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洲的地域文化

新亚洲的地域文化——新加坡的文化治理和创意产业

奥黛丽·俞　⁽³³⁾著　张莹　余越　⁽³⁴⁾译

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的领先国家，目前正尝试着将文化产业转化为创意经济。创意经济通过艺术、技术和商业的融合，将知识市场化，并从中获利。它们确保了国家在全球经济整合形势下的竞争力。本文对新加坡目前在旅游、广播和新媒体方面文化政策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新的创意产业产生了新的消费模式和身份，它们把“新亚洲”这一区域品牌用作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和一种区域统治的策略。本文建议以控制论为手段，构建新加坡的创意文化治理和消费。

一、引　言

当今全球信息资本主义力量将区域、国家、市场和身份进行了重新调整。当亚太地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以最快的速度经历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时候，其治理和文化方面所受到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从马来西亚新的互联网法规到中国由“市场热”驱动的媒介改革，动态文化和媒介政策的发展已经在整个亚洲地区付诸实施，以此同新的地区规则、新兴的地方身份和欣欣向荣的国际贸易进行协商。无论是马来西亚的“真实的亚洲”(truly Asia)，新加坡的“新亚洲”(new Asia)，印度的“永远的亚洲”(always Asia)，还是毛里求斯的“天堂之虎”(a tiger in paradise)，这些政策策划了一个全新打造的亚洲，将其作为一种品牌策略。这种策略被用作为发挥区域独特性和促进其再现生机的手段，其特征是传统的异国风情和新的都市生活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将对技术的热忱同传统遗产和东西方结合的产物相融合。

在新加坡，随着2002年9月《创意经济文化发展策略》(Creative Economy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的发表，这种“新亚洲”区域品牌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亚太地区，该策略遵循了澳大利亚近来所驱动的知识经济及其新近的文化政策研究，该研究观察到了从文化产业向创意产业的转变(Creative Nation，1994;Government of Queensland，2002; Government of Victoria，2003)。创意产业融合了艺术、技术和商业，以此作为一种在全球经济整合形势下确保国家竞争力的方式。新加坡的创意经济策略标志着该国从信息经济向一种发挥公民知识的经济的转变，以此创造价值和财富。其创意产业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2％，分布在艺术和文化、传媒和设计领域(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4)。在2001年，知识产权收益所创造的出口额达到了305亿美元，经济增值达到了87亿美元。这一策略着重于通过教育来发展创意能力，通过产品差异性和地区竞争力来建立利基品牌，并且通过增值、内容创新、交互性、融合以及新的储存和分配方式来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正如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新加坡作为一个(后)现代中心所展现出来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它的创意革新。新加坡在这一区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亚洲唯一一个把转向创意经济作为一项持续的国家文化政策命令的国家(Chua，2004)。尽管香港地区和韩国也同样推行创意产业，其中也有艺术、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但是这些在多媒体、娱乐、动画和软件内容方面的发展都只停留在地方化的层面上，而不是采用一种国家通力协作的方法。

本文把新加坡作为一个案例研究，调查了它最近在创意经济发展方面的文化政策。这些在艺术和文化、旅游、信息技术、广播和新媒体等领域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们带来了经济增长、创意财富和社会参与的增加。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创意产业模式不同，我认为新加坡模式不仅将文化的概念用于创造新的产业和商业服务，而且以此提升了亚洲价值。

最近对新加坡创意经济策略的响应表现为广泛的政策调查，并且涉及政府的家长式和家族式的国家管理模式(Lee，2004;Leo ＆ Lee，2004;Tan，2003)。他们对新加坡这种“持续的国家家长主义”提出了质疑，并且怀疑创意能否与“盛行的集权控制”共存(Leo ＆ Lee，2004:52)。一些反西方的因素，诸如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机械学习的教育体系曾经被认为是促进了新加坡的成功，但是现在人们认为它们扼杀了创造力(Chia ＆ Lim，2003:214)。这些内容构成了一种专制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方法，并且延续了对人民进行高度管制的神话，人们屈从于严厉政府的要求，无法“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

“创意”一词的模糊性(不管它指的是一种经济生产模式，还是一套技能或一类产品)促使Petrina Leo和Terence Lee为新加坡构想了一个批评创意的项目。他们提出创意需要人们怀着一种质疑的态度来进行运作……需要冒险进入传统和现状的领域，为的是向它们提出挑战，并发现其他的选择。由此，颠覆具有优先权的权力关系状态似乎成为了创意的先决条件(Leo ＆ Lee，2004:209)。

虽然这种认识可能使新加坡目前的文化政策研究有目的地卷入政治批评中，但是它们的狭义定义更多地依赖一种逆实践(比如政治分歧)，而不是依赖对社会生活如何日益运行的理解，因为如今的文化过于功利主义，所以它的作用仅仅是作为一种决定行动的资源(Yudice，2003)。Tony Bennett(1998:169)提出了告诫，他反对将阻力减少至一种“保守的实践，这会导致对讨论中的从属文化的防御或策略性的接受，在这种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环境中，那种文化的继续生存能力会受到怀疑”。将创意置于实践中的做法更符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总是被实用主义所驱动的逻辑。在过去的十年间，这种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见证了文化产业在戏剧、大众传媒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Chun，2004)。支持这种发展的不仅是文化，而且是一种功利性的文化，它有能力将一切都转化为实用资源。

城市激进分子William Lim把“创意叛逆性”(creative rebelliousness)的概念用于描绘社会和政治经纪人的特征，这对新加坡批评创意框架的描述是有帮助的。创意叛逆性是一种性格倾向，它是“在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场所、媒体、政府政策、公民社会及整个社群中全部的艺术和智力环境中养成的”(Lim，2003:54)。它的特征是“适应性再利用”，将发展当代本国语言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义务，以此揭示某种特殊的传统对地区和气候所作出的唯一响应，然后剖析了这些形式的、符号的身份，并将它们纳入创意的新形式，从而反映包括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内的当代现实”(Lim，2003:120，131)。Weng H in Ho进一步解释了创意叛逆性，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研究了过去对于现在产生的影响。他宣称:“它既具有精英性，又具有参与性，这是一种混杂的话语，可以(由权威人士、建筑师、开发者等等)自上而下地规定，也可以由人们自下而上地开展”(Ho，2003:19;强调)。

本文扩展了创意叛逆性的内涵，从消费出发，就新加坡创意经济的区域霸权提出了问题。消费在新加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空前的经济进程导致了资本主义后现代消费者文化的出现，“消费者至上主义在新加坡人中成为了一种文化”(Chua，2003:4)。这种文化创造了消费模式，通过文化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生活方式差异的连接，对阶级、年龄、性别、性特征、种族和国籍进行了划分。这些模式同时也为新的实践，或者为Michel de Certeau所谓的“做的行动”(acts of doing)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得以进一步重建身份，瓦解霸权(De Certeau，1984; De Certeau et al.，1988)。在创意经济中，新的消费实践既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发展策略，又是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手段，以此为基础向公民权的主张提出了疑问。这种对公民权的思考方式反映了一个狭隘的国家主义政权是如何通过消费者身份，而不是通过T.H.Marshall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三分理论得以实施的(Marshall，1964;Yue，2003;Chua，2003)。这遵循了Nick Stevenson(2000)对文化公民权(cultural citizenship)的描绘，认为这是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文化权利。接下来，我将着手进行详尽的研究，研究新加坡的创意产业治理是如何创造出一个新的、区域霸权的经济的。在结论部分，我提出将控制论作为研究新加坡的创意文化治理和消费的方法。

二、从文化政策到创意经济的最新进展:集群和区域新亚洲政治

新加坡的《创意经济文化发展策略》(CECDS)是亚洲首个作为国家级文化政策发表的创意经济政策。为了发展这一道路，新加坡的信息、通信和艺术部(M ITA，Ministry of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A rts)率先实施了这一政策。其一系列开创性行动包括“设计新加坡”(Design Singapore)(设计产业)，“媒介21”(Media 21)(媒介产业)和“文艺复兴城市2.0”(Renaissance City 2.0)(艺术和文化)，它们由管理领域的集群构成，是“由在特殊领域互相连接的公司和相关联的机构组成的一个在地理位置上紧密联结的群体，由公共性和互补性进行连接”(Porter 1998:199)。创意产业是通过文化旅游、融合娱乐和地方内容开发而发展起来的。记忆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被重新设计成了融合空间，整合了艺术、设计和新技术，发挥区域研究中心的职能，并且促进地方内容的发展(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16－17)。这种结构着突出显示了如何利用集群来体现创意经济的特征，如“交互、融合、定制、合作和网络”(Cunningham，2002:59)。它同时也展示了其他媒介和文化政策是如何得以整合，从而将新加坡构筑为“新亚洲创意中心”的(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8)。

在过去五年间，另外四套文化和媒介政策被紧密相连，用于帮助将新加坡塑造成亚洲地区的领先国家和中心门户。第一项政策，“新亚洲新加坡”(New Asia Singapore)是由国有的新加坡旅游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在1996年至2003年间认可的文化旅游运动。正如它的标语所提出的，其使命是使新加坡成为集新亚洲特点于一身的中心(Singapore Tourism Board，2000，2001)。这一政策倡导东方和西方、城市和异国、全球和地方文化的融合。例如，通过推广世界级的会议设施和多民族传统的建筑，传统和技术得以发扬光大。在创意经济计划中，新加坡旅游局的新亚洲品牌被当作一种利基类型，一种文化出口和一种融合策略(这些通过文化旅游获得了明显的增值，文化旅游是一个反映艺术和服务产业间协作的领域，记录显示每年有24.6％的增长率)(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7)。

第二项政策“媒介重建2000”(Media Restructuring，2000)是一项由“dot.com”运动发起的媒介重建计划。政府向新加坡每户家庭提供一个互联网网址。迄今为止，新加坡已经有1/4的家庭访问了互联网，超过了美国和日本。这项政策为新加坡赢得了世界第一数字经济的地位。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治理是明显的，因为其另外的媒介重建的方针，诸如实施了传统媒介的融合(用互联网进行广播和出版)、数字电视的引进以及本地内容的优先选择和发展，通过坚持“民族构建作用和培养社群价值观”来实现“新加坡身份的兴盛”(Lee2000)。在创意经济战略中，地方内容被用作“新加坡的内容和品牌”(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13)。

第三项政策是于1989年首次展开的“文艺复兴城市”(Renaissance City)报告，并于2002年升级为“文艺复兴城市2.0”(Renaissance City 2.0)(M ITA，2002)。这项城市复兴议程同澳大利亚1994年的“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文化政策命令十分相似，它通过鼓励政府、私有部门、艺术团体和个体公民之间的合作，将新加坡打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艺术城市。它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国家身份，增强社会凝聚力，发展艺术和娱乐部门。自1989年以来，文化产业在艺术活动和出席、新建博物馆、新的表演场地、城市更新发展和立足社群的艺术等领域的扩展呈指数增长。“文艺复兴城市2.0”“通过将新加坡定位为21世纪亚洲复兴的关键城市和全球化世界中的文化中心”(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4)，增强了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已经通过发展艺术和文化企业家、软件开发以及“文艺复兴新加坡人”(Renaissance Singaporean)主题的推广得以展现(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5)。

这些政策(打造“新亚洲新加坡”品牌、地方数字内容创意和“文艺复兴新加坡人”主题的推广)与“新加坡21远景”(Singapore 21)同步协作，“新加坡21远景”是一项国家级政策，于2000年投入运行，以促进一个21世纪理想的新加坡社会(Singapore 21，2001)。它由五大理想组成:“每个新加坡人都是重要的、强烈的家庭观念、机会为人人、新加坡脉动，以及积极的公民”。家庭价值观念的保持和公民积极的参与支撑并促进了国家的创意经济议程，其中人口和教育也是新兴的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

这些政策同“新加坡21远景”一起，将“新亚洲”打造成了一个品牌策略和一种文化资本形式。新亚洲文化资本扩展了Bourdieu关于文化资本如何创造财富和形成阶级的观点(Yue，2003)。在新加坡，新亚洲文化资本是一种由知识，商业和技术的融合形成的“关键的战略性的国家资源”，塑造了“内容，工具和环境，人们从中创造的新的价值，形成新的产业”(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3)。其中心是一个“相关连的国家……它有能力连接到其他内容，包括本地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4)。通过将情感、社会和地理关系品牌化，新亚洲文化资本遵循一个以“地区”竞争力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强调“将文化作为一种服务产业，将创意作为一种应用”(O'Regan 2002:19)，而且还将文化产业同商业服务和亚洲价值观融合在了一起。与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新兴创意产业不同的是，新亚洲的运用意义重大，因为它把亚洲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和新亚洲文化资本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具有地域优势的经济策略。

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亚洲意识形态价值观是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结果。C.J.W.-L.Wee(1996，1999)指出，摆脱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被迫寻求它们自身的价值，从而获得一定的启示。Grey Sheridan(1999:3)认为，这些是“一种更新社会的尝试，将社会同过去进行重新连接，克服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和陈旧的白人至上的臆断，寻找一种既现代又依然忠实于亚洲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文化商品、市民生活、区域社群和现代化相关的价值观是这种尝试的关键所在。Beng-huatChua(1999)指出，努力工作、教育、实用主义、自律、亲情和地方自治主义得以强调，以此激发地方活力的恢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价值观都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因为它们被用于国家话语，向西方帝国主义提出挑战。在它们反西方的辞令中，同时也提升了自我东方论述和本质主义。尽管西方主义和新东方主义的控制依然存在，但是亚洲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已经在亚洲逐渐形成，这易于社会向(后)现代性和全球性转型。对于整个亚洲以及散居海外的亚洲人而言，这些价值观询唤并产生了新的跨国的亚洲主体，他们使用亚洲价值观来创造新的身份，这种身份将过去、现在以及泛亚性(pan-Asianness)的后现代变异交织在了一起。在后现代中国性(Chineseness)的研究中，Len Ang(2001)，Agenes Meerwald(2001)和Andreal Louie(2004)认为在海外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关于中国性，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假设认为这是一种种族类别，而另外的假设则认为中国性在文化、种族和政治上都是中国的”(Louie，2004:1)。Aihwa Ong(1999)使用David Harvey的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理论，展现了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在跨国的中国全球经济中与资本主义相融合的。

创新集群将新亚洲品牌打造为霸权文化资本，亚洲价值观由此同新加坡的创意经济策略结合在了一起。在关于新加坡作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区域中心的研究中，Siow YueChia和Jamus Jerome Lim(2003)使用集群理论，通过地理学、经济学和制度(诸如在活跃的东亚地区成为战略贸易中心、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人才、英语的使用、税收激励和政治稳定性)阐明了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在新加坡设立区域中心的全球公司包括卫星内容提供商，如HBO、ESPN、MTV和Discovery Channel;互联网公司，如Lycons、Monster.com、E!Online Asia、MTV-Asia;电子商务(HP，Compaq，Apple，IBM，Federal Express);全球外包中心，比如1999年的Citibank'sGlobal IT and Data Centres(花旗银行全球信息技术和数据中心)，以及最近2004年9月，George Lucas的首次海外投资，Lucasfilm Animation Singapore，这是一家生产电影、电视节目和游戏的数码动画工作室。

尽管Chia和Lim的经济管理和媒介传播方式提出了创新集群是如何发挥作用，并且确实在内地贸易区成为了霸权，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新亚洲是如何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本形式的。Charles Landry(2003:133)提出了“软基础设施”的概念，指的是“关联结构和社会网络、连接和人类交互的系统，这个系统支持并鼓励个人和制度之间的思想交流”，这提醒我们，集群绝不仅仅同制度和经济相关。无论是硬基础设施还是软基础设施，永远都是参与交互作用的;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创意氛围。亚洲价值观同创造新亚洲文化资本的集群的结合，证明了软基础设施是如何成为经济的创意财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

在这一部分中，我仔细研究了新加坡近来的文化和传媒政策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创意经济的，其特征是将艺术同商业和亚洲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新亚洲文化资本和新亚洲品牌是这种创意经济的支柱。我已经说明了上述这些要素是如何将集群用作软、硬基础设施的。至于硬件方面，他们充分利用了由港口地理和新近发达的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在软件方面，他们利用亚洲价值观来构建文化接近和集体身份认同。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要说明新加坡的创意经济是如何做到更少国家化、更多地域化的，并且研究它作为一种边缘帝国主义(受前殖民统治影响的文化殖民)形式的地域优势。在文化机构的“门户”功能的转变过程中，边缘帝国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新亚洲区域主导:转变中的制度门户功能

文化制度的职能是作为“政府的文化框架”(Cunningham，1992:22)。文化和媒介制度的目标包括传统的“看门人”角色，诸如保护遗产和传统，识别新的和被遗忘的传统，维护国家(内部和外部)身份，国家现代化，培养文化自豪感，以及创造财富。在新加坡的创意经济中，文化制度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通过集群和融合策略，将国家打造成为亚洲地区的一个“枢纽”或“中心”。这一新的角色明显地体现在“新加坡21远景”(Singapore21)、新亚洲频道(Channel News Asia)、新加坡广播管理局(Singapore Broadcasting Authority)和新加坡旅游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的不断变化的区域“门户”目标中。“门户”这一隐喻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是资源、资本和人的交界面和交叉点。

我首先将“新加坡21远景”这一国家级政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进行研究。我的目的是确认“门户”这一隐喻是如何通过公民权的话语来发挥作用的。我以同性恋消费为例，说明公民权是如何通过社群主义和(跨国同性恋的)资本主义的亚洲价值观来获得协商的，说明公民是如何转化为消费者的。作为消费的公民权说明了“门户”的隐喻是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泛亚的世界主义身份的界面的。无论是“同志”还是“直男”，优秀的消费者就是优秀的公民，只要他或她欢迎新亚洲的文化资本。接下来，我考察了新加坡旅游局的文化机构及其新亚洲运动。我通过标语和广告的地区差异性，仔细研究了“门户”这一隐喻。我说明了泛亚的世界主义是如何产生一种存在争议的、区域霸权的中产阶级消费实践的。这种霸权通过一个新的、展现发展资本主义成功的全球城市网络，将新亚洲重新空间化。我考察了作为地区新闻频道的媒介机构“新亚洲频道”，以此详细说明泛亚世界主义的男性主义是如何通过英语新闻的消费生活方式得以构建的，并据此巩固了上述结论。通过这些例子，我认为新加坡的文化和媒介制度不仅表现了新创意经济的特征，而且创意经济也将文化治理作为一个用于进一步检验主体化(如知识主体和规章客体)的出发点。

“新加坡21远景”作为文化资源，展示了“门户”的隐喻是如何通过文化公民权的部署来发挥作用的。就像“门户”的中间作用一样，文化公民权的概念是连接个体和团体、个人权利和共同利益、个人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的桥梁。通过消费者身份，通过把公民打造为见多识广的消费者，而不是通过政治和社会代表，“新加坡21远景”构建了文化公民权(Yue，2003)。一个具明显的例子是2000年5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同性恋代表大会上，一个声援男/女同性恋的地方激进团体People Like Us(像我们这样的人)申请举办新加坡首个男/女同性恋的公共论坛，名为Gays and Lesbianswithin Singapore 21(新加坡21远景内的男/女同志)(People Like Us 2000)。但是这遭到了政府的公共娱乐执照处(Public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Unit)的拒绝。该论坛意在营造一种哈贝马斯式(Habermasian)的公共氛围，人们能够讨论男/女同性恋在“新加坡21远景”中的位置。People Like Us的积极分子Siew Kum Hong先生在回信中问道“论坛怎么强人所难了?”国家贸工部和通信信息技术部(Trade ＆ Industry and Communication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部长Lim Swee先生说:“在探讨他们在“新加坡21远景”中的角色时，没有必要强调他们是同性恋者。毕竟，身为一名新加坡人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最好的理由。如果论坛旨在推动新加坡对同性恋的普遍接受，那么我的观点是，人们私底下的性取向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请不要试图推进对公然的同性恋行为的普遍接受，因为我们仍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不要特别为有同性恋性取向的人建立一个平台，他们始终可以加入为广大新加坡人设立的平台。怀着积极的公民精神，关心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可以携手合作，帮助更多的人在“新加坡21远景”中过上更好的生活。”(Lim，2000)

这一回复通过“积极的公民”将性合并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同性恋身份被抹去了，并且被归入身为一个新加坡公民的遮罩中。在此，公民权使人想起了以自我管理和管理他人为前提的福柯式的(Foucauldian)现代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形态(Foucault，1991)。在“新加坡21远景”议程内的自我管理，是使自己以一种社群主义者的行为行事。Chua(1997)写道，新加坡的新亚洲化是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驱动的，即通过发扬共有的亚洲价值观来中和其种族专制主义的多元文化的政治。“新加坡21远景”将创意经济作为一个工具，通过治理警察来组织城邦及其人口，从而利用这些符码创造出一个新亚洲乌托邦。Lim部长的回复将性权利替换为一种道德符码，这同城邦的乌托邦式的期望是不一致的，彰显了治理术中的自律技术，通过获取共有的社群主义价值观来赋予文化公民权。这种公民权的形式拒绝了新加坡的男/女同性恋者的完全公民参与;它同时也通过“身为新加坡人”的单一的文化意识形态，降低了对公共领域的多元文化认同;它否决了新兴的同性恋运动的自主权，而这类运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集体空间。“积极的公民”清晰地表现了一种公民权的形式，它并非关于文化民主权利或通过资源再分配来获得准入和平等，它是由积极的消费过程所形成的(Bianchini ＆ Bloomfield，1996;Stevenson，2000)。

从消费者身份中获取公民权，这在同性恋消费中是十分明显的，新加坡在过去的五年间已经超过了悉尼，成为了亚太地区的同性恋者之都。尽管存在着同性恋的非法行为，并且新加坡广播管理局负责对有关同性恋的网上内容进行审查，但是通过艾滋病组织，男/女同性恋激进主义，尤其是同志生活方式的消费，出现了一种同志文化。自2000年以来，新加坡每年都要举办男/女同性恋舞会，其规模要大于澳大利亚的Mardi Gras巡游。随着比悉尼更多的男性桑拿房和女同性恋夜总会的出现，活跃的同志消费通过揭露管制和互联网信息全球化之间的政治策略，就“门户”的职能提出了问题。与台湾同性恋运动所倡导的性解放或曼谷人妖的性旅游不同，新加坡的同性恋之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消费实践中形成的，由新的创意经济所认可和驱动的，它积极地拉拢同性恋企业家、同性恋海外人才以及各种同性恋气质投身于创意城市的建设中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文化公民权是通过共同价值观的消费得以促进的:①通过积极的社群主义的公民权;②通过体现新亚洲资本家实用主义的社群主义。尽管存在着信息管制和审查的约束，但是知识经济和见闻广博的消费者公民诞生了(Yue，2003)。

这些新加坡共同的价值观同新加坡旅游局策划的文化旅游的话语是一致的。它的营销标语是“新加坡:新亚洲。轻松享受”(Singapore:New Asia.So easy to enjoy)，突出了这是一个“处于东西方十字路口”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奇迹……迫不及待地进入21世纪”，具有“单一的国家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很可能听到有些人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是欧亚人”(Singapore Tourism Board 2000:15)。在此，消费是由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所推动的，在这种政策中，公民权所表达的公民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基于一种对地区的认同，而是出于一种消费认同。“身为新加坡人”的地位战略性地组织了这种实践，而新亚洲将其推论性地打造为一种地域性的空间。

身为文化机构和文化资源，新加坡旅游局通过在其泛亚地区世界性的“新加坡，新亚洲”运动中的地区差异，促进了“门户”功能的实现。在2000年至2003年间，这一运动推广了多元文化饮食、全球性购物和区域旅游。在澳大利亚主流报纸TheAge上的一则广告以这样一个标题开始:《在现代大都市中能享受热带天堂的快乐吗?》，该景象描绘了印尼一家精品海滩度假村的一派蓝色调的宁静气息，一条更小的语言符号指示为“民丹岛悦榕庄——距新加坡仅45分钟”。这将新加坡作为一个区域枢纽的地理位置和作为一个区域中心的文化位置表露无遗。在CECDS，这种关于新亚洲旅游方面的东西方交汇式的话语被用于一种利基营销类型，通过促进“全球市场中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产品”的发展，“进军诸如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增长中的市场”(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2002:7)。这一门户功能揭示了新加坡在亚洲地区的霸权阶级政治。上述广告将新加坡作为一个基本目的地，提升了该区域的旅游舒适度和豪华感，并以此同邻国的的原始风格形成对照，该广告将新亚洲作为一种利基类型，显示了Ghassan Hage(2003:112)所谓的“发展的种族主义”，泛亚形象的新面貌以牺牲该区域其他处于次要地位的亚洲人为代价，通过一种中产阶级的审美而得以消费。

新加坡旅游局的于2004年5月发起了“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运动，进一步强调了区域阶级政治。这一运动通过创造建立在新亚洲新加坡的东西方杂交基础上的地方内容，将地方内容作为其创意文化的资源。它使用了四个商业广告，通过诸如“源源不绝”(poured)、“标新立异”(spikey)、“热带风情”(tropical)和“野性不羁”(wild)这样的主题捕捉了新亚洲集群的特征(SingaporeTourism Board，2004)。这些广告在其他城市(台湾、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海)以“什么会带给你家的感觉?”的口号开始，接着是新加坡的地标性建筑和旅游实践的一连串剪辑。从旧殖民地时期的纪念碑到新建的最高水准的海滨大剧院，从传统的观光景点到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态旅游，混杂在地标性建筑和旅游实践的选择中十分明显。比方说，“源源不绝”这个广告，一开始是台湾的一个茶馆，一名艺伎为两名中国商人提供茶道服务。镜头推进至倒茶的特写，同时切入水疗园区按摩精油的流动，小贩中心(hawker centre)里人们在来回倾倒印度拉茶，酒吧中鸡尾酒倾注而出，瀑布激情喷薄。在“标新立异”的广告中，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舞蹈工作室里的缝纫针的针尖同新剧院的锥形屋顶、榴莲的刺、新式的朋克发型和一座寺庙屋顶的尖峰并列出现。在这些广告中，新亚洲集群通过一个主题的互补性得以凸显，结合了增值旅游的扩散性实践。这些实践不仅通过混杂地方内容创造了新加坡的独一无二，而且还通过阶级重新划分了区域。

在增值和集群如何将文化从传统、日常实践和商品转变为服务方面，阶级政治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作为服务的文化而言，其中心是“家”的能指如何依靠新亚洲新加坡的门户功能同新的空间性发生联系的，这种空间性是由诸如台湾、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上海这样新兴的全球化城市来进行区域划分的(Sassen，2002)。这种重新划分利用网络化发展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地理意义上的划分。这样一种品牌战略利用新亚洲的文化资本促进了泛亚地区的后现代和世界性的中产阶级消费实践，这种实践包含了“惊心动魄的景象和艺术灵感、公海冒险和浪漫的越轨、奢侈品牌和繁多的种类，(以及)非凡的效率和高科技的便利”(Singapore Tourism Board 2004)。在新加坡旅游局的网站上，作为服务的文化也用于“新加坡教育”和“新加坡医疗”的营销。这些知识以作为资源的文化和服务提供的形式，被抽象化为资本。新加坡的旅游实践同“新加坡21远景”共同价值观的消费实践一起，构成了中产阶级消费政治，横跨地理上的亚洲区域以及新的网络化发展的资本主义地区，形成了霸权。

在新亚洲频道(CAN)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区域霸权。新亚洲频道于1999年在新加坡开始运行，是亚洲的第一家亚洲管理和所有的、全球性的英语区域新闻服务。一份2000年的《AC尼尔森媒介索引报告》(AC Nielsen Media Index Report)显示，CAN赢得了42％的亚洲新闻受众市场，与之相比，CNN为8.5％，BBC为7.5％。通过Apstar 11R和Palapa C2卫星的传送，CAN到达了东亚、北亚、南亚、非洲、中东和澳大利亚。它通过窄带广播技术向小众市场而不是大众市场传送，其门户界面彰显无遗(Yue ＆ Hawkins，2000)。它的英语节目同样显示了新亚洲阶级是如何产生的，英语新闻节目作为一种商品文化构筑了受众，从而产生了新亚洲阶级。新加坡的霸权是通过运用节目传送带来获得支持的，而不是围绕某一区域或地方的片段。在新闻带部分，一般每小时更新当前的新闻节目，主要关注新加坡、世界和区域新闻。其他地区的亚洲城市只在“了解亚洲”和“亚洲门户”带中呈现。在新加坡所扮演的全球和亚洲信息传播者的重要角色中，它的霸权得到了加强。通过亚洲新闻向西方生产的新闻的挑战，新闻的新颖性提升了亚洲价值;同时它也使创意经济势在必行，新闻已经成为了一种资本和消费平台。其目标受众主要是男性专业人士、经理、商人和执行官(PMEDs)，这些观众支持创意经济。将作为信息的新闻转向作为生活方式消费的新闻，这种转变明显地体现在推广奢侈商品和世界主义的广告中，产生了一种由新亚洲地区品牌所创建的新亚洲地区男性主义。台标中红色Δ形状的A支持了这种假定，它的抽象图案捕捉了亚洲范围内大胆的生殖器崇拜和变化的吉兆，象征着一个新兴的亚洲。

显然，新加坡创意媒介和文化制度变化中的门户功能促进了其在亚洲地区和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网络化区域中的霸权。这种霸权通过共同的亚洲价值观的消费，提升了文化公民权，进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它反映了作为一个新兴的创意区域的新亚洲集群的力量。作为一种国家、人口、地理和国界的重组方式，区域性已经成为一种了解由全球化和再领域化引发的世界重组的重要途径(Dirlik，1992;Wilson ＆ Dissanayake，1996;Chen，1998)。本文通过关注集群理论是如何将新亚洲打造为一种以新的消费模型和新的文化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文化资本的，从而聚焦由Leo Ching提出的广为流行的亚洲主义(Asianism)(Ching，2000)的更新而来的新亚洲地域主义。尽管有新加坡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身份和主体，它们肆意发展，同国家命令的要求相冲突。在这样一种经济中，这里总结提出了将控制论作为一个研究新加坡文化治理和消费的新方法。

四、构建创意文化治理和消费:运用控制论

新加坡是一个智能城市，具备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这为政策管理如何成功地同当前的的信息和知识资本力量进行协商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洞察，因此，将新加坡作为案例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如我在导言中介绍的那样，最近关于新加坡文化政策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对以下问题引起重视:治理术作为一种自我管理的实践，在理解主体是如何同他/她的日常自由实践进行协商的方面，它是如何成为一种框架的(Foucault，2000)。本文提出，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主义实践在新的创意经济消费实践中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也导致了新的性特征和性别。

本文通过拓展政府与人口的关系来得出结论，将控制论和文化消费之间的类比作为开辟新加坡政策管理研究和信息资本主义研究的新领域。通过将政策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践相联系，文化消费拓宽了关于新加坡的研究。更重要是，文化消费与创意经济相关，其中心是将文化作为一种服务产业。在其基础层面上，政策消费揭示了政策倡导的吸收与合作。转向由消费者驱动的政策议程同时也形成了理解市民身份新主张的基础。从文化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通过检验文化的运用是如何管理日常实践的(诸如网络的使用、购物、餐饮、受众接受和媒介观看)，消费拓展了对日常文化的理解。关于新加坡创意经济的重要研究为全球创意经济中的新兴研究进行了补充。

知识经济对于创意经济而言至关重要，在创意经济中，见多识广的公民作为一种资源，被用于创造价值和财富。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信息管理是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所在。Beng-huatChua(1997)认为，对葛兰西式(Gramscian)的霸权意识形态的共识是新加坡经济、社会和政治成就的关键标志。霸权共识指的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国家压力的环境下，仍然具有高度社会稳定性的社会。尽管Chua的理论分析的是新加坡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多元文化的公屋政策的成功，但是他对共识的描述仍然适用于当代新加坡社会。控制论从两个方面对Chua的分析进行了更新:①它将创意经济作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最新阶段，以此进行研究分析;②它的反馈装置(我会简要介绍)使得知识和信息的占用及自我培育成为了新的混杂和主体性的平台。

对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信奉刺激了全球信息环境，新加坡的共识情形同畅销科幻小说William Gibson所描绘的“交感幻觉”(consensual hallucination)的计算机空间的景象如出一辙(Gibson，1986:56)。计算机空间描绘了一个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数据、财富、人际关系及权力等通过人们使用的技术在这里相互连接。这种表述正适用于新加坡当前的数字和创意经济，这个国家运用技术和信息来协调人、资源和资本。尽管David Hakken(2003)最近研究了计算机空间中的知识管理，但是他运用的是人类学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创意经济的影响。对于文化政策研究而言，结合控制论的研究方法能够为研究知识的表达、组织和管理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新加坡而言，这是一种探索文化治理交感技术方面更为恰当的方式，因为控制论的反馈装置可以测试文化消费实践是如何将主体化构建为一个过程的，在此过程中自我塑造和创意主体又是如何将知识用于协商他/她同他人的关系的自由度的(Foucault，2000)。

“控制论”指的是控制信息表达的系统的研究。控制论(cybernetics)中的“cyber”来自希腊语，“kubernétés”意为“掌舵人”，亦作“kubernétés”，意为“控制”或“领航”。新加坡作为全球信息资本主义驱动下的数字经济体，信息的控制和表达对其而言至关重要。在以新媒体的兴起为特征的经济浪潮中，信息的价值从其原来作为数据或事实的身份转向了作为图像、交换和资本的身份(Roszak，1994;Wark，1997;Yoshimoto，1996)。事实上，正如Virilio(1995)所说的，信息就是速度，速度就是资本，将控制论强调为基于信息结构和表达的信息组织系统，研究轨迹可以从技术上确定的方式开始进行，而这些方式是在电子人的理论化中发展而来的。他遵循了Norbet Weiner对控制论的最初构想，将控制论作为一种技术科学，解释了有机与无机进程都是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Jerison et al.，1994;Haraway，1997;Gray，1995)。在该理论中，控制论的基本特征是其反馈或递归的能力。“反馈”将输出端(接收者)的内容返回到输入端(发送者)。一个线性或数字系统分级地组织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信息;一个非线性或类似的系统对发送者到接收者的信息进行无序的自我组织(Eglash，1998;Haraway，1997)。控制论的反馈装置揭示了新加坡文化治理系统在组织信息或处理信息方面既是线性的又是非线性的。

作为测试信息成功处理与否的设备，控制论的反馈类似于Tom O'Regan的政策补充说明。Virilio主张应该将文化政策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技术”(O'Regan，1992:416)。他暗示，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于他的福柯式的(Foucaldian)文化政策研究方法。同样地，Tony Bennett(1998)也含蓄地提到了把福柯式的文化治理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点。他建议在把文化政策作为一种理性或技术形式思考的同时，也应该对政策的功能进行重新思考，考虑政策作为一种同制度与实践、管理、经济以及市民身份相关的技术，如何发挥其职能⁽³⁵⁾。

控制论的反馈机制衡量了通过信息系统和网络来提供和传播信息的成功与否。在这里，创意经济的创造力强调了O'Regan(2002:16)的建议，即信息/知识体系和网络能够作为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以此将社群同产业发展和商业议程连接起来。这一强调回归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策治理如何以一种更实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对文化的利用，而目前人们将这种文化设想为“一套动态的、互相关联的资源，能够重新整理和重新阐明棘手的网络”(O'Regan，2002:17)。这种方法强调了创意经济对集群的运用。由于集群由网络组成，而网络又是通过传统和高科技产业的融合形成的(例如，资源、终端产品和服务的融合)，为的是增强竞争力，因此集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数据和经济的方法，并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将文化概念化的方法。

有关文化消费的控制反馈是文化意义、乐趣和身份产生的关键所在，因为它衡量了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通过控制论反馈改变输入端特征的能力，将其作为一种衡量输入端(发送者/顶端/政府)成败与否的一种设备，这种方式暗示着文化消费的实践可以转换信息的价值，并且对新亚洲身份其他的官方类型进行自我培养。这种关于控制论的思考方式，并不是从数学的角度来研究控制论，而是把它作为信息的构建技巧、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处理系统来进行应用。尽管新加坡在文化治理方面专制的技巧使得信息单向线性流动，自上而下或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但是这些政策生成了一种新亚洲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受到其选民的拥戴，而且在此过程中还通过消费实践被重新运用，反映了或许同官方表达不一致的新兴身份，但是不管怎样，这还是显示了独特的新亚洲文化混合的特点(Yue，2003)。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信息价值是通过新亚洲文化消费得以转换的(例如共同价值观的消费)。一旦作为数据的信息通过成功的政策计划到达选民，那么信息就通过作为文化资本的共同的亚洲价值观得以交换和重组。作为一种从发送者向接收者传播信息的线性系统，控制论的反馈是一种衡量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技术的标准。作为一种用于信息组织的非线性信息，控制论反馈同样也可以用于衡量基本构成的消费实践⁽³⁶⁾。控制论的反馈装置也使一种新的交流类型得以发生，产生了多样而支离的国家身份(Poster，1990)。

Chua(1997)通过多种族政策的执行说明了新加坡的成功。同样地，Ien Ang和Jon Stratton(1995:189)描述了多种族和多语言是如何将新亚洲范畴打造为“人们推荐的新的综合新加坡身份的典范”。所有这些研究，或是其他关于亚洲价值的研究都没有关注文化政策和创意型经济。控制论通过研究最新的政策发展，拓展了以上这些观点，并且就这些政策是如何影响新加坡的日常生活和变化中的身份的，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分析方式。它通过关注新亚洲鲜活的实践，扩展了Chua，Stratton和Ang对于国家及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关注。这些鲜活的实践在上述提及的旅游、广播和新媒体政策领域尤为明显，展现了政策是如何在日常消费的层面上得以具体表现的⁽³⁷⁾。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论来绘制新的消费样式，如人种学、受众接受研究、媒介社会学，以及大众消费研究等等。这些方法所产生的结果能够反映控制论的反馈装置。

运用媒介接受理论、后殖民史学、物质文化人类学以及文化公民权研究，能够对以上方法所产生的结果进行进一步有质量的润色。关注作为消费者身份的公民权，这能够拓展现有的关于文化公民权的研究，这种身份集中了关于准入、公平和表达的议题(Marshall，1964)。同时这也拓展了现有的政治经济分析，包括对阶级和性别的研究，从而根据Chua(2000，2003)最近的社会学分析对新加坡“暴发户”(nouveau riche)的出现进行研究。由于这些实践同时也是引发阶级和性别论战的关键，因此围绕着性别和性展开的理论能够得以诠释，从而解读身份中的差异和述行性。这种方式既非详尽彻底的，亦非单独排外的，它通过加入来自亚洲的新兴的文化研究项目，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修正了以国家为基础的新加坡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分析;通过理解新亚洲实践是如何同由新亚洲政策推进的命令同步进行的，通过生成流行文化形式，以此致力于文化应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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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国际文化政策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卷(12)期(1)，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