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纷繁世界

新媒体的纷繁世界——政策如何决定创意经济的走向

苏珊·克里斯多弗森⁽¹⁾　著　张莹　原丽华⁽²⁾　译

创意工作者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身份同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转型发生交互作用时又是如何产生变化的，这是文化经济著作中出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du Gay，1996，1997;McRobbie，1998，2002)。在定义含糊、变化迅速的领域中存在着许多创意工作者，他们似乎一直在编造自己的职业生涯。对身份的形成过程进行调查，这能够告诉我们文化“产品”生产者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环境的，以及在新兴的创意知识型经济中，什么是身份形成的重要因素。

“新媒体”包含了一群重要的创意工作者，这一经济不仅由新技术进行了重新定义，而且它还越来越强调灵活的工作，即工作时间和技能应用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更为迅速。数字设计师、网页设计师和娱乐产品生产者等一起形成了创意劳动力。就像许多创意商品生产者一样，他们的工作处于技术(如本例中的代码编写)和表现(通过设计)的交叉点上。这项工作反映了这一交叉点上内在的紧张关系，反映了生产商品的创意工作者常会遇到的冲突，当然，这项工作也反映了一些个人表达或是作者身份的要素。这些紧张关系的解决方式是新职业身份形成的关键所在。

文化经济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洞悉这种同创意工作相关的紧张状态的主观经验。然而，当我们结合新媒体发展的政策背景进行理解时，这种观察方法会变得更为有效。通过文化经济和政策分析的方法，我认为尽管新媒体是伴随着新技术出现的，并且反映了技术应用和设计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新媒体同时也是治理就业条件和媒介产业的规制框架内变化的产物。“规制因素”正在使发达经济体中新媒体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和工作生活发生着一些显著的变化。在一些经济体中，新媒体工作正在专业化的道路上演进，伴随着逐渐显现的职业分级和一套得到界定、公认以及外界许可的技能，这些技能被应用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环境中去。然而在美国，将新媒体工作描述为一个发展中的创业领域是更为合适的，新媒体工作者在一个媒介商品市场中出售技能和服务。必要的技能是不明确的(或是由消费者进行定义的)，而工作是通过项目来进行组织的，并且同其他进行中的组织保持距离。

为了详细阐述这一论点，我对大量关于新媒体的国际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瑞典和德国的研究。当然，我特别关注美国案例的特性。可获得的证据显示，同新媒体工作所运用的技术一样，新媒体工作出现的政策背景也正在对新媒体工作进行定义。

一、新媒体工作知多少

关于新媒体劳动力的实证研究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大部分关于新媒体工作的早期研究关注的是公司，认为公司网络是将新兴的面向互联网的活动聚拢到一起的粘结剂。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在互联网职业方面难以获得训练有素的工作者，人们才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劳动力(Augustsson ＆ Sandberg，2004;Batt，Christopherson，Rightor， ＆ Van Jaarsveld，2001;Brail，1998; Christopherson，2002a;Gill，2002;Indergaard，2002;Laepple，Thiel，W ixforth，Menze， ＆ Rathjen，2002;Lash ＆ Wittel，2002;Michel ＆ Goertz，1999;Mayer-Ahuja ＆ Wolf，2004;Pratt，2000;Ross，1998;Sandberg，1998，2002;Scott，1998，2000)⁽³⁾。

这些研究有助于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创意知识型经济中，劳动力的才能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些研究追逐着一个快速移动的目标，但是它们使我们得以探究新媒体工作是如何同国家经济中更广泛的趋势发生联系的，并且使我们认清什么是与众不同的，什么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研究者五年以来一直从事新媒体工作趋势的研究，见证了域名投机时代的起起落落，因此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说明这些相对新的职业的发展过程。该项研究不仅对新媒体工作而言意义重大，而且它还就新经济中的创意工作，尤其就新兴职业中潜在的国家差异提出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更广泛的问题。

争议的内容之一是“新媒体”包含了哪些人、哪些内容，纵然对于大部分定义而言，计算机和网络是最主要的。新媒体工作者通常会把他们的领域定义为“旧”媒体(电影和电视)同互联网分布和计算机驱动的技术的融合，这些技术将文本、声音和图像(包括“多媒体”产品，如CD－ROMs)结合起来，并进行处理。

由于新媒体专业人员在多变的背景下生产的信息、通信和娱乐产品的类型不计其数，因此他们无法被包含在任何传统定义的产业范围内。相反，应该将他们的活动视为转型中的传统产业，包括文化和娱乐产业。

有三个特征对新媒体工作进行了定义，并将它同其他创意商品生产连接起来。

首先，工作是基于项目的，也就是说，工作是围绕着有范围的、限定短期内完成的、有专门投入的生产活动进行组织的。

其次，技能的本质(包括设计和实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新媒体工作身份的关键所在。

最后，像许多创意职业中的人一样，新媒体工作者面临着职业构建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是由这类工作的项目本质所带来的结果，要求人们不断地提升和加强技能。当然，光有技能还不够。一名成功的新媒体工作者必须成为“网络工作者”，成为新观念的源泉。

在那些新媒体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职业的国家中，除了以上这些共同特征，它们在工作组织方面还是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在瑞典、德国和美国都开展了关于新媒体劳动力的调查性研究(Augusstson ＆ Sandberg，2004;Battetal.，2001;Laepple et al.，2002;Mayer-Ahuja ＆ Wolf，2004;Sandberg，2002)。虽然瑞典和德国在治理就业政策和产业关系的政治框架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如雇员在管理决策中有发言权)，这使得瑞典和德国的就业条件同美国的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基于政策的差异对技能获得的过程、对工作者对时间和工具的控制，以及对客户和消费者关系的期望值都发生了影响。新媒体工作正在这些不同的国家背景中发生着演化，通过比较它们的演化方式，我们得以理解规制和政策框架对这一新职业的影响。

二、新媒体——基于项目的生产

新媒体工作是基于项目的，全世界的新媒体工作分析家们对这一点都表示赞同。项目在界定的时间内发生，并且涉及抽象的、概念的及技术的知识。它们是由专门的投入构建起来的，需要复杂的组织技能。它们通过质量和成品的价值进行评估，成品可以包括活动、摄影展、电影、建筑设计、概念模型，或是计划⁽⁴⁾。

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以及同项目相关的技能和工作组织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知识经济中，嵌入组织的、传播缓慢的学习和知识分级模式正在被一种面向构想、预测、表达和创新的智能型方式和实践所代替。在组织理论和知识社会学领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作品，致力于研究知识经济中至关重要的项目和项目生产(De Fillippi ＆ Arthur，1998;Grabher，2002;Powell，1990;Sydow ＆ W indeler，1998;Windeler ＆ Sydow，2001)。总之，对当代创意经济而言，同完成项目相关的技能既是不同寻常的，又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项目的生产始终是创意工作中的准则，这在广告活动、时装或贸易展以及艺术展中是很明显的。当然，项目在所谓的新经济中变得更为普遍，因为它们是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迎合了灵活响应的要求，可以在市场中快速变化，同时它们也符合增强的创新能力的要求。项目是在个体中而不是在公司中创建的临时系统。从这方面来看，它们同其他根植于公司网络、“集群”和产业区内的灵活创新的生产形式有所区别。个体，他们的技能及其个人网络是整个项目的中心。正是这种“项目性”将新媒体工作同其他创意职业(诸如时装设计，建筑，以及平面设计和工业设计)连接到一起。

由于项目工作是作为一种临时系统组织起来的，并且工作者们从一个项目移动到另一项目，而不是执行一系列连续的任务，因此这种工作组织类型对劳动力、客户、消费者和雇主来说都呈现出特殊的问题。项目工作者，包括新媒体工作者，他们的职业道路并不清晰，并且他们必须不断地投入，以获得新的技能。对这些技能的赏识和认可是成功的关键，但是当一个单独的个体同客户、消费者或是雇主谈判时，这就成问题了。如果每一个项目都需要一份新的合同，那么该如何商议那份合同，又依据哪些条款呢?项目工作者们如何发现新的工作机会，雇主又如何找到他们呢?就像其他创意工作一样，新媒体工作涉及作者身份和知识产权的层面，那么新媒体工作者该如何维系个人表达的舞台，包括设计媒介和软件的选择呢?

从雇主、客户或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一系列相应的问题。雇主或是客户如何了解新媒体工作者拥有必需的、最新的技能?他或她如何确保获得启动和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的训练有素的工作者?为了确保生产率，及时完成项目，可以控制工作进程至何种程度?对于作者的表达的限制有哪些?

对于这些实际问题，一些关于项目工作的文献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这些答案主要关注信息网络，所有的新媒体工作者都使用这种信息网络来保持自己在本领域中的前沿状态，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在某些情况下，还用它来寻找工作，整合项目。这些答案还指向了新媒体工作的空间层面，尽管这类工作在技术上具有跨空间的特性，但是它还是几乎全部倾向于驻扎在城市之中。基于项目的工作具有事务密集性的特征，它需要创意刺激因素来发展新观点和设计，需要获得专门的信息与培训，这些内容一起汇聚成了城市中心的新媒体工作。

然而，最近的国际比较研究显示，在雇主和工作者解决与基于项目的创意工作相关的问题方面，国家经济、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政治上构建的政策，诸如那些支持特殊产业关系的制度，为某些类型的解决方案创造了空间，同时也约束了其他方案。此外，就什么是可行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它们在雇主和工作者中创造了期望⁽⁵⁾。

因此，研究者们已经超越了网络分析，开始关注“项目同那些为信息、合法化、名誉和信任提供极为重要来源的公司、网络、地点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使基于项目的生产得以进行(Grabher，2002:206)。

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项目导向的新媒体工作者及其雇主们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中得以解决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着手了解这种更为语境化的分析所蕴涵的内容。

三、职业定义

技能问题对职业概念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然而，技能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技能赋予工作者的权力是变化无常的，这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纵观新媒体职业，它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成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经历了不同的途径，因为这些技能化的职业是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发展而来的。

事实上，该领域的每一位分析家都注意到了新媒体早期定义中所存在的紧张、含糊和机动性。一些人对这种不确定性表示赞扬，而另一些人则注意到，当从事某一职业或者甚至是找工作所必须的技能的确切性质含糊不清时，在这类领域中工作是有困难的。在考虑进行一个新媒体项目时，客户(项目组织者)可能需要的技能有，写作和编辑、市场营销、销售、数据库管理、平面设计、软件开发，以及编写代码。

由于大部分的新媒体工作者从事商品生产或营销工作，他们所面临的紧张关系的类型同其他商品设计领域中的创意工作者是一样的，即创意和实用或盈利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放眼世界，这些紧张关系是新媒体工作所共有的，它们很有可能成为职业冲突和竞争的来源。然而，德国有一种“职业文化”倾向于鼓励发展职业边界，即使是是新职业也是如此。在德国，“职业”(beruf)的概念远远超越了其名称所蕴含的内容，它暗示了地位、培训、资质和专业自主权。专业是由国家建立并支持的，在职业边界和必需的技能的界定中存在着强烈的集体利益。尽管新媒体工作是一个新领域，其资质和边界仍在发展之中，但是它还是受到了这种专业职业定位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边界和定义是由客户所驱使的，他们希望把新媒体工作者置于职业等级中，这样他们会备感舒适(Mayer-Ahuja ＆ Wolf，2004)。

根据Kotamraju(2002)的观点，职业冲突和竞争职业技能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新媒体的一部分，并且会随着该领域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例如，Kotamraju描述了“计算机科学家是如何把网站设计描绘成一种用户界面设计的自然延伸”(p.10)。他们对设计的定义非常宽泛，包括信息设计、平面设计和导航设计。而与此相对的是，已经建立起专业标准和资质的平面设计社群试图同艺术设计和代码设计有所区别。他们关注“可以同特殊技能进行连接的抽象知识(如本例中的艺术)”的中心地位(p.12)。

在美国，初始劳动力的创业定位加剧了职业内容上的冲突与竞争，这使新媒体工作的定义依然含糊不清。例如，美国早期的新媒体专业人员曾经使用非传统的名称来描述他们的工作，比如领袖，科技传教士，电子大使和工头，但事实是他们的很多任务都同之前的职业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比如大客户经理，作家，推广总监，项目总监，以及平面设计师。新的头衔允许他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回避等级，并且能够夸大使用新工具进行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把自己描绘成灵活工作者的缩影。在美国，对这些含糊的新头衔的采纳放宽了同新媒体职业相关的技能范围，将市场营销和项目设计中需要的创业技能和管理技能也囊括其中，这点在以前并不那么明显，但现在则是显而易见的了。

可能有人认为，技能定义的含糊不清是因为这是一个近来才出现的新兴领域。然而在美国，还有其他的因素参与了新媒体工作者的工作定义和必需技能的定义。首先是对灵活性的期望，在工作中需要包括什么，这是由消费者或是客户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自我定义为新媒体工作者的人所决定的。对劳动者的创业身份或专业身份有所贡献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技能的来源以及在支持技能发展中存在的差异。

四、技能来源

美国的新媒体工作者在继续学习的投入需求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美国同瑞典和德国的差异在于那些既使用技能又在技能上进行投资的人的数量不同。例如，尽管在纽约有超过75％的新媒体工作者至少拥有一个四年制学位，但是大部分人的学位领域同新媒体工作并不相关，并且正规教育并不是新媒体技能最重要的来源。在针对纽约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5.4％的受访者显示他们的大学学位是他们最重要的技能来源之一，只有16％的人认为额外的专门课程是重要的。相比之下，87％的人是自学的;73％的人从工作中学习;而51％的人把朋友、伙伴和同事列为他们新技能的最重要的来源(Batt et al.，2001)。

值得注意的是，雇主提供的培训的排名甚至比大学课程的排名还要低，这显示出美国雇主似乎并不会在培训上进行投资，抑或是即使他们进行了投资，所投资的培训类型对新媒体工作者也没什么用处。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因为这项研究中有2/3的样本是全职工作者，而他们最有可能接受雇主提供的培训。

瑞典拥有世界上最成功、最创新的新媒体产业，这对于一个小国家而言尤为显得出众。瑞典的新媒体工作者在技术和设计技能的结合方面同美国的新媒体工作者差不多，但是他们倾向于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周期也更长，瑞典有85％的新媒体工作者是全职的长期雇员，只有15％的人是按固定期限合同受到雇佣的(Sandberg，1998，2002)。

这样，他们的大部分新媒体项目是在公司内形成的，而非在市场上形成的。以瑞典的新媒体工作者为例，他们绝大多数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同雇主之间具有长期的关系，一种基于公司的而非基于个体创业者的产业极大地激励着雇主为他们的新媒体雇员提供培训。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瑞典有85％的新媒体工作者是全职的长期雇员(Sandberg，1998，2001)。在这些雇员中，有将近一半(48％)的雇员每年会有一至三周的时间专门进行新技能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Sandberg，1998，2001)。

另外，相比于美国，瑞典的大学培训对于进入新媒体领域而言是更为重要的。例如，在瑞典的新媒体领域中，有很大一部分的雇员拥有计算机，市场学，商学以及设计学方面的学位，这些同新媒体工作是直接相关的。尽管美国的新媒体工作者尤为注重技术技能，但是在新媒体技能应用背景方面，瑞典的新媒体工作者可能拥有更好的概念培训⁽⁶⁾。

德国复制了这种由雇主提供的技能获得模式，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德国的雇主感到他们有责任确保自己拥有最新技能的劳动力(Mayer-Ahuja and Wolf，2004)。

五、在基于项目的产业中维持职业生涯

很明显，各个国家的新媒体职业生涯应该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重要模式，例如，艺术和代码之间的紧张关系，城市定位，以及对不断再训练的需求。各国在职业道路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比较研究显示了一种共有的性别细分模式。在所有关于新媒体工作及其工作者的国家性研究(以及近期的国际性研究)中，男性和女性在追求新媒体职业生涯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能力差异(Batt et al.，2001; Betzelt ＆ Gottschall，2003;Gill，2002)。

然而，除了这些共性之外，各国的职业生涯模式呈现出一种分野，即德国和瑞典的基于雇佣的专业模型，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体创业模型。

在美国，在诸如新媒体这样基于项目的产业中构建职业生涯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项目工作者在进行当前工作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寻找工作。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按照短期合同工作的人总是需要领先一步，在完成当前工作的同时，搞定下一工作合同。

在纽约的新媒体产业中，尽管在线雇佣和工作搜索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雇主和工作者们仍然主要依靠个人关系网络来安排工作。在线工作搜索网站主要用于获得有关工作条件和薪水方面的信息(Batt et al.，2001)。

美国的新媒体工作者将朋友、网络、同事或共事者列为工作或自由工作最重要的来源。互联网的招工启示名列第二，而诸如办公地点这样的工作信息的制度来源则不是很重要。对于各个人口统计和就业状态调查对象组而言，个人网络在寻找工作方面的重要性是相同的。然而，女性、年轻人和少数民族似乎使用更多样的工作寻找策略，而男性则更依赖个人网络(Batt et al.，2001)。这暗示了他们的个人网络不如男性的那么“关系良好”(Gill，2003)。

用于寻找工作的社会网络基础支撑着新媒体劳动力市场的地区特征，它可能要对产业中的薪酬和机会的不平等承担责任。它为产业中一个受到限制但同时非常重要部分的安全和职业进步提供了一种测量手段。在纽约的新媒体中，你认识谁几乎同你知道什么一样重要，这决定了你能得到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它的前景如何。

什么是“常规的职业生涯”，一般会设想一个人较少更换工作，进入更为稳定、长期的雇佣关系。在纽约的新媒体研究中，雇主的数量每年都在递增，而随着在行业中的经验的积累，来自主要工作的收入百分比却在递减。这显示出一种趋势，更多富有经验的工作者通过独立合同来增加收入。一个成功的创业生涯道路遵循着一种从长期雇佣中增加独立性的模式。

相比于德国和瑞典，美国的新媒体职业生涯的构建过程似乎更依赖个人的主动性。美国的新媒体创业者必须不断地进行网络构建和自我提升，从而确保在一系列的项目中有不断的就业机会(Batt et al.，2001)。

在瑞典和德国，新媒体工作者所遵循的职业道路更接近一种“常规的职业生涯”。他们较少更换工作，进入更为稳定、长期的雇佣关系。对他们工作相关的活动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他们同样也依赖社会网络来获得科技进步和新兴市场方面的信息。然而，在维持就业和职业生涯方面，同他们更长久的工作任期及其对公司的依附相比，他们对这些网络的依赖并不那么明显。

这两种不同的职业道路还暗示了劳动力会经历服务需求减少的情形，以及他们对这种低迷状态的响应策略。由于德国的新媒体工作者更有可能被公司所雇佣，因此他们在后域名投机时代显现出了高失业率(Laepple et al.，2002)。美国的新媒体工作者的失业情况是被掩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以独立合同人的形式受到雇佣的。近来的报道显示，随着“网络公司的破产”，瑞典的新媒体工作者面临着个体谈判权力的丧失，于是他们转向集体谈判机制，也就是联盟，以此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保障(Augusstson ＆ Sandberg，2004s)。

在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在职业轨迹、期望值及策略上的这些变化显示，尽管新媒体工作者共享全球化的技术，但是他们仍然受到治理竞争、就业和产业关系的国家制度的影响。

六、新媒体变化的根源

对这种后工业新时代职业中所出现的不同工作和职业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解释?一种途径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来进行解释，即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的治理体系，它影响着投资的时间范围，雇佣规章，以及其他关于市场机能的关键特征(Christopherson，2002b;Hall ＆ Soskice，2001)。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文献论证了瑞典、德国和美国的公司和个人是如何对不同的制度刺激作出响应的。瑞典和德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市场治理体系，但是其中的劳动力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美国相比，这两个国家的资本更有“耐心”，投资回报的时间范围也更长。这些差异所造成的结果是，瑞典和德国的劳动力对工作条件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权。此外，不管是在瑞典还是在德国，维系一个有技能的劳动力的责任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公司承担的，而不是个体工作者。政策通过法规和条例直接参与构建了这些差异，这些法规和条例治理着公司之间的竞争、就业以及集体谈判(Christopherson，2002b)。

在这些经济体中，关于“理所当然的”谈判和代表体系的存在是如何影响工作者对工作控制的判断的(比如所使用的工具和程序)，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Freeman和Rodgers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关于基于公司的新媒体工作者的调查，调查显示有52％的人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对决定如何使用新设备或新软件来开展工作有重大影响”，但是只有28％的人认为它们对“这个领域有着大量直接的影响”(Urey，2002)。

对于大量抽象知识(权限)和技术技能的控制(包括决定哪些工具和技术是合适的)是专业技术的特点(Leicht ＆ Fennell，2001)。在对工具和技术缺乏权限和控制的情况下，职业价值会降低，而劳动力的谈判权力也较少。当然，这种降级对于某些类型的雇主而言是有用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灵活地定义工作和业绩。它不是根据诸如专业协会这样的集体外部权威，而是根据雇主来设置道德行为和成功业绩的标准的。

也可以在国家背景下对专业权力的作用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包括它对一整套技能的控制。事实上在美国，就定义不明的创业新媒体和诸如平面设计以及“旧”媒体(电视和电影生产)这样更“专业”的职业，正在展开一些有趣的比较研究。这些职业群体共同定义了职业所需的技能和资质。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专业人员，也就是自我管理的职业群体。他们所发展的职业身份是通过特殊训练、技能等级以及受到广泛认可的资格等级证书来进行定义的。在美国，新媒体的发展道路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它削弱了集体谈判的能力，削弱了劳动力改变规章以鼓励灵活性的能力。这种差异在新媒体工作者和他们的雇主与专业组织之间的矛盾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外，根据Kotamraju(2002，p.13)的说法:“网页设计……同成员组织和资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矛盾、非常无能为力的关系……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组织，但是它们的成员数量很少，更重要的是，雇主们并不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儿。”

尽管在美国，过去的和现在都有组织来满足新媒体工作者的需要，但是它们更多地是满足创业者和和独立合同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某一职业的需要。它们为新媒体创业者和投资人及风险资本家牵线搭桥，并且提供新媒体成功运作所必须的持续不断的培训和技能更新(Van Jaarsveld，2003)。它们并不关心定义必须的技能或是指定资质。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像作家协会、平面设计协会或是演员工会那样满足某一职业的集体需求，而是扮演会员协会的角色。一些新媒体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数字设计领域的工作者，他们可能属于专业组织，但同时他们也是广泛的职业群体中的一个小的亚群(Scott，1998)。

在21世纪之交，在互联网造市功能周围的投机泡沫幻灭之前，一项关于纽约媒体工作者的研究支持了Kotamraju的发现(Batt et al.，2001)。同美国其他城市一样，纽约的新媒体工作主要是由创业者完成的，而不是由专业人员或长期雇员完成的。自从互联网“泡沫”终结之后，他们的谈判权力已经被彻底地削弱了。尽管如此，新媒体劳动力的基本创业定位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主要还是自我投资者，他们的职业生涯目标是成为一名成功的独立合同人，而不是受到全职的、长期的雇佣。

有一点是可以进行全面辩论的，即在美国，对中央管理控制、灵活性、降低成本的重视，以及对专业协会集体谈判的限制，都减少了工作者对雇佣条件的影响⁽⁷⁾。这种被弱化的影响延伸到了各类职业，包括医学和会计学。于是，新媒体工作者会更愿意选择创业独立合同人的角色，至少，人们可以控制自己使用的工具，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在瑞典和德国，尽管工作者们对官僚文化感到恼火，但还是存在着更多同就业条件、工具和工作条件有关的影响和“话语权”。并且，就业同技能的降级以及专门技术的关联程度并不像美国那么密切。在工作者仍然拥有“话语权”的经济体中，人们可能会选择独立合同人这一途径，因为它能够为创新提供潜能，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选择，因为它会使人在职场中失去对本人专业领域的控制。

七、放松管制的分野

产生分野的第二个来源在于政策范围，对全球化挑战所做出的政治决策的回应。全球市场整合和放松管制已经在一些治理投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实践和制度中产生了一些融合，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此对工作者和雇主都产生了不同的刺激结构和结果(Katz ＆ Darbishire，2000)。这些差异也延伸到了媒介生产的工作领域中(Feigenbaum，1998;Sydow ＆ Staber，2002;Windeler ＆ Sydow，2001)。

比起减少市场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差异而言，放松对金融和就业市场的管制，并且在国家竞争政策规章中有所变化，事实上可能会加剧国家体系中的差异。变化中的规制框架所产生的影响在美国特别显著，因为从历史上来说，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在媒介产品市场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Feigenbaum，1998)。在美国，传媒公司生产的文化产品更多地被认为是商品，而在其他经济体中，文化表达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认定的。作为商品生产者，美国的传媒公司同其他商品生产者一样，将自己的企业使命定义为不断地增加股东的价值，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媒介“产品”，其他宝贵的特性，诸如多方面的反映，或是信息精确性，都在规章条例中获得了表达和保护，比如那些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所颁布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条例会被忽视，而媒介产品的商品定位会被提升。这种“公民”管制的放松以及向媒介商品化的进一步推进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因为它确定了美国公司支配全球媒介市场的地位⁽⁸⁾。

对变化中的规管框架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这能够非常有效地描述由此产生的集中及其规划和信息多样性方面所带来的结果(Croteau ＆ Hoynes，2001; McChesney，1999)。然而，关于文化产业中人们的工作生活是如何受到这些产业重组的影响的，尤其是如何受到集中趋势的影响的，这方面的分析几乎没有⁽⁹⁾。

仅有的少量信息显示，产业集中减少了联合大企业中的创新机会。一项关于电影产业集中效应的研究显示，在集中效应下，为了控制成本和产品的可销售性，原来融资人/发行人和制片人之间“保持距离”的关系通过长期或连续合同变得紧密了。创新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会给产品的续集以及其他用途带来风险。当新的想法真的突然出现时，它们是属于公司的。即便是最为训练有素的工作者，公司也不太可能长期雇佣他，因此工作者们也太不可能把自己的原创想法贡献给公司“这口锅”。

集中的媒介产业公司正在建构一个管理生产环境，劳动力特殊的职业和专业身份在这一环境中被逐渐分解。管理实现了更多对技能以及技能运用方式的控制。与此同时，劳动力仍然是他们的技能以及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附属品，强调从“余款”中获得回报，而不是从工资中获得回报(Christopherson，1996)。换句话说，身份从专业人员身份转向了创业者身份。这种工作转型，通过管理者对工作场所更多控制的欲望和知识劳动者对自己技能所有权的欲望之间的对峙得以表达，它为那些可以实现创业的人激发了一种创业进程。

可以论证的是，在这种混合状态下，新媒体的进入加速了从专业身份向创业身份的转型，因为新的劳动力没有相应的制度去创造并维系一种职业身份(通过资格证书和标准)。

除了竞争环境中的变化，美国还见证了广泛的治理就业的规章框架中发生的变化。在日益增加的“非标准”就业(临时工作，独立合同)中可以看到这些变化，这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就业领域。当然更重要的是全职雇员的期望值的变化。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换工作的比例一直都高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管理上越来越强调个人对职业提升的责任，这一比例得到了增长。这样，劳动力在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就业中所面临的风险方面有了更广泛的变化。此外，规章的变化加强了期望值的变化(Stone，1998，2001)。

由于规章改革，美国的就业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基于项目的创业劳动力市场，由雇员承担不成比例的风险。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美国的就业形势(包括大公司)变得较难预测，少有安全感，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合同(在一个已经高度个人化的就业体系中)。创业风险和就业保护之间的边界变窄了，而存在于那些旧媒介产业中的集体谈判的解决方式变得更加难以达到。

相比之下，尽管较少“灵活性”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中也发生了变化，但是雇主们继续为产业的可持续性承担责任，而雇员们就可能影响他们的生产进程和雇主行动继续保有发言权。

这样，新媒体工作就没有越出更广泛的制度，而是由一群工作者对其与日俱增的风险做出反应，这些工作者的技能很热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新媒体对那一代人而言成了一个出路，他们认识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标准就业可能同创业一样是有风险的。他们对自己的技能和对工具的控制孤注一掷。

在美国，新媒体工作者希望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职业生涯是由一系列的短期工作组成的，而不是只遇得上一两个雇主的长期工作。对纽约新媒体工作者的研究(Batt et al.，2001)显示，自我定义为“全职”工作者的人的平均受雇周期为六个月，而受访者们显示他们每年平均拥有3.2个客户或雇主。尽管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并不表示乐观(他们担心自己在未来获得工作以及支付健康保险的能力)，但是他们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中考虑自己的前景，即所有的工作都涉及更高的风险程度，许多工作会给予非常低的工资。在美国的这种背景之下，同其他许多工作相比，新媒体就业形势显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高额计时工资;自主权以及避免许多职场“麻烦”的能力;由热门技能所带来的尊敬。对风险的负担可能会同成熟和家庭责任一道增长，但是新媒体工作者似乎还要负担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且这些不确定因素只是发生在那些自以为有所保障的人身上。对于拥有更多有自主权的工作者而言，自由主体似乎并没有使他们士气低落或是缺乏工作的热情，但是他们表达了一种锐利的洞察力，很清楚自己可以从雇主那里要求什么。

八、结论:这些倾向对于文化工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新媒体工作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当时的条件对这一职业群体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那么，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当那些以创新和创意来定义自己工作的更广泛的劳动力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都得以提升时，他们究竟面临着什么。

尽管新媒体工作者有向城市中心集中的倾向，这是现在人们普遍承认的，另外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中存在着一些强烈的共性，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新媒体工作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在不同的市场治理和产业关系制度下，他们所面临的风险的程度和本质不同，城市以及城市居所在面对这些风险时所起到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一项关于新媒体的比较观察显示，“创意经济”中的工作受到更广泛的治理就业和产业关系的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开展新媒体工作的首选模式是通过创业独立合同人的形式来完成。即使自由主体身份难以在后域名的投机世界中维系下去，它仍然是一种理想目标，因为其他的选择都同创意表达和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有关，无法做出更好的抉择。

与此相反的是，在瑞典和德国，新媒体雇员往往愿意成为全职雇员，在长期雇佣的合同下工作，即使做项目时也是一样。尽管这些更加“死板”的雇佣制度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它们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规范和行为，甚至在低联合率的产业中也是如此。由此，新媒体工作并非全新的，而是同主导性的国家就业体系保持着强烈的关系。这些差异暗示着创意工作者能够对同执行标准相关的工作方式和决策的选择有多少控制。它们同时也影响了工作者及其雇主在实施生产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影响了维持一个基于项目的产业所需的成本的分布方式。

在美国，创业模式盛行，有迹象表明维持一个基于项目的产业所需的成本主要是被劳动力所占有的。他们必须在持续的技能更新和组成工作配对进程的网络工作中投资。而雇主所面临的问题则较少获得承认。在迎接技能发展和职业生涯可持续性所带来的挑战方面，缺乏制度来提供基础设施，就像电影的媒介联盟和协会一样，雇主们面临高昂的成本和极大的不确定性(Amman，2002)。他们必须费力地寻找项目所需的技能工人，然后又会在制定短期工作者许可证方面遇到问题。接下来还会遇到问题，因为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总是盯着下一项任务。

美国的新媒体和其他创业的创意工作者在同劳动力市场打交道时缺乏信任和承诺，这同灵活产业生产中一直秉承基于信任的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一个既没有保障措施又没有安全网络的环境中，不能指望劳动者们显示忠诚。当新一代的劳动者们进入“创意经济”，并且当更多的雇主围绕项目来组织工作时，这种缺乏信任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会变得更加普遍。

最后，对于创意的定义和范围还有一些建议。缺乏强大的外部集体制度去定义专业标准、评价业绩，一个有技能的劳动力会在管理标准的发展中留下一个空白。并且，当消费者成为质量或创意组成内容的唯一决定者时，在这样的产业中，标准几乎总是有利于商品价值，而不是创新。在一个由创业者组成的经济体中，创意工作者可能会发现创意工作的施展余地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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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政策研究评论》(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卷(21)期(4)，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