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国宋代的时候，有一位神童，名叫汪洙。他九岁就能写诗，并因此闻名乡里。有一天，汪洙出来放鹅，恰巧路过当时士人读书的地方——学宫，他看到宫殿如此破败，心中很是感慨，就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门徒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多少公卿从此出，谁人肯把俸钱修。”他的寓意很明了，士人们在此读书学习，接受老师的教导，最终位列公卿，荣耀无比，可是却没有人回过头来，出资修缮一下自己的“发迹”之地，致使学宫如此落败。

过了没几天，这首诗便被当时的知府发现了，当即命人把题诗者请到府衙。汪洙家里穷，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所以知府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知府也曾听过“神童”的名号，便问他：“你就是神童吗？为什么穿得如此破旧？”汪洙应声答道：“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知府一听，呵！不得了，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大的口气，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事实证明，知府所料不差。虽然汪洙考了许多次才中进士，但是他的诗作却流传越来越广，最为著名的就是《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这些我们今天仍耳熟能详的诗句便出自汪洙之手。

也许你会产生疑问，黄如论和汪洙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汪洙是宋代人，黄如论是现代人；汪洙是浙江人，黄如论是福建人；汪洙是文人，黄如论是商人……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

然而，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始终坚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1951年，新中国成立刚刚两年的时间，百废待兴。也就是在这一年，黄如论降生在福建省连江县的一户普通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学填表的时候是贫农”。对连江县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连江不仅是有名的“建筑之乡”，还是出了名的“华侨之乡”。这个深山里的小县城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华侨，就是因为，在这里想要生存下去，真是太难了。

虽然黄如论的家乡马鼻乡辰山村是个背山面湖的风水宝地，可是没有土地却成了当地人最头疼的问题。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无异于大海之于渔民，深山之于猎户。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当地人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寻找发财之路。这也是连江县为什么可以成为华侨之乡的重要原因；二是到福州打工，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农民工”，靠为官家和有钱人修建房屋赚钱，这也是连江县成为建筑之乡的原因；三是留在家中，靠种田或打鱼为生。黄如论的父辈就是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可是，“平生志气高”的黄如论却不想走和父辈们一样的路，“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农民家庭里，但这并不决定我永远受穷、没有发迹的时候”。

农村的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走出去，而要走出去就必须先读书。1958年，当中国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时候，黄如论也背上书包走进了学堂。少年时代的黄如论，嗜书如命，即便是后来因为家庭贫困的原因上不起学，他也想方设法去学习。也许有人觉得，为什么每次涉及成功人物的童年生活时，总有上不起学却仍然勤学不辍的“桥段”？难道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还是为了故意给人们制造一种“少年时代便与众不同”的假象？

不可否认，在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人们都有将其“神圣化”的倾向。假如你家的电视机屏幕坏了，可你仍然像听广播一样“看”电视，等许多年后，你功成名就了，有人为你立传时，他也有可能对此大书特书，说你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不忘学习，不忘通过电视了解时事。但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毕竟是少数，即便存在，也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撇开事情的真实性不谈，这一惯有“桥段”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善于学习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品质。

对于黄如论来说，学习是重要的，而学习的场所、环境、方式则是次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学习的内容也是次要的。美国著名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只受过四年小学教育便中途辍学打工，可是他却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富豪。福特在世时，有许多瞧不起他的人在报纸上公开发文，嘲笑他“不学无术”。这使得福特极为恼火，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审判时，报纸所请的律师为了证明他们的报道是正确的，就向福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英国在1767年派了多少军队前往殖民地镇压叛变”之类。福特直言不讳地回答：“我不知道。”最后，律师们这些无聊之极的问题触怒了福特，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大声问道：“如果你希望我回答刚才那些愚蠢的问题，那么我告诉你，我办公桌上有一排按钮，我只要按下其中的一个，就可以召来各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但能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且还能回答你们连问都不敢问的问题。现在，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必要在脑子里记住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以便应付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出的这种愚蠢的提问呢？”律师们哑口无言，结果当然是福特胜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的内容也是次要的。

黄如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时读不起书，我的学习方式就是听评书、听故事、看图书、看闽戏等，这些也让我懂得了做好人、有好报的道理。”学习的场所不重要、方式不重要，甚至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确立了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商即做人”，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企业家的共识，商业上的技巧只能让人一时获利，而要真正成为商场中的风云人物，成为商界翘楚，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黄如论曾经多次提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这一身份定位让他具备两样东西：一是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渴望；二是农民的质朴、善良与纯真，是农民的可贵品质。

对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开始时，黄如论年仅15岁。由于出身成分较好，他理所应当地成了“红卫兵”。也就是在“文革”中，黄如论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文凭”——由“社会大学”颁发的“学士证书”。

在“文革”中，他得以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那富有生命力的军事辩证法，这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好学，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他都能从这些生活的点滴中获得感悟、获取知识。“‘文化大革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文化，因为我跟随的造反派组织成员都是厅处级干部、老红军、老革命，我在他们的身边，学到了怎么为人处世，也学到了怎么写文章。”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过了一年，他就由革命者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仅仅一年之隔，黄如论的遭遇便发生了如此巨变，这让他真正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社会中的人。在“文革”中，他戴过红花，挨过批斗，他忽然觉得“中国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绝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左右了的”，心生倦意的黄如论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了一位民办教师。

在家乡，他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方守金。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最终决定结婚。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中国人都是好“面子”的，谁也不能例外。可就当黄如论的亲人朋友用节省下来的肉票、糖果票、点心票为他举办婚礼时，他却被当时公社的当权者抓进了“小黑屋”——理由很简单：结婚大办酒席，有资产阶级思想。新婚之夜，就在朋友们兴高采烈地为他这一生中最大的事忙碌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接受审查，交代资产阶级思想。“几经思索，我萌生了经商的念头。目的就是一个：赚钱，改变过穷日子的家风！”

“穷则思变”，在那个人人都穷的年代，在那个想要“变”就会被“审查”的年代，“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的黄如论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求富之路。穷是现状，变是结果，中间的桥梁就是“思”。思考之于人类的意义，无须我们多做注解，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就是最好的注解。

“思”是一个过程，有过程就必然会有结果。“思”的过程可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终归要回到现实、回到当下，在取舍之间做出选择。选择，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放弃。“舍得”的智慧就是在思索中降生的。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在那个知识分子迷茫而又彷徨的年代，黄如论没有选择听从“神明”的指引，也没有选择听从长者的规劝，而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从心之所欲，即是正道！

当他真正决心投身商界的时候，作为“农民的儿子”那种与生俱来的淳朴品质，又成了助推他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正如黄如论在多年之后回忆自己的创业之路时所说：“我认为我成功就是因为不欺人、不骗人、不哄人、不诈人、不害人，而这些品质是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