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家的政治行为

资源与机会是创业的关键要素，任何一个创业家都不会忽视政治能够带来的发展机遇。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企业与政治的结合仍然是理性的选择。在中国，创业家与政治之间更是有很多故事。理性的经济学思想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创业家们对政治的复杂感情，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创业家在希望与政府合作换取企业发展机会的同时，表达个人的政治理想是另一个强烈的追求。古希腊著名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如果个人脱离了“至高无上而又无所不包的联盟”，“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这一点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业家群体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企业的政治行为最终是由个体去完成的，但企业参与政治与创业家本人对政治的参与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将分析的视角建立在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时候，似乎一切行为都可以运用经济学理性的思维去考察，但对于个体而言，参与政治有比经济利益更多样化的要求。或许不能将创业家纯粹个人的政治热情同我们要探讨的创业问题联系起来，但两者的确是难以进行严格的区分，企业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业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个体的政治表现也将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

现代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在政治参与实践上，普遍主张选择制度化的、目标明确的参与方式，即在现行法律和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规范的、有序的合法参与。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参与的原则、取向、程序和行为已经取得政治系统的认可，其政治参与实践是在现有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规范运作。如参加社会团体、加入政党或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某社会团体中担任一定的职务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由于我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些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致使部分私营企业主或者是没机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是合法性参与不能满足其利益诉求，或者是合法性参与成本太高等等，造成了个别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表现出很强的非法性参与（指现行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参与行为）趋势。主要表现在：利用制度漏洞和个别官员的腐败，通过贿赂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人员；通过拉拢腐蚀政府官员用金钱支配国家权力，干扰政府决策；通过散布一些不实的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来谋求其不当的利益要求等等。这种参与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因而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破坏也比较大。^［9］

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表演手段，创业家政治行为依据其接近政治权力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非公党建、获取政治身份、非正式参与。

第一，非公党建

在国有、集体、联合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资经济，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简称“非公党建”。

由于民营经济属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经济形式，虽然在80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其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及时确认，所以民营企业中的党建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据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中已建立党组织的仅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5％。直到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才逐渐提上日程。2000年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发表谈话：“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的思想认识要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党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在新形势下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需要。”^［10］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组发［2000］14号），提出“凡是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人数在3名以上、50名以下的，应建立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可就近与其他组织中的党员建立联合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或接近50名、100名的，可分别建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的基层委员会。”

非公党建工作最初是由政党为主导推行下来的，或者说是一厢情愿。从图表6-3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家对非公党建工作存在诸多顾虑。

民营企业家们对非公党建工作的反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具有公有制企业管理经历或从政经历的群体更能接受非公党建工作，而且能将企业市场行为与党建工作进行比较好的结合。宁波通用公司的创始人张宝法年过花甲，说起他的坎坷人生，没有人不扼腕唏嘘。他12岁丧父，20岁蒙冤入狱，一关就是21年。他从大牢里出来后只有两个愿望，一是找个媳妇过日子，一是入党。他说，“阶级斗争”把他变成鬼，改革开放让他成长为企业家。他率先成立了党支部，打报告给区委要求派一名专职的副书记。他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离开党的领导就像瞎子走路看不到前途。通用共有300多人，却有党员40多人。他还创办了党校，加紧培养和发展新党员。宁波贝发集团党委书记郑之耀，曾在大西北多个单位、企业担任党委书记。问及民企党委和国企党委有何不同，他说，关键是找准定位。民企党委不必事事出头露面。他形象地把民企党组织比做“墙中柱子，暗起作用”。具体说来就是帮助企业家思考的“顾问”，规划决策的“参谋”，组织实施中的“助手”，疏理协调中的“政委”，员工合法权益的“卫士”。神力集团党委定位自己“帮助、促进、监督、协调”。他们都把党建工作重点放在增强职工凝聚力，推进企业二次创业上。正泰集团党委在党员和职工中开展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推动创办学习型企业。利时集团党委创立利时福利基金会，关爱困难员工，引导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每月召开职工代表座谈会，给企业管理者打分，低于75分的管理者自动辞职。

图表6-3　民营企业家对非公党建的顾虑（来源：本章参考文献。^［3］第56页）

日本学者青木吕彦将制度视为一种博弈均衡，他认为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当参与人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11］非公党建可以被认为是党组织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博弈，只有当双方的意愿与力量实现均衡时，非公党建才能取得各方面满意的结果。企业的态度对于非公党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企业的支持，这项工作很难开展。所以，非公党建不可能仅仅是增加成本的事情，而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增长的。期望得到党政机关的支持、有助于宣传企业形象、利于企业内部管理是民营企业家能够主动接受非公党建的主要因素。与党政部门加强联系并不是企业党建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得到具体的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通过开展企业党建工作，能使企业更能得到上级党委、政府在政策上的指导和资金、技术、项目、信息等方面的帮助，是获得各种政治资源的有效途径。正如许多民营企业家被访者所认为，党组织是企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第二，获取政治身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共党员、中共党员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工商联会员、党政部门干部等政治身份对于创业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获取一定的政治身份也成为创业家进入类市场政治过程的有效途径。获取政治身份对于创业过程的意义是，通过加深政治接触与提高社会声望为创业争取相应的资源与机会，这两点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尤为重要。在中国金融业进入受到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12］

冯天丽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私营业主的政治资本对企业的接待能力有显著影响，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私营业主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13］根据高贤峰的调查，民营企业家认为获取政治身份最重要的作用是整合资源发展企业，参政议政的追求并不是主要的出发点，相关数据参见图表6-4。

＊缺失样本：11人；有效样本：189人

＊题目设计：您认为，政治身份的主要作用在哪些方面？（可多选）

图表6-4　政治身份的主要作用

政治纽带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企业家的政治纽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企业涉足政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企业可以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在发达国家中，企业家及其代理人通过竞选而成为议员，或者以利益集团游说的形式来确保企业的利益，是企业家们以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自身意图的重要途径。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权力大量介入市场行为的经济里，政治纽带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企业家政治纽带的作用大到能够帮助企业进入一些受管制的领域，小到能够用来帮助解决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在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身份甚至成为保护投资者的替代机制。

处理好同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在与各方面互动中寻找发展机遇与动力，这是创业过程的基本内容。政府是企业面对的最强力的利益相关者，也是最具有诱惑力的伙伴。政治身份是进入政治群落的重要凭证，同时政治身份也成为创业家在政治群落中展现自我的媒介。企业的发展模式必然要受到创业家身份改变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创业家借助于政治身份所获得的要远远大于其应当付出的，创业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与观众的期望相背离。这也是为什么当私营业主涌向政治舞台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原因之一。根据杨清的研究，^［14］目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活动基本上没有组织化行为，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们所扮演的政治参与角色只能是以个人身份与官员接触，其行为也只是个体型参与行为。这种参与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很小，相对于强大的政府来说，个体型政治参与所能产生的压力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很难真正影响政府行为。同时，个体型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往往是对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反应，一般缺乏一贯和明确的目标，参与者的诉求和姿态常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而摇摆不定。个体型参与行为涉及的政治参与层次必然比较低。因为，参与者往往只是围绕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意见，所试图影响的也多限于某一政府官员的意向或政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很少触及方向性、战略性的大政方针。

案例资料：天津选民联名罢免人大代表^［15］

“去年（2006年）12月30日，有人在《天津日报》上看到丁冰当选了河东区人大代表，晚上我们开会，有人情绪激动地提出，这样的人大代表称职么？”星河花园小区业委会委员、自称业委会“新闻发言人”的兰群向记者介绍，罢免动议提出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业主维权之所以步履维艰，两年多拿不到房产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丁冰身上依附了一些政治光环，因此维权必须从罢免其人大代表职务打开缺口。而业主们的物权诉求和政治权利应该是一致的，从经济纠纷到政治博弈，是业主维权水平和层次的提高。同时，罢免本身就是向开发商施加压力。另一种意见认为，业主维权可以直接找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向法院起诉，没有必要罢免其人大代表职务。“即使他的人大代表职务丢了，我们的房子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后来，业委会召集全体业主开会，通过举手表决，大部分业主同意罢免提议。然后我们将这个提议张贴在小区的公告栏里。其间，每个楼门长拿着罢免函和签名表到业主家里征求签名。共有317位业主在罢免提议上签名。”兰群回忆起当时的经过，把手一挥说：“整个过程，我们都录了像。后来经过核实，发现签名的业主中，有的名字不对，有的没有身份证号码，就给拿下来了，这样最后剩下196名签名的选民。”

“2月26日，我和三位委员一起将罢免函递交给了河东区人大。”屈存玺说话的声音很洪亮，并不时打着手势，“我是军人出身，特级飞行员，一直飞到60岁退休。退休后经济上还可以，我在业委会一分钱也不拿，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丁冰将未获得住宅商品房准住证的房产交付业主使用，违反了《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的规定，具有欺诈的性质。根据天津市实施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因此，我们认为，丁冰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当选河东区人大代表的条件，不能获得我们最起码的信任，我们有理由对他的道德品质表示怀疑。”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是值得期待的，但无论政治领域出现什么样的改革，创业者们需要承担名实相符的政治身份，这是符合社会期待的，也是符合创业规律的。

据高贤峰的研究，企业影响力及民营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官员的交往是其赢得政治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虽然有较为完备的政治参与通道，但因为民众对于参与政治的方式不了解，并且普遍缺乏主动参与政治的勇气，因此政府官员在民众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扮演导演者的角色，或者说是提名人。企业有影响力对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

＊缺失样本：11人，有效样本：189人

＊题目设计：您认为，要得到政治身份，主要取决于哪些方面的因素？（可多选）

图表6-5　民营企业家赢得政治身份的决定因素

在企业有一定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从事与政府有关联的活动逐步建立同官员的联系，进而借助于非正式的手段加强彼此的私人感情，在政府官员的提名之下，以正式的程式进入政治空间，这也就成了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的基本路径。但是，在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行业协会已经表现出不同于上述路径的特点。因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比较大，民众社会参与的热情与勇气更高，所以行业协会的建立及其活动带有更高的自主性。为了争取创业资源与机会是创业家进入政治圈的主要动因，而其背后则是政府对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薄弱又强化了政府在与企业对话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当经济与民主进程逐步提高与成熟，权力势必由集中走向分散，政治对于创业者的魅力会逐渐消褪或清晰，参与政治才会真正成为创业家梦想的延伸。

第三，非正式参与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群体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广泛存在着非制度化的互动规则和人际关系，李培林（1995）称之为社会潜网。^［16］它在一切现实的利益社会中都存在。这种潜网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效用互惠而达成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为解决交换中的纠纷而利用的更便利的手段。

王晓燕（2006）通过实证研究总结中小企业私营业主非正式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包括吸纳政府官员加盟企业、培育与政府高层的关系、与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政治接触、通过与海外公司合作对政府施加影响、建立与官员的共生关系、运用关系规避政府制定的法规等几种。^［17］非正式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化，综合各方面的总结与归纳，概括如下。

（1）培育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参与政府事务、增加与政府高级官员的接触机会、赠送礼物、贿赂、帮助政府官员提高政绩等对于获得政府官员的青睐具有重要的帮助。政府的官员及工作人员同样是为了个人的偏好在进行着一系列的理性决策，虽然道德以及其他宣教仍然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已经占据了主流，或者说表现得更加显露。官员与企业主们实际上是共生于一体的。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获取在博弈中的主动与利益是简单而且实用的方式。虽然创业者本人对于有些方式也十分厌倦，但在社会权力分布没有实现均衡的情况下，一般的感受并不能够带来伦理标准的变换。

（2）吸纳政府官员加盟企业

一部分私营企业通过直接吸纳政府官员加盟企业，利用官员们与政府各方面的联系，降低私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分享部分体制内的政治资源，进而影响地方政治。吸纳政府官员到私营企业工作，是私营企业主低成本政治参与的方式。他们通过吸收政府官员加盟企业，聘请政府官员当顾问，一次性获得政府官员们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资源，拥有了代言人，获得了政治上的保护和社会承认。因此，很多私营企业主通过在本公司内部安排一个关键的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官员，将与官员的关系深深嵌入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这样，公司可以利用这位官员的关系产生竞争优势，运用非正式关系获得丰富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从而使企业获得发展。

（3）扶持政治代言人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Money is the mother's milk of politics）。企业与政府人员个人发展的结合一直以来离我们似乎很遥远，然而近些年曝光的事件表明，企业凭借其经济实力逐渐渗透到政治选举的程序中，为官员的晋升提供支持，扶持能够为企业提供发展支持的政治代言人。

（4）调动社会力量

通过企业的力量，引起媒体、消费者群体、股东群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注，形成舆论导向，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在信息化时代，社会就如同一个没有盖子的湖泊，只要扔下一块石头，就会形成波浪与涟漪。国家法制化与民主化进程是保证这种方式能够发挥效果的重要力量。在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媒体公开的热点事件一旦成为舆论的焦点，任何暗箱操作都将被曝于光天化日。但对于创业者们，这种方式的运用是极具风险的。