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随着人民群众的诉求的多样化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作为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区的广东，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多发频发期。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显得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十分必要。对于我省实现“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广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将政府职能定位为：经济协调、社会管理、公共服务。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将政府职能定位为：经济协调、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0年底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更明确地将“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工作目标。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而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弱化，而新的社会管理网络还不够健全，加之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等领域的社会矛盾易发高发；因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预防和处置矛盾的难度明显加大。因此，加强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与创新就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亟待破解的难题。近五年来，广东努力通过治理创新来破解这一难题，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

广东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前总体上完成了从小康型社会到宽裕型社会（中等收入）的过渡，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来到了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重要转折阶段”，但处在转型期的广东在社会矛盾集中凸显过程中表现出的阵痛更加强烈，广东当前面临的发展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多变，使得广东在社会建设方面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就要求广州、深圳、珠海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紧接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赋予珠江三角洲地区“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使命和任务。为此，全省各地都试图先行先试，在“社会管理创新”领域开展探索。在2010年底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省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就必须深入扎实地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广东各地全面展开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探索。2011年7月，在深入调研、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广大群众积极建言谋策的基础上，省委召开十届九次全会上，专题研究部署我省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问题，做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深入分析了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决定》中特别提出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我省《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的出台，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的自觉认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上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在社会管理理念上，从社会控制转向社会服务；在社会管理内容上，从内容泛化结构转向专业分化结构；在社会管理模式上，从残补应急模式转向制度化模式。^[1]

以社会管理内容上的变化为例，从泛化结构转向分化结构。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社会管理运作模式比较如下：^[2]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社会管理运作模式：权力—社会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社会管理运作模式如下：^[3]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社会管理运作模式：权力-市场-社会

从社会管理模式上看，已经从过去的应急模式转向了制度规范化的管理模式。经历了相对较长时间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明显在规范化、科学化、高效化等方面有着许多成熟的经验成果。当然这些经验和成就也不是一触而就的。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从社会福利制度的成功过程看，曾经经历了以家庭和慈善功能为主要援助手段的应急偿补概念演进到国家提供广泛社会经济保护和法律保障的制度概念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