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布道者

熟悉刘长乐的人都知道，他曾有过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的传奇经历。他更是以此自诩：“农工兵学商一样不少”。1970年，已经在兰州制药厂工作的刘长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选择了入伍。由于近视，他只好当了一个“后门兵”，可是，他却没有选择当时最热门的文艺兵，而是去了野战军40军工兵一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抢险救灾，这就是工兵最主要的任务。因此，20多岁的刘长乐参加了营口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抢险救灾工作。也正是在地震灾区，刘长乐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死亡，面对灾害，他渐渐懂得了自己这个小军官身上所背负的责任。这段军旅生涯对刘长乐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苦为荣、苦中作乐成了他所追求的心灵境界。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刘长乐由于嗓门大，思维流畅，语速快，很快便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刘氏播报法”。因为出色的表现他也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晋升为高级管理人员。可就在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下海经商。

1988年，刘长乐辞去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管理职位，移居海外，开始从事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等事业。尽管如此，在刘长乐的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过做新闻的梦想，因而在自己的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他选择了成立凤凰卫视。虽然刘长乐名下的产业除了凤凰卫视之外还有很多，可是他却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凤凰卫视的运作中。他甚至脱离了一线管理，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新闻人，整合信息，调整栏目，忙得不亦乐乎。

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净空法师曾问观众，现在的世界什么东西对人的影响最大？台下一阵议论后，法师说，有两种人对人的影响最大，一种是政治家，另外一种就是传媒人。而刘长乐作为一个传媒人，自然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2011年一本名为《501个疯子》的书引起社会热议，许多人可能纳闷，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为什么名字这么怪？可是听过刘长乐演讲的人，或许不陌生，因为刘长乐常说，“凤凰卫视，这是1个疯子和500个疯子的故事”。这本名为《501个疯子》的图书，便是凤凰“疯子”们逸闻逸事的大集合。

说起“疯子”，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整天情绪高昂，过度活跃，精力过剩而头脑又不太清楚的人。凤凰卫视有一批“疯子”，就是因为他们永远被自己的激情燃烧着，对重大新闻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一走进演播室或者新闻现场就情绪高昂，有时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反而自我陶醉，乐在其中。在这“501个疯子”中，刘长乐无疑是“疯子”头儿，因为他自己就对新闻有着天生的敏感，对新闻工作有着与生俱来的热情。可是，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疯”，力量实在有限，最好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疯”，这样才能成气候。

于是，他一手创办了凤凰卫视，目的就是把那些热衷于传媒事业，而又有责任心、正义感的传媒“疯子”们集合起来，一起“发疯”。对此，凤凰卫视的副台长吴小莉曾形象地说：“刘老板就好比种了一棵梧桐树，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有空气、水、阳光，等待一只一只凤凰飞来。他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环境。我们凤凰聚集的都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有理想、有激情、想为世界做些什么的人。”

凤飞四海，非梧桐不栖。刘长乐创办的凤凰卫视，无疑是这些凤凰（他们自嘲为“疯子”）栖息的地方。吴小莉、鲁豫、许戈辉……凤凰卫视这棵梧桐木上栖息的凤凰，不可胜数。不仅如此，他还对有潜质的人量体裁衣，制造“凤凰”。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原来都是默默无闻的文人，在刘长乐的发掘下，都成了电视上的“名嘴”。杨锦麟曾被自己的朋友打趣说：“老杨读报，吓人一跳，普通话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或许老杨的外形确实不太适合当主持人，可是刘长乐却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在众多媒体电视极力发掘俊男靓女的视觉价值时，他却发现了这些文人身上的思想价值。

梧桐种好了，凤凰引来了，只是把这些有才能的人聚集到一起还不够，身为一个传媒人，还应该有自己的准则和操守。哪些事情是必须报的，哪些事情是不能播的，哪些事情是应该深入发掘的，哪些事情是可以浅尝辄止的，这个不能手把手地教，尤其是刘长乐这样的头头，更不可能事无巨细。但是，凤凰卫视却形成了一种优良的传统，无论是制作节目，还是现场直播，主持人、评论员和记者总能发现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总能恰到好处地把这些事件呈现给观众，这背后刘长乐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刘长乐在与星云大师对话时，曾谈到如何知止的问题。老子曾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凤凰卫视作为一个传媒机构，更是以大众和官方都比较敏感的时事新闻作为重头戏，自然要把握好分寸。对此，刘长乐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是不是一看到别人设围墙，我们就失望离去呢？是不是一看到拒绝的面孔，我们就避之不及呢？是不是永远要用别人的标准来丈量自己？是不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呢？怎样而止，我们才不会自缚手足，或者无法无天？怎样而止，我们才能既保持快速发展，又保持社会公平、人心趋安？”作为新闻媒体，是不是看见人家关上大门，记者就要掉头回撤呢？是不是人家塞上一个红包，就把自己的职业操守抛之脑后呢？是不是封锁现场之后，就无计可施，只能等待官方的公告呢？“如果我们每一次采访都要见‘止’就‘止’的话，可能永远无法看到真相，那要我们媒体何用？”

显然，身为一个传媒人，刘长乐是把真实放在第一位的，是把真相放在第一位的。然而，这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事件都原原本本地复制给观众，媒体人还要把关，还要取舍。他最后用四个字来总结媒体的取舍准则——止于至善。“你要判断一下，你在做的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意义，目的是不是纯善，方法是不是合乎人道。如果你以善良的心做事，就一定能判断出这些行为的后果：你要做的是对公众有帮助的事情，还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手中的‘武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别人的生活和健康。”

这就是刘长乐身为一个传媒人所做的——不仅为那些怀有梦想、想要为社会做点实事的传媒人打造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更将至善的理念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明白媒体人的操守和原则。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媒体人的职责，而是一个媒体开拓者、领路者的职责，是一个媒体领导者的职责。

刘长乐是一个传媒人，同时也是一个佛教徒。他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要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懂得佛教。星云大师曾说过：在中国，佛教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上智”的人研究佛学，但可能不信仰；“下愚”的人拜佛求佛，但又不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前者把佛学当成了学术，后者把佛学当成了迷信。刘长乐之所以利用凤凰卫视大力弘扬佛教，就是希望能把佛法应用在生活里，提升普通人生命的意义。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刘长乐就与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合作，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数码技术储存佛教资料，通过图片、音频、视频、文字等方式将古老而抽象的理念形象化，让人们更加直观方便地了解佛教文化，可以说是一大功绩。现在这部分资料已经全部转入了凤凰网。凤凰卫视开播后，他便借助电视的力量来“弘法”，对两岸三地佛教界的重要活动，都会进行大篇幅的报道。

十多年来，凤凰卫视先后直播了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以及佛指舍利到台湾、佛牙舍利来港等活动。2002年，台湾佛教界从西安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到台湾全岛各地供奉，凤凰卫视全程直播，见证了万人空巷、至诚顶礼的场面；2004年，香港佛教界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凤凰卫视再次全程跟踪报道。对于凤凰卫视花费巨资和人力拍摄的法门寺20件国宝的影像资料，他无条件免费提供给媒体使用；2008年，刘长乐又与星云大师联合推出《包容的智慧》一书，试图给现代人以精神上的指引，为推动社会和谐献计献策；2010年，《包容的智慧Ⅱ：修好这颗心》出版，再次引起学佛热潮……

刘长乐曾说：“佛教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尤其是汉传佛教在两岸三地都有着完全相同的声音、完全相同的感情。而凤凰在两岸三地、在全球华人中间所追求的是求同存异，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宣传的东西。”通过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看作了一个佛教的“布道者”，他倾己所能，宣扬佛教经义，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信仰佛教，通过佛教来联系全球华人，来净化人心，共建和谐。“佛是讲弃恶从善的，是讲以和为贵的；佛是讲温暖人间的，讲慈悲为怀的。”正是因为对佛教文化的向善性以及感召力的清晰认识，刘长乐才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佛教事业，才会以佛教为纽带连接全球华人。

传媒人与布道者，一个传播的是事实，一个宣扬的是教义，刘长乐却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自己“传媒智者”和“佛商”的美誉，也成就了凤凰传媒和中国佛教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