宣告，新的社会力量与联盟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崭露头角，这成为了当前新闻记者报道经济和城市事件时的普遍内容。在关于新经济的众多思潮中，经营管理理论脱颖而出，它关注那些能够为认知文化工作场所带来秩序与活力的个人品质与情感品质。同过去相比，今天的管理学分析师和顾问们的规范论述较少关注效率和控制等实际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培养人力资源的方法，包括在快速运转、高风险的商业环境中需要的领导能力、移情能力、自我激励、适应能力、独创能力、足智多谋和民族意识等(Boltanski and Chiapello，1999; Thrift，2005)。对于那些身处新的认知文化经济环境、面对各种常规性问题、试图找到某些战略手段的管理者和工作者而言，这类论述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然而，如果要洞悉内在，并对其进行明确表述，或是就各种可能的变化构建一种可感知的政治想象的话，这类论述显然帮助不大。这类论述所引发的各种反响与创意城市的流行信条形成了共鸣，一些乐观的信息显示，城市区域正通过一些用于拉拢“创意阶级”成员的计划而获得了改造，可以想象，这些“创意阶级”将施展才华和能量，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带来多方面的利益(Florida，2004;Landry，2000)。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再次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部分，即使以上信条未经加工处理，它也使所有经济发展计划必须面对的政策性挑战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在就业机会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模糊了当代资本主义中智力和符号工作者所具有的历史特殊功能和意义。与此同时，或许值得反思的是，同样是这条信条，它总是倾向于展现一种极度乐观的信心，认为所谓的创意阶级对社会和政治具有有益的影响;只要遇到发达资本主义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化问题，它就保持沉默;并且当人们问到由这一部分劳动力所引起的当代文化景象日渐消退的问题时，它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据说，在Florida最近的作品中(2005)，他承认新经济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并开始着手纠正这样一些缺陷。

认知文化经济中某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特征，由于社会不稳定性和社会风险的快速增长而被放大，于是所有的阶层(即使是城市精英)都被卷入这种生活不稳定性普遍增强的状态之中(Beck，2000)。为了在社会现实的暗礁浅滩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劳动力个体们纷纷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上层工作者以非常自觉的方式动用社会关系网络(Batt et al.，2001;Neff et al.，2005;Ursell，2000)，而下层工作者则向各种民族关系或是家族关系求助(Sander et al.，2002;Waldinger 2001)。各种类型的认知文化型工作者(尤其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都会是某个与工作有关的社会团体的坚定成员，他们通常会在日常工作之余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其他结盟的工作者建立联系，借此来维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参照:Scott，2000)。在这些情况下，人际关系难免会带有一抹功利色彩。因此，Ursell(2000)在一项关于电视产业工作者的研究中指出:一种“恩惠经济”正在形成，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工作机会和工作相关事宜的信息都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着交换。与此同时，形形色色、充满变数的机会和挫折构成了当今认知文化经济的重要特征，它正越来越多地通过许多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不同雇员们(尤其是上层工作者)的职业显现出来。于是，地缘和社区之间的传统联系日渐淡薄，而那些无需持久承诺的人际约定的风气渐长，并成为城市生存的常态。这种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给予上层劳动力成员们一种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自我宣传和自我推广，这种刺激无疑使他们更加夸大了自己所拥有的职业经验和资历，而正是这些经验和资历使他们成为具备才能和优秀品质的佼佼者。一些观点证实了以上论述。Sennett(1998)曾经指出，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情感和信任的传统形态都受到了明显的侵蚀。同样地，Putnam(2000)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美国社区关系的衰弱。

Lasch(1978)认为，美国精神中出现了某些自恋倾向，这是由这些类型的社会势力和困境所造成的。也有人以相对平和的方式提出同一观点，呼吁人们收集有关美国城市中私人和个人空间不断扩张，而社会公共空间相应缩减的证据。就像之前所指出的，除了公众匮乏、社区意义普遍衰退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当代大都市社会空间的急剧分裂所导致的直接影响。曾经作为创意城市环境主要状态之一而被大肆标榜的社会极度多样性，如今却成为了大都市中隔离与冷漠景象的真实纪录，甚至还由于不断扩张的城市移民人口惊人的边缘化而变得更加明显。对于许多移民而言，相对和绝对的贫穷，以及政治权力的剥夺说明了他们的境遇。事实上，在21世纪初，美国城市中大量此类公民的权利遭到了剥夺，并且他们也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来民主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被拒绝完全纳入城市社会，同时更意味着他们想要同社区达成持久承诺的动机也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城市系统释放和驱动全体市民创造潜力的能力面临着进一步退化。在当代美国社会的极端事件中，城市冷漠特质最为典型的症状表现为:封闭小区增加了，城市空间的重要区域被转化为明确排外的专属领域(Blakely and Snyder，1999)。由该现象透射出的是一种对城市空间民主运用权利的直接侵犯，无论在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违背了共同公民权力准则。

五、创意城市之外

当生产和劳动的认知文化形态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时，城市也开始做出大量不同的反应。如今，为新兴的认知文化精英的工作、居住和休闲活动所设置的一系列特许都市内部空间已经成为许多世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倘若大量低收入、低技能的工作也是认知文化经济的重要元素之一，那么不断壮大的下层阶级同样也会成为这些城市的一项重要特征。随着全球规模的经济和文化融合的态势不断扩大，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城市专业化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

一些有关当代城市创意潜力的常规论述已经强调了这幅画卷更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征。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规划者们已经对这些相关论述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在许多案例中，他们确实开始着手使他们的城市能够吸引那些有才能、高技能的个体，而许多主要的报道也将这些个体视作为创意城市的原动力。对于决策者而言，创意城市理念最具魅力的部分在于，它有望在经济活动部门中提供能够最大程度保护环境的高工资工作，同时它又能改善城市面貌。在很多案例中，人们通过展示大量的建筑大师的设计蓝图，努力使这种理想付诸实施，这些设计一方面用于吸引潜在的来访者和对内投资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在全球性经济文化影响力的竞争中建立戏剧化的参照标准。Florida(2002，2004)一直是这种规范性议程最为直言不讳的煽动者，他的观点也在他人的作品中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包括Glaeser等人(2001)明确提出的“消费者城市”的概念，以及Lloyd和Clark(2001)视城市为“娱乐机器”的理念。Florida所提出的建设创意城市的策略可以通过三条主要的脉络来进行系统阐述(带有一丝刻意的怀疑态度)。

首先，他建议地方权威鼓励发展创意阶级所推崇的舒适宜人的环境。自行车道和时尚餐厅在这类建议中占据了不小比重(回归分析认为暖冬对此有所帮助⁽¹³⁾);电影院和艺术画廊相对而言也就显得更为稀缺。

第二，Florida认为，只要在任一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舒适的环境，尤其是当环境的宽容度和开放程度提高时，创意阶级的成员就会乐于在当地居住。由此，各种创意能量便会自然而然地得以释放。

第三，因此，随着环境建设的深入发展及城市声望和吸引力的整体提升，地方经济的活力也有望随之获得提升。

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批判过这种方式(Scott，2004，2006)，并重申城市应遵循路径相关的发展轨迹，在这些轨迹中，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以互相累积因果的模式运行着。这种进程的首要动力并非对内单方面地引进特殊类型的工作者，而是城市生产体系的复杂机制(例如相关产业和服务活动的网络产生了地方性的两极分化的经济发展)。这种类型的发展动力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当今认知文化资本主义中，它仍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回顾19世纪英国工业城镇的情况，尽管工人阶级人口的出现是工业城镇运行的关键所在，但是工人阶级人口的大规模汇集并非这些城市形成的先决条件。同样地，20世纪后半叶硅谷的发展也并由于在当地率先出现了一些无明显特征的创意阶级，就像如果要宣称硅谷长期发展的驱动力是由于那些追求舒适价值观的阶级成员的持续进入一样，这显然是可笑的。相反地，各种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和就业机会彼此关联，形成网络，进入不断扩张的半导体、电脑、软件等终端市场，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更容易地理解由半导体技术员、电脑科学家、软件和工程师组成的硅谷劳动力的历史积累。诚然，在认知文化生产和劳动中心赖以发展的中间环节上，劳动力的供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动力主要存在于生产、聚集和地区专门化的路径依赖逻辑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力的供应仍然只是一个从属环节。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大量拥有高层次人类资本的工作者继续在地方区域中居住，任何挥霍这股动力的行为也必然走向毁灭。那些决策者们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忽略了问题的这些方面。

撇开最近有关创意城市著作中的分析缺陷不谈，就借助认知文化经济的扩张性力量来复兴城市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许多理论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沉默。当生产和劳动的认知文化形式为城市再生带来新的、生机勃勃的可能性时，当代城市发展辩证的阴暗面同样令人无法回避。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潮流的不断深化也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前述事实引发了一些与城市社会重建有关的问题，它的要求不仅限于开放、宽容和多样性这么简单。尽管这些目标志存高远，但是它们不能保证在解决社会隔离、分裂和不平等的问题上有上佳的表现。相反地，即便这些品质已然普遍存在，当代经济与社会秩序中根深蒂固的结构逻辑仍然导致大城市中出现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今美国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只是地方性地关系到高级城市的贫困和剥夺问题，只有那些真正关注重新分配、为所有人提供正当工作、使全体市民再度进入政治领域约定的社会民主政治计划，才是真正专注于社会改革的举措。除了要履行社会公平、公正和共享民主等基本原则之外，另外一项挑战悄然临近。在城市向认知文化模式的经济行为转型期间，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团结、交谊和互助的有意义的形式的研究迫在眉睫，不仅由于这些品质对其自身权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在于它们能拓展创意、学习、革新、社会实验和文化表达的范围，并对当代城市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至关重要。正如Judis和Teixeira(2002)所预期的，有些目标是可能实现的，只要在他们所谓的“后工业”城市中形成一种全新的、代表社会进步的大多数。

最后，当认知文化经济持续着它的上升态势，同时当其最终产品所包含的象征—情感内容变得更为普及和深入时，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职责也就突显出来了。这些产品的消费对人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同样地，这种进程也为所有的事物制造出大量的外在属性。这些外在属性以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外观反复出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人带来深刻的暗示，同时也引发了错综复杂的尴尬局面。同时，正因为它们是外在属性，因此永远无法单凭市场理性来对其进行充分的处理。一种持久的公开争论和相互教育是当代资本主义先进、民主的社会秩序之深层次先决条件，涉及了认知文化经济的消费面中的个人意义和政治结果，也关系到更具批评性的知情参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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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卷(85)期(4)，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