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和探索作为中间解释机制或调节因素

5．3．3　第三类研究：利用和探索作为中间解释机制或调节因素

Rowley，Behrens ＆ Krackhardt（2000）以钢铁产业和半导体产业为例，把利用和探索作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了强、弱联结在不同产业情景下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差异。钢铁产业被认为是更多利用现有知识的相对稳定的行业，而半导体产业被看作需要进行更多探索性活动的动态性很高的行业。其研究的基本结论是：①当环境对利用性知识要求较高时，强联结和组织绩效正相关；当环境对探索性知识要求很高时，强联结和组织绩效负相关，但弱联结和组织绩效正相关；②当环境对探索性知识要求很高时，网络联结密度与组织绩效负相关；换句话说，高度紧密的强联结网络非常适合于进行渐进创新，而不大适合根本创新。因此强联结对钢铁企业的绩效更有促进作用，而半导体企业构建弱联结的网络结构则是更优的选择。

Lazer ＆ Friedman（2007）提出了探索和利用的网络结构，并用仿真的方法进行了实证。他们用联结密度和平均路径长度来刻画网络结构，联结密度低、平均路径长的线性网络代表了低效的网络，全面联结网络联结密度高、平均路径短代表高效的网络。研究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网络（efficient network）推动了信息扩散，从而更有利于组织的短期绩效；但是这种网络降低了信息多元性，从而损害了组织的长期绩效。而低效率的网络因为更具有多元性，所以更有利于探索性活动，从而更有利于企业长期对解决方案的搜索。研究还证明了联结度（connectedness）和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关系：过低或过高的联结度的组织绩效都很低，中等水平联结度的组织绩效最高。

Koka ＆ Prescott（2008）提出了网络不同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探索和利用是中介解释机制。研究认为，网络中心位置因为能获取冗余的信息有利于焦点企业的利用性学习，网络中介位置因为能获取异质信息则有利于焦点企业的探索性学习。在动荡环境中，企业更需要探索性学习来促进组织绩效，因此网络中介位置更有利；如果企业采取分析型战略而不是防御型战略，那么两种位置都能带来更高的绩效。

Tiwana（2008）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他把网络联结分为强联结与桥联结，分别考察它们及它们共同对知识整合及联盟双元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强联结和桥联结的组合对知识整合具有最佳作用。

综观上述18篇文献研究，本研究发现：

（1）把探索和利用作为自变量的共有7篇、作为结果变量的有7篇（Vanha-verbeke，Gilsing ＆ Duysters，2005；Schildt，Maula ＆ Keil，2005；蔡宁和潘松挺，2008；Nooteboom，Gilsing，Vanhaverbeke，et al．，2006；Lavie ＆ Rosenkopf，2006a；Lin，Yang ＆ Demirkan，2007；Dittrich，Duysters ＆ de Man，2007a）、作为中间解释机制的3篇（Lazer ＆ Friedman，2007；Koka ＆ Prescott，2008；Tiwanan，2008）、作为调节机制的1篇（Rowley，Behrens ＆ Krackhardt，2000）。

（2）在18篇文献中，有9篇是在Koza ＆ Lewin（1998）提出的根据企业进入联盟的动机来区分探索性联盟（或网络、战略）和利用性联盟（或网络、战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只有l篇Lavie ＆ Rosenkopf（2006a）是从“职能域”、“结构域”和“属性域”来识别探索和利用的平衡模式。

（3）在18篇文献中，把探索和利用看作学习过程的共有13篇，4篇作为创新结果（蔡宁和潘松挺，2008；Schildt，Maula ＆ Keil，2005；Vanhaverbeke，Gilsing ＆ Duysters，2005；Nooteboom，Gilsing，Vanhaverbeke，et al．，2006），1篇是作为环境因素（Rowley，Behrens ＆ Krackhardt，2000）。

（4）在研究方法上，有4篇采用的是纵向单案例研究（蔡宁和潘松挺，2008；Gilsing ＆ Nooteboom，2006；Dittrich ＆ Duysters，2007a；Dittrich，Duysters ＆ de Man，2007b），有1篇采用仿真模拟（Lazer ＆ Friedman，2007），有1篇同时采用模拟仿真和多元回归（Lin，Yang ＆ Demirkan，2007），其余采用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

（5）在数据采集上，其中7篇使用联盟数据，3篇使用专利数据，2篇使用问卷调查数据，4篇采用单个案例，2篇采用仿真数据。

因此，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1）绝大多数研究是把探索和利用看成是创新过程而不是创新结果，这再次证明了从创新过程来研究两类学习的合理性；（2）考察网络因素对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影响的研究只有7篇（蔡宁和潘松挺，2008；Lavie ＆ Rosenkopf，2006a；Lin，Yang ＆ Demirkan，2007；Lazer ＆ Friedman，2007；Koka ＆ Prescott，2008；Vanhaverbeke，Gilsing ＆ Duysters，2005；Nooteboom，Gilsing，Vanhaverbeke，et al．，2006），因此还缺乏把网络作为前因探讨其对探索和利用影响的研究，其余是从联盟角度把探索和利用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3）18篇代表性实证文献中，只有1篇是国内的研究，而且采用的还是案例研究方法，表明国内在该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相当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