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对国内政策的制约

第三章　中国的困境: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对国内政策的制约

中国的创新和标准政策面临着一个基本困境: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贸易中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加强中国公司和产业的创新能力，但是，在其不断深入融入生产和创新的全球企业网络之过程中它将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章将首先介绍泛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国际经济新世界;其次描述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提出的挑战，而这恰界定了中国困境。为评估中国迎接这些挑战的能力，本文将使用简单的程式化模型来阐明标准化的重要目的，并强调能力设定和标准化战略的区别。

泛全球化:国际经济的新世界

泛全球化(意指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下同)背景下国际经济的新世界有两个界定明确的显著特征，即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至少在经济大萧条以来扰乱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最糟糕的危机发生之前，该新世界的发展看似具有相当的可预测性。这场危机非常戏剧性地改变了业已建立的观念。

从阿兰·格林斯潘相当坦诚地承认其太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修正力量开始就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知识界的氛围环境的变化程度。人们重新审视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市场规制再次变为可接受的控制无拘无束的市场风险和过度创新的政策性工具。

“泛全球化”现已超出货物和金融市场，开始进入商业服务、技术、知识产权和知识型工作者市场(Ernst 2002a:330)。^[1]其带来的结果就是知识在组织上和地域上的流动性有所提高。然而，知识的新地域性布局并不是一个通过技术变革和自由化来迅速传播全球化好处的令人愉快的世界。相反它带来了一些多元变化、相当激烈的竞争——亚洲新增加了许多生产和研发中心。

就整体而言，基于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在于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以及“对归其所有但对外开放的结构和接口标准的控制能力”(Ernst 2002a:33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约翰·埃里克(John Alic)下面这句话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即“公司可能会企图通过联合而非技术创新来攫取利润;即便创新能够获得收益，但成本可能很高”(2009:3)。

上述进程提高了标准化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标准被广泛运用于市场的创造和形成以及竞争监管方面。这就把标准化的发展由晦涩难解的技术和法律问题转变为公司战略和公共政策高度竞争的领域。因此，公司标准化的方法已成为一种战略管理的工具。同时，标准化对政府鼓励创新和竞争的政策制定也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标准和创新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彼特·柯赫(Peter Cowhey)提出，在标准和创新政策的“拐点”需要重新考虑战略和组织。^[2]引起标准和创新政策面临新挑战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技术，同时还包括商业组织结构和全球市场竞争动力方面日益增长的复杂性。

然而，在标准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的同时，关于标准化对于国家创新政策的重大作用鲜有公开辩论。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因为美国的标准化只是留给私有部门领域的一小部分专家来制定。如第二章所证实，中国现在正在寻求一种更为积极的形成标准化的方法或路径。

技术

根据创新理论，创新越来越依赖于科学以及多个和不同领域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这种互动通过超越产业和国家的、在地域上分散的创新网络进行。^[3]因此，创新要求“……具备由各类中介代理机构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中介代理机构拥有不同的功能、禀赋、学习能力、远见，以及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在地域、知识、技术和声誉等各方面有所侧重”(Antonelli 2011:11)。

这在ICT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ICT产业的竞争集中在电子系统日益苛刻完善的性能特征之上。无论是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移动通信基站等产品或设计，都需要变得更轻、更薄、更短、更小、更快、更便宜及拥有更多的功能且耗电更少。为应对这些苛刻完善的性能要求，工程师已推出了模块设计和系统集成，使得手机的主要模块都已集成整合到一块芯片上。^[4]

设计团队同时也需要跟上技术变更的快速步伐。最基本的性能特征预期每两年增长一倍。时间对市场来说至关重要，产品的生命周期已迅速缩减到几个月。只有那些成功地先于其竞争者在相关市场上推出新产品的公司才能生存和繁荣。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至为重要的是，与其竞争者相比，它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打造出自己特有的能力(Kogut and Zander 1993)。

即便是在发展缓慢、利润率很低的电视产业，技术的复杂性也有所增强。谷歌(Google)和英特尔公司(Intel)正在同时推进三个领域的快速创新——3D、因特网连接、LED背光应用(能够使设备如显示屏等更薄、耗电更低)——这使得电视机系统也转变为复杂的技术系统。

值得探讨的是，技术复杂性增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即为因特网、无线、移动通信和云计算的ICT基础设施的融合，这一切使互联网(或称“物互联”)无处不在。例如，互联网装置、服务器、储存设备的整合使得惠普(HP)、思科(Cisco)、甲骨文(Oracle)等公司通过并购半导体和软件公司等途径，在上述三种产品的市场中获得对知识产权的控制权。^[5]

事实上，甲骨文公司在并购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服务器和微处理器业务后正寻求并购一家半导体公司以根据其客户要求为客户精确定制SPARC微处理器。要实现对关键知识产权的控制权，必须多元化地进入相关产品的市场;这看起来是促使惠普收购互联网设备供应商3Com公司以及IT服务公司EDS的主要动机，也是思科进军电脑服务器领域的原因。

就这三家公司而言，它们进行并购的主要理由是为了拓宽其基础专利组合，这些专利是互联网装置、服务器、储存设备这三个市场制定主要标准所必需的;它必然导致对知识产权的控制逐渐集中，“专利丛林”不断增加和扩散。^[6]这对标准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国智能电网互通性项目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标准化挑战为例(Ernst 2010:48－55)，为对北美现存电网组合进行升级，需要对超过75个现存主要标准进行重新审视、改进和批准，以使它们能够协同发挥作用。此外，为向智能电网转变，在需要优先考虑到的领域，例如能源效率、能源储存、电力传输、先进的测量设备和基础设施、分配网管理、网络安全和网络通信等领域，有成百上千的新标准、规格和要求需要制定。

智能电网项目中不断提高的复杂性是由各自不同且互不协调的网络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在美国，电力系统网络涉及3 100个公用事业以及超过15家标准制定组织。更重要的是，该项目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两大产业(电力公用行业以及电网整合所需的信息硬件和软件的供应商)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这两大产业的商业模式和战略几乎无共同之处。^[7]根据一位观察者所述，试图让这两个产业合作“……就好比让我们约定下个星期左右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一样。”^[8]

很明显，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极大地提高了对互通性标准的要求。作为智能电网互通性标准项目的一部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提出了一个最高水准的定义(NIST 2010:19，20):

互通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网络、系统、设备、应用软件或组件安全有效地交换、随时可以使用……有意义、可操作信息，同时几乎不给用户使用造成不便的性能……(更具体的是，这些标准)还界定了语言、通信协议、数据格式、系统间和跨系统的联系、软件应用接口之间和硬件设备之间的接口及其他更多的……性能规范……(这些)标准必须稳定、健全，这样才可以延伸适应于将来的具体运用和技术。

事实上，ICT产业领域每个主要的互通性标准都由多个同族专利保护，这导致了专利丛林的产生。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日益增强，这些专利丛林逐渐变得更为密集。例如，对于GSM标准(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标准)而言，140项基础专利就由它们各自的专利所有人所持有。^[9]

就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而言，基础专利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例如，W－CDMA(三个相互竞争的3G标准之一)由2 000多个同族专利予以保护，这些同族专利包含了超过6 000项的独立专利，它们由50多家公司和企业联盟所拥有(Davey 2006)。与此同时，一个单一的移动设备所需要的标准数量正在成几何级数地增长。今天典型的智能手机融合了数十家标准制定机构所制定的成百上千个标准，这些标准涉及照相机、录像、浏览器、PDA、WIFI、蓝牙、Linux、USB等的标准。因此，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最新的专利战场。2010年，仅仅一个典型的智能手机的3G无线通信能力所使用的专利就将近8 000项，这些专利由超过41家公司所拥有。^[10]

商业结构:全球公司网络

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拉夫(Andy Grove)曾经描述过，引起技术发展日益增加的苛刻要求的根本原因在于“赢者通吃”的竞争模式的出现(Grove 1996)。在迅速发展的ICT产业领域，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投资的回报率以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而每个业务功能的好坏，包括研发和标准的形成，都是由这些标准来衡量的。

以技术为基础的竞争日益激烈，已导致商业组织的根本变化。没有一个公司，即使是像IBM这样的全球领先公司也不能够通过内部而调用所需全部资源、能力和知识储存库。这表明自从艾迪斯·潘罗思(Edith Penrose)在其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公司成长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公司的成长速度受其内部知识增长的限制”后，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9］1995:xvi，xvii)。

公司正逐渐对不同阶段的价值链予以累进式模块化，并通过多层次的生产和创新网络对跨公司、跨国家和跨部门的扩散做出反应(Ernst 2003)。这些全球网络的复杂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根据《金融时代》(Financial Times)的产品编辑彼得·马仕(Peter Marsh)所述，“……每天有约价值800亿美元的3 000万吨的材料在全世界周转，创造出约10亿种制成品”^[11]。

全球生产网络的扩散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而最近的发展在于全球创新网络(GINs)的迅速扩张，这种扩张是由工程、产品开发和研究的不断细分造成的(Ernst 2007)。实证研究证据表明，这进一步增加了全球企业网络的复杂性。全球创新网络现在涉及很多行为者和公司，这些当事方在规模大小、商业模式、市场能力、所有权国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将导致网络战略和网络构筑愈趋复杂(Ernst 2009a)。控制关键资源和核心技术并因此而控制了这些网络的形成的旗舰公司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

然而，新兴经济体中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网络旗舰公司，特别是来自亚洲的公司。华为是一家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电子通信设备供应商，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的供应商，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全球创新网络的范例，它展示了该网络中相当大的组织机构的复杂性。

就标准化而言，生产和创新的全球公司网络不断扩张，给其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全球企业网络的一大典型特征就是分享数据，这就需要互通性标准。在这些网络内部，信息必须流动，知识必须在不同的被彼此分开的团队之间交换，不由于方法、区域或文化的差异而被阻隔。这就需要各种各样网络接口的标准化。^[12]

鉴于这些网络连结了跨越国境的国家生产和创新系统，“协调”国家的标准和创新政策是必要的。不同的网络参与者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他们使用了极为不同的词汇。为了有效地协调多个网络接口就需要对要进行交换的数据、规范数据转移和解释的形式和协议以及产品规格等进行共同的定义。

事实上，现在标准化的挑战已不再仅仅是技术。创造和使用这些网络里的技术人群间互动的标准化带来的挑战同等重要。换言之，标准的制定是为工作实践和商业日常行为所服务的，也是为了使这些网络发展并适应技术和市场不断变化的要求。

竞争动态

同时，全球化正将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13]在经济危机后的复苏中，中国崛起在创造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它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同时在市场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则在不断地寻求适应这个相互依赖的新世界的路径和方法。对于讲话直率的美联储前发言人保罗·福尔克(Paul Volcker)而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不仅在经济、而且在领导力、知识创新和其他方面的主导地位的下降”。^[14]

金融市场显现出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在不断地遭到侵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金融的统治力来源。但现在好景不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最新研究，美国成为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中依赖主权债券的国外持有者的工业化国家中的第三位(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希腊和意大利)，美国向非美洲国家(多数为亚洲国家)出售了其将近一半的债务。^[15]

国际经济仍需紧紧跟上国际贸易和投资及其政策变化等导致的复杂性的提高。随着新的竞争者进入到全球贸易中，原本建立的规则不断受到挑战，市场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全球竞争加剧，竞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加。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史蒂芬·洛奇(Stephen Roach)不无调侃地说道:“在一个复杂性和一体化不断增强的世界里，麻烦和问题产生的方式已经变得无法预测”。^[16]

经济史已表明，世界贸易中，无论何时出现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实体都会引起很多混乱和不稳定:

19世纪中期美国向英国倾销大量低价谷物是如此;20世纪最后三十年里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和日本工业的崛起，就其各自的影响力而言也是如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以及第三大的进口国更是如此……(Wolff 2010:1，2)。

直到最近，国际标准化体系还主要建立在以下三种互相竞争的、替代性标准化模式的基础上:即美国模式、欧盟模式和日本模式。有关标准化的矛盾必须依赖这三个主要行为主体来解决。中国作为一个新的竞争者加入国际标准化制定的游戏中，预示着国际标准化制度已经超越了三边模式，从而向多极模式方向转变。

根据定义，制度稳定性的实现目前将变得更为困难。而且，由于美国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它在决定国际标准发展中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对于世界经济的新竞争者而言，标准是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标准化历史中长期确立的领导者相比，这些标准领域的后来者有着不同的需求、制度、商业模式和能力背景等。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企业还未充分准备就被迫卷入到这场标准化竞争的游戏中。因此，这些新进入者正在体验和经历着标准化的新模式。部分后来者可能选择尽快地采用既存标准以使自己能够快速销售符合该技术标准的产品。该第一集团公司的类型成分复杂，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中国台湾ODM供应商，还包括领先的全球ICT的主要角色，例如华为等。中国台湾领先的私人电脑(PC)制造商MSI主席对台湾模式作出如下总结:“我们并不决定特定的运行系统，我们只是跟随客户的要求”。^[17]华为将“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强调为“电信运营商所需的服务传递平台决定了华为对技术和标准的选择”。^[18]

对其他的后来者而言，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可能是降低它们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以及避免被高额的专利许可费所绑架。^[19]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就是DVD标准的制定者们，2004年中国的每一生产商在每台DVD零售价低至60美元的情形下不得不向每一个标准制定者支付15－20美元的专利许可费。^[20]

DVD专利许可费占零售价的比例达到了25%－33%，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电脑和传真机所需支付的许可费15%的比例，并且个人电脑和传真机当时的技术还依然较为新颖和前沿。^[21]

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对视听编码/解码设备的主导标准——MPEG－2和MPEG－4标准——所支付的许可费。以MPEG－2标准为例，中国视听设备的生产商一开始就需要为每台设备支付4美元的许可费。^[22]

标准化制定过程中的和标准战略的利益相关者多元性的增加还引发了另一层面复杂性的提升。有利于创制适当的标准化监管机制的法律法规是必须加以制定的。为了应对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这些治理机制需要针对经济发展、机构、能力的不同而对“效率”与公平、平等和敏感度等进行协调。

标准化制定的参与者们普遍认为这需要一个“开放性”的标准。然而，根据兰德(RAND)公司的马丁·利比克(Martin Libicki)所述，“所有的供应商表面上都支持开放的系统，然而统一的意见也仅止于此”。电脑产业需要说“开放”的次数就好比爱斯基摩人说需要雪的次数(Libicki 1995:35)一样地多。兰德(RAND)公司针对“数字经济的标准和标准政策”的一个深入研究表明:

……当市场领导者控制和急于看到标准但又没有实际控制和见到它们时，它们很少愿意开放其标准……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市场主体对较其本身标准更高或更低层级的标准持开放态度，因为它们能利用其他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增加选择的机会、降低成本和拓宽市场(Libicki et al. 2000:111)。

利比克(Libicki)(1995:42)称，“开放标准”概念的难以捉摸意味着公共治理的中立性形式需要“避免斯库拉(Scylla)式的混乱和卡律布迪斯(Charybdis)式的垄断”。简言之，市场主导型的标准化需要公共政策的补充，以疏导“相互竞争的供应商及其技术的争斗困局，以及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力量之争”。

对于中国的标准化战略来说，全球化和日趋增加的复杂性为保留政府的作用提供了依据。然而，如第二章所述，政府的作用更需要依赖市场的力量来作为补充。

中国标准化战略面临的挑战

迎接中国标准化战略的挑战的一种方式就是衡量该挑战对标准化成本的影响。推论其会增加标准化的成本似乎是可信的。然而，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我们所关注的是试图发现，对于标准化的后来者，如中国，标准化的成本增加实际上是过高还是过低了?

格式化模型

为理清日趋增加的复杂性对成本的影响，笔者建议使用格式化模型，该模型可以区分标准化的重要任务，并能突出在能力背景和标准化战略方面的差异。

标准化的任务

根据笔者对美国、欧盟和中国标准化方面的主流专家的访谈，^[23]我们使用了涉及以下几类任务(参见表3－1，但并不仅限于此)的标准化分类法。

比较典型的是，第1、3、4项任务成本最为昂贵，但是在诉讼的情形下，美国的诉讼成本很容易就达到成百上千万美元。然而，在中国，专利诉讼成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与美国相比，其成本远低于美国。

表3－1　标准化任务的类别

来源:Ernst 2010a:9.

重大判决(或和解)金额通常涉及3 000万－1.57亿人民币。重大案件通常是中国国内公司起诉国外公司，仅有一起案例是国外公司起诉中国国内公司(涉及外观设计专利使用问题)。^[24]

能力背景

关于能力背景，笔者建议对两种国家进行区分。A类国家(“创新者”)，其标准化的历史久远，在标准化组织中具备已获证实了的成功运营标准的能力，拥有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生产和创新系统以及积累知识和知识产权的较为广泛的基础。在A类国家，法律和政策关心的基本点是保护知识产权，而标准的“开放”则让位于知识产权保护。

另一方面，C类国家(“世界工厂”)作为标准化的相对后来者，仍需要学习如何在标准化的组织中成功运作这些标准。更重要的是，C类国家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建立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生产和创新系统，以及积累知识和知识产权的较为广泛的基础。在C类国家，法律和政策聚焦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内生于扩散知识产权的知识的扩散。标准化被视为利于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平台。

标准化战略

原则上，国家和公司可选择表3－2中所描述的下列标准化战略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表3－2　标准化战略

A类国家及其领导型公司倾向于选择作为标准的领导者或共同制定者的战略，而C类国家及其领导型公司将其初始重点放在搭便车者或快速跟随者的标准化战略上。

分析: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笔者在访谈中国企业时，也使用了上述框架。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可以重点分析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企业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影响。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还需要分析标准化的任务、能力和战略对成本的影响。

对搭便车者来说，例如深圳的非法“山寨”手机的装配商，无处不在的全球化给其带来了许多新机会;因为装配商可以使用专门设计芯片公司的现成芯片，如中国台湾联发技术(MediaTek)生产的现成芯片来大量低成本地制造模仿iPhone和谷歌安卓手机的智能手机的仿制品。然而，尽管这能使深圳的一些生产商有所发展，但是这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对于快速跟随者来说，日趋增加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全球工业领先者所收取的关键专利许可费上涨。事实上，中国的生产者陷入了一个“专利陷阱”:他们销售得越多，就需要支付越多的许可费。MoST的研究表明，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企业向外国专利持有人支付的专利许可费占每台手机售价的20%－40%、每台电脑的30%以及每一CNC机床工具的20%－40%。^[25]这就导致了国内附加值变低。依据亚瑟·克鲁伯(Arthur Kroeber)的观点，“……估计中国所拥有的价格份额通常约为各产品价格的10%－15%，价值的绝大部分都被跨国公司的亚洲分包商而非国内企业所攫取。”^[26]

此外，由于快速跟随者现在需要更为频繁地加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联盟和标准制定组织中，会员费和运输成本也可能会有所增加。诉讼成本也会增加，反映出涉及此类法律冲突风险增加的可能性。然而，设备和程序的进步也会显著地降低成本，例如测试、一致性评估和认证等。

然而，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泛全球化的世界中，始终作为一个快速跟随者已经不再是一个吸引人的选择。因为快速跟随者面临着快速增加的许可费、中国企业可能被迫进入一个“获利性很低”的陷阱。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早晚需要提升其能力，并成为国际标准的共同制定者。在这个阶段，中国企业特别容易受到日渐增加的复杂性的影响。

作为国际标准的共同制定者，中国企业急需大力提升和增加参与到正式的标准制定组织和非正式的私人标准联盟的制定标准的活动中。对中国企业而言，进入这些组织密切相联的圈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工程师才开始加入国际标准专家的非正式前沿团体网络中。跨越这个障碍的一个方法就是招募一些国际标准团体中声誉显著、备受尊重的外国工程师。

准确地说，中国的领先电子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正试图这样做。^[27]然而，该战略所耗成本极高，不仅需向外国专家支付高额的工资，还需要调整华为自己的管理实践或惯例。^[28]至今，华为已是超过120个国际标准组织的会员，并且在最重要的一些组织内，该公司占有148个领导位置，比如国际电信联盟(ITU)、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织(IETF)、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3GPP)、微波存取全球互通论坛(WiMAX论坛)、开放移动联盟(OMA)、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世界无线通信解决方案联盟(ATIS)和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等。此外，华为还是OMA，IEEE，ATIS，IETF和WiMAX论坛的理事会成员。

为理解中国企业需要支付哪些成本才可建立其在有关组织中领导者的地位，我们以华为在IETF(该组织通过和万维网联盟—W3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的紧密合作来制定和推动互联网标准的发展)中担任的重要角色为例来说明。^[29]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内，华为就从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外人转变为现在在IETF拥有21个领导席位，在传输和路由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占据两个理事名额，^[30]在IETF工作组中占据4个席位和6个联合席位，并且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监管因特网的技术和工程发展。

中国能应对复杂性带来的挑战吗?

中国应对日趋增加的复杂性的能力受到源于其自身标准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实质限制。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受到了大量的外部限制。如彼得·德拉霍斯(Peter Drahos)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现存的知识产权和标准的国际制度反映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相当一小部分公司和商业组织的利益。^[31]后来者有不同的需求和制度、能力和商业模式，但是现存的制度并未体现出后来者的利益。这就反映了在全球知识经济中重大的治理鸿沟(Ernst and Hart 2008)。调整现存的规则和程序的尝试成本高、矛盾多、耗时长，并且面临着既存的全球产业领先者的阻碍。

中国应对日趋增加的复杂性同样也受到内部阻碍，这体现在政府为中心的标准化战略下可能的限制。如同卡尔·卡捷尔(Carl Cargill)在其前沿研究“信息技术标准化”中所述，规制标准“是沉重的，就像一台重型卡车，很难启动和控制方向，需要大批的人员来保障其运行，并且似乎是要耗尽全力才能使其运行——一旦开始运行，通常又很难让它们停下”(1989:18)。

随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变化速度的加快，“挑选胜者”以及推动国内竞争优胜者胜出的企图可能很容易失败或被超越。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中心型标准制度并不利于开放标准的形成，并有可能限制灵活性以及学习能力，特别是向国外知识源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一点外，第二章所述的机构间的竞争也增加了一些负面影响。

像以前其他的后来者一样，中国决心快速提高授予专利和发布标准的数量。这种注重数量参数的做法在一开始有点道理，但这种战略无法应对通过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增加而引发的标准和创新政策所提出的挑战。追求数量成就不能以不仔细考虑质量参数为代价，比如不考虑决定标准成功实施机率的特定专利和因素的重要性或根本性。

换句话说，中国面临着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后来者，中国需要一个相对容易实施的简单的战略目标，以助于其在很短时间内更容易地调动各种资源、全面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但简单化的战略目标并不切合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形势发展以及伴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所带来的快速变化。

在全球企业网络将国内生产和创新体系进行跨部门和跨地域一体化的情形下，中国显然需要重新考虑其创新和标准政策的一些基本假设。特别是在创新行为主体和创新来源在空间上被分割，及产品仅在单一区域生产的情况下，如何衡量自主创新——这一中国创新政策的核心概念。

另外一个基本挑战是如何界定国家公共政策的适当作用。在全球化变得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的自身限制有哪些?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和其企业的利益是否一致，是否有是否存在实质上的冲突?^[32]通过提高生产率创新的竞争是主要目标吗?——这个目标在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显示其局限性前已几乎成为所有人的信念——基本目标就是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福利吗?

从根本上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技术、商业组织、市场构架和法律规则迅速变化的前提下，如何协调不同地域的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经常有分歧的利益。^[33]这意味着中国的标准化战略覆盖的内容不仅仅是标准的发展，即还包括潜在技术的发展、经过谈判的标准规格的发展、支持测试和一致性评估的基础设施的发展等。同样重要的是标准实施的政策和战略。

简言之，为应对全球化和日渐增长的复杂性，中国的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需要调整。成功的关键在于融灵活的适应能力与对政策决定非预期副作用进行及时修正于一体的战略之中。较强的灵活性能够使更多的国内外利益相关者进入标准化制定过程中，并能协调各方经常发生的利益冲突。中国的标准制度需要从纯粹的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的模式向更为分散的、以市场为驱动力的模式进行转变。

【注释】

[1]参见Ernst 2009a，更深入的分析请参见Ernst 2011a.

[2]Cowhey et al.2009。Peter Cowhey是美国贸易代表(USTR)的前资深顾问。

[3]Arthur 2009;Lester and Piore 2004;Ernst 2005;and Hildrum et al.2011。

[4]关于这些新芯片设计方法影响的经济学分析，请参见Ernst 2005a。

[5]在开放世界(Open world)2010会议上，Larry Ellison(甲骨文公司的CEO)说:“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收购芯片公司。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电脑芯片的基础知识产权。”引自A.Ricadela和I. King，“甲骨文公司正计划收购芯片制造商、特殊产业的软件，”Bloomberg.com，2010年9月23日。

[6]根据欧洲专利局的研究，“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是指“多个上游专利，这些专利中的权利重叠可能会阻碍产品或程序的商业化”。公司利用“专利丛林”来“……保护技术，或防止其他方研究其发明或将其发明商业化”(欧洲专利局2007:17)。

[7]电力行业发展缓慢，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复杂的监管环境，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所有权极为分散的结构。另一方面，整合电网的信息硬件和软件的供应商都来自快速发展的ICT产业，在ICT产业中利润取决于速度和专利战略。

[8]Bob Gohn，senior analyst at Pike Research，引自T.Harbert，“The Not-so-smart-Grid，”EDN，2010年5月25日，1，2，at http://www.edn.com/article/print/509094-The_not_so_smart_grid.php，2010年6月1日访问。

[9]关键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不可能在不遵守既有标准的前提下侵犯特定专利。

[10]与智能电话公司的保密性访谈。

[11]P.Marsh，“世界的奇迹带来利益和风险，”金融时代，2010年6月11日，7.关于亚洲ICT产业的多层次全球生产网络的详细的案例分析，请参见Ernst 2004。

[12]如关于芯片设计标准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分析，请参见Ernst 2005b。

[13]Peter J.Katzenstein(2005:13)所强调的，有必要对“国际化”和“全球化”进行区分，“国际化”指既存的参与者之间既存的经济交易，而“全球化”更为强调“新的参与者的出现以及全球体系的新关系”。

[14]与Paul Volcker的访谈，Financial Times，2009年11月12日，7.

[15]BIS数据引自G．Tett，“Asia Pulls Strings Behind Scenes as Eurozone Does Bank Test U－Turn”，金融时代，2010年7月15日，关于美国领导力受到销蚀的其他表现，请参见Tay 2010。

[16]S．Roach，“The New Lesson for Resilient Asia，”金融时代，2010年6月9日。

[17]Joseph Hsu，MSI主席，引自金融时代，2010年6月7日。

[18]华为的公司报告，2010年5月5日。

[19]如第二章所示，如何走出“专利许可费陷阱”对于中国标准化战略是一项重要的激励因素。

[20]德勤，“Technology Firms Risk Losing Advantages as China's Influence on Global Standards Reaches Critical Levels，”2004年8月，引自A.Updegrove，“The Yin and Yang of China＇s Trade Strategy，”Standards Today，2005年4月，网址http://www.consortiuminfo.org/bulletins/pdf/apr05/feature.pdf，访问日期2010年6月10日。

[21]数据来源于Fairfield Resources International，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Darien的美国公司，该公司帮助客户(如诺基亚和IT)评估和许可专利。

[22]关于最新发展，请参见第五章关于中国AVS标准的案例分析。

[23]参见本书最后的访谈列表。

[24]2010年4月8日与IBM国际知识产权资深顾问张艳的访谈。

[25]MoST数据引自2006年5月16日的《中国日报》。

[26]Kroeber 2007:37，38.一位被访者预估，对于中国出口的电脑来说，中国装配商利润平均不超过出口价格的2.5%－5.0%。

[27]关于华为创新战略的案例分析，请参见Ernst 2008。

[28]华为于2010年5月4日通过邮件提供的材料。关于华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及其影响的分析，请参见Ernst 2011b。

[29]万维网联盟(W3C)是万维网的主要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包括不同国内标准组织的代表)，其旨在颁布世界性专有工业和商业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一个非盈利的非政府的国际标准组织，其为所有电气、电子及相关技术制定和发布国际标准。

[30]区域主席(Ads)的职责是制定IETF工作组的议程，参与互联网工程指导组(IESG)(IESG负责作为IETF活动的技术支持以及网络标准化进程)。然而，区域主席的权利也受到限制，若区域主席的“子项目”会对IETF的其他协议产生负面影响，则该子项目就不会被纳入标准化的程序中，此外，区域主席的“小缺陷”不能无限制地阻碍某些事情(Hoffman 2009:4)。

[31]例如，Drahos and Braithwaite 2002;Yu 2009;Karachalios 2010;and Li and An 2009。

[32]例如，Ralph E.Gomory(IBM技术部门前副主席、Alfred P.Sloan基金名誉主席)于2009年3月24日对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所述，美国劳工市场的分水岭体现了“美国很多跨国企业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不一致”。

[33]关于此点的分析请参见Garcia et a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